世间从无上帝：丹·凯洛格在目睹世贸中心倒塌的一瞬间得出这一启示。他住在辛辛那提，那时刚好来纽约看望住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女儿。在女儿公寓顶楼可以眺望地势较低、不到一英里外的曼哈顿。站在她家露台上，想到整幢摩天大楼像一个姑娘突然脱掉丝绸睡袍一样剥去了它的外壳并轰然坍塌时，他还十分迷惑，弄不清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油烟从双子塔中不断冒出，而浓烟柱里飞舞着的无数片白纸板样的东西又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凶手是谁，这件事的目的又是什么。丹看不见下面的大地，只知道大地呻吟着喷出灰尘，他从远处望去，粉末状的东西呈蘑菇云形慢慢升腾起来。河那边传来尖利的警笛声，音调没有高低变化，也听不出特别紧急；周围成群的石头和玻璃建造的大厦哑口呆立，见证了这一事件。丹听到的是齐声呐喊吗？抗议的呼叫划破了沉默的天空——那是飘浮在如此惨相之上的歌剧似的人声？也许他只是将震荡轰鸣声人格化了？他意识到自己此刻看到的，都是全新尺度的事物——闪电战的规模，火山喷发的规模。倒塌后是明显的沉默；至少，有几秒钟他什么也没听到。他脚下有十层楼，太高了，无法让他明白自己所看到的。两个黑人停车场管理员在停车场入口处消磨时间，一人站着，一人坐在一把铝合金椅子上，在说些玩笑话。丹什么也听不到，所有那些声音可能都隔在平板玻璃屋顶之下或像是一场哑剧。管理员穿着短袖衬衫，但是，在这个九月的上午，夏天的雾霾在天上已被烤干，为秋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唯一的云是人造的——脏兮兮、周边一圈黄色的团团烟雾滚滚朝东飘移。丹无法相信双子塔就这样消失了。如此巨大复杂、如此设计精巧的笔直建筑，里面有那么多人、大部分还是年轻人的喧嚣繁忙场所怎么可能因自己的重量而土崩瓦解呢？并且还这么迅速、这么不经意？物质法则在起作用，这便是答案。在平静的苍穹之下这只是一桩小事。上帝之手没有干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只手。上帝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心，什么都没有。

那便是丹——六十四岁的新教圣公会教徒和遗产律师——迟来的认识，对于死了宠物的孩子，失去孩子的母亲，死于烽火绵绵的战争与瘟疫的成千上万的人而言，没有上帝。虽然自己，如同滚滚浓烟中飞升旋转的一块轻飘飘的长方形白板，在这个崭新的真相中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宇宙的冷漠与无动于衷这一发现令他无比激动。他最终加入了淡泊、坚忍的无神论人群。他终身都在反驳这种智慧，他祈祷，他逃避，他求助于俄亥俄州祖先的虔诚，求助于有创造力、轻松活泼的古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切斯特顿[切斯特顿：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多才多艺。]——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时读过——以求宽慰。但是，如果他是那座大厦里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它套筒式的平滑倒塌，释放出某种美，像被拍下的、色彩强化了的超新星大爆炸，昙花一现，而非永世万古——大厦在被挤压、粉碎、蒸发和倒塌之时，所有那些金属、混凝土的重量会不会轻一两，会不会犹疑百万分之一秒？

不。这伟大的“不”并非像宗教寓言里讲的那样，于黑暗中突然降临到他身上，而是发生在能见度最高的白天。“清晰到残忍”是飞行员在这次事件后接受采访描述当时情形时所说的。只有当发现自己浑身颤抖时，丹才反应过来，惊恐万状地反应过来，他女儿埃米莉在金融界工作——虽说是在中城上班，但因为工作需要她时不时会去世贸大厦，在顶层与人共进早餐或者开会什么的。今天，顶层的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逃生的。

他呆呆的，像被掏空了似的，从顶楼阳台的有利视点回到埃米莉的公寓里。迟钝的安圭拉[安圭拉：位于西印度群岛，是英国的海外领土。]保姆露西尔，还有丹的小外孙女维多利亚坐在书房里。维多利亚五岁，有点感冒，因此没有上学。小小的房间，红色墙纸，还有个胡桃木书架。那些书还是埃米莉读大学和商学院时的书，其中许多书——冷战惊险小说，过时的医学书籍——是她前夫的。他们离婚了，就像丹·克洛格跟她母亲离婚一样。难道埃米莉承袭了他单身的倾向，就像承袭了他瘦削的身材，简洁利落、不苟言笑的气质一样？露西尔把望向曼哈顿的那扇窗户的窗帘拉下来了。她向丹汇报：“我告诉她不要看窗外，但是电视里只播报这个灾难，每个频道都一样。”

“坏蛋，”小维多利亚急切地告诉他，她的舌头打结了——感冒让她的话比平时更难懂——“坏蛋们想撞倒所有房子！”

“是许多房子，维吉。”他说。他跟孩子们说话时，心里总有些严厉且教条的东西抵制不准确的说法。

“为什么上帝允许坏蛋们干这种事？”维多利亚问。她的脸在发烧，不是因为感冒，而是因为窗帘拉下之前她看到了窗外的景象。丹给了这样的回答，这是他还是个信徒时学到的：“因为上帝想给人们选择的机会，当好人还是坏人。”

维多利亚的脸——五官精致、肌肤细腻——精美极了，她思索了一下这个神学命题。然后她突然猛地挥动着双臂：“坏蛋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都不管！”

“也不完全这样，”丹纠正说，“有时候好人阻止他们。实际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

在阴暗的房间里，他们像三个秘密筹划什么的人。露西尔在沙发上轻轻晃着身子，嘴里不时咕哝几声。“想想那些在里面的人，所有那些人，”她低声呻吟着，仿佛在自言自语，“我告诉过维吉当我还是个姑娘时安圭拉是什么样子，没有电，电话只有警察局才有。警察们骑着自行车在岛上四处走。唯一的犯罪是工人们外出工作三个月后回来，因为老婆的胡闹而报复她们。最高的建筑只有两层楼高，没有月亮的晚上，人们待在他们的小屋里很安全。”然后，她再用一种不那么梦幻的声音，那种故意让听大人说话的孩子安心的声音，对丹说：“她妈妈五分钟前打来电话说，她现在可以下班了，她要回家，但不知道怎么回来，火车全停了。她可能得从洛克菲勒中心一路走回来！”

