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福斯特[福斯特：Foster，有“收养”之意。]——一个难听的名字，听来既正式又遥远，仿佛是个被人收养的孩子——父亲去世后，他对父母如何相识、相爱，以及如何在最深沉的黑夜里孕育了他产生了兴趣。母亲告诉他：“我们是在读大学的第一天，在注册处排队时认识的，四目相对的那一秒，我们笑了起来，此后四年中我们笑个不停。”

“难道你没有跟别人约会过？从来没有？”

“现在‘约会’这个词似乎比二十年代时意思要丰富得多，但是，没有，真的没有。其他人与我们都不相干。我们就是那种感觉，我们有那种恐惧。担心没人会接纳我们，这种恐惧把你父亲和我、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是怪人，本吉[本吉：本杰明的昵称。]。”

她抬起头，没有笑但一副淘气神色。上了年纪后，她更加口无遮拦，仿佛她在测试房间墙壁的回声效果。她独自一人住在这幢房子里，只有一条又聋又瘸的老牧羊犬跟她作伴。

过去，他们的孩子，唯一的孩子，查看他们名为《紫水晶》的大学毕业纪念册，想打消疑虑，说服自己，父母不是什么怪人。《紫水晶》用紫色衬垫装订，年份为一九二五年。那所大学位于特拉华河的宾夕法尼亚州这边，一所规模不大的路德教派学校。大学名叫阿格里科拉，以约翰内斯·阿格里科拉[约翰内斯·阿格里科拉：约翰内斯·阿格里科拉（1494—1566），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和朋友。]的名字命名，他是早期路德教的支持者，但是，在论及反律法主义时，有一段时间他又成了路德教的反对者。

大四时的照片和留言没有按字母顺序编排，而是像跳舞，在面对面的两页上，一页男生配一页女生。因此，他父母成了一对，他们忠诚的朋友门策夫妇亦是如此，当时门策太太还叫斯潘格勒。本杰明的母亲少女时名叫薇纳·拉恩，照片上的她有一排发光的厚刘海。她出现在这本毕业册的其他地方时，有时穿着骑马装和靴子，有时穿着直筒晚装，系着闪闪发光的发带，有时又穿着水手衫，围着黑围巾——穿着冰球队队服的那张照片下面，她被称作“副队长”以及“右内卫”。年轻的儿子获悉她一直是班长，也是徒步旅行俱乐部的主席，“来自宾州费尔敦的蓝眼睛少女”，“天生热爱大自然”，“骑马的速度能摔断脖子”。毕业纪念册编辑们给她配的题词是“像星星般耀眼，是天上唯一闪耀的那颗”。

父亲的主体句是“给他人以智慧”，他的昵称是“福斯”，给他的留言相当戏谑，称他为“一束阳光”，声称“臣服于他成功而快活的气质之下的女性不下十三名”。毕业纪念册甚至牵强地宣称他的出生地，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已经因他的卓越而闻名天下”。然而在毕业纪念册的某个地方，塞进了一张复印的大学成绩单，那上面他大部分成绩都是C，有些甚至是D，而薇纳·拉恩的成绩却是A和B；她特别拿手的是拉丁语，虽然本杰明从来没有听她哼过哪怕一个拉丁语单词。看来，大学的目的是制造部长和姻缘；毕业纪念册最后的几页是日记，记录了当年的恋情与配对事件。有一页的第一条名为“笑话”，写的是：

弗罗施（上完鲁特博士的卫生学课后）：

“接吻可能产生某些可怕的后果。”

第二个弗罗施：“没错！你应该看看我姐姐捉到的那条可怜的鱼。”

“不过，”本杰明在他母亲七十岁时向她指出，“你和爸爸并没有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你们毕业几年后才结婚的？”

“三年。我们分开，给彼此时间，但是我们没有遇到更好的。我们缺乏想象力，本吉，我们是胆小鬼。”

在努力想象他们为何会相互吸引、为何会联袂成双时，本杰明从他俩都是高个子这个事实着手。父亲六英尺二英寸高，母亲不矮于五英尺九英寸，在同龄人中是个笨拙的大块头。多年来，她发福了不少，但是在毕业纪念册里，她很苗条。她年轻时看起来像他，本杰明想，当他老去时，他会越来越像她的——脸有点不对称，嘴上还有丝狡诈而轻浮的表情，仿佛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准备收回这些话。从他母亲这儿，他学会了揶揄和顾左右而言它的社交艺术。

