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走过那座在当地仍被称为“犹疑桥”的小木桥，爬上陡峭的小路，走不了多远，就能在两棵银杏树的树梢间看见我家宅子的屋顶。即使在山上没有占据这样显眼的位置，它在周围的房屋间也显得鹤立鸡群，因此，你顺着小路走上来时，会纳闷这宅子的主人会是怎样的富翁。

其实我不是富翁，而且从来没有富过。宅子之所以看上去这样壮观，是因为它是我的前任房主建造的，而他不是别人，正是杉村明。当然啦，你也许刚来到这个城市，还不熟悉杉村明这个名字。凡是二战前住在这里的人，只要一跟他们提起杉村明，他们就会告诉你，三十多年前，杉村无疑是城里最受尊敬、最德高望重的人之一。

你得知了这点，再来到山顶，站在那里看着精美的雪松大门，围墙里大片的庭园，琉璃瓦的屋顶，还有那些美不胜收的雕梁画栋，你会疑惑我这个人何德何能，竟能拥有这样的房产。事实上，我买这座房宅出价低廉——当时甚至不到房产的真正价值的一半。由于那个时候杉村家人发起了一种十分奇特——有人会说是愚蠢——的程序，才使我得以购得这座豪宅。

说起来约莫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的情况每个月都有起色，妻子开始催促我物色一个新居。她以她惯常的远见，振振有词地阐述拥有一座跟我们地位相称的房屋有多重要——不是出于虚荣，而是考虑到孩子们将来的婚配。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的长女节子只有十四五岁，我就没有着急物色。不过，有一年左右，每当我听说有合适的房子出售，都会记得去打听打听。记得是我的一个学生来告诉我，说杉村明去世一年之后，他的宅子准备出售。购买这样一座豪宅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我以为这个建议是出于我的学生一向对我的过度敬重。不过我还是去打听了，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

一天下午，两位仪态高傲、白发苍苍的女士来访，她们就是杉村明的女儿。当我表示得到这样一个显赫家庭的关注，感到受宠若惊时，那位姐姐冷冷地告诉我，她们这么做不只是出于礼节。前几个月里，许多人都来打听她们先父的宅子，家人最后决定全部回绝，只留下四个候选人。这四个人是家庭成员根据其品行和成就，严格挑选出来的。

“父亲建造的房产必须传给一个他认可和赞赏的人，”她继续说道，“这对我们来说是第一要紧的。当然啦，情形所迫，我们也不得不从经济上来考虑，但这绝对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定了一个价钱。”

说到这里，一直没有开口的妹妹递给我一个信封，她们神情凝重地注视着我把它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典雅地写着一个数字。我刚想表达对这么低廉的价格的惊讶，却从她们脸上的表情看出，进一步谈论价钱问题会引起反感。姐姐只是说道：“这不是为了让你们互相竞价。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超过规定价钱的数额。从现在起，我们打算要做的是进行一场信誉拍卖。”

她解释说，她们亲自前来，是代表杉村家族正式请我接受——当然啦，跟另外三位候选人一起——对我的背景和信誉的细致调查。然后从中挑出一个合适的买主。

这是一个奇怪的程序，但我觉得没理由反对。其实，这跟男婚女嫁要走的程序差不多。而且，能被这个古老而保守的家庭认为是一个有资格的候选人，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我表示愿意接受调查，并向她们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时，妹妹第一次跟我说话了，她说：“小野先生，父亲是个文化人。他对艺术家非常尊重。实际上，他知道您的作品。”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自己也做了些调查，发现妹妹的话果然不假。杉村明确实可算是热衷艺术，曾无数次出资赞助画展。我还听到一些有趣的传言：杉村家族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同意出售房宅，曾有过一些激烈的争论。最后，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变卖房产。交易过程中这些古怪的手续，实际上是那些不愿房产转到外人手中的人所做的一种妥协。这些安排有些专横，这是无需否认的。但在我来说，我愿意体谅一个拥有这样辉煌历史的家族的情感。但妻子对调查一事很不以为然。

“她们以为自己是谁？”她不满地说。“应该告诉她们，我们不想再跟她们发生任何关系。”

“可是有什么害处呢？”我说。“我们没有什么不愿意让她们发现的。不错，我家境不殷实，但这点杉村家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了，而她们仍然把我们看作有资格的候选人。就让她们调查去吧，她们只会发现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我还刻意加了一句：“实际上，她们所做的事，就跟我们要跟她们联姻差不多。我们必须慢慢习惯这类事情。”

而且，“信誉拍卖”——用那位姐姐的话——的想法确实值得赞许。我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用这种方法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的竞争要值得称道得多，它用以评判的不是某人的钱包大小，而是他的道德操守和成就。我仍然记得，当我得知杉村一家——经过最为周密彻底的调查之后——认为我最有资格买下他们如此珍视的那座房子时，我内心深处曾感到多么满足。毫无疑问，这座房子也值得我们忍受一些麻烦，它外表壮观、盛气凌人，里面却是精心挑选的色彩柔和的天然木料，我们住在里面之后才发现，这座房子特别有助于放松心情，安享宁静。

然而，在交易期间，杉村一家的专横显而易见，有些家庭成员毫不掩饰他们对我们的敌意，换了一个不太善解人意的买主，准会觉得受到冒犯，放弃这笔买卖。即使到了后来，我有时还会碰到杉村家的一些人，他们不是礼貌地跟我寒暄，而是站在大街上盘问我那所宅子的状况，以及我对它做了什么改造。

最近，我很少听到杉村家人的消息了。不过日本投降后不久，曾经来找我商量售房事宜的两姐妹中的妹妹，突然来访。连年的战争把她变成了一个消瘦的、弱不禁风的老太太。她以他们家族一贯的作风，毫不掩饰地表示她只关心宅子在战争中受的损害，而并不关心住在宅子里的人。听了我妻子和健二的遭遇，她只是淡淡地表示了几句同情，然后就对炸弹造成的破坏提出一大堆问题。这使我一开始对她非常反感，可是后来我注意到，她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打量着房子，还有，她斟词酌句的时候会突然停住话头，于是，我理解了她再次回到这座老宅的百感交集的激动心情。后来我推测，出售房宅时还活着的那些家人如今想必都去世了，我开始对她产生恻隐之心，便提出带她四处看看。

宅子在战争中遭到一些破坏。杉村明在房子东边建了厢房，共有三间大屋，有一道长廊跟主宅相连，长廊横贯主宅一侧的庭园。长廊从头至尾精美繁华，有人说杉村建造长廊——以及东厢房——是为了他的父母，他希望跟父母保持距离。不管怎么说，这道长廊是宅子里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下午，外面的繁枝茂叶把光和影投洒在整个长廊，人走在里面，就像在庭院隧道里穿行一般。炸弹造成的破坏主要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在庭院里审视长廊时，我看见杉村小姐难过得两眼垂泪。此时，我先前对这位老太太的不满情绪早已烟消云散，我一再向她保证，一有机会就把受损的地方修好，让宅子恢复她父亲当初建造的样子。

我信誓旦旦的时候，并不知道物资仍然这么匮乏。日本投降之后很长时间，我们经常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等来一片木头或一包钉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尽量先照顾主宅——它也没有逃过战争的破坏，庭院走廊和东厢房的修理进展缓慢。我想尽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衰败，但宅子的那个部分始终没能开放。而且，现在这里只剩下我和仙子，似乎也不需要扩大我们的生活空间。

今天，如果我领你走到宅子后面，拉开厚重的纱门，让你看看杉村庭院里长廊的遗迹，你仍然会感受到它当初的奇妙壮观。但是毫无疑问，你也会注意到我未能阻挡的蛛网和霉斑，以及天花板上大大的裂缝，只用防水帆布盖着，遮挡天空。有时，天刚亮，我拉开纱门，发现一道道绚丽的阳光透过防水帆布照射下来，映出悬在空气中的尘雾，就好像天花板是刚刚塌下来的一般。

除了长廊和东厢房，受损最严重的是阳台。我们家的人，特别是我的两个女儿，以前总是喜欢坐在那里消磨时光，聊天，欣赏园子。因此，日本投降后，节子——我已婚的女儿——第一次来看我们时，阳台的情形让她感到难过极了。那时我已经把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修好了，但阳台的一端仍然高低不平，满是裂缝，因为当年的炸弹把地板都掀了起来。阳台顶上也遭到破坏，一到下雨天，我们就不得不在地上摆一排容器，接上面漏下来的雨水。

不过，在过去的这一年，我总算取得了一些进展，到节子上个月又来看我们的时候，阳台已经差不多修复了。因为姐姐回来，仙子专门请假在家，加上天气不错，我的两个女儿许多时间都呆在外面，就像过去一样。我经常跟她们一起凑热闹，有时候，时光又像回到了很久以前，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全家人一起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上个月的有一天——应该是节子到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一起坐在阳台上，仙子说道：

“节子，你终于来了，我总算松了口气。你可以把爸爸从我手里暂时接过去了。”

“仙子，说实在的……”她的姐姐在垫子上不安地蠕动着。

“爸爸现在退休了，需要人好好照顾呢，”仙子继续说，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你得让他有点事做，不然他就会感到郁闷。”

“说实在的……”节子紧张地笑笑，然后叹了口气，把目光转向园子。“枫树似乎完全恢复了，看上去多么精神啊。”

“节子大概根本不知道你最近是个什么情况，爸爸。她只记得你当年是个暴君，把我们支使得团团转。你现在温和多了，是不是这样？”

我笑了一声，向节子表明这都是在开玩笑，然而我的长女还是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仙子又转向姐姐，接着说道，“但是他确实需要人好好照料，整天呆在家里闷闷不乐。”

“她又在胡说八道了，”我插嘴说，“如果我整天郁闷，这些东西是怎么修好的呢？”

“是啊，”节子说着，笑眯眯地转向我。“房子现在看上去棒极了。爸爸一定干得很辛苦。”

“苦活累活都有人来帮他干，”仙子说，“看来你不相信我的话，节子。爸爸现在大不一样了。你不用再害怕他。他脾气温柔随和多了。”

“仙子，说实在的……”

“他偶尔还自己做饭呢。你都不会相信，是不是？最近爸爸的厨艺可是大有长进。”

“仙子，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节子轻声说。

“是不是这样，爸爸？你的进步可真不小。”

我又笑了笑，疲惫地摇摇头。我记得就在这时，仙子把脸转向园子，对着阳光闭上双眼，说道：

“我说，等我结了婚，他可不能指望我回来做饭了。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哪还有空照顾爸爸。”

仙子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姐姐——刚才一直拘谨地望着别处——用询问的目光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她立刻又转移视线，因为必须回应仙子的笑容。但是节子的神态举止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更深沉的不安，幸好这时候她的小儿子在阳台上奔跑，飞快地从我们身边蹿过，使她有机会改变话题，她似乎松了口气。

“一郎，安静点！”她冲着儿子的背影喊道。

一郎一直跟父母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现在见到我们老宅这么宽敞，毫无疑问是被迷住了。他似乎不像我们这样喜欢在阳台上闲坐，而是喜欢以很快的速度从阳台一头跑到另一头，有时还在擦得铮亮的地板上滑行。他不止一次差点儿打翻了我们的茶盘，他母亲一直叫他安稳地坐下来，但收效甚微。这次也是，节子叫他跟我们一起坐在垫子上，他却不肯，只在阳台那头生气。

“过来，一郎，”我喊道，“我一直跟女人聊天，已经聊腻了。你过来坐在我旁边，我们谈谈男子汉的话题。”

这一招很灵，他立刻就过来了。他把垫子放在我身边，端端正正地坐好，小手背在后面，肩膀挺得笔直。

“外公，”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有个问题。”

“好的，一郎，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怪兽的事。”

“怪兽？”

“它是史前的吗？”

“史前？这样的词你都知道？你准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这时候，一郎的架子端不住了。他放弃了正襟危坐，仰面滚在地上，开始把双脚悬在半空踢蹬。

“一郎！”节子焦急地压低声音喊道。“在外公面前这么没有教养。快坐好了！”

听了这话，一郎只是让双脚懒洋洋地落到地板上。他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

“外公，”他用困意蒙眬的声音说，“怪兽是史前的吗？”

“什么怪兽，一郎？”

“请原谅他，”节子说，脸上带着紧张不安的笑容，“我们昨天来的时候，火车站外面贴着一张电影海报。他纠缠了出租车司机一路，问了人家许多问题。不巧的是我自己没有看见那张海报。”

“外公！怪兽到底是不是史前的？我想听到一个答案！”

“一郎！”他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

“我不能肯定，一郎。我认为我们必须看了电影才知道。”

“那什么时候看电影呢？”

“唔。你最好跟你母亲商量一下。这种事说不好，也许电影太恐怖了，不适合小孩子看。”

我说这话没有惹恼他的意思，但是外孙的反应吓了我一跳。他一骨碌坐了起来，气呼呼地瞪着我，嘴里喊道：“你怎么敢！你说什么呀！”

“一郎！”节子惊愕地叫道。可是一郎继续用那种最吓人的目光看着我，他母亲只好从自己的垫子上起身，走了过来。“一郎！”她摇晃着他的胳膊，轻声地说。“不许那样瞪着外公。”

听了这话，一郎又躺倒在地，悬空踢蹬双脚。他母亲又朝我不安地笑了笑。

“这么没有教养。”她说。她似乎不知道再说点什么，便又笑了笑。

“一郎君，”仙子说着，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不来帮我收拾收拾早饭的东西呢？”

“女人干的活。”一郎说，两只脚仍然乱踢着。

“这么说一郎不肯帮我喽？这就麻烦了。桌子这么重，我力气这么小，一个人可没法把它搬走。不知道有谁能帮我呢？”

话音未落，一郎一跃而起，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大步走进屋去。仙子呵呵笑着，跟了进去。

节子看了一眼他们的背影，然后端起茶壶，给我斟满。“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她说，声音压得低低的，“我说的是仙子的婚事。”

“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摇了摇头，“实际上，八字还没一撇呢。这才刚刚开始。”

“请原谅，可是听了仙子刚才的话，我自然以为事情多半已经……”她的话没有说完，接着又补了一句，“请原谅。”然而听她说话的口气，似乎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仙子恐怕不是第一次这样说话了，”我说，“实际上，自从开始议论这档婚事以来，她的表现就一直有些异样。上个星期，毛利先生来看我们——你还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他还好吧？”

“挺好的。他只是路过，进来问候一声。问题是，仙子就开始当着他的面谈起了这档婚事。她当时的态度就跟刚才差不多，好像一切都谈妥了似的。真是让人尴尬。毛利先生走的时候还向我表示祝贺，并问我新郎是做什么的。”

“天哪，”节子若有所思地说，“那肯定让人怪难堪的。”

“这可不能怪毛利先生。你自己刚才也听见了。一个陌生人会怎么想呢？”

女儿没有回答，我们在那里默默地坐了一阵。后来，我朝节子看去时，她正出神地看着园子，两只手托着茶杯，似乎已经把它给忘记了。她上个月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也有几次——也许是光线照在她身上的样子，或者其他类似的原因——发现自己在仔细端详她的容貌。毫无疑问，随着年岁增长，节子越变越好看了。她小时候，我和她母亲担心她长相平平，以后找不到好婆家。节子小小年纪五官就有点男性化，到了青春期这个特点越发明显。因此，我的两个女儿每次吵架，仙子总是喊姐姐“假小子！假小子！”，使她无言以对。谁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人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仙子长大后这么任性，节子却这么害羞、腼腆，绝对不是偶然的。可是现在，节子年近三十，容貌却大有改观，看上去自有一种风韵。我还记得她母亲的预言——“我们的节子是夏季开花，”她经常这么说。我以前以为妻子只是在自我安慰，可是上个月有好几次，我吃惊地发现她的预言多么正确。

