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某一天，我朋友劳拉在凌晨两点感觉被她丈夫拍脑袋拍醒了。她想要挥开他时，却发现他在床的另一头睡得很熟。她把手放在脑袋上，碰到一个暖乎乎的会动的东西。她想那是她儿子的豚鼠。她打开灯，发现枕头上有一只负鼠。它嚼了她的一些头发下来，做了一个窝。她尖叫了起来，而负鼠也生气地咝咝叫着，往客厅跑去。她让丈夫去追它，但她丈夫很确定她是在做梦。她大叫道：“真的？枕头上的这些沾满口水的头发都是我梦见的？”这时那只负鼠又猛冲了出来。他们在客厅里开始了一场负鼠大战，最后以负鼠的惨败而告终。你可别为负鼠感到太过悲哀，因为在整个野生帝国里，得克萨斯州的负鼠从来都是最混账的动物。我十岁的时候，我爸让我养了一只孤儿负鼠。我每次喂它吃东西，它都会发出咝咝的声音，并怒视着我，好像想让我被火烧死。它是一只沉溺于想象的、急躁易怒的负鼠，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卑鄙家伙。后来，它终于长到了可以放归野外的年纪。但几个月后，它又回到了我们家，死在了门廊上。它也许是来泄愤的。很难搞清楚负鼠的真实想法。

我过去始终认为，劳拉的负鼠毛发事件是最糟糕的半夜两点醒来的方式。直到有一天，我在完全相同的时刻醒来，发现我的右臂被切了下来，换成了一群蜜蜂。或者至少可以说，我感觉是这样。我躺了一小会儿，心想我肯定要死了。我可能已经被一只负鼠咬掉了手臂，我的血大概会在几分钟内流尽，这就是我最终死去的方式。我考虑要不要用肘部轻轻地推一下维克托，这样他与我的最后时刻会是浪漫温柔的。然而，就在这时，我的胸部抽搐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猛砸了一下他的脖子。他很走运，我砸得不算很重（因为我虚弱无力，快要死了）。他迷迷糊糊地问我：“上帝啊，你有没有砸我的脖子？”我尖叫道：“有只负鼠刚刚吃掉了我的手臂。”也许那才是最糟糕的醒来方式。

我很确定自己正在死亡的边缘。维克托打开灯，说我并没有流血。也许是我的胸口抽筋了——我很确定这算不上什么大事。我大口喘着气，告诉维克托说，我犯了心脏病。他又指出我抓错了胸口的位置，心脏应该在另一边。就在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也许犯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我的心脏正在试图逃跑。又或许我的右胸快要爆炸了。我试着对维克托解释这些，但他只顾着对我大吼大叫，让我冷静下来。我解释说，我需要去医院，除非目前的情况是“我吞下了一只爱尔兰妖精，它想在我的胸腔里啃出一条逃生的路”。维克托认为我有些中风了，他让海莉和我尽快上车。

海莉几乎还在睡梦中，所以我尽量保持安静，以免吓到她。维克托反复提醒我别忘记呼吸。我告诉他，我知道如何呼吸，一个人是不可能忘记呼吸的，真奇怪人们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来。他说也许人们确实会忘记呼吸，那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死掉。又一阵抽搐发作了，我咬着嘴唇，晕了过去。当我恢复意识时，周围闪烁着警灯。由于超速，维克托被警察拦了下来。他解释说，他超速是因为他太太心脏病犯了。警察走到我的车门边，看了看我，叫了一辆救护车。接着，他们继续大声训斥维克托愚蠢的超速驾驶，说他本应该叫一辆救护车。但他申辩说，他当时没想清楚，因为他的脖子被一个声称身体里有一只爱尔兰妖精的女人狠狠地砸了一下。

救护车来了。紧急医疗救护人员试图让我自己走向轮床，但我的整个身体都无法动弹。我的身体无法直立，我想是自发性的可复原的脊柱侧凸引起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我的感觉一片模糊，我只记得救护车在街道上呼啸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双脚，心想在这种时候应该拍一张照片放在推特上。但接着我意识到自己伤得太重，已经无法上推特了。就在这时，我知道我快死了。

