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热衷于心理咨询。你花整整一个小时谈论你自己，而另一个人不得不假装自己被你的那堆鸡毛蒜皮的怪事情深深吸引了。有毒瘾的人寻觅能够滥开处方的医生，而我用同样的方法寻觅了不起的心理咨询师。我不是在寻找毒品。我在寻找好演员，或者一些无聊到连我的生活对他们而言都似乎很有趣的人。两种人我认为都可以接受，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

我非常享受心理咨询的过程，所以我不断地试图说服维克托也去试试，但他不愿意。最后，我说我们要去见一位婚姻问题咨询师，这样他就不得不去，而我就能在一旁观看了。我就好像一个精神科偷窥狂。维克托一开始不同意，直到我解释说，心理咨询师就像裁判员，他能够判定，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争吵不休的那些问题上，究竟谁错得更多。通常情况下，我们吵架时，我最后会说“如果我们在杰瑞·施普林格[Jerry Springer，生于1944年，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节目上吵架，所有人都会嘘你”之类的话。但问题是维克托从没看过施普林格的节目，我只好改口说：“如果我们在一位心理咨询师面前吵架，她会对着你失望地摇摇头，并朝我扔来一堆美元钞票，感谢我超人般的忍耐力。”心理咨询师就好像一位我假想中的朋友，她总站在我这边，她受过的教育也多于我和维克托。最后，维克托为了证明我在胡说八道，亲自为我俩预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心理咨询师安排维克托先去，让我一周后再单独去与她谈话。这听起来完全合理，但是在维克托出门赴约之后，我想，维克托可能会告诉她所有我们之间的可怕秘密。我甚至还没有机会让这位医生见识我人生中的精彩故事（我上一位精神科医生就很着迷，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来）。维克托可能会跟她讲我上周擅自闯入一场惊喜葬礼的经过，维克托会毁了我获得她好感的机会。

这并不是一场类似于“惊喜派对”的葬礼。葬礼是预先计划好的。所谓“惊喜”，其实是对我而言的。给你一个惊喜！你正参加葬礼！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像惊喜派对的活动，只是没料到会有那么多的尸体加入。

长话短说。由于我喜欢安静，那天我路过附近的一个墓地时，在里面停留了一会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送葬队伍进来后，我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一场葬礼。我原本想要驾车离开，但是在狭窄的墓地小路上，到处都是哀悼者和车辆。一位负责指挥墓地交通的工作人员对我做手势，要求我把车停下，然后加入送葬的行列。我感到惊慌失措，对他挥挥手，说：“哦，不，我不能。”但是，当我掉转车头时，我发现一排汽车紧跟在我的后面，我这才意识到我被堵住了。送葬队伍好像被一个红灯切断了，而我成功地让自己挤入了队伍的中央。就这样，我发现自己被困在车流里，意外地成了哀悼者挟持的人质。

我想解释说我只是在四处闲逛，但是这理由听起来很奇怪。我只能走下车，往举办葬礼仪式的地方走去。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状况，因为我一般避免参与所有我认识的和我爱的人举办的社交活动，但我现在主动参加了一位陌生死者的葬礼。我就好像葬礼上的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生于1954年，美国赫斯特媒体帝国的女继承人。19岁的帕蒂被绑架后，反而加入该绑架组织，参与银行抢劫。她的绑架事件被视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情结）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维克托不停地打电话给我，想知道我在哪里。但我又无法接电话，因为我非常确定在葬礼进行的过程中接听电话是不礼貌的行为，何况你还是一个不速之客。

我回到家后，维克托大叫道：“我快急疯了！你到底去了哪里？”我回答说：“别对着我大吼大叫。我刚参加了一场惊喜葬礼，现在我感觉自己十分虚弱。”他说，从今以后不准我独自驾车外出，因为“正常人是不会被葬礼诱拐的”。这正是维克托会主动对心理咨询师谈起的那类事，而且他不会解释我这么做的背景原因。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里，我都无精打采。维克托拒绝告诉我他和心理咨询师谈了什么，而且他认为连问这种问题都是不正常的。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把他们说的话告诉我，我会捅他的膝盖，但他不相信。我猜他把我的话都写了下来，作为下次心理咨询时的话题。