节子从深思中回过神来，又朝屋子里看了一眼。然后她说：“以我的看法，恐怕去年的事给仙子伤害很大。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还要严重。”

我叹了口气，点点头。“当时我可能对她不够在意。”

“我相信爸爸已经尽力了。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对女人来说是个可怕的打击。”

“不得不承认，我当时以为她在演戏，你妹妹有时候就喜欢那样。她一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情的结合’，后来黄了，便也只好把戏演下去。唉，也许根本就不是演戏。”

“我们当时还把它当笑话，”节子说，“说不定真的是爱情的结合。”

我们又沉默了。我屋里传出一郎的声音，一迭声地嚷嚷着什么。

“请原谅，”节子换了一种口吻说，“有没有听说去年的婚事究竟为什么会泡汤？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不知道。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不是吗？”

“那当然，请原谅。”节子似乎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说：“只是池田总是追问我去年的事，追问三宅家为什么要那样突然反悔。”她轻笑了一声，几乎是对自己笑。“他似乎认准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我们都瞒着他。我只能一再地向他保证，我什么也不知道。”

“请你相信，”我有点冷淡地说，“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如果我知道，肯定不会瞒着你和池田的。”

“那当然。请原谅，我不是故意暗示……”她又一次尴尬地停住了话头。

那天早晨我对女儿表现得有点急躁，但节子不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追问我去年的事，以及三宅家解除婚约的原因。她为什么认定我有事瞒着她呢？我不知道。即使三宅家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突然毁约，按理也不会如实告诉我的。

按我自己的猜测，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内幕。诚然，他们最后一刻突然毁婚，确实令人十分意外，但凭什么就断定其中必有隐情呢？我感觉事情很简单，就是家庭地位过于悬殊。从我对三宅一家的观察来看，他们只是又骄傲又厚道的人，想到儿子要攀高枝，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其实，他们早在几年前就想解除婚约的，只是小两口儿口口声声说是“爱情的结合”，再加上这些日子大家都在说新事新办，三宅家就搞不清怎么办才好了。是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会比这更复杂了。

也有可能，看到我似乎赞成这桩婚事，他们觉得迷惑不解。我把名声地位之类的东西看得很淡，本能地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即使现在，某件事，或某人说的什么话，使我想起我所拥有的较高地位时，我还经常感到惊讶。比如那天晚上，我去了老地方“逍遥区”，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喝酒，结果我和绅太郎发现里面只有我们两位客人，这种情况最近越来越频繁了。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吧台前我们的高凳子上，跟川上夫人闲聊，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再没有别的顾客进来，我们的话便越说越亲密。后来，川上夫人说起了她的几个亲戚，抱怨那个年轻人怀才不遇，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这时绅太郎突然喊了起来：

“你得把他领到先生这儿来，欧巴桑！只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句好话，你亲戚立马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你在说什么呀，绅太郎？”我不满地说。“我已经退休。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

“像先生这样地位的人推荐一下，不管是谁都会买账的，”绅太郎不肯罢休。“就让那个小伙子来见见先生好了，欧巴桑。”

绅太郎说得这样肯定，我先是感到很吃惊，接着我意识到，他是又想起了许多年前我为他弟弟做的一件小事。

那应该是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记得当时我只是例行公事，给国务院的一个熟人写了一封推荐信，大概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吧。我本来根本没当一回事，可是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休息，妻子来报说门口有客人。

“请他们进来。”我说。

“可他们硬是不肯进来打扰你。”

我来到门口，那里站着绅太郎和他的弟弟——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他们一看见我，就开始鞠躬、赔笑。

“请上来吧，”我说，可他们只是一味地鞠躬、赔笑。“绅太郎，请上来，到榻榻米上坐。”

“不了，先生，”绅太郎说，一边不停地鞠躬，满脸堆笑，“我们冒昧到您府上来，实在是太失礼了。实在是太叨扰了。但是我们在家里呆不住，一定要来谢谢您才是。”

“快进来吧。好像节子正在沏茶呢。”

“不了，先生，实在是太叨扰了。太叨扰了。”然后绅太郎转向他弟弟，急促地小声说：“良夫！良夫！”

年轻人这才停止鞠躬，局促地抬头看着我。接着他说：“我将一辈子对您感恩不尽。我一定发奋图强，不辜负您的推荐。我向您保证，绝不让您失望。我要勤勉工作，努力让上司满意。不管我将来有了什么出息，都不会忘记让我事业起步的恩人。”

“其实这不算什么。也是你本来应得的。”

听了这话，两人立刻一迭声地表示反对，然后绅太郎对他弟弟说：“良夫，我们已经占用了先生太多时间。不过在离开之前，你要再好好地看看帮助过你的恩人。我们真是三生有幸，遇到这样德高望重又这样仁慈的恩人。”

“是啊。”年轻人喃喃地说，抬头看着我。

“别这样，绅太郎，弄得怪不好意思的。快请进来，我们喝几杯清酒庆祝一下。”

“不了，先生，我们必须走了。像这样跑来打扰您下午的清静，实在是太叨扰了。可是我们等不及了，必须立刻来向您表示感谢。”

他们的到访——我必须承认——使我体会到某种成就感。在忙碌的事业生涯中，很少有机会停下来观望一下，但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使你突然看清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事实摆在眼前，我几乎浑然不觉地就让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有了好的开始。早在几年前，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我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

“今非昔比，许多事情都变了，绅太郎，”那天夜里我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说道，“我现在退休了，已经没有那么多关系。”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绅太郎的断言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愿意去试一试，说不定又会为我的影响力之大而感到惊讶。就像我说的，我对自己的地位从来没有清醒的认识。

不管怎样，绅太郎虽说有时候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天真幼稚，但决不应该因此就轻视他，现如今，已经很难碰到一个像他这样没有被这个时代的冷漠和怨恨玷污的人了。走进川上夫人的酒馆，看见绅太郎就像过去约十七年的任何一个夜晚一样坐在吧台前，看见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以他独特的方式一圈圈地转动他的帽子，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似乎对绅太郎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会彬彬有礼地跟我打招呼，就好像仍旧是我的学生，然后整个晚上，不管他喝得多醉，都会一如既往地称我“先生”，并始终对我毕恭毕敬。有时，他甚至会带着年轻学徒那种恳切的表情，问我一些关于技巧或风格的问题——事实上，绅太郎早就跟艺术分道扬镳了。这些年来，他把时间都用来给图书画插图，而且我得知他目前的专长是画消防车。他整天整天呆在自己的阁楼上，画出一辆又一辆消防车的草图。但是我认为到了晚上，几杯酒下肚之后，绅太郎愿意相信自己仍是当初跟我学画的那个满怀理想的年轻画家。

川上夫人有一股促狭劲儿，绅太郎的这股孩子气经常成为她打趣的对象。比如，最近的一天晚上，外面下着暴雨，绅太郎冲进小酒馆，把帽子里的水挤在门垫上。

“哎哟，绅太郎君！”川上夫人冲他嚷道。“太不像话了！”

听了这话，绅太郎非常痛苦地抬起头，似乎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然后他开始一迭声地道歉，川上夫人更是得理不饶人。

“我从没见过这么粗野的，绅太郎君。你好像压根儿就不尊重我。”

“得了得了，欧巴桑，”过了一会儿，我恳求她道，“够了，快告诉他你只是在开玩笑。”

“开玩笑？才不是呢。实在是太粗野了。”

就这么一路数落，最后绅太郎的样子惨不忍睹。可是有的时候，别人认认真真地跟绅太郎说话，他却认准了对方是在捉弄他。有一次，他高兴地大声谈论一位刚刚作为战争罪犯被处死的将军，弄得川上夫人十分为难。他嚷嚷道：“我从小就一直很崇拜那个人。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肯定已经退休了。”

那天夜里，酒馆里来了几个新的客人，他们都不满地看着他。川上夫人为生意考虑，走到他身前，轻声把将军的遭遇告诉了他，绅太郎却放声大笑起来。

“天哪，欧巴桑，”他大声说，“你的有些玩笑开得真过分。”

绅太郎在这些事情上的无知经常令人吃惊，不过就像我说的，不应该因此而轻视他。如今还有这样没被世态炎凉玷污的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实际上，大概就是因为绅太郎的这个特点——始终不受世俗损害的天性——我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愿意跟他在一起。

至于川上夫人，她虽然尽量不让现行的生活方式影响自己，但不可否认，几年的战争使她衰老了不少。战争前，她或许仍可以被称为“年轻女人”，战争后，似乎她内在的什么东西破碎、萎缩了。如果想起她在战争中失去的那些亲人，这就不足为怪了。对她来说，生意也越来越难做。她肯定很难相信这里就是她十六七年前开小酒馆的那个地方。我们过去的那个“逍遥地”，现在已几乎荡然无存。她昔日的那些竞争对手早就关门离开了，川上夫人肯定也不止一次考虑过这么做。

回想她的酒馆刚开张的时候，挤在众多酒吧和小吃店中间，我还记得当时有人怀疑它能不能开得下去。确实，只要你走在那些小街小巷，总会碰到数不清的布幌，它们挂在小店的门前，从四面八方朝你逼来，每个布幌上都用醒目的字迹写着店里有吸引力的东西。当时，那片地方热闹非凡，店铺再多也不愁没有生意。特别是比较暖和的夜晚，更是人头攒动，人们不急不忙地从一个酒馆逛到另一个酒馆，或者就站在马路中间聊天。汽车早就不敢往那里开了，就连自行车也只能费力地推着，才能穿过那些挤挤挨挨、目中无人的行人。

我所说的我们的“逍遥地”，充其量就是一个喝酒、吃饭和聊天的地方。要找真正寻欢作乐的场所——要找艺伎馆和戏园子，就必须到市中心去。不过对我来说，我更愿意去我们那片地方。那里吸引了一批活跃而有身份的人，其中许多像我们一样——画家和作家，因为这里可以大声交谈直至深夜，所以都被吸引了过来。我们那群人经常光顾的小店叫“左右宫”，位于三条小街的交汇处，那里有一片铺砌的空地。左右宫不像周围的那些店铺，它占地面积很大，还有二楼，许多女招待穿着西式的或传统的服装。左右宫把所有竞争对手都比了下去，这里也有我的一份小小功劳，他们知道这点，便在角落里专留一张桌子给我们使用。实际上，跟我一起在那里喝酒的都是我的得意门生：黑田，村崎，田中——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声名鹊起。他们都非常喜欢聊天，我记得在那张桌旁进行过许多激情洋溢的辩论。

应该承认，绅太郎从来不属于那个精英团体。我个人倒不反对他加入我们圈子，但是我的学生中有很强烈的等级观念，绅太郎无疑并不属于第一流。实际上，我记得就在绅太郎和他弟弟到访我家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酒馆的桌旁谈到此事。我记得黑田之流大肆嘲笑绅太郎兄弟对区区一个白领工作这样感激涕零。后来，学生们神色凝重地听我谈论我的观点：当一个人辛勤工作，并不刻意追名逐利，只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时，名利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找上门来。这时，其中一个学生——无疑就是黑田——探身向前说道：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怀疑先生没有意识到他在这个城里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确实，他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充分证明，如今他的名望已经超出了艺术圈，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先生对这样的敬重感到吃惊，这是他一贯的做派。但我们在座的各位却丝毫不觉得意外。实际上可以这么说，虽然芸芸大众都对先生尊重有加，但只有我们这张桌子旁的人才知道，这种尊重还远远不够。我个人毫不怀疑，先生的名望还会与日俱增，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最大的骄傲就是告诉别人，我们曾经是小野增二的弟子。”

这没有什么可吃惊的，每天晚上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喝得有点微醺时，我那些弟子就开始对我百般恭维，大唱赞歌，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黑田，似乎被看做他们的代言人，更是巧舌如簧。当然啦，我一向对他们的话不以为然，但这次不同，当绅太郎和他弟弟站在我门口鞠躬赔笑时，我体验到了一种暖融融的满足感。

不过，如果凭此断定我只跟得意门生交往，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当我第一次走进川上夫人的酒馆时，我就相信我这么做是希望那天夜里跟绅太郎好好谈谈。今天，当我试图回忆那个夜晚时，却发现在我的记忆里，它已经跟所有其他夜晚的声色光影融在一起。门口高挂的灯笼，左右宫外聚集的人群的欢声笑语，烹炒煎炸的香味，还有一位吧台女侍者在规劝某人回到妻子身边——四面八方回荡着无数木屐踩在水泥地上的清脆声音。我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我发现绅太郎不在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就在那些小酒馆里漫无目的地找了一阵。酒馆之间虽然存在竞争，却维持着一种和睦友善的关系，因此，那天夜里我在一家这样的酒馆打听绅太郎，那位女侍者自然就不带一丝妒意地建议我到“新开的那家”去找找看。

毫无疑问，川上夫人会指出酒馆这么多年产生的无数变化——她所做的小小“改进”。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小酒馆今天看上去跟那第一个夜晚并无两样。人一走进去，立刻就会感受到两种不同的对比，温暖、低垂的灯盏把吧台照亮，而房间里的其他地方却一片昏暗。大多数客人喜欢坐在吧台那儿的灯光里，这时小酒馆给人一种温馨、亲密的气氛。我记得那第一个夜晚我赞赏地四处环顾，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多变化，川上夫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愉快。

可是其余的一切都改变了。今天从川上夫人的酒馆出来，站在门口，你会相信刚才是在远离文明世界的地方喝酒。周围都是一片荒凉的废墟。只有远处几座楼房的背影，使你知道这里离市中心并不遥远。川上夫人称之为“战争的破坏”。但是我记得，日本投降后不久，我走在这片地区时，那些楼房许多都还竖立着。左右宫仍然存在，但窗户都被炸飞了，房顶也塌了一半。我记得当时我穿过那些破损的房屋时，曾经怀疑它们能不能重新恢复生机。后来有一天早晨我再过来，发现推土机已经把它们统统夷为平地。

所以现在小街的另一边只是一片碎石瓦砾。政府肯定有他们的计划，但这个样子已经有三年了。雨水积在小凹坑里，在破砖碎瓦间变成一汪汪死水。川上夫人只好在窗户上蒙一层驱蚊的纱网——虽然她认为这样会影响生意。

川上夫人酒馆这边的房屋倒没有倒塌，但许多都无人居住。比如酒馆两边的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时间，使川上夫人感到很不舒服。她经常跟我们说，如果她有一天发了大财，就把那些房子都买下来，扩大营业。现在她只希望有人能搬进去住。她并不在乎别人也像她一样开酒馆，只要她不再感觉像住在墓地里就行。

如果夜幕降临，你走出川上夫人的酒馆，会忍不住伫立片刻，凝望面前的那片废墟。你仍然可以就着暮色分辨出破碎的砖瓦和木头，偶尔还有管子从地上冒出来，如同杂草一样。然后你往前走，一路又经过许多成堆的瓦砾，还有数不清的小水坑在路灯下一闪一闪。