丹原本打算今天回辛辛那提，而他早就计划搭地铁去惠特尼博物馆看韦恩·蒂埃博的画展的，这是画展的最后几天了。丹欣赏这位艺术家糖果色彩里的迪士尼意味，欣赏他活泼、丰满的画图艺术。突然间，这次画展——田园诗般的、没有障碍的过去——看不成了。

“那么我们只好等妈咪了。”丹宣布说。在埃米莉回家之前，他努力当这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孤立三人组的头儿。“我知道了！”他叫道，“我们来做面团男孩曲奇饼吧，等妈妈回家时，她肚子准饿了！”说着他弯下腰，戳了戳维吉[维吉：维多利亚的昵称。]的肚子，仿佛她就是电视广告里的面团男孩。但是维吉没有笑，一丝笑容也没有。在刘海和笔直的眉毛下，她的眼睛出奇的亮。她渴望知道窗帘外面刚发生的、不让她看的事情。露西尔也想知道，但她克制着自己，没有打开电视，丹也克制着自己不再到顶楼上去，虽然他很想去证实他可怜的宇宙直觉。

一小时后埃米莉就安全到家了，惊魂未定，汗流浃背，还不习惯跟着一群逃离曼哈顿岛的人跨过曼哈顿桥，进行穿越东区的徒步锻炼。埃米莉三十七岁，苗条、结实、修饰整洁，十分职业化，像个女战士，跟她懒散、肥胖的母亲一点也不像。她回家后立即打开厨房里的小电视，闻到刚烤好的曲奇味道时她很不高兴。“我们正努力训练维多利亚不吃甜食。”她告诉丹。丹解释说他和露西尔是想办法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埃米莉下令道：“让她看一会儿。这是历史，这是大事，没办法遮掩。”她告诉他们，高地的汽车交通已中断，拎着公文包、穿着黑西装的男人们灰尘仆仆，木然地走在亨利街中段。她把还温热的曲奇藏了起来，放在维多利亚够不着的架子上，然后派露西尔去学校接维多利亚的姐姐希拉里。她给了父亲一张超市购物清单，自己则去银行取足够的现金，以防社会彻底崩溃。

他发现蒙塔古街上第一波吃中饭的热潮已经开始了。跟平时一样，说话声在室外餐桌上回荡，但不知何故，吃饭的人有点不自在，仿佛有架看不见的电视摄像机在持续地工作。街景像舞台布景，甚至超市门外游荡的男孩们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过多的关注——在变得浓厚的空气里，他们是幸存者，感觉比以前重要多了。空气中有股刺鼻的气味，灰尘如雪花般飘浮着。眼前的这番景象给丹的感觉比往常更强烈，因为上帝已从他脑子里被抹去了。在他的前半生，普通的无神论对他而言并无足够的独创性，说到宇宙，它似乎也不够宽厚仁慈。现在，他看到了宇宙对他的善意是如何的无所谓。

他走进超市，推着购物车走着。这里并没有挤满慌张的购物者，反而相当冷清，光线比平时要暗，惨淡、模糊，有点像基督诞生之前人们死后的世界，像地狱或冥府。几个人在货架间走动，经过一筐筐百吉饼、一架架昂贵的美味小食，踌躇犹疑，仿佛生平第一次来这儿；他们扫视着彼此的脸，想在那上头找出想认识自己的痕迹，想认识对方的迹象几乎就在脸上，问候挂在嘴边将说未说。怀疑慢慢变成了接受。他们沉着应对，他们没有惊慌，他们向敌人展示了冷静。

丹每只手上拎着两个塑料袋回到公寓，橙子、牛奶和蔓越橘汁的重量把塑料袋的提带拉扯得细细的，勒进他的手掌里。埃米莉取了足够的现金回家了，她还带回来几个方案。通告社区活动的告示牌挂在路灯柱上：布鲁克林区政厅附近的万豪酒店里有献血站；六点钟格蕾丝教堂里有特别仪式。万豪酒店的献血人群中有股淡淡的同志情谊，父女俩肩并肩吃力地填完表格，有人手提喇叭，告知他们回家去，血库里的血已很充足：“暂时不再需要，但是接下来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会通知你们的。”情况渐渐明朗，几乎没有什么伤员，人体在这场灾难中全化成齑粉。

教堂里，丹和他护送的四位女性在后排找到了位置，人类这种动物真让他惊叹：我们像狗一样爬回来舔这个什么上帝的手，可如果真有这么个上帝的话，他也只是邪恶地踢了我们一脚。他踢得越重，我们越虔诚、卑微，越是想爬回来舔他的手。这座宏伟的教堂是内战后宗教繁荣时期的遗迹，此刻因这场特别的祈祷挤满了人。牧师是位矮壮的年轻女人，柔亮的短发像钟罩罩着她的头。她声音嘹亮地宣布目前该教堂会众里还有几位仍在失踪人员名单上，她念出他们的名字。“让我们为他们的安全祈祷，为所有今天消失的灵魂祈祷，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命运祈祷。”沙沙声中，大家全都低下了头，声音升入他们上方昏暗的拱顶。

丹觉得自己超然物外，像来访的火星人，他的疏离感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直持续着。在俄亥俄州，家家户户门廊上飘扬着旗帜，用剃须膏写的“上帝保佑美利坚”字样在每家店铺橱窗上都看得见。比原定计划晚两天坐巴士回辛辛那提后，丹看向河对岸，不是冒烟的双子塔那边，而是肯塔基方向。每辆皮卡车车身都悄然出现了为国家自豪及抵御、反抗之类的标语，不过这些标语很快便会变得破破烂烂。这是笃信宗教的中心地带，虽然这里的基要主义正统派和言过其实的清教常常令丹望而却步，但它以前还是给他安慰，现在却让他觉得那么野蛮。电视里，总统笨拙地刚学会战争辞令，慢慢习惯使用，最后运用自如。丹从晚间新闻里看到，在纽约市，人行道上、消防站外面搭建了许多临时灵台。永远消失的人们的彩色复印照片下，蜡烛淌着泪，纪念的鲜花包在纸套或塑料套里枯萎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居然试图以这种旗帜和蜡烛之类的陈腐魔法来为自己疗伤，面对这种怪诞而可怜的景象，丹觉得悲哀。人类固执地将这类徒劳的多彩纪念活动撒落于虚无之中。

