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电瓶车，诗就消失了。

外卖员王计兵把车骑得飞快，脑海里只剩下地名。

空气在耳边呼呼作响，风像刀子一样打在身上。刚因爬楼汗湿的衣服又被吹干，让他直发冷。遇上红灯，他毫无顾忌地穿了过去——这很危险，而系统规定的送达时间在催促他。

这段手握车把的路程，就是送餐途中王计兵能控制的全部了，可作用微乎其微。一次，他同时接了5单，末尾一单的商家出餐慢，只给他留下19分钟。最后，他有4单超时。

超时意味着罚款，甚至是停单。王计兵经历过一次，起因是两单的地点间隔着一条江，而系统显示的距离是500米。他绕了12公里的路，超时38分钟。第二天，他被限制接单，还要去指定的学习点学习，内容是“迟到这么久是一种错误”，以及“这会给平台造成什么坏影响”。

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店出餐慢，老板被催急了还发火：“不就是个送外卖的？你爱送不送！”最严重的一次，他被30来岁的男性顾客抓着衣领，从东墙拽到西墙，在屋里转了一圈。

外卖员没有投诉的权利，遇到这种事，他只能憋着。有一单，顾客说错楼号，王计兵白跑几回，一身是汗，让顾客加微信、发定位才赶到。顾客劈头盖脸地数落：“你是怎么送外卖的？”

当晚，他写下《赶时间的人》，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王计兵皮肤黝黑，下垂的眼睛笑起来时，眼角爬上几条皱纹。已经是可以“享福”的年纪，同龄人用空闲时间跳广场舞、遛弯，而他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在兼职送外卖。

一家人已在江苏昆山生活18年。六年前，得知积分入学制度，他和妻子背上贷款，在昆山买房，头一回交了社保，但儿子还是没上成公立初中。别无他法，他把儿子送去一所国际学校。那里，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富裕家庭，王计兵找儿子谈心：“我没人家那么大的本事，赚不来那么多钱。”

国际学校的学费，和二女儿的高中学费、住宿费加起来，一年十几万的费用，让家里不堪重负。经营着的小超市也不景气，一个月进账2000元，还要扣掉房租、水电费。店铺和房子被抵押出去，家里勉强能还上每月的贷款，但每年都在借钱。

一年多前，刚决定送外卖时，家里人都反对。大女儿已经嫁人，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钱！”女儿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他安慰她，“我在家里闷，骑车出去玩”，还在路上拍花花草草的视频发过去。

刚开始，送外卖的确像旅游。看见风景好的地方，王计兵就停下车，花十几分钟转悠一圈，写写诗，一天下来只跑十多单，赚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了。一旦开始，送单就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最多的一天，他送了48单；每单的配送费是4到8元，靠送外卖，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今年6月，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外卖小哥是作家协会成员”。网友评论《赶时间的人》:“真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时，他一天内接受了三家电视台的采访。那天，为方便记者拍摄送外卖的状态，他刻意选择更安静的路线，车骑得比平时慢一半，以防他们跟不上。

走红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写诗不挣钱，每首诗的稿费一般也就三四十元。仅有的好处是，他的诗歌吸引来名家点评，还在一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现在，王计兵依然每天五点半起床，出门看管自家的小超市。最近天明得晚，街灯还亮着，路上安静，他一抬头，看见夜空上的一弯月牙和一粒星，为此写了一句诗：

月亮是人间的一处漏洞

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六个小时后，他就会骑上电瓶车，忘掉诗歌，跑单直到夜晚。回家已经十二点多，他会在那时吃完夜饭，上床睡觉。

“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王计兵的生活，在辗转打工中度过。第一份工作在沈阳，工钱一天三块五，内容是用羊角锤起出旧方木里的钉子，再把钉子取直。

那是1988年，他19岁，三年前刚从初中辍学。工地的电锯声震耳欲聋，工友大都三十出头，凑一块儿下象棋，打扑克，谈论女人。

他融不进去，阅读、写作成为唯一的消遣。每天收了工，工友去公园玩，王计兵就坐在附近的书摊旁，读杂志里的短篇小说。他读到三毛，读到她在沙漠里，把轮胎做成椅垫。好奇坐在上面的感觉，后来每回看到修车摊，他都会讨要废弃的轮胎。