山上就是我们家，你来到山脚，在犹疑桥上停住脚步，回头眺望我们昔日逍遥地的废墟，如果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你可以看见那排旧的电线杆——上面仍然没有电线——顺着你刚才的来路消失在暮色中。你可以看见黑压压的鸟儿不安地聚集在电线杆顶上，似乎在等待那些曾经横跨天空的电线。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站在那座小木桥上，看见远处的碎砖瓦砾间升起两股烟。也许是政府的工人在进行一项慢得永无止境的工程，或者是孩子们在玩某种越轨的游戏。可是这两股被夜空衬托的烟，使我的心情陷入忧郁。它们就像某个废弃的葬礼上的柴堆。就像川上夫人说的，是一片坟地，如果你没有忘记昔日经常光顾这里的那些人，你就会忍不住这样想。

我把话题扯远了。我刚才是想叙述节子上个月在这里小住的情景。

我也许已经说过，节子来的第一天主要是坐在外面的阳台上，跟她妹妹聊天。我记得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就女人的话题聊得很深，我离开她们去找我那外孙，他几分钟前跑进屋里去了。

我在走廊的时候，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震得整个房子都摇晃了。我大吃一惊，赶紧走进餐厅。白天的那个时候，餐厅基本上处于阴影之中，我刚从明亮的阳台回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弄清一郎根本不在屋里。接着又是一声巨响，紧跟着又是几声，还伴随着外孙的喊叫声：“呀！呀！”声音是从旁边的钢琴房里传出来的。我走到门口，听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打开门。

钢琴房跟餐厅不同，整个白天都能照到阳光。这里光线明亮充足，如果面积再大一点，在这里吃饭倒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用它来存放画作和材料，但现在除了那架立式德国钢琴，屋里空无一物。毫无疑问，空荡荡的屋子吸引了我的外孙，就像先前阳台吸引了他一样。我发现他在地板上前进，一边奇怪地跺着脚，在我看来是在模仿什么人骑马跑过开阔地。他背对着门，所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在观察他。

“外公！”他说，气愤地转过身，“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对不起，一郎，我没有意识到。”

“我现在不能陪你玩！”

“实在太抱歉了。可是在外面听着声音太刺激了，我就想进来看看。”

外孙继续气呼呼地瞪着我。过了一会儿，他闷闷不乐地说：“好吧。但是你必须坐下来，不许出声。我忙着呢。”

“很好。”我笑着说。“非常感谢，一郎。”

我走过屋子，在窗口坐了下来，外孙一直用眼睛瞪着我。前一天晚上一郎跟母亲来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素描本和一套彩色蜡笔。现在我注意到素描本放在旁边的榻榻米上，周围散落着三四支蜡笔。我看见素描本的前几页已经画了东西，刚要拿过来细看，一郎突然又开始了刚才被我打断的演出。

“呀！呀！”

我注视了他一会儿，但一点也看不懂他演的是哪一出戏。他忽而重复骑马的动作，忽而又似乎跟无数看不见的敌人搏斗。他嘴里一直不出声地嘟囔着几句口号。我努力想听清，结果发现并没有具体的话语，只是用舌头打出声音。

他尽量不理睬我，但显然我的存在还是对他产生了抑制作用。有几次，似乎灵感突然离开了他，他动作做到一半就停住了，然后才又行动起来。过不了多久他就泄了气，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鼓掌，后来决定不鼓了。

“很精彩，一郎。可是你告诉我，你演的是谁呢？”

“你猜，外公。”

“唔。是不是义经大人[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不是？那就是将校的武士？唔。是不是忍者？风的忍者。”

“外公完全猜错了。”

“那就告诉我吧，到底是谁呢？”

“独行侠！”

“什么？”

“独行侠！银马！”

“独行侠？是个牛仔吗？”

“银马！”一郎又开始骑马奔驰，这次嘴里还发出马嘶声。

我注视了外孙一会儿。“你怎么学会扮演牛仔的，一郎？”我终于问道，但他只顾骑马、嘶鸣。

“一郎，”我加重了语气，“等一等，听我说。扮演义经大人那样的角色才有趣呢，比这有趣得多。我告诉你为什么好吗？一郎，听外公说给你听。一郎，你听外公说呀，一郎！”

也许我不经意地提高了声音，只见他停下来望着我，脸上带着惊异的表情。我继续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对不起，一郎，我不应该打断你的。当然你想扮演谁就扮演谁，牛仔也行。你必须原谅你的外公。他刚才有点失态了。”

外孙还是瞪着我，我想他快要哭了，或者想跑出屋子。

“好了，一郎，你还是照你刚才的那样演吧。”

一郎还是继续瞪着我。然后他突然嚷了起来：“独行侠！银马！”又开始骑马狂奔。他脚跺得比刚才更凶，震得整个屋子都在发抖。我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伸手拿起了他的素描本。

前面四五页，一郎基本上算是浪费了。他的技巧倒不差，但是那些素描——电车和火车——刚画了一点就半途而废。一郎发现我在查看素描本，赶紧跑了过来。

“外公！谁让你看这些的？”他想把本子从我手里抢过去，但我不让他够到。

“好了，一郎，不要不讲道理。外公想看看你拿他送你的蜡笔做什么了。这是很公平的。”我放下素描本，打开第一张画。“很不错啊，一郎。唔。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可以画得更好呢。”

“不许外公看！”

外孙又想把素描本抢走，我不得不用胳膊挡开他的双手。

“外公！把我的本子还给我！”

“好了，一郎，别这样。让外公看看。来，一郎，把那边的那些蜡笔拿给我。把它们拿过来，我们一起画点儿东西。外公教你。”

这话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外孙立刻就不再争夺，跑去把地板上的蜡笔都捡了起来。他回来时，态度完全变了——带有一种专注。他在我身边坐下，把蜡笔递给我，专心地注视着，不再说话。

我把素描本翻到新的一页，放在他面前的地板上。“让我先看你画，一郎。然后外公看看能不能帮你把它画得更好。你想画什么呢？”

外孙变得非常安静。他低头若有思索地看着空白的画纸，并没有动笔。

“你为什么不试着画画昨天看到的东西呢？”我建议道。“你第一次进城看见的东西？”

一郎继续看着素描本。然后他抬起头问道：“外公以前是个有名的画家吗？”

“有名的画家？”我笑了起来。“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这是你妈妈说的吗？”

“爸爸说你曾经是个有名的画家，后来不得不结束了。”

“我退休了，一郎。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要退休的。年纪大了，应该休息休息了。”

“爸爸说你不得不结束，因为日本战败了。”

我又笑了起来，伸手拿过素描本。我一页页地往后翻，看我外孙画的电车，并把本子举远了端详。“到了一定的年纪，一郎，你就不想再干，想休息了。你爸爸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停止工作。有朝一日，你像我这样老了，也会想要休息的。好了”——我又翻到那页白纸，把本子重新放到他面前——“你想给我画什么呢，一郎？”

“餐厅里的那幅画是外公画的吗？”

“不是，那是一位叫浦山的画家画的。怎么，你喜欢吗？”“走廊里的那幅是外公画的吗？”

“那是另一位画家的作品，外公的一位老朋友。”

“那么外公的画在哪里呢？”

“暂时收起来了。好了，一郎，我们还是做要紧的事吧。你给我画什么呢？你记得昨天的什么？你怎么啦，一郎？突然变得这么安静。”

“我想看看外公的画。”

“我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男孩子，一定能记住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看见的那张电影海报怎么样？就是有史前怪兽的那张。我相信你这样的人能把它画得很好。说不定比那张真的海报还要好呢。”

一郎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一翻身趴在地上，把脸贴近画纸，开始画了起来。

他拿起一支深棕色的蜡笔，在纸的下部画了一排箱子——很快它们就变成了城市楼房的轮廓。然后，城市上空出现了一个蜥蜴状的大怪物，靠后腿直立着。这时，外孙用一支红蜡笔换掉了深棕色的，开始在蜥蜴周围画出许多鲜红的道道。

“这是什么，一郎？是火吗？”

一郎继续画红道道，没有回答。

“为什么有火，一郎？跟怪兽出现有关吗？”

“电缆。”一郎说着，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电缆？那倒挺有趣的。我不知道电缆为什么会冒火，你知道吗？”

一郎又叹了口气，继续画着。他又拿起深色蜡笔，开始在纸的底部画一些惊惶失措、四处逃窜的人。

“你画得非常好，一郎，”我评价道，“也许，为了奖励你，外公明天会带你去看电影呢。你愿意吗？”

外孙停住笔，抬起头来。“电影可能太恐怖了，外公不能看。”他说。

“我不相信，”我笑着说，“不过倒可能会吓坏你妈妈和你小姨。”

听了这话，一郎放声大笑。他一翻身，仰面躺着，又笑了几声。“妈妈和仙子小姨肯定会被吓坏的！”他冲着天花板嚷道。

“但是我们男人会喜欢的，对不对，一郎？我们明天就去。你愿意吗？我们把女人也带去，看她们会吓成什么样。”

一郎继续放声大笑。“仙子小姨肯定一下子就吓坏了！”

“可能会的，”我说，又笑了起来，“太好了，我们明天都去。好了，一郎，你还是继续画画吧。”

“仙子小姨会吓坏了的！她会想要离开的！”

“好了，一郎，我们接着画吧。你画得非常好。”

一郎又翻过身，继续画画。可是他刚才的注意力似乎已经消失。他开始在素描底部添加越来越多的逃跑的身影，全都叠在一起，看不清楚了。最后，他索性不再好好画了，开始在画的下部胡乱地涂抹。

“一郎，你在做什么呀？如果你再这么做，我们明天就不去看电影了。一郎，快住手！”

外孙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道：“银马！”

“一郎，快坐下。你还没有画完呢。”

“仙子小姨在哪儿？”

“她跟你妈妈说话呢。好了，一郎，你的画还没有画完呢。一郎！”

可是我的外孙已经跑出了屋子，一边嘴里喊道：“独行侠！银马！”

我记不清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在做什么了。很可能就坐在钢琴屋里，看着一郎的画发呆，脑子里什么也不想，最近我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不过，后来我还是站起来，去找我的家人。

我发现节子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外面的园子。太阳还很明亮，但天气凉多了，我走到阳台，节子转过身，把一个垫子放在阳光底下给我坐。

“我们新沏了些茶，”她说，“你想喝吗，爸爸？”

我谢了她，她给我倒茶时，我把目光投向外面的园子。

虽然受到战争的破坏，但我们的园子恢复得不错，仍然能看出是杉村明四十多年前建造的那个园子。在远处靠近后墙的地方，我看见仙子和一郎正在端详一片竹林。那片竹林像园子里的其他花草树木一样，是完全长成之后，杉村先生从城里别的地方移栽过来的。实际上有人传说，杉村先生亲自在城里四处溜达，隔着栅栏往别人的园子里张望，一看到他中意的花草树木，就出大价钱从主人手里买下，移栽过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的选择真是巧夺天工。最后的效果非常和谐，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整个园子有一种天然的、杂乱无章的感觉，完全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

“仙子对孩子总是这么好，”节子看着他们，说道，“一郎非常喜欢她。”

“一郎是个好孩子，”我说，“一点也不像他这个年龄的许多孩子那样腼腆。”

“但愿他刚才没有给你添麻烦。他有时候很任性的。如果他调皮捣蛋，你就尽管骂他。”

“一点儿没有。我们相处得很好。实际上，我们刚才是在一起练习画画来着。”

“真的？他肯定喜欢。”

“他还演戏给我看了，”我说，“动作演得可逼真了。”

“噢，是的。他经常这样自己玩很长时间。”

“那些话是他自己编的吗？我使劲听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女儿用手掩面而笑。“他肯定是在演牛仔呢。他每次演牛仔，就假装在说英语。”

“英语？太神奇了。怪不得呢。”

“有一次，我们带他去看了一部美国牛仔电影。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非常喜欢牛仔。我们还不得不给他买了一顶宽边的高呢帽。他相信牛仔能发出他那种滑稽的声音。看上去肯定很奇怪。”

“原来是这样，”我笑着说，“我外孙变成了牛仔。”

园子里，微风轻轻吹拂着树叶。仙子蹲在后墙根的那盏旧石灯旁，指着什么东西给一郎看。

“不过，”我叹了口气说，“就在几年前，还不会允许一郎看牛仔这样的电影呢。”

节子没有回头，仍然望着园子，说：“池田认为，一郎与其崇拜宫本武藏[日本战国末期与德川幕府前期的剑术家、兵法家]那样的人，还不如喜欢牛仔呢。池田认为，现在对孩子们来说，美国英雄是更好的榜样。”

“是吗？原来池田是这么想的。”

一郎似乎对那个石灯不感兴趣，只见他使劲拽着小姨的胳膊。节子在我身边尴尬地笑了一声。

“他太无礼了。把人拽来拽去的。真是没有教养。”

“对了，”我说，“我和一郎决定明天去看电影。”

“真的？”

我立刻看出节子的态度犹豫不决。

“是的，”我说，“他好像对那个史前怪兽特别感兴趣。别担心，我看了报纸。那个电影非常适合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子。”

“是啊，我相信。”

“实际上，我想我们应该都去。也就是说，全家一起出动。”

节子不安地清了清嗓子。“那肯定特别有意思。只是仙子明天可能还有别的计划。”

“哦？什么计划？”

“我记得她想要我们都去鹿苑。但是没关系，可以换个时间再去。”

“我不知道仙子有什么计划。她肯定没有问过我。而且，我已经跟一郎说了明天要去看电影。他现在心思全在这上面呢。”

“是的，”节子说，“我相信他肯定愿意去看电影。”

仙子顺着花园小径朝我们走来，一郎在前面牵着她的手。毫无疑问，我应该马上跟她商量第二天的事，但是她和一郎没有在阳台上停留，而是进屋洗手去了。所以，直到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才把这事提了出来。

餐厅虽然白天不见阳光，非常昏暗，但天黑之后，灯罩低低地垂在饭桌上，气氛倒显得很温馨。我们在桌旁坐了几分钟，读报纸，看杂志，然后我对外孙说：

“一郎啊，你有没有把明天的事告诉你小姨呀？”

正在看书的一郎抬起头，一脸疑惑。

“我们带不带女人一起去呀？”我说。“还记得我们说的话吗？她们可能会觉得太恐怖的。”

这次外孙明白了我的意思，笑了。“可能对仙子小姨来说是太恐怖了，”他说，“仙子小姨，你想去吗？”

“去哪儿，一郎？”仙子问。

“看怪兽电影。”

“我想明天大家都去看电影，”我解释说，“也就是说，全家一起出动。”

“明天？”仙子看着我，然后转向我的外孙。“噢，明天可去不成，不是吗，一郎？我们要去鹿苑的，记得吗？”

“鹿苑可以先等一等，”我说，“孩子现在盼着看电影呢。”

“说什么呀，”仙子说，“事情都安排好了。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要去看望渡边夫人。她一直想见见一郎呢。而且，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了。是不是，一郎？”

“爸爸是一片好意，”节子插进来说，“但我知道渡边夫人盼着我们去呢。也许我们应该后天再去看电影吧。”

“可是一郎一直盼着呢，”我不同意，“是不是这样，一郎？这些女人真讨厌。”

一郎没有看我，显然又沉浸在他的书里了。

“你跟这些女人说，一郎。”我说。

外孙只是盯着他的书。

“一郎。”

突然，他把书扔在桌上，站起来跑出餐厅，进了钢琴房。

我轻声笑了一下。“瞧，”我对仙子说，“你们让他失望了。不应该改变计划的。”

“别说傻话了，爸爸。渡边夫人的事早就安排好了。而且，带一郎去看那样的电影是不合适的。他不会喜欢那样的电影，是不是，节子？”

我的长女局促不安地笑了笑。“爸爸是一片好意，”她轻声说，“也许后天吧……”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又接着看报纸了。过了几分钟，显然我的两个女儿都不准备去把一郎找回来了，我便站起身，走进了钢琴房。