在丹顿悟的几天前，过气的佛罗里达东海岸一间一层楼的路边脱衣舞夜总会里，有个矮壮的三十三岁的穆斯林。像世界上成千上万拥有那种宗教信仰的人一样，他叫穆罕默德，在这个昏暗邪恶之地，他犹豫片刻后叫了第四杯加冰苏格兰威士忌。他的同伴，名叫扎伊德的年轻、瘦削男子，从桌上抬起细长的胳膊，仿佛要抗议，接着他的胳膊又无力地垂下了。他们的强化训练课反复灌输融入的重要性，醉酒当然是融入美国人的一种方式。这个不洁的社会丑陋不堪，律法惊人的松弛，人人以为机会多多、享乐多多，因而昏了头。甚至连这里的空气，在冷冰冰的空调之下，也是假的。威士忌在穆罕默德的嗓子眼里像火在燃烧，他必须反复检验自己的勇气、决心。这是真主点燃的火，它必攀上被诅咒的人的心头。

浅浅的舞台上，一个年轻女人，脸上撒着金粉，除了关键部位有几片金银丝箔外，全身赤裸。在难听的、挑逗的含混乐声中，她绕着一根铜柱扭动着，舞台周围几张小台的客人们几乎没有在看，穆罕默德也只偶尔瞄几眼。这女人瘦长得像个男人，除了胸前凸起的两坨肉将她与男人区分开来；而这个，穆罕默德知道，是因为注射了某种针剂，让乳房紧绷、饱满、圆鼓鼓，让这个女人像个洋娃娃。这个妓女正绕着那根铜杆上下缠绕盘旋，叉开剪刀似的双腿。灯光下，一片金银丝箔朝后拍打着。她的长发上披着重重的铂金纸，一直垂到了舞台地板上，那地板被她的姐妹们弄得污秽不堪。共有三名舞女：一个黑女人，赤足表演，脚底和手掌都涂上了银光，闪闪发亮；一名红发荡妇穿着透明高跟鞋，舌头在两唇间快速抖动着，甚至假装去舔那根铜柱。这个金发女人跳得最差，动作机械重复，而她的眼睛，洋娃娃般的蓝眼睛周围画着粗粗的黑色眼线，像古埃及壁画里的人。她空洞的眼睛谁也没看，凝望着黑暗。她没看他，穆罕默德的灵魂也没看她。扎伊德一直在喝着一种名叫“台克利”的有甜味的酒。穆罕默德和他一道再次重温了一遍他们壮举的细节，他们的计划精巧、环环相扣，只待最后一分钟手机响起最后的指令，各个环节同时启动。扎伊德突然起身，向洗手间走去。他很年轻，在这片异端土地上才住了两个月，它的酒还能毒害他，放荡的女人还能魅惑他。他还没有穆罕默德那百毒不侵的壳，再说他的英语也相当贫乏。那个妓女圆球一样的乳房垂下来，与她低处的头发平行，而她剃过或拔过毛的两胯间闪闪发亮。

通过半闭的双眼，还有流动着的透明的威士忌，穆罕默德可以看到这个单纯的阿拉伯农民脑中的天堂。天堂里，流动的河流上，眼睛又大又黑的处女们坐在丝质长榻上，等着喂勇士们美味果实。天堂里的这些女神是最最纯洁的象征。她们肤若凝脂，谦卑柔顺，亲切优雅，容光焕发，与这些营养不良的荡妇完全相反；这些女人为了微不足道的几个钱，在脏兮兮的地板上翻腾着。

另一个妓女，中年女招待，满脸皱纹、擦着厚厚的粉——一锅凝固变质的淫荡，一锅发酸的美国机会——朝他挥舞着一张单子。“下班了……我管的台全部结账收摊……四十八块。”她鼻音很重，是美国东南部贫穷白人的口音，很难听懂。从她愤怒的样子来看，穆罕默德知道这不是他今晚第一次冒犯她了。

他不懂为什么自己得赶紧结账。扎伊德还在洗手间，他们点的三明治还在桌上没动。是了：不久前——一个小时前？十分钟前？——她说过要收拾桌子，而他答以还没吃完，其实真相是这些食物让他恶心，它们像这个恶魔般国家里的任何东西一样，过量、浪费——敞开的热腾腾的烤牛肉三明治，牛肉不再鲜嫩，而是呈灰色，现在也凉了，软塌塌地趴在面包上，死肉散落在他手下，遥远得如同在飞机机翼之下一般。恶心的三明治配着炸薯条和凉拌卷心菜，连街上的狗都不会吃的垃圾。然而，他一直在想他会吃下去的，等他跟扎伊德说话时他再吃，好压住那浓烈的威士忌酒气。为了伟大的事业，他要让这个年轻人也有一层坚硬的躯壳。这个壮举在工程课上像精确的图纸一样安排好了。穆罕默德跟异教徒们一起学习工程，学习他们许多世纪前从阿拉伯人那里偷去的数学知识。

他必须得吃。高潮到来的那一天，那个决定性的清晨，就快到了，他必须强壮，他的手和神经必须保持稳定，他的意志必须坚定，他的身体要有活力，要纯洁，要剃光毛发。这个壮举在他体内像某种令他恶心的东西一样向上挤压着他，让他喉咙发紧，让他只想大声喊叫——只想像跟他同名的先知、代言人那样宣告，真主的崇高和他燃烧的正义，超越地球上所有的美德与品质。我们为异教徒准备了脚镣、枷锁和烈火。烈焰将抽打你们，熔铜将浇淋你们。金发妓女轻拂那条亮闪闪的带子，张开大腿绕着柱子摇摆着，露出剃过毛的大腿根，笨拙而丑陋的小伎俩赢得黑暗中几桌隐匿的客人零星的叫好声。扎伊德回来了，脸色更加苍白。他承认自己不舒服。穆罕默德心中陡然冒出一股对这位共谋兄弟的伟大的爱。穆罕默德在开罗一个繁花似锦的郊区长大，没有弟弟，只有两个妹妹；为了保护她们不沦为荡妇，他投身于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事业。她们头脑太简单，不知道撒旦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她们鼓噪诱惑，目的就是引诱她们葬身永恒火海。他们的父母，身着欧洲服饰，拥有的三流收藏都是些冒牌欧洲货，他们看不到影响他们孩子的恶魔。在吉萨[吉萨：开罗西南部的一个城市。]的家中，窗帏自障、仆役簇拥，他们养尊处优，像没有眼睛的穴居动物，看不到伟大唯一的真主将愤怒地把这个世界以及它的消遣娱乐化为沙漠。穆罕默德心怀庄严的沙漠和它满天繁星的夜空。当天空碎裂成片，当星星齐零落、海洋共翻腾，当坟墓轰然崩塌，每个灵魂将明白它做过什么，没做什么。