最后，终于轮到我去见心理咨询师了。她看上去是那种会让你拿着语言的小棒槌敲击“情绪小鼓”的精神科医生，但我并不介意。我立即发表一场漫长的自由演讲，内容关于维克托是一个多么不可信赖的人，谁会因为别人参加了一场葬礼而气得发疯？只有那些想让你对你自己的心智产生怀疑的疯子，只有那些人。

心理咨询师打断了我的话。她说，维克托说的全是夸奖我的话，显然他很爱我。我批评她，说她简直像植物一样木讷，因为一位真正的精神科医生一定已经发现，维克托显然是故意这么说的，为了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对着煤气灯疑神疑鬼的疯子。小鼓女士（从那以后我拒绝称她为“医生”）没有进一步说明。她问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抓起笔在她记录人们各种不正常行为的便笺板上写了起来。我曾经做过很多心理咨询，所以我知道他们那套把戏。我发现当你说了一些的确很疯狂的话时，精神科医生从不动笔记录。接着他们会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等到这时才开始做刚才的笔录。我猜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你放松，但是对我而言，效果恰恰相反，因为我想揭穿他们的行为，可是他们会因此把“妄想症”添加至我的病情诊断里。在她专心做笔录时，我对她提出的那个毫无意义的简单问题（“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作了如下回答：

“如果我是一个连环杀手，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这样一张字条：‘我只喜欢搞基，所以只要你没有阴茎，你就不会有事。抱抱。小宝贝们。’对于连环杀手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从此之后，新闻主播不得不说‘全国人民依然对小宝贝们感到恐惧’以及‘小宝贝们涉嫌搞基。警察鼓励你们保持镇静，并正在实施标准的安全防卫措施，以抵抗来自小宝贝们的威胁。锁好大门，别再跟个窝囊废似的’。而报纸头条会是这样：‘小宝贝们依然在逃。请保护自己免遭小宝贝们侵害。’”

我停顿了一下，发现心理咨询师正一脸困惑地盯着我。我感觉糟了，她大概已经忘记了她刚才要记录的内容，现在不得不再问我一个更无关痛痒的问题，好抓紧机会写下我刚才讲的一切。幸运的是，这次咨询的结束时间到了。

她没有秘书，所以我直接付钱给她。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我选择对她泄露藏在我内心深处最黑暗的秘密，可是到最后我不得不付给她二百美元，作为她听我讲话的补偿。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一种关系，也需要接受心理咨询。你由于自尊心低落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们花了一个小时让你相信自己多么有价值，最后在结束咨询时告诉你因此欠他们一大笔钱。这种做法至少是违背直觉的。我想知道，精神科医生是否会厉害到让这位自尊心低落的病人说：“不，医生，这次我不付钱。我的病情相当有趣，应该是我让你付钱。”我不知道精神科医生会不会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治疗，反正我觉得是的。

我立刻回家。我告诉维克托，我不喜欢被别人那样愚弄。他看上去一脸无辜和茫然。于是我们吵了一架。我说他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假装我是一个好人的做法大错特错，而维克托说我脑子有问题。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太执迷于心理咨询了。或者，至少太执迷于婚姻心理咨询了。

他说得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找那位心理咨询师。作为替代手段，我们制定了在余下的婚姻生活中需要遵守的一些规则，大致上包括：我承诺再也不把喝了一半的水杯在屋子里到处乱放，而维克托承诺，如果我不可避免地依然把喝了一半的水杯在屋子里到处乱放，他也不会责怪我。这是一项奇怪的协议，然而我们都为此感到高兴。有时候，你需要找到那些对你管用的方法。

从那以后，偶尔路过那位婚姻咨询师的办公室时，我会想走进去告诉她，我们的婚姻仍在愉快地维持着。可是我接着想到，她也许很喜欢告诉别人：“有一对疯狂的夫妻，给我讲过一个惊喜葬礼的故事。他们还没熬过第一个月的心理咨询，就已经心理崩溃了。比起他们，你们的婚姻已经很好了。”我担心，如果我告诉她：没有心理咨询，我们过得很好——这也许会毁掉她的故事。于是我独自离开了。因为我是个好人。

至少，我的新心理咨询师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