一郎够不着灯罩上的开关，就打开了钢琴顶上的台灯。我发现他在琴凳上坐着，侧着脑袋靠在琴盖上。他的五官挤压着深色的木头，表情气呼呼的。

“真对不起，一郎，”我说，“你不要觉得失望，我们后天再去。”

一郎没有反应，于是我说：“好了，一郎，这没有什么，用不着这么失望。”

我走向窗口。外面已经很黑了，我只能看见我和身后屋子映在玻璃里的影像。我听见另一个屋里传来女人们低低的谈话声。

“开心点吧，一郎，”我说，“没什么可难过的。我们后天再去，我向你保证。”

当我再次转过来看着一郎时，他的脑袋还是那样伏在琴盖上，但手指在琴盖上挪动，像在弹琴一样。

我轻声笑了。“好了，一郎，我们就后天去吧。我们可不能受女人的管制，是不是？”我又笑了一声。“恐怕她们觉得那个电影太恐怖了。嗯，一郎？”

外孙还是没有回答，但他的手指继续在琴盖上移动。我想最好让他自己待一段时间，就又笑了一声，返身回到餐厅。

我发现两个女儿默默地坐在那里看杂志。我坐下来，重重地叹了口气，但她们谁也没有反应。我重新戴上阅读眼镜，刚准备看报纸，仙子突然轻声说道：“爸爸，我们沏点茶好吗？”

“太感谢了，仙子。但我暂时不要。”

我们继续默默地阅读了一会儿。然后节子说：“爸爸明天跟我们一起去吗？那样我们就仍然是全家一起出动。”

“我很想去。可是我明天恐怕还有几件事要做呢。”

“你说什么呀？”仙子插嘴说道。“有什么事要做？”然后转向节子，又说：“别听爸爸的。他最近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只是闷闷不乐地在家里转悠，现在他总是这样。”

“如果爸爸跟我们一起去，就太让人高兴了。”节子对我说。

“真遗憾，”我说，又低头去看报纸，“但我确实有一两件事要做。”

“那你准备一个人呆在家里吗？”仙子问。

“如果你们都去，我就只好自己呆着了。”

节子礼貌地咳嗽了一声，然后说道：“不如我也在家呆着吧。我和爸爸还没有机会好好聊聊呢。”

仙子从桌子对面望着姐姐。“你用不着不出去玩。大老远来的，可不能整天在屋里呆着。”

“可是我真的很愿意留在家里陪陪爸爸。我想我们有许多话要聊呢。”

“爸爸，瞧瞧你做的好事。”仙子说。然后她又转向她姐姐：“那么只有我带一郎去了。”

“一郎肯定喜欢跟你去玩一天的，仙子，”节子笑微微地说，“目前你是他最喜欢的人了。”

我很高兴节子决定留在家里，确实，我们很少有机会不受打扰地好好聊聊。一个做父亲的，对于自己已婚女儿的生活，有许多希望了解的东西，而又不能直接发问。但我那天晚上压根儿也没想到，节子希望留在家里陪我，是有她自己的原因的。

也许是因为上了年岁，我现在总喜欢漫无目的地在一个个屋里闲逛。那天下午——节子到来的第二天——她打开客厅的拉门时，我一定是站在那里出神很久了。

“对不起，”她说，“我待会儿再来。”

我转过身，看见女儿跪在门槛上，手里拿着插满鲜花和剪枝的花瓶，不觉小小地吃了一惊。

“不，请进来吧，”我对她说，“我并没有在做什么。”

退休以后，我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确实，退休的好处就是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知道把辛苦和名利都放下了，心里感到很轻松。然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客厅——偏偏是客厅——一定是心不在焉了。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父亲灌输给我的观念，一个家里的客厅是专门留着接待重要客人，或祭拜佛坛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能被日常琐事所玷污的。因此，跟别人家相比，我家的客厅总是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我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定下规矩，但孩子们小的时候，除非特别吩咐，平常是不许她们进入客厅的。

我对客厅的尊重可能显得有点过分了，但你必须知道，在我成长的那个家庭——在鹤冈村，从这里乘火车要半天——我在十二岁前是禁止进入客厅的。那间屋子在许多意义上都是家庭的中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下，我凭着偶尔匆匆瞥见的一两眼，在脑海里构想客厅内部的情形。日后，我仅凭匆匆几瞥的印象，便能在画布上再现一副场景，令我的同事们称奇，这个本领大概也要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在我性格成形的那些年里，无意中对我艺术鉴赏力的训练。在我满了十二岁后，“商务会”就开始了，我发现自己每星期要进客厅一次。

“我和增二今天晚上要商量事情。”父亲总是在晚饭时宣布。他说这话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饭后自己前去报到，二是警告家里其他人，那天晚上不得在客厅附近发出声音。

吃过晚饭，父亲就进了客厅，大约十五分钟后再叫我过去。我进去时，房间里没有灯光，只在地板中央竖着一根高高的蜡烛。在那圈烛光里，父亲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后面放着他的那个木头“商务箱”。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烛光里，我坐下时，明亮的烛光使房间的其他地方都处于阴影之中。越过父亲的肩膀，我隐约可以看见那边墙上的佛坛，或壁龛周围的几件装饰品。

父亲开始说话。他从“商务箱”里取出厚厚的小本子，打开其中的几本，指给我看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直用那种慎重的、严肃的口吻说话，偶尔会停住话头，抬起头来，似乎想求得我的肯定。每到这时，我便赶紧唯唯诺诺：“是的，是的。”

不用说，我根本就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他满口行话术语，列举冗长复杂的计算，并不因为对方是个小孩子而有所迁就。但我似乎也不可能请他停下来详细解释。因为我发现，我被允许进入客厅，是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年岁不小，能够理解这样的谈话了。我感到羞愧，同时提心吊胆，担心他随时会要求我说点什么，而不只是唯唯诺诺，那样就露馅了。一个个月过去，我并没有被要求说更多的话，但我还是终日惶惶不安，担心着下一次“商务会”。

我现在当然明白了，父亲从来就没指望我听懂他的话，但我始终不能确定他为什么要让我经受这样的折磨。也许，他是想早早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希望我日后能接管家族的生意。

或者，他觉得我作为将来的一家之主，应该参与所有的决策，因为那些决策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我成年以后。那样，当我继承一个不尽完美的企业时，就没什么理由可抱怨了——父亲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吧。

我记得，十五岁的时候，我被叫进客厅参加另一种会议。客厅像往常一样点着高高的蜡烛，父亲坐在烛光中央。可是那天晚上，他面前放的不是商务箱，而是一个沉甸甸的陶制烟灰缸。我觉得迷惑不解，因为这个烟灰缸——家里最大的——平常是专门给客人用的。

“你把它们全都带来了？”他问。

“我照您的吩咐做了。”

我把怀里的那堆绘画和素描放在父亲旁边。纸张大大小小，大部分都被颜料弄得皱皱巴巴，放在一起显得乱糟糟的。

我默默地坐着，父亲查看我的作品。他拿起一幅画，仔细看一会儿，然后放到一边。那堆画看到一半时，他不抬头地问道：

“增二，你确定你所有的画都在这儿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张没有拿来？”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起头，问道：“嗯？”

“可能还有一两张没有拿来。”

“那么，毫无疑问，增二，没有拿来的那些画正是你自己最骄傲的，是不是这样？”

他又低下头去看那些画了，我就没有回答。我注视着他查看那堆画作。一次，他把一张画举到烛火前，说：“这是从西山下来的那条小路，是不是？你画得非常逼真，这是不用说的。正是从山上下来的景象。画得很好。”

“谢谢。”

“你知道吗，增二”——父亲的目光仍然盯着那张画——“我听你母亲说过一句奇怪的话。她好像认为，你希望以后专门从事绘画。”

他这话不像是提问，所以我没有回答。但他抬起头，又说了一遍：“增二，你母亲似乎认为你希望以后专门从事绘画。她这么想自然是错了。”

“那是自然。”我轻声说。

“你的意思是，她可能有一些误解？”

“肯定是的。”

“我明白了。”

父亲继续端详那些画作，我坐在那里默默注视他，就这样又过了几分钟。然后，他不抬头地说：“我似乎听见你母亲从外面走过。你听见了吗？”

“我好像并没有听见动静。”

“我猜想那是你母亲。既然她走过，就请她也进来吧。”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走廊里黑黢黢的，并没有人，我早就知道是这样。我听见父亲在我身后说：“增二，你去叫她时，顺便把你其他的画作也都一起带来。”

也许只是我的错觉，但我几分钟后跟母亲一起回到客厅时，我觉得那个陶制烟灰缸好像被挪动了，比刚才更靠近蜡烛一点。我还隐约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烟味，可是我扫了一眼烟灰缸，并没看出有使用过的痕迹。

我把最后几张画放在先前那堆的旁边，父亲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似乎仍然沉浸在我的作品里，并不理会默默坐在他面前的我和母亲。最后，他叹了口气，抬起头来对我说：“增二，你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去做云游僧，是不是？”

“云游僧？我想是的。”

“他们对这个世界有许多话要说。我大部分时间都不怎么理会他们。我们应该对僧人以礼相待，虽然他们有时候让你觉得跟叫花子没什么两样。”

他停住了，于是我说：“是的，是的。”

父亲转向母亲，说：“你还记得吗，幸子，以前经常到这个村子里来的那些云游僧？我们儿子出生后不久，一个云游僧到我们家来，是个瘦瘦的老头子，只剩一只手，却长得很健壮。你还记得他吗？”

“可是那时候我们的儿子还只是个婴儿。”母亲说。她声音很低，似乎不想让我听见。相反，父亲却不必要地提高了声音，好像在跟观众讲话：

“他留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对我们说，增二肢体健康，但天生有个弱点。这弱点会使他耽于懒惰和欺骗。这话你还记得吗，幸子？”

“但我记得那个僧人还说了我们儿子许多好话呢。”

“那倒是的。我们儿子有许多好的品质，僧人确实指出来了。但是你记得他的警告吗，幸子？他说要想让好品质占上风，我们教养他的人就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不让这个弱点冒头。不然的话，就像那个老僧人说的，增二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也许，”母亲谨慎地说，“我们不应该把那些僧人的话放在心上。”

父亲听了这话似乎有些吃惊。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母亲提出了一个令人迷惑的观点。“当时我也不愿意把他的话当真，”他接着说道，“可是在增二成长的每个阶段，我不得不承认那个老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儿子的性格中确实有个弱点，这是不可否认的。他的秉性倒不顽劣，但我们必须不断对付他的懒惰，他的不求实际，以及他的意志薄弱。”

然后，父亲又沉思着拿起我的三四张画作，用两只手托着，似乎想掂一掂它们的分量。他把目光转向我，说道：“增二，你母亲似乎认为你希望以后专门从事绘画。她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解呢？”

我垂下眼睛，一言不发。接着，我听见母亲在我身边几乎耳语般地说：“他年纪还小呢，我相信这只是他孩子气的心血来潮吧。”

静默片刻后，父亲说：“增二，告诉我，你知不知道画家生活在什么样的境遇里？”

我没有做声，望着面前的地板。

“画家的生活肮脏而贫穷，”父亲的声音继续说，“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容易变得软弱和堕落。我说得对吗，幸子？”

“那是自然。可是，也许有一两个画家既能追求艺术，同时又能避开这些陷阱。”

“当然，肯定有例外。”父亲说。我仍然低垂着目光，但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又那样迷惑不解地频频点头了。“那是少数特别有毅力、有个性的人。我担心我们的儿子远远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正好相反。我们有责任保护他远离这样的危险。毕竟，我们希望他日后成为一个令我们骄傲的人，是不是？”

“当然。”母亲说。

我迅速抬起头来。蜡烛已经燃到一半，烛光把父亲的半边脸照得轮廓分明。他已经把画作放到了腿上，我注意他正用手指不耐烦地捋着纸边。

“增二，”他说，“你可以离开了。我想跟你母亲谈谈。”

我记得那天晚上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黑暗中遇到了母亲。我很可能是在一个走廊里遇见她的，但我记不清了。我也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摸黑在房子里溜达，但肯定不是为了偷听父母说话——因为我记得自己离开客厅后，便打定主意不去理睬客厅里的事。当然，那个时候房子的照明都很差，所以我们站在黑暗里说话也是很经常的事。我能看见母亲的身影站在我面前，但看不清她的脸。

“家里有一股烧东西的味儿。”我说。

“烧东西？”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没有，我觉得没有。你肯定是搞错了，增二。”

“我闻到了烟味儿，”我说，“刚才又闻到了。父亲还在客厅里吗？”

“是的，他在工作。”

“他在那里做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关心。”我说。

母亲没有做声，于是我又说：“父亲点燃的只是我的雄心抱负。”

“这可真好，增二。”

“您千万别误会我，母亲。我不希望很多年后，我发现自己坐在父亲现在坐的地方，跟我的儿子讲算账和钱财。如果我成为那样的人，你会为我感到骄傲吗？”

“会的，增二。你父亲的生活还有许多内容，你年纪太小，还不可能知道。”

“我绝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我说我有雄心，指的是我希望能超越这样一种生活。”

母亲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许多事情看上去都是无聊、无趣的。但是年长一些，就会发现这些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我以前害怕父亲的商务会。现在它们只是让我感到厌倦。实际上，让我感到厌恶。我有幸参加的这些会议是什么呢？数小钱，点硬币，一小时接一小时。如果我以后的生活变成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我顿了顿，看母亲有什么话要说。有那么一刻，我似乎觉得她已经在我说话时悄悄走开，我现在是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然而，我接着听见她就站在我面前，于是我又说了一遍：“我压根儿就不关心父亲在客厅里做什么。他只是点燃了我的雄心抱负。”

唉，我发现我又把话扯远了。我本来是想叙述上个月节子到客厅里来换鲜花时，我跟她的对话。

我记得，节子坐在佛坛旁边，开始把装饰佛坛的那些凋谢的花枝换掉。我坐在她后面一点，注视着她小心地把每个花枝抖一抖，再放在自己腿上，我相信当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些闲话。后来，她眼睛仍然盯在花上，对我说道：

“爸爸，原谅我提到这件事。不用说，您肯定已经想过了。”

“什么事，节子？”

“我之所以又提这件事，因为我估摸着仙子的婚事肯定会有进展。”

节子已经开始把她花瓶里新剪的花枝插到佛坛周围的花瓶里去。这件事她做得非常仔细，每插一枝就停下来看看效果。“我只是想说，”她继续说道，“一旦开始认真商议婚事，爸爸最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这个自然，我们会谨慎行事的。可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请原谅我，实际上我指的是调查。”

“啊，这不用说，我们会尽量彻底调查的。我们还雇用去年的那个侦探。你也记得，他是非常可靠的。”

节子仔细地调整一根花梗。“原谅我，我肯定是没有表达清楚。实际上，我指的是他们的调查。”

“对不起，我好像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需要隐瞒的。”

节子不安地笑了一声。“爸爸千万要原谅我。您知道，我一向不擅长说话。池田总是骂我词不达意。他口才那么好。我应该尽力向他学习，这是不用说的。”

“我认为你说话绝对没有问题，但我恐怕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突然，节子沮丧地举起双手。“有风，”她叹着气说，又一次探身端详她的花儿，“我喜欢把它们插成这样，可是风好像不同意呢。”她又变得心事重重。过了一会儿，她说：“您必须原谅我，爸爸。在我家里，池田说话要清楚一些。但是他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也许爸爸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出现误会。毕竟，仙子已经快二十六岁。我们可再经不起去年那样的打击了。”