女招待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这人也是酒吧的，是吧台侍应生，身穿黄色T恤，胸前三维闪电形状字母是什么东西的广告，也许是啤酒，也许是球队，穆罕默德无法集中精神想那个。扎伊德看起来有点焦虑，恐惧令他发热，他的动作出卖了他，说明他急于离开这个邪恶之地。穆罕默德轻轻碰了碰扎伊德的胳膊，让他别那么惊恐，他站起来面对身穿闪电字样T恤的酒吧侍应。起身太快让他的头有点晕，但并没削弱他的智力，也没让他对周围动态反应迟钝。舞台上有个新上来的姑娘，这个阿卜达赤着脚，披着朦胧的丝巾，丝巾待会儿就会解开，改变了这个地方的灯光，当聚光灯打在她身上时，这地方明亮起来。苍白的脸孔、荒凉海边的本地居民，目睹了他同酒吧员工的争吵。穆罕默德心中的伟大秘密像薄薄的蛋壳一般即将破开。不止一次，一些小倒霉或小摩擦——比如交通告票、移民归化局的传唤，还有好奇的邻居以那种狗样的美国方式示好时仓促间的口误——差一点就暴露出整个筹划周详的计划，但是万恩者的保护无边，大撒旦徒显愚蠢呆滞；自由世界的甜食，软化了机械矫正过的牙齿。穆罕默德觉得自己力量强大，可以控制自己的舌头，那舌头能召唤军队，移动高山。他掏出钱包打开来给他们看，里面厚厚一沓二十、五十甚至一百的绿色钞票，上面凸印着这个被犹太人操纵的国家里死去的英雄。“足够付你们他妈的账单，”他对恐吓他的黄T恤男人说，“看看吧，我的好人，看看这儿……”现金似乎还不足以成为他力量的足够证明，穆罕默德还飞快地晃了一下在德国伪造的飞行学校注册卡，快得他们没法仔细查看，他声称自己是有执照的飞行员。“我是个飞行员。”

这给他的对手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软化不少，毒品让他的舌头僵硬，他倦怠地问：“嘿，很酷啊。哪家航空公司？”

穆罕默德说：“美国航空。”这句神灵启示的话，在说出口的那一刹，变得千真万确，宛如他的同名人、先知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说的话，当它们从使者嘴里说出来时，便成真了。他允诺拯救信徒和其他人脱离炽热滚烫的火海。他是最完美的人，是真正的人，而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笑的神不是。穆罕默德的断言听来那么正义，那么具有预言性，他重复了一遍，向吸毒的光头敌人挑衅，等他来驳斥：“美国航空公司。”

吉姆·芬奇坐在格子间里，这巨大的一层——整整一英亩——大约三分之一的样子，坐的全是债券交易商，摆的全是他们的电脑显示器，透过大厦的窗户可以看到大部分天空，今天万里无云。如果站起身来，他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后面低处的新泽西海岸。从这个高度看去，甚至背朝他们的女神像看起来也很小，小得像华尔街上那些敲诈旅客的小店里出售的自由女神像纪念品。吉姆有三个孩子，住在泽西——他在欧文顿有一处占地约八分之一英亩、有四个卧室的家——从他住的地方，从沥青屋顶和繁茂的树丛间选择合适的观测点，他可以看到自己上班的地方。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印象，他试着从下往上数，找出他所在的准确楼层，不过，从那么远的地方，很难确定准确的楼层；摩天大楼用竖起的钢筋搭建而成，钢筋建材将层层楼面、窗户连接起来。钢管像一排排吸管一样，撑起这幢大厦，让你感觉窗户比它们实际上要窄得多，所以在格子间里，他的上下视野大于两侧视野。今天，这些窗户是一排光滑的蓝色玻璃，只能看到一股股扭曲盘旋的烟雾，还有从下面飘来的奇怪而闪亮的纸片样的东西。几分钟前，他跟客户电话交谈时，下方很远处有一记重击，远得像西街上货车车门关上时发出的动静，却让他的办公桌跟着颤抖了一下。

手机响了。吉姆习惯性地从皮带上取下手机，快得像蛇的攻击。不过不是业务电话，而是马西从新泽西打来的。“吉姆，亲爱的，”她说，“别烦我，你走得太快，我忘了跟你说，你下班后去取洗好的衣服时，顺道去帕斯玛克超市买半加仑全脂牛奶，也许再买点他们那儿的甜瓜。”

“好的，没问题。”

“上周的甜瓜买来时是绿色的，后来直接变软了，可是他说周一可能会有更好的。瓜皮应该有点弹性，但用手指你掐不出坑来。”他看到窗外一块烧焦了的绝缘泡沫飘进视线又飘走了。“牛奶呢，家里还有足够我们喝的脱脂牛奶，但是弗兰基和克里斯滕正在长身体，他们猛灌牛奶，两人一样凶。说实话，我本想买些的，但是购物车实在太满了。对不起，亲爱的。”“嘿，马西……”

“甜点，只要你喜欢的，也买一点。也许再买——务必检查一下保质期——半打鸡蛋，大号的就行，不要超大的。可别忘了安妮今晚教堂有活动，六点半，室内足球的开幕式，她非常紧张，希望我们都能去。”

“亲爱的……”

“新上任的年轻助理牧师让她很害怕。她说他很严格——他太想赢了。”

“嘿，马西，看在上帝分上请你闭嘴好吗？”

因为受到伤害沉默片刻后，她小心翼翼地又开口了：“什么事，吉姆？你听上去有点怪。”

“几分钟前出了点怪事，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楼下受到一记重击，开始我以为是街上的事，不过所有东西都跟着晃动了，现在我能看到窗外在冒烟，等等。”塞·沃尔什，他对面格子间里的男人正在向他打手势，以引起他的注意。沃尔什简洁地跟他说了几句话，吉姆又转述给马西。“内线电话似乎全断了。刚才有人走出去，但现在又回来了，说电梯也坏了，楼道里全是浓烟。”

“哦，天啊，吉姆。”

“没人惊慌，我是说几乎没人。我敢肯定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我是说，这能坏到哪里去？”“哦，我的天啊。”

“亲爱的，别再老那样说了，没用。他们会弄明白的。我不能再说了，他们得把我们转移到别处去。嘿，马西，你肯定不会相信，地板是热的，实际上他妈的很烫。”

“哦，吉姆，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我一直讨厌那些看上去脆弱的大厦，而且你还在那么高的地方。”

“听着，马西。你用的是哪部电话？楼上的移动电话吗？”

