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借鉴他人的绝妙想法取得成功

圣诞节当日的早上7点钟，当太阳正从烟雾弥漫的天空升起时，莫尼什·帕伯莱（Mohnish Pabrai）踏上了孟买的一辆小型货车。我们沿着印度西海岸行驶数小时，前往一个名叫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Dadra and Nagar Haveli）的地区。司机不时做出可怕的动作，在卡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疯狂地躲来闪去。我因为害怕闭上了眼睛，面部也扭曲变形了，只能听见四周的喇叭声。在印度长大、后去美国留学的帕伯莱此时却面带微笑，表现得很镇定。然而，他也承认，“印度的事故发生率确实很高”。

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旅行，其间我看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景象。一次，我们在车里看到，路边一名肥胖的男子向一名瘦弱的妇女头上堆砖块，之后这名妇女顶着砖块走了。当我们驱车深入乡间时，我们看到了覆盖着茅草的矮宽棚屋，仿佛穿越回了千年之前。最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一所名为JNV西尔瓦萨（JNV Silvassa）的农村高中。

帕伯莱是他那一代杰出的投资者之一，他从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Irvine）的家来这里是为了看望40名十多岁的女孩子。她们是他的达克沙纳（Dakshana）慈善基金会项目资助的对象，该基金会旨在培养印度贫穷家庭里有天赋的孩子。达克沙纳基金为这些女孩提供两年的免费教育，让她们为大名鼎鼎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IIT）那难如登天的入学考试作准备。印度理工学院下设几所精英工程学院，其毕业生深受微软和谷歌等公司的青睐。

每年向印度理工学院提交申请的学生有100多万，但只有不到2%的学生能被录取。达克沙纳破解了进入这所知名学府的密码，在过去的12年里，达克沙纳资助的2146名学生进入了这所学院，录取率达到了62%。帕伯莱把达克沙纳（源自梵语，意为“礼物”）视为帮助印度社会最贫困阶层进阶的一个途径。达克沙纳资助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家庭，他们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许多孩子来自遭受了几个世纪歧视的低种姓家庭，包括“贱民”。

每当帕伯莱参观达克沙纳的教室时，他首先会给孩子们出一道数学题，解出这道题的孩子会获得印度理工学院的一个名额，因此，这是一种评估人才的有效方法，但这道题非常难，几乎没有人能正确地解答出来，他预计西尔瓦萨没有学生能应对这一挑战。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黑板上写出了这道题：n是大于等于5的质数，证明n2-1总是能被24整除。然后他坐在一把不大结实的塑料椅子上，身子稍微后仰，而教室里的孩子们则开始解题。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如何看待这位耀眼的传奇人士，即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秃顶、留着茂密的胡须、穿着印有达克沙纳标志的运动衫和粉红色牛仔裤的大富翁。

10分钟后，帕伯莱问：“有人解答出来了吗？”一位名叫阿丽莎（Alisa）的15岁女孩说：“先生，它只是一种理论。”她犹疑的语气表明自己似乎心里不太有底，但帕伯莱还是请她走到教室前面来让他看证明过程。阿丽莎递给了他一张白纸，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低着头，等待着他的评判。在阿丽莎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标语牌，上面用歪歪斜斜的英语写着：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没有人能瞧不起你。

帕伯莱说：“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他握了握阿丽莎的手，然后请她对着全班的学生解释了自己的答案。他后来告诉我，阿丽莎的解答很出色，她可以在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名列前200。帕伯莱告诉阿丽莎，她肯定能上印度理工学院，她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事后我得知，阿丽莎来自印度最贫穷的地区——奥里萨邦（Odisha）的甘贾姆（Ganjam），并且出生于一个被政府称为“其他落后阶层”的种姓。在她以前就读的学校里共有80名学生，她的成绩排名第一。

帕伯莱要求阿丽莎与他合影留念。他开玩笑地说：“当你忘记我时，我会告诉你，我们合过影！”女孩们开心地笑了，但我却忍不住哭了。我们刚刚目睹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刚刚证明，她有能力让自己和家人在未来过上幸福的生活。考虑到她成长的环境和种种不利的因素，这堪称奇迹。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学生们向帕伯莱提了一些问题。最后，有人鼓起勇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先生，您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

帕伯莱笑着说：“我会发挥复利的作用。”

为了解释他的方法，他说：“在我心目中，有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沃伦·巴菲特。你们有谁听说过沃伦·巴菲特吗？”没有人举手，教室里是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庞。他对学生们说，他18岁的女儿莫玛奇在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赚到了4800美元。帕伯莱把这笔钱存进了她的养老账户。他让学生们计算，在接下来的60年时间里，如果这笔钱每年以15%的幅度增加，结果会如何？他说：“每5年钱就会翻一番，总共会翻12番。这就是复利的例子。”