在他最初的记忆里，父母显得很大——穿着内裤的巨人，扭着腰，头发一甩一甩地进出洗手间。他的小房间在父母房间的后面，在整个家的后部，但是他经常睡在他们床上，可能是生病或怕黑的缘故。那是一张枫木四柱床，漆成蓝灰色，刻着银色的新月和几颗笨拙的星星。本杰明和母亲一起做的。她做模板，他扶着它们，她把它们漆在床上。最初，床对本吉而言太高了，靠他自己爬不上去；等他能自己上去之后，他经常躺在床上，仿佛床是个观察哨，而父母在他旁边半裸着走来走去，有着他们穿戴整齐时所没有的温顺和沉默。

在他长大到令浴缸太挤之前，他都是跟母亲一块儿洗澡，以节约热水。大约六十年后，他仍能回忆起他的腿在母亲身边狭窄的水里往后缩，他的脚挤在她臀部一侧和陶瓷浴缸之间的情形。为了洗干净他头上的洗发水，她会托着他的头在水龙头下反复冲淋，淋到他以为自己快要淹死了为止。当他长大掌握某些社会历史知识之后，他发现父母是进取的二十年代的文化产物，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希望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习惯了不以自己的身体为耻。他母亲认为，自然的东西就是健康的、好的，她甚至争辩说，即使像细菌与寄生虫之类也是好的，因为它们也来自自然。这是真的，就像一匙鱼肝油一样千真万确。当那黏稠透明的液体滑下他的食道时，那种可怕的余味长久不散，在本杰明看来，这就是大自然给他的印象——可怕的味道、花粉热以及在鸟澡盆里捉知更鸟的猫，他在草地上找到鸟儿散落的羽毛。他完全被非自然事物给吸引了：收音机、电影、报纸，还有偶尔出现在他们小镇天空上的小飞艇或在空中画出字形的飞机。

他十三岁那年，全家搬到十一英里之外的一个农庄里。那儿的居住空间更狭窄，他们彼此离得更近。本杰明的外公外婆住在楼上一间房里，父母住另一间，在靠楼梯的空间里给他搭了张床。清晨，外公下楼时，如果本杰明的脚从毯子里伸出来的话，他会把它们塞回毯子里。墙壁很薄，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咕哝声、叹息声，在吱吱响的床上翻身的声音。那是爱抚的声音，还有他父亲发出的响动，以及满足的“噢——噢”声。本杰明在黑暗中想象母亲的大块头身材。“你妈不该嫁给我，”当他和父亲开车去镇上时，父亲对他说，“而应该去演滑稽剧。她有那样的体形，却少点那种气质。比我有本事的人应该说服她这样做。”

不知何故，在宽松而亲密的乡村气氛下，本杰明开始自慰起来。事发于一个晚上，由于原始的洗衣设备在地下室，他没有干净睡衣可穿，只好穿着内裤上了床。他的皮肤贴着床单，这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激起他的探索欲。相当神奇的感觉世界，紧致、新鲜、开放，高潮时他觉得自己像在翻筋斗，他神魂颠倒。这种感觉，如果是种声音的话，是尖锐的，能刺透这个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并非肮脏的世界，相反是洁净的世界。这种声音像口哨，持续着。他太无知了，压根没考虑过他留在床单上的污渍。有一次，母亲很生气地提及此事，可是母亲与那些颠倒的感觉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以致他脑中一片空白，根本无法将它们联系起来，所以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再也不能独自或在一个女人体内找回那种最初的、神魂颠倒的强烈感觉——那种甜蜜的、不断紧缩的感觉，在脚下射出一道冰凉的、湮灭一切的光芒。