“是的。”她的声音在哆嗦，“是的”这个词被她发成了几个音节，“是—是—是的”，像害怕自己做了错事会受惩罚的孩子说的。虽说他们之间隔着数英里的距离，他俩都觉得自己像受责备的孩子——又仿佛肚子里有水在晃荡。

他让她“走进安妮的房间，看看窗外，再把你看见的告诉我”。

他等着时，人们在桌子间移动，彼此碰撞、叫嚷，像群无头苍蝇，没有他可以加入的统一方向。一股味道，工业焦油的味道，油腻而恶心的甜味，令他想起了机场跑道，还有等待飞机降落时，环顾四周，看到引擎转动导致机身抖动的感觉。

“吉姆？”

“我还在。你从安妮房间的窗口能看到什么？”

“哦，天啊，我可以看到烟雾！从快到楼顶的地方冒出来。在左边的那栋，正是你上班的那一栋。吉姆，我好怕。烟雾像黑墨水从沟槽间流出来，那是什么？还记得被导弹击落、掉到长岛海里的那架飞机吗？”

“亲爱的，别傻了。哪儿出了点故障而已，肯定是的，就在这幢大楼里。墙里那么多线路，如果哪儿短路的话，将中国烤干都不在话下。别担心，他们会搞清楚的。他们花了很多钱请人不做别的事，专门筹划如何应付意外事故。不过，我必须说……”

“什么，吉姆？你必须说什么？”

“我得说这儿呼吸越来越难。有人刚砸碎了窗户。天啊，他们把椅子扔到窗外去了。嘿，马西？”

“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事情不太妙。”

“烟从你下面的某层楼里冒出来，”她满怀希望地说，同时还在哆嗦，“我数不清是多少楼。”“别数了，”她的声音是他跟世界的唯一联系，但它只令他糊涂，妨碍着他逃生，“听着。万一我过不了这关，我爱你。”

“噢，我的天啊！别说这种话！正常点！”

“我没法正常。这本身就不正常。”

“难道你不能上到更高的楼层去吗？在屋顶上等着？”

“我估计大家正在试呢。你能告诉孩子们我有多爱他们吗？”

“是的——的——的。”她透不过气来，她没有再争辩。这不像她，她就这般放弃令他心惊，让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无法想象的严重。

他尽量想点实际的问题。“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应该都在我桌边的档案柜里，中间的抽屉。伦尼·帕洛塔可以帮你，是共同基金的资料，还有保险单。”

“天啊，别，亲爱的。别那样想。离开那里，行吗？”

“好的，如果可能的话。”人们正朝窗口移去，那儿最凉爽，那儿可以呼吸，那个高度是飞机颤动着收回轮子、让没有经验的乘客担忧的高度。“听着，我这么说只是以防万一：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你什么意思，吉姆，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你的话不通。”

“见鬼，马西。我是说，你知道，过你自己的生活。做对你和孩子们最有利的事。不要让什么限制你的自由。告诉安妮，要是我错过了她的活动，告诉她我今晚其实很想去的。”所有这些话中，这句话最让他想哭，他仿佛看见神情认真的小胖丫头，穿着足球队服，粉红的小脸上还有恐惧的表情。烟雾让他什么也看不见，让眼睛很痛。

“限制我的自由？”

“这是我的祝福，看在老天的分上，马西。我对你想做的任何事先送上祝福。没事的，放松点。”

“哦，吉姆，不，不要。怎么会这样？”

他无法再说了。浓烟、热浪、飞机燃油难闻的味道把他逼到窗户附近，为了得到更多的空气，许多人影贴在蓝玻璃上。塞·沃尔什已经在那儿的人群中了。吉姆·芬奇灵巧地把手机扣回皮带上，本能地抓起西装外套，低头弯腰，一阵疾跑，穿过滚烫的地板，挤到窗前的同事们中间。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是他多年来朝九晚五的亲人，他们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会告诉他怎么做。就像展翅翱翔于高空的飞机，他觉得他把自身的重力也抛在了身后。连接全断了，没有了束缚。瞬间他觉得自己轻盈得宛如新生婴儿。

坐在她身旁的那个好心的年轻人告诉她，他从事销售管理工作，这次是去旧金山参加一个电信会议，平时周末会在展望公园玩英式橄榄球锻炼身体。这点让卡罗琳很吃惊，没想到在美国，大学毕业后还有人玩英式橄榄球。在她漫长的一生中，早年时，“二战”后，她在英国待过一年，跟人一道去看过橄榄球比赛，在剑桥，她记得大腿粗壮的男人们穿着短裤和条纹T恤，在泥地里争抢，在低矮、潮湿、阴冷的云层下你推我搡——他们曾用过一个字，可她忘了是什么字了——对于一个看惯了美式橄榄球军事化般精确的正面碰撞的女人来说，英式橄榄球那种两手抱着滑腻的椭圆形球冲刺、斜插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女气，有点可笑。她还觉得，他们打球时近乎赤裸，穿着短裤，然而却没有人，至少当时没有人受伤，真不可思议。飞机刚起飞不久，才出了纽瓦克[纽瓦克：新泽西州第一大港口城市，纽约都市圈的一部分。]，就有了这场礼节性介绍。飞机停在跑道上，但是后来加速冲上了天空，爬升到更高处，然后再低斜转弯，以她这种老年人的平衡感来说，转弯弧度之大，末端有细长小天线的巨大机翼差点把他们都甩出去，落到下面阳光斑驳、平坦的地面街道、房顶、高速公路以及阴暗的九月树林中。今天晴空万里。卡罗琳一生中常坐飞机，比她还是孩子时期盼的要多得多，她还是孩子那会儿，飞行是英雄行为，是试飞员和林白[林白：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员，第一个完成不着陆跨越大西洋飞行的人。]那样的英雄才会做的事，若有飘浮的软式小飞艇飞过，全家人都会冲出来，在院子里仰望天空。她第一次飞行是去俄亥俄上大学时，在老克利夫兰霍普金斯机场里，颠簸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早期的道格拉斯全金属飞机。爸爸，追求进步的好男人，在学校放春假时，带全家人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四引擎飞艇从纽约到百慕大度假一周，然后，送她上了泛美航空的波音飞剪船去伦敦，到国外读一年研究生：飞机在格陵兰岛时停下来加油，飞机上有真正的床，你可以伸直身体；飞机上提供饮食，有真正的银质餐具，不过人们往往因为晕机恶心什么也吃不下。嫁给罗伯特后，她飞到加勒比海岸、飞到亚利桑那、飞到巴黎去度假，罗伯特成名后，跟着他坐飞机参加演讲；孩子们结婚后，分散到各地，如明尼阿波利斯和达拉斯，她坐飞机去看望他们，以奶奶、外婆的身份坐飞机去看新出生的孙儿们——出席晚辈们成长中的所有典礼。罗伯特死后，她自己做了一次环球旅游。寡妇在悲伤中自己宠爱一下自己，没人嫉妒她，尽管孩子们还想着父亲，不太赞同她的举动。他们无法理解这种需要，与一个人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后，怎么会想远离熟悉的一切呢。