紧急医疗救护人员把医疗监视器连接在我的心脏上，观察我的生命体征，同时让司机再开快些。救护人员问我：“亲爱的，你对硝化甘油过敏吗？我要给你用一些。”这听上去很奇怪，因为我清晰地记得《草原小屋》有一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老爹由于小麦收成欠佳，不得不干起了开货车的工作，货车上装满了极易爆炸的硝化甘油，把他炸了个半死。救护人员又问了我一遍，我说：“我对爆炸过敏。”他乐呵呵地看着我，再次让司机提速。他大概认为我产生了幻觉，因为他看过的《草原小屋》剧集还不够多。不管怎样，他还是让我在舌头底下压住了一些硝化甘油。这味道令人相当难受，可是既然我正在让炸药像有毒的暴风果软糖一样地在嘴里溶化，不难受才怪了呢。

过了一会儿，我被飞快地推进了急诊室，一群医生努力诊断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患者主诉胸部严重疼痛，血压正在升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说。

“还有，我吃了炸药。”我低声说，但没有人听见，因为他们正忙着脱下我的衬衫，给我做心电图。心电图向医生表明：我的心脏正完美地运作着。我大概是有胃气胀，我没有心脏病发作，我为此感到一阵轻松，可是我依然确定自己快死了，我尖叫起来：“停下来，否则我宰了你！”就在这时，维克托匆忙跑进了急诊室。

“她不太能忍受疼痛。”他解释说，当时医生正从轮床边往后退了几步。医生点点头，我听见他下令给我注射一些稀释过的药剂。我告诉他，我要完整的剂量。他解释说，他刚才说的其实是“盐酸二氢吗啡酮（Dilaudid）*”，它是一种主要的疼痛缓解剂。极度痛苦的几分钟过后，护士给我注射了盐酸二氢吗啡酮，接着疼痛开始缓解。我最终决定不在医院里纵火。实际上，我对医院非常感激，我想与他们分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用来弥补我刚才糟糕的行为。

“你知道吗，”我问道，并没有特定对着某个人，“鲨鱼会被尿液吸引。”

“在一段时间里，她会有点兴奋。”护士对维克托说。

“所以，无论你多害怕，”我继续说，“千万别尿了。”

“这种情况说明了药物正在起作用。”护士说。

“不是的，”维克托叹了口气，“实际上不是的。这只是你们从别的病人身上总结的经验。她在餐厅里也这样。”

我想要抗议，但我觉得有点恶心，所以没有办法指出：我只在享受了非常好的服务，或者我还没有开口服务员就又在我的杯子里倒满了低糖可乐的时候，才表现出这种样子。

我一眨眼睛，我们就已经回到了家。我可能在医院里非常兴奋。我也为自己把胃气胀当成心脏病感到尴尬。但我相信医生的说法，他们说这一切都不会再发生了，这让我感到安心。

然而仅仅两周后，这一切又完完整整地发生了。

这一次，我确定自己快死了，但我非常镇静，让维克托用正常的车速把我送到医院。尽管我当时感觉比分娩还痛，但我很确定医生只会告诉我，我需要很使劲地放屁。我们到达医院后，他们立即认出了我们，据说这是因为我长着一张特别的脸，也或许是因为大部分人在接受服务时不会提供关于鲨鱼的有价值的建议。

我冷静地解释说：这不是胃气胀，我感觉胸口有一种分娩的痛，也许是因为我又长了一个阴道，需要我用力把孩子挤出来。没有人相信我，于是我尖叫道：“我很痛！你们应该治好我，给我盐酸二氢吗啡酮！”维克托让我别再喊了，因为我看上去像一个“找药的人”。我说他的观察相当敏锐，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找药的人，我正在找一种能够让我的隐形胸部阴道停止捣乱的药。他解释说，“找药的人”是用来表示“来医院寻求毒品的吸毒者”的医学暗号，把自己想要的药物的真实名称大声嚷嚷出来不会为我带来任何帮助。幸好那里有一个医生，他在我尖叫的时候给我验了一吨的血，然后意识到我出了问题——我可能有胆囊结石。于是我告诉他们，仓鼠一次只能眨一只眼睛。我觉得这是一笔公平交易，可他们还是给我的医保公司寄了账单。