本杰明从不怀疑母亲爱他胜过爱她丈夫。这种认识让他对父亲有一种宽容的好心情，一个人对败在自己手下的敌手才有的那种好心情。父亲去世时，本杰明已届中年，当他母亲絮絮叨叨地倾诉对婚姻的憎恨时，他常常打断她的话或不予理睬。而大量表示同情安慰的卡片——厄尔·福斯特是法院官吏，主日学校教师，为人心地善良，工作认真——更令她感觉委屈，就像最终变得富有让多年来从未改变的不公变得更为严重一样。她将那些浅色的信封堆在靠墙桌子上的旧铜盘里，许多信根本没有拆开，在葬礼后的日子里，她也没有回信：“除了同意他是个圣人外，我还能说什么？如果他是这样一位圣人，那我又是什么？”

“也是一位圣人？”本杰明提示道，警觉地看着母亲，看她情绪会不会爆发。他老早就学会这种察言观色了。

“离圣人也不太远了。你可曾听过这种说法：‘街上的天使，家中的恶魔’？那就是你爸爸。”

“他做了什么可怕的事？”

“你不想听的。也许你想？可能你该听听。”

“不，你说得对，妈妈，我不想听。”

她执拗地坐在厨房桌前，一身黑寡妇装扮，别着绿玉胸针。她接着说：“我们在大学里刚认识那会儿，我爸爸还有钱，把我打扮得相当时髦，可在他眼里，那些衣着不是格子太宽，就是脖子上的蝴蝶结太鲜艳。你爸爸是新泽西州人，他家那些人保守得可怕，你知道的——长老会教徒，冥顽不灵。”

“我知道。”事实上，就他所知，父亲一直以来都是路德教会的一名执事，他竭尽全力想融入妻子的生活圈子里去。

“那就是他嘲笑我的原因，他说我看起来像跳谷仓舞的齐格菲女郎[齐格菲女郎：指歌舞杂耍中的女孩舞队，由美国歌舞大王佛洛伦茨·齐格菲首次采用。]。后来，”她继续说，“我们结婚的那个周末，你爸爸很没面子。那是八月的最后一天，热得要命，也不知怎么的，我找到的能穿上身的最好衣服是一件羊毛套装，后来简直让我窒息——在火车上我几乎晕了过去，衣服大块大块地被汗水打湿了。有人告诉我，我婆婆说她以为只有有色人种才会在八月结婚。那时她已得了糖尿病，整个仪式匆匆忙忙，这样她不会提前听到我们结婚的消息。但她还是听到了，听到后，她晕了过去。至少有一位福斯特家的人说她晕了过去。大家都以为你爸爸是一辈子不结婚、母亲老去时会一直在她身旁尽孝的那种人。当其他人告诉我这件事时——肯定是我嫂子，她总是有什么消息就说——我认识到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真的会晕过去，另一种是差点晕过去，我就是后一种。当我们走进卧铺列车我们那间小贵宾房时，你爸爸说我闻上去像头猪。”

“噢，不！”本杰明觉得有必要抗议，冒着她变得更可怕、更不可预料、大发脾气的风险。“他说得对，”她说，“我浑身湿透了，毁了那套衣服。‘猪’还不是他用过的最坏的字眼。我们所谓的蜜月，整个第一年，我跟着他同一个探测小组走遍了整个产煤区。我们总是待在那些便宜的食宿酒店里，那其实是妓院，你在楼梯上会遇到那些姑娘拖着醉得走不动路的客人。白天，除了我以外，人人都在睡觉。我利用那些时间看了很多书——所有的俄国作品，还有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我看不进去——太滑稽了。有位夫人跟我说过：一个姑娘身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高脚背，那能说明一切。我是个平足，虽然她很有礼貌，没有指出来。我无法阻止你爸爸想楼上的那些姑娘——谢天谢地，我怀上了你，可以回我父亲家。我希望所有那些把你父亲描述为圣人的人可以听听只有我们俩时他的言论，简直像条发情的狗。”她做了个表示恶心的手势，指着铜盘上那叠慰问信。第二天本杰明走时，它们消失了，他母亲没回信。

整个童年时代，他都很向往朋友们父母的那种幸福婚姻，社交场合他们衣冠楚楚，容光焕发，那么体面，受人尊敬。他的父母几乎从不出门参加聚会，偶尔去时，父亲常常因为那些丰盛的食物和很少喝过的酒而生病。他有个长老会的胃。但是他们大学时代的老朋友门策夫妇每年都会举办新年聚会，邀请其他在阿格里科拉配对成功的夫妇，他父母会去参加，带着本杰明觉得是他们从前念大学时的快乐消失在黑暗里。在其他聚会场合，他曾听门策夫人、曾经美丽的埃塞尔·斯潘格勒，甜腻腻地称父亲为“福西”，几乎将那位令人难以想象的“不少于十三位女性”的征服者活生生展现出来。