一分钟后，学生们清楚了这一点：60年后，当莫玛奇78岁时，她最初的4800美元将变成2100万美元。数学现象的强大威力使房间里充满了惊呼声。帕伯莱问：“你们会忘记复利吗？”来自印度农村的这40名贫困少女齐声喊道：“不会，先生！”

如何把100万变成10亿

不久之前，莫尼什·帕伯莱也不知道沃伦·巴菲特是何方神圣。出生在印度不太显赫的家庭，他对投资、华尔街或高级金融一无所知。他于1964年出生，在孟买度过了人生的头10年。他的父母以每月20美元的租金租住着一套郊区小公寓，后来他们搬到了新德里和迪拜生活。

他的家族出了很多传奇人物。他的祖父是著名的魔术师戈吉亚·帕夏（Gogia Pasha），经常扮演出游世界的神秘埃及人。小时候，帕伯莱曾和祖父一起登台表演，他扮演的是拿着鸡蛋的人。他的父亲奥姆·帕伯莱（Om Pabrai）是一位企业家，但他所创立的公司频频破产。他多次创业，曾开过珠宝工厂，经营过广播电台，还通过邮寄的方式出售过魔术套装。与他的儿子一样，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但他的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而且过度举债。

“我多次看到父母失去了一切，”帕伯莱说，“失去一切指的是，第二天没有足够的钱买日用杂货，也没有钱付房租……我再也不想有那样的经历了，不过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实际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他们没有为此感到不快乐。我父亲曾经说过，‘即使一无所有，也不影响我从头再来’。”

小时候的帕伯莱成绩并不太出众，在65人的班级里排名第六，这导致他有些自卑。在上九年级时，他接受了一次智商测试，正是这次测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我问那个给我测智商的人，‘结果如何’，他说，‘你的智商至少是180，你只是不够用心，就像一匹马，得有人用鞭子抽你，你才会动一动。’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得有人告诉你，你有潜力。”

高中毕业后，他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求学。在那里，他知道了股票市场。他学习了一门投资类课程，这门课程顺利结业的概率是106%。讲授这门课程的教授试图说服他把专业从计算机工程改为金融学，但帕伯莱说：“我完全无视他的建议。当时我认为，所有的金融骗子都是愚蠢的，他们什么都不懂。这门课超级简单，其难度仅是工程力学的十分之一，我为什么要涉足这一弱者参与的领域呢？”

大学毕业后，帕伯莱去了泰乐公司（Tellabs）工作。1990年，他用7万美元的信用卡借债和从401（k）账户中取出的3万美元创立了一家技术咨询公司——创思科技（TransTech）。大多数人都不敢这么冒险，但他不同。一次乘飞机时，我们聊起了他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玩21点的冒险经历，在那里他坚持不懈地运用了一位拥有金融学博士学位的算牌人开发的“非常无聊的”系统。帕伯莱的计划是赚取100万美元且被赌场禁赌。到了2020年，他已经将3000美元的本金变成了15万美元，还被“一家乌七八糟的小赌场”终身禁赌了。

创思科技公司蓬勃发展，达到顶峰时雇用了160名员工。到了1994年，帕伯莱攒下了100万美元，他第一次有了投资的闲钱。那一年，他在希思罗机场候机时，为了消磨时间，买了本彼得·林奇写的《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One Up on Wall Street）一书阅读。从这本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有关巴菲特的信息。当他得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这位董事长兼CEO从20岁开始，连续44年投资回报率高达31％时，他感到异常惊讶。这意味着，按复利计算，巴菲特1950年投资的1美元到了1994年变成了14.4523万美元。帕伯莱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巴菲特不是个笨蛋。

小时候，帕伯莱就听过这个传说：一人发明了国际象棋，他把象棋送给了国王，国王大喜，问他想要什么赏赐，他想要的是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内放1粒米，在第二个方格内放2粒米，在第三个方格内放4粒米，以此类推，一直到第64个方格。不太擅长数学的国王同意了他的请求。帕伯莱是个精于算术的人，他说国王欠下了18446744073709551615粒大米，现在值约300万亿美元。想到这个传说，帕伯莱立马意识到，巴菲特已经掌握了复利的游戏之道。在44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的资金翻了18番，踏上了通往世界首富的道路。

这引起了帕伯莱的深思，如果他能弄清楚巴菲特的选股之道并采用他的制胜方法，结果会如何呢？帕伯莱就此开始了他所称的“在30年内将100万美元变成10亿美元的游戏”。他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赢得比赛，这跟巴菲特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用结果证明我做得最好、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按规则公平公正地参与了比赛，而且最终我赢了。”