总而言之，她算不清自己飞了多少万公里，但她从没真正喜欢过飞行——飞机离地升空时令人惊慌失措的过程，像某个卡通人物搅动双腿、研磨牙齿，在看不见的空气中突然内侧倾斜、垂直倾斜、水平倾斜，引擎声音的变化，驾驶舱里也没人跟你解释一下；在海洋上空时突然神秘剧烈的震颤，你的咖啡在杯中剧烈晃动，你的心跳到嗓子眼里。当然，飞机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平稳。回顾以往，早期的飞行有点像游乐园里有意让你害怕的飞行——那些小小的银色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上方剧烈震动，下面一条小河映着阳光；短粗的小型飞机离开了圣胡安，你走在陡峭的过道中，可爱的黑人空中小姐递给你糖果以缓解耳内压力。还有，人们过去坐飞机时总是穿戴整齐，像是去赴正式茶会——可能吗？——戴着帽子、白手套。现在这些宽敞的喷气式飞机像公共汽车，人们穿着随意，什么老土难看的衣服都有；人们头也不抬，眼睛更不会离开手提电脑。如果飞机降落没有准时到分钟，他们便显出很受伤的样子，仿佛他们乘坐的是坚固的空中铁轨火车一般。

当机长慢吞吞地说完乘客可以在机舱中走动、使用电子设备后，那个和善的年轻人便问她：既然飞机上有很多空位，他想坐到另一个座位上去，她是否介意？这样能给他俩更多的空间。她觉得他这么问十分亲切，显示了良好的教养。看着他在走道对面的两个座位上为自己布置好小型办公室后，她又研究起五英里之下的地形来。从许多年前那些令人紧张的颠簸飞行经历里，她早就熟悉俄亥俄州的许多地方了。她认出了特拉华河，还有萨斯奎哈纳河。在等待空中小姐推着早餐车卡嗒卡嗒来到飞机中部时，卡罗琳准是打盹了，因为她好像被人粗鲁地摇醒了；飞机在抖动、颠簸。她看了看手表：九点二十八分。飞行还要继续好几个小时。她似乎听到，远远的前方，在引擎的呼啸声中夹杂着喊叫声。飞机陡然下落，令她胃绞痛，然而，她周围的面孔都没有露出丝毫惊慌，她从座位上方看到的头都安静不动。飞机停止下落了，一个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她尽量地听，是说要大家坐着别动。机长的声音听上去变了——紧张而有外国口音。那慢吞吞的腔调怎么不见了？卡罗琳尽最大努力听懂他在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请坐下，保持不动。我们飞机上有炸弹。所以……坐好。”

接下来，一个年轻人站在了一等舱的布帘前。他身形瘦长，举手投足在得体之中略有犹疑；他看上去并没有携带武器，然而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飞机被人笨拙地操纵肯定跟他有关。他眼里眼白太多，令人觉得他既紧张又兴奋。他的眼睛是唯一露出来的部位；一方大大的红色丝质手帕——大格子布，几乎像条围巾——遮住了他的下半边脸，盖住了他的声音。这时，另一个胖些的年轻人从布帘后走出来，也蒙着一块丝巾，胸前有个滑稽的装置。他高高举起一只手，手里有电线连着那个装置。他摇摇这只手，喊着：“炸弹！炸弹！”然后他用自己的语言唱歌般地说了些话，不相信任何人。人们尖声惊叫。“往后退！往后退！”瘦削的年轻人叫道，打手势让所有人移动到飞机后部去。

卡罗琳发现这两个年轻人几乎不会说英语，所以前面的那些人跟他们争论、质问他们全是白费口舌。有些人站了起来，他们被迫离开一等舱。所有人顺从地经过过道移动到飞机后部，挤作一团，卡罗琳觉得他们像被鞭打的动物。坐在她前面两排的红发女子——头顶像棉花糖，靠着她身旁年轻男人的头；那人很可能是她丈夫，虽然现在情侣无须结婚，她自己的外孙们就证明了这一点——伸过手来，碰了碰卡罗琳的肩膀。“你没必要动。”她轻柔地说。你已经够靠后了，她是想说。

“谢谢你，我亲爱的。”卡罗琳回答，声音在自己耳朵里听来苍老且愚蠢。

他们——乘客们，连同三位空中小姐，虽然早前有四位——坐在她周围，一开始愁苦恐惧地沉默着，但是看到身上有炸弹和没炸弹的两个年轻人没有跟他们一道走到后面来，而是仍然待在一等舱布帘前，仿佛他们自己也因为惊恐而吓得不能动弹时，乘客们开始交谈起来，就像在微醺的鸡尾酒会上或纪律消失无踪的雨天教室里一样。这儿那儿有人在用手机打电话，包括走道对面那位玩英式橄榄球的男孩，他已经拆了午餐板上的小型办公室。他握着手机紧贴耳朵的手显得巨大，有红色的关节和大大的结婚戒指。他的衬衫有法式翻袖袖口，还有方形金色袖扣；法式翻袖代表着什么，是公司里的什么级别，她女婿曾对她解释过。你只有达到一定职位后才能这样穿。

引擎间歇性喘息着，突然的倾斜让卡罗琳的心几乎跳进嗓子眼里。飞机在转弯，窗外巨大的机翼在高空倾斜。下面灰绿色的大地看起来像俄亥俄州，比阿勒格尼[阿勒格尼：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面部分。]要平坦，有一座烟雾缭绕的城市，可能是阿克伦或扬斯敦。一带宽宽的水域，肯定是伊利湖，在远处波光粼粼，露出弯曲的大地曲线。太阳转到她这一侧，这个角度正对着她的眼睛。两年前的白内障手术让卡罗琳重获孩提时代的鲜艳色彩，也看得清物体明晰的边缘，却让她的角膜对阳光十分敏感。飞机此时肯定是朝东南飞行，返回宾夕法尼亚。她试图搞清楚，想象出飞机的准确方向，然而没法想。她很疲倦。飞机原计划八点起飞，在普林斯顿的她定好五点半的闹钟起来，结果这架飞往旧金山的航班还是晚点了半小时。