本杰明第一次真正的约会，就是和这群人中的一个的女儿，不是门策家的女儿，而是赖夫斯奈德家的，那是父母第一次批准他与异性约会。当时他比法定成人年龄大几个月，年纪已够大，可以开车。出门要穿的运动夹克、干净衬衫以及领带，都由注重衣饰的母亲仔细搭配过。他和埃达·赖夫斯奈德去看电影，然后在西阿尔顿的一家通宵营业的餐厅吃汉堡，喝冰激凌苏打水。他们念的高中不同，所以除了各自的父母和刚才看的电影外，没有太多共同话题，然而他俩做得不错，所以当车停在她家黑漆漆的房子前时，他觉得应该吻她一下，而她似乎也正期待着。她脸色发黄，五官端正，嘴唇却又硬又凉，看来她早有准备，而对此他却觉得受之有愧。他觉得自己笨拙，穿得太过正式，感觉不太对，并且觉得她对他也有相同的感觉。虽然她还算漂亮，但后来他再也没打电话约她出来。不论这段恋爱产生了什么结果，反正他没有走上父母大学恋爱模式的老路。

就他所知，母亲这些年来从没剪过头发，也没去过理发店。从他记事开始，她的头发已然灰白，在脑后绾成发髻，用发卡别着。当他还是个小男孩、老在地板上玩耍时，常常在地板上看到发卡。她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他（每件事她都跟他说了不止一次），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外婆给她扎麻花辫，辫子在头上缠得太紧，痛得她想尖叫。夜里，看到她取下发卡，松开头发，穿着衬裙在楼上走动时，本杰明觉得很害怕。她从垂下的发帘中露出鼻子和眼睛时，像个灰色巫婆。多年后，在六十年代末，他在芝加哥一家酒店的酒吧里挑了位年轻丰满的妓女。完事后，她穿回银色迷你裙，在他房间四处走动，梳理头发，头发长长的，没有扎起来，六十年代的风格。他觉得，一个女人就该这副模样，像警世的旧木刻画里的夏娃或抹大拉的马利亚[马利亚：《圣经》中的妓女形象，用悔恨的泪水给耶稣洗脚。]一样。

母亲衣柜中放内衣的抽屉里，杂乱的肉色吊带、像行刑室用的网状器械的复杂金属固定装置也有一丝警世的意味。她的束腹带和吊袜带——肉色的纽扣，像雪人一样的线圈——把她的肉残忍地勒出道道印子；她一只脚的小趾朝其他趾头弯曲得很厉害，这是常年穿尖头鞋挤脚所致。

夜里，在乡下家中的楼上，父亲咕哝着描述白天在城市世界里的探险经历，母亲笑起来。父亲小声继续说，逗得母亲强压着笑声，结果她的声音像尖叫，像漏出来的蒸汽声，最后她哼哼着求饶，要他别说了。而父亲则再次咕哝，母亲重又高兴起来，还感染到父亲，他也笑了，在几声勉强的哈哈声中结束了这个故事。第二天早上，本杰明问她什么那样好笑，她说：“很难解释。有时候，与其说是你爸说的东西令我发笑，还不如说是他说话的样子让我发笑。我相信他并非故意搞笑，他的生活真的很悲惨。”

但是父母并没有散播悲惨，虽然他们的悲惨与无助——他们受困的状态——是他们谈话常有的主题。外公外婆双双去世后，一张新床被安放在了腾空的房间里，但是本知道，他父母很少用它，他俩还是睡在那张弹簧咯吱直响、蓝灰色床头板上印刻着月亮和星星的过高的床上。夏天，他带着人口逐渐增多的家人来看望父母时，有太多身体需要床，父母便睡到谷仓的农场马车里。他们在那儿成了滑稽的一景：周围是一垛垛成捆的干草和生锈的设备，他们睡在高大的轮毂之上，裹着几层五颜六色的不同毛毯和被子。结果他的孩子们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便是跑出来，穿过有露水的草地，去看爷爷奶奶还没起床的样子，为那有趣而舒适的情景欢呼雀跃。老两口坐起来欢迎孩子们，两人都戴着黑色羊毛冬帽，为了保暖，也为了遮灰，免得鸽子粪落在他们的头发上。鸽子们咕咕叫着，在谷仓高处拍扇着翅膀，宛如他们梦中留下来的东西。