帕伯莱成为亿万富翁的方法不仅对我们的投资有莫大的启示，而且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很有启示。他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设计一种能够利用市场定价异常的新算法上，而是把目光盯在了投资游戏中技能最娴熟的玩家身上，分析他成功的原因，效仿他的做法，而且特别重视细节。帕伯莱描述这一过程时用了“效仿”这个词，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学习、模仿或效法，但使用哪个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些更看重输赢结果的人看来，这是一项技能。

先通过效仿巴菲特，后来通过效仿巴菲特博学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帕伯莱成为了当代杰出的投资者之一。从2000年到2018年，他执掌的对冲基金的收益率高达1204%，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率仅为159%。如果你在1999年7月他开始管理该基金时投资了10万美元，那么到2018年3月31日时，你的资金将增加至1826500美元（扣除各项费用后）。[假设你于1999年投资了他最初的合伙企业帕伯莱投资基金1号，并一直持有该基金至2018年3月31日。帕伯莱向最初的投资者保证，当基金亏钱时，他会保证他们的本金不受损失。意识到这一慷慨的保证非常麻烦之后，他关闭了这只基金并于2002年将该基金与帕伯莱投资基金2号合并。值得注意的是，他管理的基金的收益率波动性很大。例如，2020年上半年，他的基金损失了15.1%，这使得该基金自发行以来的收益率变成了671.3%，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为218.4%。他的一大优点是，这种让普通人揪心不已的波动不会对他造成困扰。]

然而，作为投资者和慈善家，帕伯莱能成功完全是因为他借鉴了别人明智的想法。他说：“我是个十足的模仿者，一切都是模仿别人的……我没有任何原创的思想。”他带着无法抑制的喜悦，有意识、系统地挖掘巴菲特、芒格等人的思想，不仅为了获得投资智慧，也为了洞察如何管理自己的企业、避免犯错、建立品牌、做慈善、处理人际关系、安排时间和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帕伯莱对效仿之法的钟情引发了一系列争议。独创性的作用被高估了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应该把精力放在效仿更聪明、更睿智的人身上，而不是努力创新呢？如果效仿是迈向成功的有效策略，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运用它呢？效仿他人有风险吗？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采用这种策略使自己受益，又做真实的自己呢？

在过去的7年里，我有很多时间和帕伯莱在一起。我和他一起多次去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我曾前往他在加州的办公室采访他；我们曾一起在印度旅行了5天，甚至在从科塔到孟买的火车上睡上下铺；我们曾在他当地的韩国烧烤餐厅和斋浦尔（Jaipur）的路边小屋里大快朵颐，吃得东倒西歪、撑肠拄腹。

一路走来，我逐渐体会到了逆向工程、模仿以及经常改进他人的成功策略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帕伯莱是我见过的将效仿之法运用得最彻底的人，他把运用这种方法的艺术推向了极致，自相矛盾的是，这看起来是很有创意的。他的思想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分享我所说的“值得效仿的思想”。

投资法则

当帕伯莱发现一个令他着迷的主题时，他必定会彻底搞清楚它。在巴菲特的例子中，他可利用的资源似乎是无限的，包括巴菲特数十年来写给伯克希尔股东的信以及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写的《巴菲特传》（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等开创性著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还开始每年到奥马哈朝圣，参加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20年来一直如此。

最终，帕伯莱与巴菲特建立了个人联系，通过巴菲特，他也成了芒格的朋友。芒格邀请他到洛杉矶的家里吃饭，在俱乐部里玩桥牌。但在早期，帕伯莱对巴菲特和芒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阅读过的资料。他读的资料越多，就越相信巴菲特在芒格的帮助下制定了与“物理定律一样基本”的“投资法则”。

巴菲特的投资法则“如此简单”和“如此强大”，以至于帕伯莱认为只有它们是正确的。但是，当他研究其他理财专家时，他困惑地发现，他们几乎都没有遵循巴菲特的法则。就像遇到“一群不相信重力的物理学家……无论你是否相信重力存在，它都会把你往下拉”。

在帕伯莱看来，大多数基金经理显然持有了太多的股票，他们为这些股票付出了太多，交易频率也很高。“这些共同基金投资于一千只或两百只股票，你如何找到两百家估值将翻倍的股票呢？我看了他们投资的股票，发现它们是以30倍收益交易的股票……我看到他们都走霉运了。”

帕伯莱曾读过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写的一本书，书里有这样一则警示性故事：在一条街的两边各有一家自助加油站，一家通过高质量的服务（例如免费清洗挡风玻璃）生意兴隆，另一家只勉强维持经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后一家加油站的客户肯定会转向前一家加油站。这样的错误让帕伯莱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看来，只需要简单地效仿更出色的策略就可以了，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了。