“关于什么的误会，节子？”

“关于过去。可是请原谅，我肯定是多虑了。爸爸无疑全都考虑到了，会采取必要的做法的。”

她坐回去，研究她的插花，然后面带微笑转向我。“我对这些东西不太在行。”她指着那些鲜花说。

“它们看上去很漂亮。”

她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佛坛，不自然地笑了一声。

昨天，我乘电车在静谧的荒川郊外兜风时，脑海里又一次想起客厅里的那段对话，心里一阵烦躁。车子一直往南开，景色不再那么杂乱，我望着窗外，又想起了女儿坐在佛坛前，建议我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形。我又想起她把脸微微转向我，说：“毕竟，我们可再经不起去年那样的打击了。”接着我又想起她来的第二天早晨，坐在阳台上暗示我去年三宅家退婚另有隐情时，脸上那副意味深长的表情。在过去这个月里，我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受影响。但是直到昨天，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僻静的郊外旅游时，我才更仔细地审视我的感受，我意识到，我的恼怒其实并不是针对节子，而是针对她的丈夫。

我想，一个妻子受丈夫观念的影响是无可厚非的——哪怕这些观点像池田的那样荒唐可笑。可是，如果一个人诱导自己的妻子对她的亲生父亲产生怀疑，这就足以引起愤怒了。过去，我考虑到池田在满洲肯定吃过不少苦，便一直对他的某些行为采取隐忍的态度。比如，他经常表现出对我们这代人的怨恨情绪，我从来不以为意。我一直以为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而淡化。没想到，在池田身上，它们反倒变得越来越尖刻和不可理喻了。

这些事情如今都妨碍不到我——毕竟，节子和池田住得很远，我一年也只见到他们一次——然而，自从节子上个月来过之后，这些荒谬可笑的观念似乎也对仙子产生了影响。这使我很恼火，过去几天里，我好几次忍不住想给节子写封信，表达一下愤怒的情绪。夫妻之间互相交流一些毫无根据的想法也就罢了，但那只是他们两人的事情。换了一个更加严厉的父亲，无疑早就采取措施了。

上个月，我不止一次看见我的两个女儿在深谈，注意到她们做贼心虚地突然停住话头，然后又装模作样地说些不痛不痒的闲话。实际上，我记得在节子来访的五天里，这样的事情至少发生了三次。后来，就在几天前，仙子和我快要吃完早饭时，她突然对我说：

“我昨天经过清水百货商店时，你猜我看见谁站在车站？是三宅次郎！”

“三宅？”我吃惊地从碗上抬起头，仙子竟然这样毫不脸红地提到这个名字，“唉，真是不巧。”

“不巧？实际上，爸爸，我很高兴看到他呢。他倒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没有跟他多聊。而且我还得回去上班呢。我正好出来办事。你知道吗，他已经快要结婚了。”

“他告诉你的？真是无耻。”

“当然啦，他没有主动说。是我问他的。我对他说，我正在谈新的婆家，然后问他的婚事有什么着落。我就这么问了他一句。他的脸刷就红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订婚。一切都谈妥了。”

“说实在的，仙子，你不应该这么大大咧咧。你干吗非要提结婚的事呢？”

“我很好奇呀。我已经不再为这件事感到难过了。现在婚事进展顺利，那天我就在想，如果三宅次郎还在为去年的事而苦恼，该是多么不值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得知他已经订婚时有多么高兴。”

“明白了。”

“我希望不久能见见他的新娘。我想她肯定很漂亮，你说呢，爸爸？”

“肯定的。”

我们继续吃了一会儿，然后仙子又说：“我还差点儿问了他一件别的事。但我没问。”她探身向前，压低声音说：“我差点儿问他去年的事。问他们为什么要退婚。”

“幸亏你没问。而且，他们当时就把理由说得很清楚了。他们觉得那个小伙子配不上你。”

“但你知道那只是礼节上的说法，爸爸。我们一直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至少，我从没听说过。”这时，她的语气有些异样，使我再次从碗上抬起头来。仙子把筷子举在半空，似乎在等我说些什么。看到我继续吃早饭，她说：“你说，他们为什么退婚呢？你有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

“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刚才说了，他们觉得那个年轻人高攀不上。这个理由是很说得通的。”

“爸爸，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也许我不够漂亮。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的。退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那么，爸爸，既然跟我没关系，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突然提出退婚。”

我觉得女儿说这番话时语气有点做作、不自然。也许是我的错觉，可是一个父亲是能够注意到女儿说话时每一点细微的语气变化的。

总之，跟仙子的那段对话，使我又想起了我那次跟三宅次郎邂逅，后来跟他在车站聊了一会儿的情景。大概就是一年以前——跟三宅家联姻的事正在商议中——一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城里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正在横手区行走，想去木村公司大楼外的电车站。如果你对横手区很熟悉，就会知道店铺楼上那些数不清的简陋破旧的小办公室。那天我遇见三宅次郎时，他正从一间这样的办公室里出来，走下两个店铺门脸之间的狭窄楼梯。

之前我曾见过他两次，但都是在正式的家庭聚会上，他穿着最好的衣服。现在他的样子截然不同，身上是一件看着很旧、有点嫌大的雨衣，胳膊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看他的模样，活像一个被老板吆来喝去的打工者。确实，他的整个姿势都像是随时要鞠躬似的。我问他，他刚才出来的那家办公室是不是他上班的地方，他不自然地笑了，好像他从一个名声不好的场所出来被我抓住了一样。

我倒也想过，仅仅因为跟我邂逅他就这样尴尬，似乎有点过分。但当时我想他之所以窘迫，是因为他的办公楼和周围环境都很破败。约莫一个星期后，我惊讶地得知三宅家决定退婚，才发现自己又想起了那次相遇，并试图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我在想，”我对节子说，当时她正好过来看望我们，“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们家是不是就已经决定退婚了。”

“怪不得爸爸发现他那么紧张不安呢，”节子说，“他有没有说什么话，暗示他们的打算？”

那只是街头相遇的一星期之后，但我已经记不清我跟年轻的三宅到底聊了什么。那天下午，我以为他跟仙子的婚事随时都会宣布，就把他当成未来的家庭成员来对待。我只把注意力放在让年轻的三宅在我面前放松下来，根本没有怎么考虑在走向汽车站的过程中，还有后来站在那里等车的几分钟里，我们究竟说了什么。

不过，当我后来考虑整个事情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正是那次邂逅导致了后来的退婚。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对节子说，“我看到了三宅的工作地点，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大概这使他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两家的差距实在太大。毕竟，这个想法他们经常挂在嘴上，不可能只是礼节上的说法。”

节子似乎不以为然。看来她回家后跟丈夫讨论了妹妹婚约泡汤的事。今年，她似乎带来了她自己的观点——至少是池田的观点。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回忆跟三宅的那次偶遇，从另一个角度细细品味。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事情发生的一个星期后我都记不真切，更别提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

但我确实想起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对话，而以前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和三宅已经走到主街上，站在木村公司的大楼前，等待我们各自的电车。我记得三宅说：

“今天我们上班得到噩耗。我们总公司的总裁过世了。”

“我很难过。他年岁已高？”

“才六十出头。我一直没机会当面见他，只在期刊上看过他的照片。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都觉得好像一下子成了孤儿。”

“这对你们大家肯定是个打击。”

“确实如此，”三宅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不过，我们办公室的人实在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敬意才合适。不瞒您说，总裁是自杀的。”

“是吗？”

“是的。他被人发现煤气中毒。他似乎先试图切腹自杀，肚子上有几道小小的伤痕。”三宅神色凝重地看着地面。“他是代表他管辖的几家公司谢罪呢。”

“谢罪？”

“我们总裁似乎觉得要为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负责。两个元老已经被美国人开除了，但总裁显然觉得这还不够。他的行动是代表我们大家向战争中遇害的家庭谢罪。”

“唉，其实，”我说，“这种做法有点太极端了。整个世界似乎都走火入魔了。每天都有报道说又有某人谢罪自杀。告诉我，三宅先生，你不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吗？说到底，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

“您无疑是对的，先生。可是说句实话，公司上下倒是如释重负。我们现在觉得可以忘记过去的罪行，展望未来了。我们总裁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但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一些最优秀的人就这样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是的，先生，确实可惜。有时候我认为，有许多应该以死谢罪的人却贪生怕死，不敢面对自己的责任。结果反倒是我们总裁那样的人慨然赴死。许多人又恢复了他们在战争中的位置。其中一些比战争罪犯好不了多少。他们才应该出来谢罪。”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但是，那些在战争中为国家尽忠效力，战斗和工作过的人们，不能被称作战争罪犯。最近这个词恐怕用得太随意了。”

“可是，先生，正是这些人把国家引入了歧途。他们完全应该勇于承担责任。这些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实在是懦夫的做法。而且那些错误是代表整个国家犯下的，就更是一种最怯懦的做法。”

那天下午三宅真的跟我说了这番话吗？也许我把他的话跟池田可能会说的话搞混了。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我已经把三宅看做未来的女婿，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就把他跟真正的女婿混为一谈了。“最怯懦的做法”听上去确实更像池田的话，性情温和的年轻的三宅不太可能这么说。不过，我相信那天在汽车站肯定有过这样的对话，我觉得他突然提起这样一个话题，委实有点奇怪。至于“最怯懦的做法”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是三宅说的。实际上现在想来，我相信是那天晚上安葬健二骨灰的仪式之后，池田说这句话的。

我儿子的骨灰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从满洲运来。我们不断被告知，那些共产党弄得那里每件事都千难万难。后来他的骨灰终于运来了，跟那次穿越雷区同时阵亡的另外二十三个年轻人一起，所以很难保证那骨灰真的是健二的，是健二一个人的。“即使哥哥的骨灰跟别人的混在一起，”当时节子写信给我说，“也只是跟他战友的骨灰相混。对此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我们权当那些骨灰是健二的，在两年前的上个月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在墓地的仪式刚举行到一半，我看见池田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开了。我问节子，她丈夫是怎么回事，节子快速地低语道：“请原谅他吧，他不舒服。营养不良，好几个月都没缓过来。”

可是后来，参加仪式的宾客都聚集在我们家时，节子对我说：“请您理解，爸爸。这样的仪式让池田感到非常难过。”

“真令人感动，”我说，“没想到他跟你哥哥关系这么亲密。”

“他们每次见面都很合得来，”节子说，“而且，池田一向非常欣赏健二这样的人。他说跟健二在一起很轻松自在。”

“那他就更不应该中途离开呀！”

“对不起，爸爸，池田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们这一年参加过太多这样的仪式，池田的朋友和战友，每次都使他很生气。”

“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

这时又来了许多客人，我只好中断了我们的谈话。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有机会跟池田单独谈谈。家里还有不少客人没有走，聚集在客厅里。我看见女婿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屋子那边。他打开了通向园子的纱门，背对嘁嘁喳喳谈话的客人，望着外面黑暗的夜色。我走到他身边，说道：

“池田，节子告诉我，这些仪式让你感到生气。”

他转过脸，微笑着说。“恐怕是这样的。我一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样的浪费，就很生气。”

“是啊，想到这样的浪费确实令人难过。可是健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死得英勇壮烈。”

女婿凝视着我，五官僵硬，面无表情。他经常会这么做，我总是感到非常别扭。毫无疑问，他的目光并无恶意，但是，也许因为池田是个体格强壮的男子汉，五官生得粗犷，所以很容易感到他是在威胁或谴责别人。

“壮烈牺牲似乎没完没了，”他终于说道，“我们中学同年毕业的半数同学都壮烈牺牲了。都是为了愚蠢的事业，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爸爸，您知道是什么让我感到生气吗？”

“是什么呢，池田？”

“当初派健二他们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把我们引入了灾难。到头来，我们还要为健二他们伤心。我就是为此感到生气。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就在那时，他把身子又转向外面黑暗的夜色，说道：“在我看来，这才是最怯懦的做法。”

仪式弄得我心力交瘁，不然我可能会反驳他的一些说法。但我想以后还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谈话，便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我记得我跟他一起站在那里，望着外面的黑暗，询问他的工作和一郎的情况。池田从战场回来后，我几乎很少见到他，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变化了的、有点尖刻的女婿，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那天晚上，看到他那样说话，看到他参战前的那种拘谨已经毫无踪影，我感到很吃惊。但我以为是葬礼影响了他的心情，更主要的，是战争经历使他情绪失控——节子曾经向我暗示，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十分惨痛。

没想到，我那天晚上在他身上发现的情绪，却成了他现在的一种常态。战争前两年跟节子结婚的那个谦逊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如今已经判若两人。当然啦，他那一代的这么多人都死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对长辈怀有这样的怨恨呢？我发现池田的观点有些刻薄，甚至恶毒，令我担忧——特别是它们似乎正在影响节子。

有这种变化的绝不仅仅是我女婿一个人。最近周围比比皆是。年轻一代的性格出现了一种我不能完全明白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无疑是令人不安的。例如，那天晚上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我无意间听见坐在柜台旁的一个男人说：

“听说他们把那个傻子送到医院去了。脑震荡，还断了几根肋骨。”

“你是说平山那小子吗？”川上夫人满脸关切地问。

“他叫那个名字吗？就是那个整天到处溜达、大叫大嚷的家伙。应该有人让他别那么做了。他昨天夜里似乎被人打了一顿。真不像话，不管他嘴里嚷嚷什么，也不能那样对待一个傻子呀。”

这时，我转向那个人说：“请原谅，你说平山那小子被人打了？为什么呢？”

“似乎他一直在唱那些老军歌，喊一些退步的口号。”

“可是平山小子总是那么做呀，”我说，“他只会唱两三首歌，是别人教他的。”

那人耸了耸肩。“没错，那样去揍一个傻子有什么意思？真是丧心病狂。傻子当时在茅桥上，你知道那儿夜里总有一些下三滥的人。傻子坐在桥头，又唱又喊的，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在马路对面的酒馆里听见了，其中几个人就不耐烦了。”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川上夫人说，“平山小子从来不伤害人。”

“唉，应该有人教他唱几支新歌才好，”那人说着，喝了口酒，“如果他再到处唱那些老歌，肯定还会挨揍的。”

我们仍然叫他“平山小子”，其实他至少有五十岁了。但这名字听上去倒也不是不合适，他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小孩子。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由贫民教区的天主教嬷嬷照看的，但据说他是生在一个姓平山的家里。早年间，我们的“逍遥地”繁荣兴旺的时候，平山小子总是坐在左右宫或附近另一家酒馆门口的地上。正像川上夫人说的，他从来不伤害人，在战争前和战争中，他唱战歌、模仿政治演说，成为“逍遥地”著名的街头一景。

是谁教他唱歌的呢？我不知道。他的固定节目只有两三首歌，而且只会唱其中的一句。他总是用浑厚有力的声音唱歌，为了取悦观众，他还会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天空，喊道：“这个村子必须向皇军献礼！你们有些人会献出生命！你们有些人会凯旋，迎接新的黎明！”——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人们总是说：“平山小子也许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但他的架势摆得很到位。是个十足的日本人。”我经常看见人们停下来给他钱，或买东西给他吃，每逢这时，傻子脸上就会绽开笑容。毫无疑问，平山小子之所以迷恋这些政治歌曲，是因为它们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关注。

那些日子没有人照顾傻子。人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想到要去揍他呢？他们大概不喜欢他的唱歌和演说，可是，很可能当初就是他们拍着傻子的脑袋，称赞他鼓励他，直到那些片段在他脑海里扎下根来。