母亲寡居十年后，到第十五个年头时，儿子仿佛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男人。本杰明尽量每个月去看望她几天。当她说起丈夫时，怀旧的语气令人震惊，谈话间她可能突然想起施洛克家的黑眼睛小男孩，以及她跟他一道从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走下沙石路的情形。这条路通往她父母的农场边上，越过一个坡便上了大路。“我母亲觉得他们家的人太黑了。”她说。或者，说起她丈夫：“他把多余的几千美元投入国家退休基金，心脏病又发作后，他非常忧郁。他说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子有限了。”

“日子？”

“我不知道他觉得他还有多少日子可活。但是他想让我先做好准备。拿开车来说吧，自从我父亲卖掉比德尔车搬到镇上后，我再也没有开过车。但是他硬要我开车，甚至让我跟着一个高中老师上了一期课程，拿到了驾照。他知道没有车我无法守在这一带。”

“那么他活着时是个圣人了。”本杰明嘲讽地说。

她没听出话中的嘲讽意味，严肃地说：“他想成为圣人。他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做好事多得忘了养家糊口。但是他有些疑虑。以前那个时代，我们全都有。我们读门肯[门肯：门肯（1880—1956），美国作家、学者。]的书，读萧伯纳，读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科幻小说家。]，读辛克莱·刘易斯[辛克莱·刘易斯：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嘲笑一切，在学校里也如此，哪怕那儿有一半教授都是牧师，有一半男生以此为目标。当然，我们还年轻——我们笑得起。你父亲在一群不认识他的人中间那么搞笑，那么幽默。他刚得上这可怕的抑郁症时，我吓了一跳。‘忧郁’，他这样称呼那种病。他会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什么都令他失望，特别是我。”

“哦，不会的，我不这样想！”这种抗议是出于礼貌。本杰明从小就有种印象：父母的婚姻是个错误，而他的出生多少挽救了这场婚姻。

“除了我母亲。”母亲继续说，坐在翼状靠背椅里，看着他身后。现在她成天坐在这把椅子里，只有喂宠物和换电视频道时才会起身。“你父亲崇拜她。她有我没有的机敏；她能挣钱，全靠她管理农场，我父亲才富起来的，富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父亲听信他那些朋友们的小道消息炒股票，全亏光了。我们的悲剧是——如果你父亲和我曾有过悲剧的话：我们不会挣钱。他是我的求婚者中唯一得到她同意的。可笑的是，像萨米·施洛克一样，他的肤色也黑。你父亲很容易晒黑，不像你和我，我们这种皮肤只会晒伤。”

“也许这就是吸引力所在。相反的皮肤类型相互吸引。”

她没理他这个说法。“有吸引力吗？或者我们只是在寻找跟我们遭受相同痛苦的人？我们俩都为自己的出生觉得羞耻。我父母想要个男孩，而你爸爸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总是觉得他是家中‘多出的一张嘴’。我们没有快乐的童年，我们俩都没有。现在，你呢，你有。我们都很吃惊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不明白你是如何办到的。”

“我有爱我的父母。”本杰明讨好地说。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是：这对父母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不，”她争辩道，很倔强，“你身上有某种东西，在这可悲的家里展示了出来。埃塞尔·斯潘格勒在嫁给霍华德·门策后，没生孩子前，有天下午到我们家来，她临走时对我说：‘我希望这个孩子在他这一生中有一天能得到些爱。’”

本杰明笑了，难以置信但非常感激。“太不像话了！亏你和爸爸这么些年还一直和她交往。”“过去人们总是彼此黏在一起，”他母亲说，“害怕那就是全部。现在，他们放手了，他们可以像抓住第一个人那样再抓住别人。”