我去见了一组胆囊专家。他们都说最好不要做手术，因为也许我不会再痛了。可我总觉得，取走身体上想要杀了你的东西是好事。于是，他们把莫拉莱斯医生介绍给了我，他以发疯似的摘除胆囊而闻名。也许是因为他喜欢收集胆囊。这个很难弄清楚。不过，我确实知道的是：莫拉莱斯医生没有一个正规的工作室，他借用附近的一家结肠直肠外科诊所。这会产生一大堆令人不安的理由。首先，我很确定自己不想通过直肠进入的方式取出胆囊；其次，挂在候诊室里的会是一些屁股的照片。我是说真的。

莫拉莱斯医生已经超过八十岁了。他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英文。在我妈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做胆囊摘除手术了。他是个古怪的人，但也很聪明。他看了一眼我的病历，然后告诉我说，我的胆囊已经坏死了，正在慢慢消失。我解释说，它的消失远远比不上它的闲逛。我想把它取出来。我想知道，你能否对你的胆囊下发一个限制令，不允许它到处闲逛，因为你不希望它这样做，这样会害死你的。你可以叫警察把你的胆囊取出来，因为它们妨碍了公共安全，你还永远不必为此付钱，除非你让警察赶走妨碍公共安全的人。这一点我不清楚。说实话，在这类事件里，我从来没有做过投诉的一方。

莫拉莱斯医生说，他会在我的身体里装满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无论哪一个，都是无毒的），然后通过我的肚脐眼把胆囊拔出来。我问能否保留自己的胆结石（我可以用它们做一串项链），他说他不能允许我这么做，因为新规定是个混账玩意儿，他说他甚至不能把从身体里挖出来的子弹还给被射死的人，因为只要是从你身上拿出来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是“医疗垃圾”。这似乎有点矫情，因为我女儿也是从我身体里出来的，他们完全同意让我带她回家。有些人甚至把胎盘也带回了家，还让家人吃了它（真的……存在这种事情），而且从来没有人投诉过这种事情。我解释说，我很确定佩戴用自己的胆结石制成的项链并没有让你的家人不知不觉地吃下你的胎盘来得令人反感。莫拉莱斯医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他为了相同的话题已经争论过不下十次了，为了这种问题争论一次以上就已经很奇怪了。不过，他同意拍一些照片给我。我的朋友麦莉主动提出为我的手术拍照，我差点儿就带上她了，因为她是一个令人惊艳的摄影师。但后来我想起自己曾经听说，手术结束后，医生会把残留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化碳气体通过我的肚脐挤压出来。我不想让任何人亲眼目睹我被迫用肚脐放屁，因为如果他们是你真正的朋友，这正是你应该保护他们、让他们远离的恶心事情。就好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做朋友意味着永远不必看见对方用肚脐放屁。或者其他的什么。可能我记错了。

我在医院房间里等待手术开始。我感到有些担忧，因为你总能听到一些关于人们把东西落在身体里或者摘错器官之类的恐怖故事。“如果我醒来时多了一个小鸡鸡，那该怎么办呢？”我问护士。

她向我保证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她说这是正常的担忧，她经常看见做膝盖手术的人在那条没毛病的腿上写着：“不是这条腿”。我也考虑要不要那么做，可这意味着我要在所有地方写上字，浑身上下贴满各种小便条，上面写着：“不，不是这里。”“你快找到了。”“你在搞什么鬼？这个是我需要的。”“别碰那东西，那是我的。”但维克托不会给我马克笔，因为他说即使我在完全清醒的时候也不可信赖，更别说我因为止痛药而变得很兴奋的时候了。

于是我只好拿出了我的幸运乳房。（边注：在一次图书宣传活动中，有个女人带给我一个假乳房。这是她为那些想要更大的乳房或者正在从乳房切除手术中恢复的人制作的。它看上去仿真度极高，我经常戴着它，让它从我的衬衣里露出来，看看人们会不会提醒我走光了。如果他们提醒了我，我就把乳房拿出来，并感谢他们的正派。这是一个能够挑选出好人的妙招。此外，如果在酒吧的时候，酒保对我视而不见，我就把假乳房放在额头上，因为它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把我的幸运乳房插在腹部。护士回来后，我说：“我想我产生了一些过敏反应。这个东西应该在这里出现吗？”我指了指几分钟前还不在这里的像真的一样的腹部乳房。值得表扬的是，她丝毫没有惊讶。我因此认为长出多余乳房的人要比你想象的多，但也可能她从来都不是那个最善于观察的护士。