正像我说的，最近国家的情绪都有了变化，池田的态度大概绝不是例外。我若认为年轻的三宅也怀有这样的怨恨情绪，恐怕有失公允，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个人对你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同样的怨恨情绪。据我所知，三宅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也许三宅和池田那一代人都会这样想、这样说。

我想我已经提到，昨天我乘车前往城市南部的荒川区。荒川是城市往南的公路线的最后一站，许多人看到汽车开到这么远的郊外，都表示意外。确实，荒川的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人行道上栽种着一排排枫树，互相隔开的房屋显得气派非凡，周围一派田园景色，使人很难把它当成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当局把公路线延伸到荒川是很正确的。住在城里的人从中受益匪浅，他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比较清静、远离尘嚣的环境。我们并不是一直有这么便利的条件，我至今记得住在城里那种逼仄压抑的感觉，特别是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在目前的公路线开通之前，这种感觉着实令人难受。

我相信，目前的路线是一九三一年开通的，取代了三十年来那条不完善的、令乘客十分不满的线路。如果你那时不住在这里，便很难想象这些新的路线对城市许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的地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原本拥挤繁忙的公园无人问津了，老字号店铺的生意严重受损。

当然啦，另外一些地区意外地发现得了好处，其中就有犹疑桥对面的那片地方，它很快就变成了我们的逍遥地。在新的公路线开通之前，你会发现那里只有几条冷清清的小街巷和一排排瓦房。当时谁也没把这地方当回事儿，说起来只是“古川东边”。新的公路线一开通，在终点站古川站下车的乘客，走几步路就能到达市中心，比乘坐第二条曲里拐弯的电车路线还要快捷，结果就是，在那片地区步行的人突然变得熙熙攘攘。在那里开业的十几家酒馆，经过多少年的惨淡经营，一下子生意兴隆，新的酒馆也一家接一家地开张。

后来成为左右宫的那家酒馆，当时只是叫“山形酒馆”——山形就是店老板，一位退伍老兵——这家是那个地区年头最久的一家。当时它显得有点单调，但我从第一次进城之后，许多年里一直是它的常客。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新的公路线开通了几个月之后，山形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开始另做打算。那片地方将要发展成为一应俱全的饮酒一条街，他自己的酒吧——历史最为悠久，位于三条路的交叉口——自然在当地的诸多酒吧中成了元老。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扩大营业范围。他楼上的商家巴不得把生意转手卖掉，必要的资金也很容易就能筹措到。无论从他的酒吧，还是从整个这片地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城市官方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山形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当时正值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你恐怕记得，那个时候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娱乐区是不合时宜的。当局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制定政策，严格控制城市生活中的浮华，确实，在市中心，许多更加颓废的场所正在停业关闭。我听着山形的想法，起初不以为然。后来他跟我描述了他脑海里的蓝图，我才深受触动，答应尽力助他一臂之力。

我相信前面已经提到，左右宫的存在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劳。当然啦，我不是一个富人，在经济上无能为力。但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城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我记得当时我还没有在国务院的艺术委员会供职，但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们经常向我咨询政策上的事。因此，我代表山形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店主打算，”我解释说，“酒馆的主题就是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还有，店主打算让他的酒馆成为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让那些其作品最能反映新精神的艺术家聚在这里饮酒。关于这最后一点，我已经得到我的许多同仁的支持，其中有画家原田雅之，剧作家三角，记者尾辻繁雄和夏希英二——你们知道，他们的作品都是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我接着指出，这样一个酒馆，考虑到它在这里的权威地位，肯定会给这个地区奠定一种令人称许的基调。

“不然的话，”我警告道，“我担心我们又将面对一个以颓废为特征的地区，而我们一直在尽力对抗这种颓废，知道它一直在削弱我们的文化结构。”

当局的反应可不仅仅是默许，而是非常热情，令我感到意外。我想，这又一次说明，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他的地位远比他自己以为的要高。我从来不把地位放在心上，所以带给我这么大成就感的并不是左右宫的开业，而是我很骄傲地看到我一段时间以来坚持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

于是，新干线开通之后大约两年半，左右宫开张了。装修很讲究，很全面，每个人天黑后在那条路上溜达，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灯火通明的店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灯笼挂在山墙上，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在窗台上和门框上。还有那个悬在横梁上被照得亮亮的巨大旗幌，上面是新酒馆的名字，背景是队伍里的军靴齐步前进。

开张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山形把我请到里面，让我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并说那桌子以后就归我一个人使用。我想，这主要是为了感谢我为他做的一点小事，同时，当然啦，也因为我一直是山形酒吧的一位常客。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还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古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回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我至今留着一张乌龟的画作——一幅自画像，是他离开竹田公司后不久画的。画面上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穿着衬衫坐在一间拥挤而昏暗的屋子里，周围是画架和东倒西歪的家具，窗外的光线照亮了他的一侧脸庞。这张脸上的真诚和腼腆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吻合，在这方面，乌龟是绝对诚实的。看着这幅自画像，你可能会把他当成那种在汽车上你可以果断地用胳膊肘将其挤到一边抢占座位的人。然而，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自负。如果说乌龟的谦逊使他没有隐瞒自己腼腆的性格，那么，这份谦逊可没能阻止他给自己加上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神情——我从不记得他有过这种神情。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不记得有哪位同行能够绝对诚实地画出一幅自画像。不管他多么精确地对着镜子再现自己的表面细节，画上所展示的人格特性却与其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

乌龟之所以得此绰号，是因为他进入公司时，我们正在赶一个特别繁忙的任务，结果，在别人能画出六七幅作品的时间里，他只能完成两三幅。起初，大家以为他动作慢是由于经验不足，便只在背后叫他乌龟。可是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他的速度并没提高，对他的不满便增加了。很快，大家就都当面乌龟长乌龟短地叫他，他完全知道这个绰号并不表示亲热，但我记得他尽量把它当作昵称来接受。例如，如果有人在长屋子的那头喊道：“喂，乌龟，你还在画你上星期开始画的那个花瓣吗？”他就会勉强大笑几声，只当对方是在开玩笑。他显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尊严，我记得同事们都认为这是由于乌龟来自根岸地区，当时人们普遍缺乏公允地相信，来自城市那片地区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骨气的。

我记得一天早晨，竹田大师暂时离开了长屋子，我的两个同事走到乌龟的画架前，指责他速度太慢。我的画架离他的不远，我能清楚地看到乌龟脸上不安的表情，只听他回答：

“请你们对我有点耐心吧。我特别希望向你们，我的前辈，学习怎么迅速地、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过去这几个星期，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画得快一些，可是，唉，有几幅画不得不废弃了，因为抢速度影响了质量，会给我们公司的高标准抹黑的。但我会尽力提高我在你们心目中的可怜地位。请你们原谅我，耐心地再等一段时间。”

乌龟把这番请求重复了两三遍，那两个折磨他的人不依不饶，只管辱骂他懒惰，说他依赖我们大家替他完成工作。这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放下画笔，聚拢过来。我记得，当那两个人开始用特别难听的话辱骂乌龟，我看到别的同事只是饶有兴趣地袖手旁观时，我上前一步，说道：

“够了，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你们是在跟一个有艺德的人说话吗？如果一位画家不肯为了速度而牺牲质量，那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如果你们看不到这点，那真是瞎了眼睛。”

当然啦，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不敢保证那天上午我真的是这么说的。但我确实站在乌龟一边说了诸如此类的话，这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乌龟转向我时，脸上那种感激和宽慰的神情，以及在场的其他人惊愕的目光。我在同事们中间颇受尊敬——我的工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无可挑剔——我相信由于我的干预，结束了乌龟所受的折磨，至少那天上午如此。

你也许认为，我拿这样一件小事大做文章，有点过分。毕竟，我替乌龟辩护时所说的观点，似乎是很浅显的——任何一个尊重严肃艺术的人都会时时刻刻这么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竹田大师公司的风气——以及我们大家的情绪，每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为了保住公司来之不易的名声。大家心里很清楚，我们替人画的那些东西——艺伎，樱桃树，游动的鲤鱼，庙宇——主要为了运出去让外国人看着有“日本味儿”，至于具体的风格和细节，基本上没人注意。因此，如果我说我那天的行为显示了我日后大受尊敬的品质，倒也不是过分夸张。这种品质就是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都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天上午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为乌龟说话。

乌龟感谢了我的挺身而出以及我后来对他的一些帮助，但那时候工作节奏太快，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得以跟他亲密地长谈。事实上，我相信是我刚才所述的那件事发生的近两个月后，我们疯狂的工作日程才终于有了点空当。我在多摩川庙宇的场院上溜达，我只要有点空闲经常这么做。突然，我看见乌龟坐在阳光下的一张凳子上，似乎睡着了。

我对多摩川的场院一直情有独钟，我也同意今天的那些篱笆和一排排树木确实有助于营造一种与庙宇相符的气氛。但是，如今我每次去那里，都发现自己很怀念昔日的多摩川场院。当时没有这些篱笆和树木，场院似乎更加开阔，充满生机。在那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上，可以看见零零星星的卖糖果和气球的小摊，以及变魔术和玩杂耍的即兴演出。我还记得，如果你想照相，去多摩川场院再合适不过，因为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一个摄影师，跟三脚架和黑斗篷一起挤在他的小摊位里。我在那里发现乌龟的那个下午，是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到处都是家长领着孩子。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一下子惊醒了。

“哎呀，小野君！”他喊了一声，顿时满脸放光。“今天能看见您真是好运气。哎呀，就在刚才我还跟自己念叨，如果我有一点闲钱，就给小野君买一样东西，感谢他这样善待我。可是，我现在只买得起便宜的东西，那样就太不恭敬了。所以，小野君，请让我暂时发自内心地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吧。”

“我没做什么，”我说，“我只是有几次说了心里话，仅此而已。”

“可是，说实在的，小野君，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共事真是三生有幸。不管我们今后怎样分道扬镳，我都会永远铭记您的好意。”

我记得我听了一会儿他对我勇气和美德的称赞，然后我说：“这段时间我总想跟你谈谈。知道吗，我一直思前想后，我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离开竹田大师。”

乌龟惊愕地看着我。然后，他滑稽地看了看周围，似乎担心我的话被人偷听了。

“我很幸运，”我继续说道，“我的作品引起了画家和版画复制师森山诚二的兴趣。你肯定听说过他吧？”

乌龟仍然盯着我，摇了摇头。

“森山先生，”我说，“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很可能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真是非常幸运，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忠告。其实，是他认为我留在竹田大师这里会对我的天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他邀请我去做他的学生。”

“是吗？”乌龟谨慎地说。

“知道吗，刚才我在公园里溜达时，心里这么想：‘不用说，森山先生的想法完全正确。那些做粗活的愿意在竹田大师手下当牛做马，混口饭吃，就随他们去吧。我们这些真正有雄心壮志的人，必须另寻出路。’”

说到这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乌龟一眼。他还是那样瞪着我，脸上出现了一种困惑不解的表情。

“恕我冒昧，我跟森山先生提到了你，”我对他说，“实际上，我说我认为你在我目前的同事中间是个例外。在他们中，只有你是真正有天赋，有艺术追求的。”

“哎呀，小野君”——他笑了起来——“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知道您是一片好意，可是这话太过奖了。”

“我已经决定接受森山先生的诚意邀请，”我继续说道，“我劝你也让我把你的作品拿给他看看。如果运气好，说不定你也会被请去做他的学生呢。”

乌龟看着我，一脸痛苦的表情。

“可是，小野君，您在说什么呀？”他压低声音说。“竹田大师是因为我爸爸一位德高望重的熟人推荐才接受我的。说真的，虽然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大师对我一直非常宽容。我怎么能只干了几个月就这样背信弃义，一走了之呢？”突然，乌龟似乎悟出自己话里的意思，赶紧找补道：“当然啦，小野君，我绝不是指您背信弃义。您的情况不一样。我绝没有……”他说不下去了，只是尴尬地赔笑。然后，他努力控制住自己，问道：“小野君，您真的要离开竹田大师吗？”

“在我看来，”我说，“竹田大师不配你我这样的人为他效忠。效忠不是白给的。效忠的内容太丰富了。经常有人口口声声说效忠，盲目地跟从别人。而我，不愿意这样度过我的生命。”

当然啦，那天下午我在多摩川庙宇里的原话可能并不是这样。我曾经多次讲述这不同寻常的一幕，说的次数一多，这个故事就开始具有自己的生命。但是，即使我那天没有这样简洁地向乌龟表达我的想法，我也可以断定刚才这番话确实准确表达了我在人生那个阶段的态度和决心。

顺便说一句，我后来不得不在一些地方反复讲述在竹田公司的那段日子，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左右宫的那张桌旁。我的弟子们似乎都对我早年的经历特别感兴趣——也许因为他们本能地想知道老师在他们那个年纪在做什么吧。总之，在那些夜晚的聚会中，我在竹田大师手下的经历经常会被提出来。

“那并不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我记得自己又一次这样对他们说，“它教会了我许多重要的东西。”

“请原谅，先生”——我记得是黑田在桌上探着身子说——“我觉得很难相信，您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地方，能教给一个艺术家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是的，先生，”另一个声音说，“跟我说说那样一个地方能教给您什么吧。听上去那就像是一个做硬纸箱的作坊。”

左右宫的谈话总是这样。我跟某人谈话，其他人各自闲聊，一旦我被问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便都停住自己的话头，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似乎他们自己闲聊时总是竖着一只耳朵，随时捕捉我可能传授的新知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加辨别、全盘接受，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我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是不敢轻易开口的。

“在竹田那里，”我对他们说，“我学到了人生早年的重要一课。尊重老师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勇于挑战权威。在竹田的经历告诉我，永远不要盲目从众，而要认真考虑自己被推往哪个方向。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你们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要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和颓废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里，它们大大削弱了我们民族的精魂。”毫无疑问，我喝得有点微醉，在那里夸夸其谈了，但酒馆角落的那张桌旁的谈话经常是这样。

“是的，先生，”有人说，“我们一定都牢记在心。我们一定努力不随波逐流。”

“我认为，我们这张桌旁的人，”我继续说道，“有权利为自己感到骄傲。怪诞和浮华曾在我们周围盛行。如今，日本终于出现了一种更为阳刚的精神，而你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实际上，我希望你们会成为新精神的先锋而得到承认。是的”——这时，我已经不只是对桌旁的人说话，而是对周围的所有听众演讲了——“我们大家聚集的这个酒馆，就是这种新精神的见证，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感到自豪。”

经常，随着酒越喝越热闹，外面的人也会聚集在我们桌子周围，参加我们的辩论和讲话，或只是在一旁倾听，感受这种氛围。一般来说，我的弟子还是愿意让陌生人旁听的，当然啦，如果受到无聊之徒的骚扰，或者某人的观点实在可憎，他们也会很快把他排挤出去。虽然大家吵吵嚷嚷、演讲发言直到深夜，但左右宫里很少发生真正的争吵。我们经常光顾那里的人，都被同一种基本精神团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酒馆正如古川当时所希望的那样，代表了某种美好的东西，酒馆里的人可以因自豪和尊严而沉醉。