她大汗淋漓。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身体早已吓坏了。她脑中最初想到的是简单的愿望，强烈得像是祈祷，那便是飞机像一架很容易损坏的玩具，被从那些看不见的人手中给夺了回来，就是他们造成了这段抖动惊慌的不合格飞行。

卡罗琳想，为什么前面那些明显是劫机犯的男孩，竟然允许乘客打电话？也许他们以为这是保持乘客平静的方法。那个身上没有炸弹的年轻人在走道上走了几步，然后又退了回去，警告大家他身上带着金属物品，一把小刀，那种有尖刃的弯刀，弹开来可以划开纸箱。但是他脸上、眼睛里流露出恐惧或是狂躁的神情，不过没有脸上被遮住部分的配合，他那两只炽热深邃的眼睛难以解读。他肯定在想着别的地方，遥远的什么地方，从他空洞的眼神看得出来。他穿着黑色牛仔裤，长袖红格子衬衫，硅谷很多年轻电脑鬼才就像他这样穿着。她有两个外孙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们穿得就像农夫，像几十年前的嬉皮士，当时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热爱大地，实际上他们热衷的是让他们的父母烦恼。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衬衫口袋里没有像她外孙们那样插着铅笔或钢笔，而是放了把小刀。在走神的目光之上，两道眉毛几乎在中间连了起来。为什么他不看任何人的脸？他害羞。在家里，在自己人中间，无须用布遮住嘴，用自己的语言交谈并为人所理解时，他准是个非常善良的男孩。

她内衣下的汗水多么令人难堪。当她下飞机时，别人甚至可以闻到羊毛外套下的汗味。当初她想，反正女儿住的地方蒂伯伦总是清凉，便没理会普林斯顿的炎热，穿上了羊毛套装。红杉林、海湾的微风：她意识到今天她可能到不了了。他们会降落在某个偏僻的机场，然后开始漫长而胶着的谈判。当他们开始释放人质时，不管如何，一位老太太应该在第一批中。机长的声音又出现在扬声器里：飞机上有炸弹，我们返回机场，满足我们的要求——由于他的口音，她没听清他后面说什么。“请保持安静。”机长结束了讲话。她的手表显示九点四十分。尽管机长有要求，飞机后部的人群仍在暗暗交流：打手势、使眼色，由于劫机犯紧张茫然的表情都落在大家眼里，大家的谈话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吵。空中小姐们说起话来，仿佛还在工作。头等舱的人在机舱里时曾看到过什么；不管那个词是什么，它传到后头，在卡罗琳周围跳跃着，她没听清，但这个词足以令她湿乎乎的皮肤凉飕飕的。其他人通过手机获知了些什么，他们急于知道。穿着白衬衫的年轻商人们在开会，隔着女人们的头和大腿以及老人们，彼此交谈。有些人越来越不耐烦，便站了起来，就在她身边，在那个英式橄榄球运员的座位附近聚在一起。不能说聚在一起，而是抱成一团——在英国他们用的就是这个词。她想偷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可除了激动的喃喃声外，她什么也没听到。由于一个决定，激动的人们声音大到像喊叫。那个清晰可辨的词“是的”被好几个男人重复。他们在投票。两个劫机犯中较胖的那个，把方巾扯低到喉咙处，露出了难看的小胡须，他走下过道，打手势让人们安静且坐下别动，而绑在他身上的装置看起来越来越突兀，像是要掉了似的。飞机在那些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还在摇摆、猛冲和倾斜，但是玩英式橄榄球的那人跟着其他人一道站了起来——他比她想象的要高，跟他从法式袖口里伸出来的巨大手腕比例相称——他们面冲前面。她偶然与他对上眼神；他笑了，朝她竖一竖大拇指。她听到一个声音，另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在说：“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动手吧。”

她身后的某个座位上，有个女人啜泣起来。卡罗琳猜就是几分钟前碰过她肩膀的那个年轻女人，她本能地想叫那个女人闭嘴，可是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她只想坐在座位上，合上双眼，乞求这动静，这疯狂的速度停下来。引擎的呼啸声让机舱内的吵闹声很难听清。那个绑着炸弹的胖年轻人消失在那些宽肩膀、白衬衫、奔跑的美国人身后。另一个人，带着弯刀的年轻人，也在扭打中倒了下去，他愚蠢的方巾面罩被撕了下来，原来是个红嘴巴，此时正在开口抗议。首先是拳头，然后是穿着鞋子的脚让他丑陋的呼喊平息下来。打死他，卡罗琳想，干掉他。

白衬衫们冲过蓝色一等舱布帘。引擎声没有盖过布帘后传来的砰砰声、撞击声，意料之外的手推餐车的卡嗒声，以及一个男人的叫声：“滚开！”而她周围仍然留在座位上的乘客们七嘴八舌恐惧地议论起来。

飞机比刚才晃动得更厉害，摇摆、骤降，仿佛要将什么东西摇松，卡罗琳觉得，那种感觉清晰得仿佛控制这个大机械装置的线与杆就像她自己的肌肉与骨头，她觉得飞机已失去控制，有些关键的东西给切断了。从机翼处传来很大的碾压声；透过她旁边的舷窗，她看到飞机襟翼拉起来了，露出了阀门。巨大的锥形机翼，连同它最末端的细长天线和铝型板部分，似乎全都立了起来；装着她和所有其他人的整个僵硬、复杂的实体正在侧倾，无论如何都无法恢复了。飞机、这个星球以及它们之间透明的距离、万物可怕的巨大令她惊异，如同她在白内障手术后惊异于这个世界没有阴影的色彩一般。她系着安全带的身体向一侧悬了起来，她侧翻得那么厉害，安全带勒得她肋骨很痛。透过有刮痕的塑料窗户，窗外的乡村大地很清晰——几栋房子、一条孤单的路——当她的耳朵似乎要炸开时，大地旋转起来，她发现，虽然像一场噩梦，其实这真而又真，是一切之下的真实，这次猛冲让飞机冲进了无边的重力空洞。她的大脑陷入无言状态，头朝下，耳边令她痛苦的引擎声让所有东西都抖动起来。她正在迎接一个真相，父母、丈夫以及她受保护的漫长一生中的所有保护者已经暗示了的一个真相：安全之路很窄，你可能会从那条路上坠落。怜悯，卡罗琳怦怦作响的脑袋里本能地想要大声喊出来。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