他们最后把我推进了手术室。外科手术也许相当成功，可是我完全不记得了，因为我很兴奋。恢复过程有些痛苦，因为我的胆囊比预想中更容易受感染。不过，这也给除了我以外的人带来了娱乐。

“我需要吃药。”我躺在床上对着维克托悲叹。

他看了看手表：“再等二十分钟。”

“你为什么恨我？”

“我不恨你，”他说完又低下头看杂志，“我只是不想让你服用过量的吗啡。”

“好吧，”我说，“那么说点什么分散我的注意力。”

“好的。这本杂志上说，如果你抛开一切的顾虑，你就能说出你生来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失败，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成为一匹飞马。”

“不是这个意思。”

“我会成为一匹棕色飞马。如果你是一匹白色飞马，你会成为一群热爱莉萨·弗兰克[Lisa Frank，美国商人，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专门设计各种视觉艺术产品，最常见的元素是彩虹、霓虹色以及各种动物，其中最出名的是海豚、熊猫以及飞马，深受各年龄层女孩的喜爱。]的九岁小孩围追堵截的对象。黑色飞马也不好，因为它们太酷了，重金属乐团也许会想要绑架它们。没有人想要一匹寒碜的棕色飞马。我可以在街区里尽情地挥舞翅膀，没有人会真的在意我。也许我还会希望自己的背上生疱疹，这样人们就不会为了骑在我身上而打扰我了。”

维克托依然低头看杂志：“如果你不能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我很认真呀，”我说，“如果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失败，我会是一匹邋遢的棕色飞马，背上生了疱疹。”

“不是这个意思，”维克托说，“这个问题是想引导你找到你在一生中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选一些现实的事情！”

“好吧。”我生气地回答。我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么我想我还是选择失败吧。我选择失败，然而在失败这件事情上我永远不会失败，这样就能做出一个虫洞或者某种悖论，然后全世界就爆炸了。”

维克托抬起了一边的眉毛：“因为没让你按自己的想法回答问题，你就想炸毁全世界？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反应过度了吗？”

“我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吗啡。”

“我认为这次谈话证明你已经服用了足够的吗啡。”

我交叉双臂：“我要告诉护士，你待我很刻薄。你不让我背上生疱疹，也不让我吃药。”

维克托又继续看杂志：“祝你好运。”

我看了看放在病房里的《工作人员值班表》。分配给我的护士名叫“Labya”，我感到很困惑，我忍不住想知道这个名字的发音是和“阴唇（Labia）”一样呢，还是要把a读得短促一些，读成“拉-比-呃”。

护士回来了，她给我在屁股上打了一针。我想这时所有的社交伪装都应该卸下了，于是我问：“我只是不得不问一句……应该读成‘雷-比-呃’还是‘拉-比-呃’？”她困惑地摇了摇头，说：“我想你是因为胆囊出了问题才进来的。”

“不是的，”我解释说，“我指的是那个表格。那上面写的是‘阴唇’吗？”

她问：“你是在问我表格上有没有阴唇吗？”

维克托往椅子里缩了缩，假装自己不在场。

我解释说，我并不是在与她调情，我只是看了看桌子上的表格。她盯着表格看了一会儿，然后皱起眉头，困惑地看着我。也许是我没和她调情惹恼了她。

她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说：“拉托亚（Latoya），这个名字念作拉托亚。”

我凑近看了看，上面确实写着拉托亚。但我辩解说，它远看起来很像阴唇，很像墨西哥玉米卷，也很像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 Keefe（1887—1986），美国艺术家，以半抽象半写实的手法闻名，作品主题多为花朵微观、岩石纹理以及荒凉的美国内陆景观等。]的画。

这时，莫拉莱斯医生出现了。他给我看了一些照片——是我被摘除的令人恶心的胆囊，里面装满了石头。医生说，做手术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我的胆囊几乎死了，而且已经开始坏疽，即将影响我的其他身体器官。