这是讽刺——本杰明离婚了，又结了两次婚——但是他没理会这句话，随它去。母亲在他眼中是个揭露真相的人，揭露的真相多得他难以承受。当他七八岁、不再跟她在浴缸里一起洗澡后，母亲鼓励他了解他十分好奇的生命真相，于是他问母亲，小宝宝是不是从女人尿尿的地方生出来的。她以那种进取的精神，温和而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是他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结果她的答案模糊不清，只剩下他的问题悬在记忆中，像个永远的耻辱。

母亲去世后，她的一生从她的遗物中涌现出来。桌子抽屉里有一个雪松木小匣子，用钥匙打开后，他发现，里面是一捆用一条红丝带扎起来的信。那是父亲在大学毕业和结婚之前的三年间写给母亲的信，红丝带颜色已褪成淡红。这些信热情洋溢、造作，却真心实意。词句堆积在薄而皱的信纸上，不但散发出雪松的气味，本杰明觉得，还有佛罗里达空气中的盐味。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想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和我有关的人……当然你是主让我拥有的伴侣……妈经历了人生起伏，还是那么勇敢……埃德说这儿的生意气氛注定要转向了，人们总是在一场飓风后改变初衷……天天想念你，尤其是下班后……如果，但愿不要这样，她变得恶化的话……跟你一起躺在奥林格那个老藤靠背沙发上，厮混时光，一起大笑……差不多彻底离职了，坐下一班货运车北上，但是……医生们说她有圣人的决心，或像头骡子般倔强……确实能听到你的声音……因为纬度的原因，太阳很早就下山了……我仍是你的酋长，你是我的阿格妮丝·艾尔斯[阿格妮丝·艾尔斯：电影《酋长的儿子》中的人物。]……在世外桃源的树荫下，活到九十八……或冒死一试……本杰明无法再读下去，就像母亲太过详细地回答他那个孩子气的问题时一样，他只想回避。即使在那时，在拿到硕士学位、获得一份教职以前，父亲的笔迹就有了教师的耐心，很好辨认；他每个字母都写得很小心，从每个单词的中间提起笔。当他母亲最终去世时，他已经回到北方。像鲑鱼逆流而上：冒死一试。

还有巧克力盒，上面有浮雕，形状像颗星星，里面装着母亲至少剪过一次头发的证据。薇纳·拉恩理发店，她用她那左斜体笔迹写下：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蛀虫吃掉了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包裹，用黑线绑着，头发太长，本杰明不敢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盒子有一股雪松和巧克力的味道。厚厚的发盘，就像棉纸里的一个巢穴。头发是浅褐色，没有掺杂一丝灰色——浅褐色，像歌里的珍妮[珍妮：《有浅褐色头发的珍妮》，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在一八五四年写给他妻子的一首歌。]。是乡村的颜色，他觉得。他试验性地碰了碰它，赶快移开了手，仿佛他在抚摸有生命的东西。

他发现有样东西他永远无法给母亲，而他父亲给了，那是在抽屉的最下面，在编织地毯、蕾丝桌布以及一面阿格里科拉的紫金色三角旗之下，被折叠好的一样东西：大学橄榄球衫，粗针编织的白毛衣，颜色已泛黄，胸前因大大的字母而变得硬邦邦，袖子用超大号安全别针别起来。那些生锈的安全别针现在还在那儿，锈迹染进粗线里。还有一根别针，别在衣服背后。这件毛衣，靠着别针调整好衣服的大小，裹住她苗条的身材，在那些消逝的清凉冬日里，散发出热气——温和潮湿的宾夕法尼亚冬天，一对对年轻人漫步在校园里，敞开着外套，长统橡皮套鞋也没扣上，他们的笑声呵出一团团小小的雾气。

父亲拿橄榄球奖学金读的大学，虽然他总是认为自己太高、太瘦，不适合比赛，鼻子多次被打伤，但他仍然坚持打球，而这鼻子成了他模糊、忧郁的脸部特征之一。他那故意戴着当时没有护垫的皮质头盔蹲伏着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了。在折叠起来的毛衣下面，还有一张比赛时间表，其中有阿格里科拉队；让人吃惊的是，这支队居然和康奈尔队、哥伦比亚队、罗格斯队打过比赛。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根本打不过强队，炮灰而已。父亲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母亲，他的痛苦笼罩着她。儿子跟在后面，搞不懂什么事情那么可笑，不过却觉得能够嫉妒也是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