1990年，王计兵回到江苏老家，开始帮着父亲，在村里的沙河捞沙。

父亲的捞沙船，简易到像块折起来的铁皮，不能坐人，一年到头，他都泡在水里。河里全是流动的沙子，人一走动，更多的沙翻腾起来。每天刚一下水，四肢都被打得发痛；捞完一船沙，身体就变麻木，再没任何感觉。一船能装一吨多沙，三船能装一车，他一天能捞三车，共卖九元。夜晚躺上床，手和脚都痛得像火烧，往外渗血。

那是一生中最迷茫的时间。他想不通，“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情绪是食粮，阅读、写作就是储粮的仓库，防止他年轻的身体被撑爆。他把父亲给他买毛衣的钱拿来买书，又模仿书里的手法写作，记录身边的人和事。

干活时，他随身带支圆珠笔，放在内袋，没有别在胸前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一个农民，“挂一支笔在身上，装什么”，毕竟“那是文化人身份的象征”。

捞沙休息的间隙，有了灵感，他就把句子写在纸上、手上，甚至是装午饭的袋子上。最“疯狂”的一次，他脱下身上的黑白条纹长袖衫，在白条上写，密密麻麻，写满两个袖子。

写得多了，也会想被看见。1991年，他尝试投稿，陆续发表十多篇微型小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以后的白天，他继续在河里捞沙，其余时候，都窝在自家桃林的一个小屋里创作长篇小说，连续八九个月。桃树开了花，桃林又落了雪，一向支持他文学爱好的父亲开始担心了，怕他着魔，几次喊他回家，他不乐意。

十一月的一天，捞完沙，王计兵照例先回桃林，但小屋消失了，变成地上的一堆泥土和秸秆。他跑回家问父亲，父亲承认自己拆了屋，至于稿子，只说没看见。

王计兵蒙了，一点点翻看小屋的废墟。不远处的沙坑里有些新土，他用锹挑开，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灰烬。他知道了，稿子被父亲烧了。他用手誊写的、摞起来几十厘米高的、20万字的稿子，变成了一堆灰。

那一瞬间，“好像自己建的房屋被推倒了，突然无家可归”。回家之后，他和父亲再没说起这事。但有两个多月，他在家一言不发，直到母亲掉了眼泪，“他也是为你好”。

父亲的一把火，烧掉了王计兵的稿纸，也烧掉了他发表文章的念想。1993年，和妻子一道，王计兵再次外出打工，去新疆砌过土坯，去山东开过翻斗车，又在2002年来到江苏昆山，居住至今。

初来昆山时，身上只有500元。夫妻俩摆地摊、捡废品，卖一块钱一双的袜子、手套，蹬着三轮走街串巷地卖水果，终于开起一家租书的小店。一年多后，又因为无证经营失去一切。

没地方住了，他从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上木板，在河面建起一个小屋，用作住家和店铺。他们在地上铺好褥子，一家五口睡在废弃家具改造而成的货架下边。

用作屋顶和四壁的帆布在风雨天里飘摇，附近好心的老太太担心他们，从对面的楼上拿手电筒照。之后几年，为了攒本钱，夫妻俩把从前的活计重做一遍，直到2005年，开起一家小超市。

十来年间，王计兵持续地写作，稿纸是路边捡到的烟纸壳、卖水果的纸箱和烧饭点火用的纸张。每有灵感，他就记录下来，有时是几个词，有时是几句话，但写完就丢。最长的作品是首打油诗，他从自己的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开翻斗车的当天。二十多页纸，最后都扔进做饭的炉灶，烧了。

后来他接触到电脑，创作的诗歌才有了保存的地方。论坛给他“说话的机会”，热心人给出指点，少数人提出批评，他一一回复，表示感谢。

吃着网上的“百家饭”，王计兵的诗歌慢慢“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