“坏疽？”我问，“我甚至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就好像我要从头开始玩‘俄勒冈小道’。”维克托说我想起了痢疾[俄勒冈小道是一款以美国西部为故事背景的角色扮演类电脑游戏，玩家经常会死于痢疾。]。莫拉莱斯医生说：“你在俄勒冈小道上得过痢疾？你的病历上没写。”

我说：“我猜你小时候是不是没有玩过很多益智类电脑游戏？”他说他小时候没有电脑。我解释说，这大概就是他永远不会在电脑游戏里得痢疾的原因。

莫拉莱斯医生摇了摇头：“听上去很不卫生。你们把那些游戏放在哪里？”我解释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接着把话题引到了我的僵尸胆囊上。

维克托试图争辩，说我的胆囊没有变成僵尸，但我不同意。它还有一点活着，不过大部分已经死了，并且会感染它碰过的所有东西。这就是活死人，完全符合僵尸的定义。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我正在变成僵尸，身体器官逐个变异。我的身体里装了很多导管，用来把脏东西排空。这很恶心，我得让它们在我的身体里停留一个星期。我回家后，猫咪以为我肚子上的那些导管是很棒的猫咪玩具，不停地拍打它们，想紧紧抓住它们把自己吊起来。这一切在你的止痛药失去效力之后开始变得不好玩了，我不把它推荐给正在恢复中的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胆囊手术，一个维克托认为不用住院就能解决的手术，可是它到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持续数周的争论。维克托说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体和我的脑袋一样复杂和古怪。不过，我不是唯一拥有古怪的身体器官的人。比如说，维克托坚持说他有“内耳屏障”，这就很荒唐。每次我潜入水下，耳朵总会被感染。维克托就会责怪我，说我没有关闭内耳屏障。他说得对，因为不存在这种东西。但他不同意，他说是我的耳朵太差劲了，而他自己的内耳屏障几乎是个超人。“我经常用它来屏蔽你发疯的声音，因此它们能够经常得到锻炼。”我不相信有什么内耳屏障，就算我曾经有过这种东西，我大概很小的时候就把它弄丢了。小时候，我的耳朵经历了那么多次感染，连耳膜都破了。我妈总想用土方子治疗它们，比如往我的耳朵里灌橄榄油，然后塞一个棉花球进去。我第一次在餐厅里品尝橄榄油时，我说：“这味道好像耳药膏。”那是因为它就是我的耳药膏。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橄榄和橄榄油，因为它们的味道好像耳部感染。

手术过去一周后，我朋友麦莉开车送我去该死的诊所把手术导管拿掉。莫拉莱斯医生的状态很罕见，他开始谈论地下墓穴和不断高企的国家债务。他在结束闲聊时说：“我们注定无法逃脱厄运。世界末日。感谢上帝我快要死了，这样我就不必按您的意志亲眼目睹这一切了。”他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夸张，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相当兴奋。这个男人对待病人的态度极不寻常。

最后，莫拉莱斯医生拍了拍手，好像示意闲聊已经结束了。他让麦莉把我“固定在桌子上”。麦莉看了他一眼，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解释说，必须有人把我固定在桌子上，这样他从我的肚子里猛地拔出管子时我才无法揍他。麦莉很自然地耸了耸肩，把我结结实实地固定在了桌子上。这是好朋友的标志，或者坏朋友的标志，也可能两者皆是。

医生为我拆了线，接着猛地拔出了管子。这感觉就好像我不小心让一根跳绳缠住了肝脏，也好像我是一只木偶，如果你牵动我背上的提线，我会开口说话，而我说的是：“哇啊啊啊啊。”简单地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我能体会溜溜球的感受了，也知道为什么你认为病人会想揍你了。”

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麦莉说：“你知道吗，这种怪事只会发生在你身上，就好像你总在召唤一些相当疯狂而又不切实际的医生出现，让他们与你的人生相匹配。如果我不在场，我永远不会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情。”是的，我的整个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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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拼写检查系统不断地提醒我：不存在“Dilaudid（盐酸二氢吗啡酮）”这个单词，它认为我想输入的很可能是“deluded（欺骗）”。自动拼写检查系统，我不喜欢你给我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