这个家里的什么地方有一张黑田的画作。黑田是我的弟子中最有天分的，作品描绘的是左右宫里的这样一个夜晚。标题是“爱国精神”。看到这样的标题，你大概以为画面上是行进的士兵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黑田的观点是：爱国精神植根于很深的地方，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取决于我们在哪里喝酒、跟什么人交往。这是他对左右宫精神的贡献——因为他当时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一幅油画，画面上有几张桌子，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左右宫的色彩和装潢——最引人注目的是二楼阳台栏杆上悬挂的爱国旗帜和标语。旗帜下面，客人们聚在桌旁谈话，在前面最显著的地方是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侍者端着酒水匆匆走来。这是一幅很精彩的画作，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左右宫里那种喧闹同时又值得尊敬和骄傲的氛围。今天，每当我看到这幅画，仍然会感到一种满足感，想到我——凭着我在这个城里的一点威望——为这样一个地方的开张做出了我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些日子，晚上在川上夫人的酒吧里，我经常发现自己在回想左右宫，回想昔日的时光。因为，有时候川上夫人的酒吧只有我和绅太郎两位客人，我们一起坐在吧台旁那些低垂的灯盏下，免不了会产生怀旧的情绪。我们会开始谈论过去的某个人，谈到他能喝多少酒，或者他的某种滑稽的怪癖。很快，我们就努力让川上夫人回忆那个人，在启发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又想起了关于那个人的越来越多的有趣事情。那天晚上，这样的回忆让我们开怀大笑一场之后，川上夫人说：“哎呀，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但要看见他的脸我肯定能认出来。”她在这种场合经常这么说。

“说实在的，欧巴桑，”我回忆着说，“他其实从来没有光顾这里。他总是在马路对面喝酒。”

“噢，对了，在那个大酒馆。不过，如果看见他，我还是能认出来的。不过谁知道呢？人的变化太大了。我经常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以为自己认识呢，就想上前去打招呼。可是再一看，心里又没把握了。”

“哎呀，欧巴桑，”绅太郎插嘴说，“那天，我在马路上跟一个人打招呼，以为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人。可是那人好像把我当成了疯子。他没有理我就走开了！”

绅太郎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完就大笑起来。川上夫人也面露微笑，但没有跟他一起放声大笑。然后她转向我，说道：

“先生，你必须去劝说你那些朋友再来光顾这个地方。实际上，每次我们看见一张过去认识的熟悉面孔，就应该拦住他，叫他到这个小酒馆来。那样，我们说不定就能重建昔日的繁华了。”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欧巴桑，”我说，“我会尽量记住这么做的。我会在大马路上拦住别人，说：‘我记得我过去认识你。你曾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常客。你大概以为过去的一切都消失了，其实你错了。川上夫人还在，跟以前一样，一切都在慢慢地重新恢复。’”

“没错，先生，”川上夫人说，“你就跟他们说，他们会错过机会的。那时候生意就开始兴隆了。而且，先生也有责任把过去那些人再召集起来。在这里，大家总是把先生当成天然的领袖呢。”

“说得好，欧巴桑，”绅太郎说，“古时候，如果一个将军的士兵在一场战役后失散了，他会很快把他们重新召集到一起。先生也差不多是这个地位。”

“胡说什么呀。”我大笑着说。

“是这样的，先生，”川上夫人继续说道，“你重新找到那些老人，把他们叫回来。然后，过一阵子，我就把隔壁的房子也盘下来，开一个像过去那样的大酒馆。跟过去的大酒馆一模一样。”

“是的，先生，”绅太郎还在那里说着，“将军必须把他的人重新召集起来。”

“这个想法很有趣，欧巴桑，”我说，“你知道吗，左右宫曾经也是个很小的地方。比这间酒馆大不了多少。我们逐渐地就把它变成了后来的规模。是啊，也许我们只需如法炮制，让你这个地方也兴隆起来。现在局势稳定一些了，那些顾客会回来的。”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画家朋友都带回来，先生，”川上夫人说，“过不了多久，报社那些人也就都跟来了。”

“多么有趣的想法。我们倒是可能促成这件事。只是我担心，欧巴桑，你恐怕应付不了这样大的一个酒馆。我们可不想让你过分劳累啊。”

“胡说，”川上夫人说，做出一副嗔怒的样子，“只要先生赶紧去做他分内的事，你们就会看到这里的一切都会料理得井井有条。”

最近我们总是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谈话。谁说过去的逍遥地不会再回来？我和川上夫人这样的人，可能是把这件事当成玩笑来说，但是在我们说说笑笑的背后，隐隐地有一种严肃的乐观情绪。“将军必须把他的人召集回来。”也许他确实应该这么做。也许，等仙子彻底有了归宿之后，我就会开始认真考虑川上夫人的计划。

我想，我这里应该提一句，战争结束后我只见过我以前的门徒黑田一次。很偶然的，在一个雨天的早晨，在占领后的第一年——左右宫和其他那些建筑物都还没有被摧毁。我步行去某个地方，正好路过昔日逍遥地的废墟，我从雨伞下面注视着那些断壁残垣。我记得那天有许多工人在周围闲逛，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站在那里看着一座被烧毁的楼房的那个身影。后来快要走过时，我才意识到那个人已经转过身来，正注视着我。我停住脚步，转过头，透过伞上滴滴答答的雨水，赫然看见黑田面无表情地望着我，我内心顿时一种异样的震惊。

黑田打着伞，没戴帽子，穿着一件深色的雨衣。他身后被烧焦的楼房正在滴水，残缺不全的排水管正在把大量的雨水泼溅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我记得一辆卡车在我们俩之间驶过，车上全是建筑工人。接着，我注意到他的雨伞断了一根钢条，使更多的雨水溅在他的脚边。

战前，黑田的脸圆乎乎的，现在却颧骨高凸，腮帮子都瘪了进去，下巴上和脖子里出现了深深的纹路。我站在那里就想：“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他轻轻地转了转头。我不知道他是想鞠躬，还是调整一下脑袋，躲开破伞溅下来的雨水。然后，他一转身，朝另一方向走去了。

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细说黑田的事。实际上，如果不是上个月在电车上跟佐藤博士偶然相遇，意外地提到他的名字，我根本不会想到他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带一郎去看他的怪兽电影——前一天因为仙子的固执，我们没有去成。我和外孙是自己去的，仙子不肯看电影，节子又一次主动提出留在家里。当然啦，仙子觉得这电影太幼稚了，但是一郎却对女人的行为有自己的解释。那天我们坐下来吃午饭时，他还在说：

“仙子小姨和妈妈不去了。这电影对女人来说太恐怖了。她们会被吓坏的，是不是这样，外公？”

“是的，我想你说得对，一郎。”

“她们肯定会被吓坏的。仙子小姨，你害怕了，不敢去看电影，是不是？”

“哦，是的。”仙子说着，做出害怕的样子。

“就连外公也害怕了。你看，就连外公也害怕了。他还是个男人呢。”

那天下午，我站在门口准备出发去看电影，目睹了一郎和他母亲之间的奇怪一幕。节子在给一郎系鞋带，我却看见一郎不停地想对她说些什么。每次节子说：“你说什么，一郎，我听不见。”他就气呼呼地瞪着眼睛，然后飞快地扫我一眼，看我有没有听见。最后，鞋带终于系好了，节子弯下腰，让一郎对着她的耳朵说。然后她点点头，回屋里去了。片刻之后拿着一件雨衣出来，叠得好好的交给一郎。

“不太可能下雨。”我望着前门外面，说道。确实，户外阳光灿烂。

“没关系，”节子说，“一郎愿意带着雨衣。”

他这么坚持要带雨衣，使我感到费解。我们来到阳光下，下山朝车站走去，这时我看见一郎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似乎挂在胳膊上的那件雨衣把他变成了亨弗莱·鲍嘉[好莱坞银幕硬汉]那样的人。于是我想，他大概是想模仿他的某本漫画书上的英雄吧。

大概快要走到山脚下时，一郎突然大声说道：“外公，你以前是个有名的画家。”

“我想是的，一郎。”

“我叫仙子小姨把外公的画拿给我看看。可是她不肯。”

“唔。它们暂时都收起来了。”

“仙子小姨不听话，是不是，外公？我叫她把外公的画拿给我看，她为什么不拿给我看？”

我笑了起来，说道：“我不知道，一郎。也许她忙着做别的事情吧。”

“她不听话。”

我又笑了一声，说：“我想是的，一郎。”

从我们家走到车站要十分钟。先下山走到河边，再顺着新修的水泥堤坝往前走，往北的新干道就在新的住房小区的那头跟公路汇合。上个月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和外孙乘车到市中心去，途中我们遇到了佐藤博士。

我意识到我还没有怎么谈到佐藤一家，其长子就是目前正跟仙子商议婚事的年轻人。总的来说，佐藤一家跟去年三宅家的人完全不同。当然，三宅一家是正经体面的人，但说句公道话，他们不能被称为有名望的家族，而佐藤一家，毫不夸张地说，当属名门望族。尽管我和佐藤博士以前并不很熟，但我对他在艺术界的活动一向并不陌生，许多年来，每逢在路上遇见，我们总要彬彬有礼地问候几句，以表示知道对方的名气。然而，当我们上个月相遇时，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

电车一直要过了古平站对面河上的金属桥才会变得拥挤，因此，佐藤博士在我们后一站上车时，在我们旁边找到了一个空座位。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有点尴尬，因为婚事刚刚开始商议，正处于微妙的阶段，拿出来公开谈论似乎还不合适，而如果假装没这回事，未免又有点可笑。最后，我们都开始夸赞“我们共同的朋友京先生”的功绩——他是这桩婚事的牵线人——然后佐藤博士微笑着说：“但愿他的努力能使我们很快再次相见。”关于这件事，我们也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忍不住注意到，佐藤先生面对有些尴尬的局面镇定自若，而三宅一家去年从头到尾处理事情都那么不得体，这其中的差别太明显了。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跟佐藤家这样的人打交道，使人心里感到很踏实。

我们主要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佐藤先生的态度和蔼可亲，他探过身来问一郎出来高不高兴，又问我们要去看什么电影，我的外孙跟他说话一点也不拘束。

“真是好孩子。”佐藤博士赞赏地对我说。

就在佐藤博士快要到站的时候——他已经把帽子又戴上了——他突然说道：“我们还有一位共同的熟人呢，他叫黑田先生。”

我看着他，感到有点吃惊。“黑田先生，”我说，“啊，肯定是我以前收作门徒的那个年轻人了。”

“没错。我最近见过他，他碰巧提到您的名字。”

“是吗？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从战争之前就一直没见到。黑田先生最近怎么样？他在做什么？”

“我相信他准备在新的上町学院担任一个职位，教美术课。所以我才碰到了他。学院好意请我去给他们做就业指导。”

“啊，那么您跟黑田先生并不熟悉。”

“是啊，但我估计今后能经常见到他。”

“是吗？”我说。“这么说黑田先生还记得我，真难为他了。”

“是啊，没错。我们在谈论一件事的时候他提到了您的名字。我还没有机会跟他长聊。如果我再看到他，会告诉他我见到了您。”

“啊，那是。”

电车正在驶过金属桥，车轮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大噪音。一郎一直跪在座位上看窗外的风景，这时指着下面水里的什么东西。佐藤先生转脸去看，又跟一郎交谈了几句，看他的车站要到了，便站起身来。他又暗示了一下“京先生的努力”，便鞠一个躬，下车去了。

像往常一样，过了桥的那一站上车的人很多，我们坐在车上就不太舒服了。后来，在电影院门前下车时，我一眼就看见那张海报很醒目地贴在入口处。外孙两天前画的那张草图还是挺像的，只是海报上没有火。一郎记得的其实是那些撞击的线条——很像一道道的闪电——画家以此来强调蜥蜴巨怪的凶猛。

一郎走到海报前，高声大笑起来。

“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人造的怪兽，”他指着说，“谁都看得出来。它是个假的。”说着又笑。

“一郎，不要这么高声地笑。大家都在看你呢。”

“可是我忍不住。这个怪兽太像假的了。谁会害怕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在里面坐定，电影开始以后，我才发现了他那件雨衣的真正用途。电影放到十分钟时，我们听见阴森森的音乐，银幕上出现一个黑黢黢的山洞，里面迷雾缭绕。一郎轻声说：“没意思。等有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告诉我好吗？”说着，他就把雨衣蒙在了头上。片刻之后，随着一声巨吼，蜥蜴巨怪从山洞里出来了。一郎用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另一只手抓住雨衣，把脑袋蒙得紧紧的。

在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那件雨衣几乎一直蒙在他头上。偶尔，我的胳膊被摇晃着，一个声音从雨衣下面传出来问道：“开始有意思了吗？”我就不得不小声给他描述银幕上的情景，最后雨衣好歹露出了一道小缝。不出几分钟——只要一有怪兽出现的迹象——那道小缝就会合上，他的声音就会说：“没意思。等有了好玩的东西，别忘了告诉我。”

回到家里，一郎却因看了电影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棒的电影。”他不住地说，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时，他还在那里向我们发表评论。

“仙子小姨，我来告诉你下面是怎么回事好吗？可吓人了。要我告诉你吗？”

“我太害怕了，一郎，连饭都吃不下了。”仙子说。

“我警告你，后面还要更可怕呢。还想听我说吗？”

“哦，我不知道，一郎。你已经把我吓坏了。”

我本来不想在饭桌上提到佐藤博士，使话题变得严肃，可是要讲述这一天的经历，自然就会提到我们的见面。于是，一郎停住话头时，我就说：“顺便说一句，我们在车上碰到佐藤博士了。他正坐车去看什么人。”

听了我的话，两个女儿都停止吃饭，惊讶地看着我。

“但是我们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我轻轻笑了一声说，“其实就说了几句玩笑话。仅此而已。”

两个女儿看上去将信将疑，但又开始吃饭了。仙子扫了一眼姐姐，节子便说：“佐藤博士好吗？”

“看上去很好。”

我们默不作声地吃了一会儿。也许一郎又开始谈论电影了。总之，我过了一会儿才说：

“真奇怪，佐藤博士竟然见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弟子。就是黑田。似乎黑田要在新的学院里任职了。”

我从碗边抬起目光，看见两个女儿又停了筷子。显然，她们刚才交换了目光，我又像上个月有几次那样明确感觉到她们议论过我的什么事。

那天晚上，我和两个女儿又坐在桌旁看报纸和杂志，突然房子里什么地方传来有节奏的重击声。仙子惊慌地抬起头，节子说：

“是一郎。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这么做。”

“可怜的一郎，”仙子说，“他肯定会一直梦见怪兽。爸爸好坏，带他去看那样一部电影。”

“胡说，”我说，“他看得很开心。”

“我认为是爸爸自己想看，”仙子调皮地笑着对姐姐说，“可怜的一郎。被硬拽着去看了一部那么可怕的电影。”

节子一脸尴尬地转向我。“爸爸带一郎去看电影也是一片好意。”她喃喃地说。

“可一郎现在睡不着觉了，”仙子说，“带他去看那样的电影真是荒唐。不，节子，你呆着别动，我去。”

节子看着妹妹离开房间，然后说道：

“仙子对孩子真好啊。我们回家后，一郎会想她的。”

“是啊。”

“她总是对孩子这么好。爸爸，你还记得吗？她以前总是陪木下家的小孩子玩那些游戏。”

“是啊。”我笑着说。然后我补充道：“木下家的男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不愿意过来玩了。”

“仙子总是对孩子这么好，”节子又说了一遍，“看到她这把年纪还没有出嫁，真让人难受。”

“是啊。对她来说，战争来得真不是时候。”

我们接着看报纸和杂志。过了一会儿，节子说：

“今天下午真巧啊，在车上遇到佐藤博士。他似乎是个很有风度的绅士。”

“没错。听别人说，他的儿子也没给父亲丢脸。”