丹站在女儿公寓外面的黑砖露台上，亲眼目睹第一座塔的倒塌。在那之后的六个月内，新闻事件已开始证实他的新发现：得克萨斯州一个女人因有预谋地溺死自己的五个孩子而受审。多名天主教神父被揭露骚扰受他们照管的未成年人，受害未成年人为数之众超出想象，也超出他们自己承认的数目。几乎每周，美国各地都会有或愤怒或绝望或精神失常的父亲谋杀他们的妻子或前妻以及他们的子女，然后自杀，但这并不能完全赎罪。同时，在阿富汗，战争已打响并持续下去，伴之以战争惯有的无意义的死亡——飞机坠毁、流弹、虚假情报，致命混乱并没有因任何复仇或献身此类神圣的尊严而有所缓和。邪恶的幕后主使仍然逍遥法外，投降的敌人看起来筋疲力尽且迷惑不已——可怜的小人物。他们抱怨古巴的气候，抱怨俘获他们的人缺乏同情心，没有向他们提供毛拉[毛拉：伊斯兰教中的男性宗教老师或领袖。]。他们声称自己有国际法权利，而他人也刺耳地为他们帮腔。印度和以色列出现了宗教屠杀，其他地方发生了火灾、洪水、瘟疫。世界不停翻滚，像脱轨的机车，喷涌出死亡，飞溅出痛苦。

他的小外孙女，跟他一样，目睹了最近广泛宣传的灾难。她严肃地告诉丹，纽约市所有搜寻废墟寻找死者的狗，它们的脚掌都在流血。

意志坚强的埃米莉，离婚后活得好好的，她没有阻止这孩子从报纸电视里收集信息。“她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新闻特派员。”她淡淡地解释道。“然而，”她继续说，“希拉里从生下来起，就拒绝接受任何与此有关的事情，并且彻底鄙视它们，她觉得这不够淑女。她说这些事情对孩子来说不太合适。她真的能拼出‘合适’这个词。但是维吉呢，企图向她隐瞒人人都知道的、她所有同学都在谈论的东西，真是不太健康，爸爸。毕竟，与波斯尼亚和阿富汗的孩子们比起来，她的条件好得多。”

“不是所有的狗，维多利亚，”丹安慰自己的外孙女，“只是一些受过某种特别训练的狗，脚上穿着小小的皮狗鞋，那是好心人为它们做的。大部分人都非常好。”他向她保证。

这孩子挑衅地盯着他，有点怀疑，但还是想认同外公的说法。半年过去了，她长大了些。整齐的刘海下清晰透明的蓝眼睛里，包含着更多微妙的神情。有时候，特别是她在思考时，她漂亮精致、稚气未脱的脸上，已初露女性的神秘气质以及成熟之美。

露西尔呢，在维多利亚听得到的地方说：“维吉啊，她对所有新情况都感兴趣，她知道乱糟糟的废墟现在快清理完毕了，我们每晚看到的那两盏蓝色探照灯是个纪念碑。”

维多利亚向她外公解释说：“它们意味着那儿所有的人都上了天堂。”

白天，从露台上望出去，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不见了，就这么简单。它们光秃秃的轮廓，就像受计算机指令插入云霄的两根柱子一样，已经相当熨帖地耸立在下曼哈顿的老式砖房丛林之上。玻璃与铝合金质地的长方形群体已从这座城市的剪影上抹去。它们不在那儿了，但是丹在此，上帝与他同在。他转信无神论并没持续多久。每周，教堂的认捐信都要装在信封里投递；他是小型委员会（财产维持促进会）的成员，还要开会。他在位于辛辛那提的新教圣公会教堂，而非福音教堂，宣讲了一大通克拉默[克拉默：托马斯·克拉默（1489—1556），英国高级教士，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533—1553）。]的布道，令听众不知所云，摸不着头脑。丹很想念态度温和的教友情谊——在拱顶天花板下的握手，不太自然的宁静。为什么他要为了抗议某件上帝或他们自己都没有做的事情而不参加教会活动，以此去惩罚一群今后的遗嘱客户呢？对他们来说，定期合唱《尼西亚信经》是他们愉快相处、尽力而为、做个体面市民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想念星期天早晨的集会，想念涂过蜡的长凳和跪垫发霉的味道，想念一周没开的冰凉暖气片在星期天清晨开启后砰砰作响的声音，想念没有味道的圣饼在他嘴里的味道。

当他站在那里，站在布鲁克林小巷之上的十层楼上（下面有两名值班人员，在三月温和的气候中，他们再次坐在停车场入口处说笑），远处双子塔的消失似乎只在他身后轻轻投下一道阴影，微弱的影子。但是，可以这样说，对于他的存在而言，这又是无法摆脱的——活着的代价。他活着，虚幻的上帝跟他在一起，就在他身后。人类意识相当奇怪，不管事情有多大，它总包容得下，仿佛它总是更大。它坚持要把丹的生活叙说下去，不论这会多么没道理地截短他人的人生——把他的人生在瞬间粉碎，或掐断在出生之时。

埃米莉和维多利亚，他的后代，承载了他的基因，使之永远流传下去的载体，小心翼翼地冒险出来，来到露台上，跟他一道站在外面。“真令人惊讶，”他女儿说，想读懂他的心思，“这种它们不在那儿的状态仍然萦绕不散。有时候你在旧广告上还能看到双子塔，广告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嫌麻烦，懒得用喷枪把它们从背景上抹去。这样不太好。许多那类雅皮士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里还有它们的镜头，从苏活区或去斯塔滕岛的轮渡上，我听说它们被收集在磁带上，就像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些亲吻镜头。它们会变成一种狂热的崇拜。”

维多利亚迫不及待地主动插话：“总有一天，当所有坏人被杀死后，它们会被重新建起来的，跟以前一模一样。”她恰当地比画着它们有多宽多高，甚至踮起了脚尖。

丹总是打消别人的幻想，但他自己却怀有梦想：“我想那样做不太明智，”他对孩子说，“或者说不像美国的做法。”

“为什么不像美国的做法？”埃米莉反问道，可能还有点儿悲伤。如果父母不离婚，她的婚姻可能会维系下来；谁让坏的先例在前呢。

“我们要前进啊，不是吗？”丹圆滑地回答，“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试着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些塔高得没必要，阿拉伯人觉得它们是一种炫耀也没错。”

希拉里赤着脚从顶楼一扇门里探出身来，但还是不敢冒险走到黑砖上。她提醒他们：“小孩子不该看你们看到的东西，太吓人了。”

“别怕，”她的妹妹告诉她，然后又像是在对丹说话，“我的老师说探照灯像彩虹，它们意味着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