“是吗？”节子说，若有所思。

我们继续看报纸和杂志。过了一会儿，女儿又一次打破了沉默。

“佐藤博士跟黑田先生熟悉吗？”

“只是有点认识，”我从报纸上抬起目光，说道，“他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不知道黑田先生最近怎么样了。我记得他以前经常上这儿来，你们在客厅里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黑田的近况。”

“请原谅，可是我想，爸爸最近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黑田先生呢？”

“拜访他？”

“黑田先生。也许还有另一些类似的老熟人。”

“我好像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节子。”

“请原谅，我只是想建议爸爸，可能应该跟过去的某些熟人谈谈。也就是说，赶在佐藤家请的侦探之前。毕竟，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不必要的误解。”

“是的，我想也是。”我说，然后接着看报纸。

我相信我们没有继续谈论这件事。节子上个月住在这里时也没有再提这个话题。

昨天，我乘车去荒川，灿烂夺目的秋阳洒满整个车厢。我有一段时间没去荒川了——实际上，自从战争结束后就没有去过——我望着窗外，发现原本熟悉的景色有了许多变化。经过户阪和荣町时，我看见记忆中的那些小木屋间赫然耸立着一些砖结构的公寓楼。后来，车从南町的那些工厂后面驶过，我看见许多工厂变得十分破败。一个厂院又一个厂院，都乱糟糟地堆着破木头和波纹金属，有时候索性就是一片破砖碎瓦。

可是，当车开过河上的THK公司大桥后，气氛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车在田野和丛林间穿行，不久，公路线尽头的延绵陡峭的山岭脚下便可看见荒川郊外的景色了。汽车非常缓慢地往山下开，然后停住，下车一看，脚下是扫得干干净净的人行道，心里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自己已经远离尘嚣。

我听说荒川丝毫没有遭到轰炸袭击。确实，我昨天看到那里跟以前完全一样。在樱桃树的浓荫下往山上走了一段，我就来到了松田智众家，这里也几乎毫无变化。

松田家不像我家那么宽敞和有特色，它就是荒川典型的那种牢固、体面的房屋。独自耸立在那里，周围一圈木栅栏，跟邻居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门口有一蓬杜鹃花，还有一根粗粗的柱子扎进地里，上面标着家族姓氏。我拉了门铃，一个我不认识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过来应门。她把我领进客厅，拉开通向阳台的滑门，让阳光洒进来，使我瞥见了外面的花园。然后她离开了我，说：“松田先生马上就来。”

我是住在森山诚二家别墅里时第一次见到松田的，我和乌龟离开竹田公司后就去了那里。实际上，当松田那天第一次到别墅来时，我在那里已经生活了大约六年。那天上午一直下雨，我们一群人就聚在一间屋里喝酒、打牌，消磨时间。午饭后不久，我们刚要再打开一大瓶酒，突然听见院子里有个陌生的声音在大叫大嚷。

那声音粗壮、果断，我们都沉默下来，紧张地面面相觑。因为我们脑海里都闪过同样的念头——是警察来找我们麻烦了。这当然是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想法，我们并没有犯什么罪过。而且，如果在酒吧里聊天时有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振振有词地把他驳回去。可是，此刻意外地听到那个果断的声音喊着“家里有人吗”，我们一下子却暴露了内心的负罪感，想到我们喝酒到深夜，经常一觉睡到中午，在一座衰败的别墅里过着毫无规律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一个离纱门最近的同伴才打开了门，跟那个喊叫的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说：“小野，一位先生想跟你说话。”

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看见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面容消瘦的年轻人，站在宽敞的四方院子中央。我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跟松田的第一次见面。雨已经停了，太阳出来了。他周围是一个个水洼，还有从别墅上方那些雪松上落下来的湿漉漉的树叶。他的衣着太时髦，不可能是警察。外套裁剪得有型有款，竖着高领子，帽子歪斜在眼睛上，显出一副俏皮的样子。我出来时，他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周围，不知怎的，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他，但松田那副神态却使我立刻知道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气。他看见了我，便匆匆地朝阳台走来。

“小野先生？”

我问他有何贵干。他转过身，又朝院子里扫了一眼，然后微笑着抬头看我。

“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以前肯定是一座豪宅，属于一个大地主。”

“不错。”

“小野先生，我叫松田智众。实际上我们有过通信。我在冈田——武田协会工作。”

如今冈田——武田协会已经不存在了——是占领军的众多牺牲品之一——但你很可能听说过它，或至少听说过战前每年一次它举行的画展。那个时候，冈田——武田展览是本城绘画界和版画界涌现的艺术家们想要取得公众认可的主要渠道。这个展览名望很高，后来一些年里，本城的大多数一流画家都拿出自己的最新大作，跟那些新秀的作品放在一起展出。就在松田来访的那个下午的几个星期前，冈田——武田协会曾写信跟我谈到这个展览的事。

“您的回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小野先生，”松田说，“所以我想登门拜访，弄清是怎么回事。”

我冷冷地看着他，说：“我相信我在回信里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不过，非常感谢您的来访。”

他眼睛周围隐约浮现出一点笑意。“小野先生，”他说，“在我看来，您正在放弃一个提升自己名望的重要机会。因此请您告诉我，您一再表示不愿跟我们发生关系，这是您本人的想法吗？还是您的老师替您做了这个决定？”

“我当然要征求老师的意见。我最近那封信里表达的决定是正确的，对此我深信不疑。非常感谢您拨冗来访，但是很遗憾，我现在正忙着，不能请您进来。就祝您一切顺利吧。”

“等一等，小野先生，”松田说，笑容里嘲讽的意味更明显了，“不瞒您说，我并不关心展览的事。有资格参展的人多得是。小野先生，我之所以上这儿来，是因为我想见见您。”

“是吗？真不敢当。”

“是的。我是想说，我看了您的作品很受触动。我相信您是很有天分的。”

“您过奖了。我无疑是多亏老师的精心调教。”

“那是那是。好了，小野先生，我们忘掉这个展览吧。请您理解，我并不是只在冈田——武田协会当一个办事员。我也是真正热爱艺术的。我也有我的信念和热情。每当发现某人具有令我兴奋的才华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才好。我很愿意跟您交换一些想法，小野先生。这些想法您也许从未有过，而我慎重地认为，它们肯定对您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大有好处。我现在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请允许我至少留下我的名片吧。”

他从钱包里掏出名片，放在阳台的边缘，然后很快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开。在院子里刚走到一半，他又转过身，大声对我说：“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请求，小野先生。我只是希望跟您交换一些想法，仅此而已。”

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们都还年轻，雄心勃勃。昨天，松田看上去判若两人。他身体欠佳，病病恹恹，原本帅气高傲的面孔如今也变了形，下巴耷拉着，好像跟脸的上半部脱了节。刚才前来应门的那个女人搀他进屋，扶他坐了下来。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时，松田看着我说：

“你倒好像还挺硬朗的。至于我嘛，你看得出来，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我表达了同情，并说他看上去没有那么糟糕。

“别想骗我了，小野，”他笑着说，“我知道我是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只能等着瞧，看我的身体是逐渐恢复呢，还是越来越糟。好了，别再说这些令人不快的话题了。你又能来看我真是令人惊喜。我们上次分手好像并不愉快。”

“是吗？我可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吵架了。”

“当然没有。干吗要吵架呢？我很高兴你又来看我。从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肯定有三年了。”

“我想是的。我不是故意躲着你。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想过来看你，但总是这个事那个事的……”

“当然当然，”他说，“你的事多。请你千万原谅我没能去参加美智子的葬礼。我本来想写信表达我的歉意的。事实上，我是几天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后来，不用说了，我自己的身体……”

“当然，当然。其实，我相信铺张隆重的葬礼会让她感到不安。而且，她肯定知道你是一直牵挂着她的。”

“我还记得你和美智子当初走到一起的情景，”他笑着说，兀自点着头，“那天我可真为你高兴啊，小野。”

“是的，”我说着也笑了起来，“你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媒人。你那个叔叔根本就办不了事。”

“没错，”松田笑微微地说，“你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他太不好意思了，一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脸就涨得通红。你还记得那次在柳町饭店商量婚事吗？”

我们都大笑起来。然后我说：

“你为我们做了很多。我都怀疑，如果没有你，事情还能不能办成。美智子总是对你心怀感激。”

“真残酷啊，”松田叹着气说，“战争把一切都毁了。我听说是一次疯狂的突袭。”

“是的。别人几乎都没有受伤。就像你说的，真残酷啊。”

“对不起，我又勾起令人痛苦的事情来了。”

“没关系。跟你在一起回忆她也是一种安慰。我又想起了她过去的样子。”

“是的。”

女人端上了茶。她把托盘放下时，松田对她说：“铃木小姐，这是我的一位老同事。我们过去关系很好。”

她转向我，鞠了一躬。

“铃木小姐既是我的管家，又是我的护士，”松田说，“我现在还活着多亏了她。”

铃木小姐笑了一声，又鞠了一躬，离开了。

她走了之后，我和松田默默地坐在那里，都望着铃木小姐刚才打开的纱门外面。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一双草鞋放在阳台上晾着。但是花园本身我看不见多少，一时间，我很想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阳台去。可是想到松田肯定想陪我出去，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我便坐着没动，心里猜想花园是不是还跟过去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松田家的花园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有品位：地上铺着柔软的青苔，种着几棵形状优美的小树，还有一方深深的池塘。跟松田一起坐在那里，我偶尔听见外面传来泼溅的水声，我正要问他是不是养了鲤鱼，他却说话了：

“我刚才说，我现在活着多亏了铃木小姐，这一点也不夸张。她不止一次起了关键的作用。你知道的，小野，虽然时运不济，但我好歹还有一些积蓄和财产，因此还能雇得起她。别的一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算不上富裕，但如果我知道某个老同事有了难处，还是会尽量帮助的。毕竟，我没有孩子，把钱留给谁呢？”

我笑了一声。“你还是过去的那个松田。喜欢直截了当。谢谢你了，可是我来的目的不是这个。我也好歹积攒了一些财产。”

“啊，这使我很高兴。你还记得中根吧？就是南帝国学院的校长？我还经常见到他。这些日子，他过得比乞丐强不了多少。当然啦，他表面上还撑着，实际上全靠借钱过活。”

“真可怕。”

“发生了一些很不公正的事情，”松田说，“不过，我们好歹保住了自己的财产。小野，你就更有理由庆幸了。你看上去还保住了你的健康呢。”

“是的，”我说，“我确实有很多理由庆幸。”

外面的池塘里又传来了泼溅的水声，我想可能是小鸟在水边戏水。

“你花园的声音跟我那里很不一样，”我说，“只要听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是在城外。”

“是吗？我都不记得城市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了。最近几年，我的世界就只有这么大。这座房子和这座花园。”

“实际上，我确实是来请你帮忙的。但不是你刚才暗示的那件事。”

“看得出来你不高兴了，”他点着头说，“还是过去的老样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然后他说：“那么，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是这样的，”我说，“小女仙子，目前正在谈论婚事。”

“是吗？”

“不瞒你说，我有点替她担心。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战争把她给耽误了。不然，她这会儿肯定早就嫁人了。”

“我还记得仙子小姐。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一眨眼都二十六岁了。正像你说的，战争把事情都耽误了，甚至把大好的前程都耽误了。”

“她去年差点儿就结婚了，”我说，“可是到了最后一刻，婚事没有谈成。既然聊到这个话题，我倒想问一句，去年有没有人为仙子的事来找你？我没有冒昧的意思，只是……”

“一点也不冒昧，我完全理解。可是，没有，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病得很重。即使有侦探来找，铃木小姐也肯定会把他打发走的。”

我点点头，然后说道：“今年也许会有人来拜访你。”

“哦？那好，我肯定只会说你的好话。毕竟，我们曾经是很好的同事。”

“太感谢了。”

“你来看我让我很高兴，”他说，“不过牵涉到仙子小姐的婚事，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许我们分手的时候不是很愉快，但那样的事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不用说，我肯定只会说你的好话。”

“对此我没有怀疑，”我说，“你一向是个宽厚仁慈的人。”

“不过，如果这件事让我们俩又聚到一起，我倒也蛮高兴。”

松田费力地探过身，开始给我们的茶杯里添水。“原谅我，小野，”他最后说道，“我觉得你好像还有什么心事。”

“是吗？”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追问，但是铃木小姐很快就会进来，警告我应该回去休息了。恐怕我不能陪客人多呆，哪怕是过去的老同事。”

“当然，非常抱歉，我真是太不周到了。”

“别说傻话，小野。你暂时还不用离开。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话想说就赶紧说吧。”突然，他放声大笑起来，说道：“天哪，你好像被我的无礼吓呆了。”

“没有没有。是我太不周到了。不过，事实上我只是来谈论我女儿的婚事的。”

“明白了。”

“不过，”我继续说，“我原本想把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提一下。你知道，目前的婚事调查可能会比较微妙。希望你到时候谨慎地回答那些询问，我将感激不尽。”

“没问题。”他望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极度谨慎。”

“特别是，跟过去有关的事。”

“我已经说过了，”松田说，口气变得有点冷淡，“关于你的过去，我只会说好话的。”

“当然。”

松田继续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这三年里，我几乎没有走出这座房子，”他说，“但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我还是有所耳闻。我意识到，如今那些人因为你我这样的人过去引以自豪的事情而谴责我们。我猜想你就是为这个而担心，小野。你大概认为，我赞扬你的那些话其实正是最好被人忘记的。”

“不是这样，”我赶紧说道，“你我都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东西。不过牵涉到谈婚论嫁，还是应该谨慎行事。你让我放心了。我知道你会像过去一样公正地做出你的评价。”

“我会尽力的，”松田说，“不过，小野，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引以自豪。千万别在意如今的人怎么说。过不了多久，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这样的人就能因为我们过去的努力而昂首挺胸。我只希望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我希望看到我毕生的努力得到承认。”

“当然，我也是同样感受。至于婚事……”

“不用担心，”松田打断了我的话，“我会尽力谨慎回答的。”

我鞠了一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

“小野，如果你对过去有这份担心，是不是最近一直在拜访以前的其他熟人？”

“实际上，你是我拜访的第一个。我们过去的老朋友，现在许多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黑田呢？我听说他就住在城里。”

“是吗？我一直没有跟他联系，自从……自从战争开始之后。”

“如果担心仙子小姐的终身大事，恐怕最好把黑田找出来，不管有多么费事。”

“是的。只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明白了。但愿他们的侦探也跟我们一样找不到他。不过，有时候那些侦探是很有办法的。”

“是的。”

“小野，你的脸色真难看。你刚进来的时候看上去那么健康。这就是跟一个病人呆在一间屋里的结果。”

我笑了，说：“才不是呢。只是孩子的事确实让人操心。”

松田又叹了口气，说：“有时候别人对我说，我这辈子过得挺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可是我看看周围，似乎生孩子除了操心没有别的。”

“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不过，”他说，“想到可以把财产留给孩子，倒也是一个安慰。”

“是啊。”

几分钟后，正如松田预言的，铃木小姐进来了，对他说了几句话。松田无奈地笑着对我说：

“我的护士来接我了。当然啦，欢迎你留在这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请原谅我失陪了，小野。”

后来，我在终点站等汽车把我送上山、送回城时，想到松田的保证，“关于你的过去，我只会说好话的”，我内心感到一阵宽慰。其实，就算我不去登门拜访，我也有理由相信他会这么做。但是跟老同事重新建立联系总是好的。总之，昨天的荒川一行还是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