帕伯莱说：“人类的DNA中含有奇怪的物质，它们使人无法采纳好主意。我很久以前就学到的一点是：不断观察行业内外的情况，当你看到有人在做明智的事情时，要强迫自己也这么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甚至是陈词滥调，但这个习惯对他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帕伯莱带着门徒般的虔诚之心，开始“按照巴菲特所说的方法进行投资”。考虑到巴菲特的年均收益率为31%，帕伯莱天真地认为自己获得26%的年均收益率应该不难。按照这个速度，他的100万美元本金将每3年翻一番，在30年内就可增加至10亿美元。为提醒自己实现这一目标，他把车牌号定为了COMLB 26。即使结果稍差一些，他也会觉得不错，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年均收益率能达到16%，30年后他的100万美元会变成8585万美元。这就是复利的威力。

当然，他没有沃顿商学院或哥伦比亚大学等一流学校的MBA学位，没有注册金融分析师的资格，也没有在华尔街工作过的经验，但是，帕伯莱一直将自己的一生视为一场比赛，他希望严格运用巴菲特的方法，在比赛中超越所有未能效仿奥马哈圣贤的傻瓜。帕伯莱说：“我想参加我确信自己能赢的比赛。如何赢得比赛呢？必须遵守规则。好消息是，我正在与不懂规则的选手比赛。”

正如帕伯莱所见，巴菲特的选股方法是受价值投资守护神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三个核心思想启发而得出的。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巴菲特，后来还聘请他为自己工作。这三个核心思想是：首先，无论何时购买股票，你购买的是持续经营、具有潜在价值的企业，而不仅仅是供投机者交易的纸片。

其次，格雷厄姆将市场视为“投票机”，而不是“称重机”，这意味着股价往往无法反映这些企业的真实价值。正如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于1949年出版，巴菲特盛赞该书是“迄今为止投资领域里的最佳著作”。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介绍该书的作者。]中所写的，把市场视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是很有益的，他“经常过度兴奋和担心”。

最后，只有在股票的售价远低于对其价值的保守估计时才应该买入。公司的内在价值与股价之间的差距就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安全边际”。

但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它们呢？格雷厄姆认为，市场先生容易情绪失控，他的这一见解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巴菲特和芒格这样的投资大师看来，游戏的本质是不让自己陷入疯狂，要冷静地观察市场，直到两极化的市场提供了芒格所称的“定价错误的赌博机会”。疯狂的行为不会得到奖赏，相反，投资主要是等待难得的时机出现，即赚钱概率大大高于赔钱概率的时机。正如巴菲特所说：“你不需要每次都挥棒，你需要等待时机。问题是，当你成为基金经理后，你的粉丝会不断大喊：‘挥棒击球！’”

巴菲特对人群的叫喊声无动于衷，他可以好几年按兵不动。例如，从1970年到1972年，当狂热的投资者把股价推升至不合理的高位时，他几乎没有买入任何股票。然而，当1973年股市崩盘时，他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大量股票，并持有了40年之久。巴菲特在他的经典文章《格雷厄姆-多德式的超级投资者》（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中写道：“当你能以不低于4亿美元的价格把资产出售给十个买家中的任何一个时，市场对该资产的估值为8000万美元……不要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一个价值8300万美元的企业。你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当你建造一座可以承受3万磅压力的桥梁时，你只会让自己驾驶一辆1万磅的卡车过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投资。”

在我们这个极度活跃的世界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种缓慢而敏锐的策略的优越性。运用这种策略不需要频繁地进行交易，但时机到来时要果断出手。芒格曾说过：“你必须像一个手持长叉站在小溪边的捕鱼人，大部分时间里你什么都不做，但是，当一条肥硕的鲑鱼游过时，你要叉住它，然后你又什么都不做了，下一条鲑鱼游过可能要等6个月之后了。”

很少有基金经理这么操作，相反，帕伯莱说，他们“多次下注，数额不大，但很频繁”。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机会来证明这些押注的合理性。所以，帕伯莱和他的两位偶像一样，喜欢等待最肥美的鲑鱼出现。

一次，我们在他尔湾市的办公室里畅谈，他说：“投资的首要技能是保持耐心，极度的耐心。”2008年股市崩盘时，他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10笔投资交易。在平常时期，他完成的投资量较少，比如他在2011年只买入了两只股票，在2012年买入了3只，2013年一只也没买入。

2018年，帕伯莱的离岸对冲基金根本没有持有任何美国股票，因为他觉得美国股票都不大便宜。想一想，在美国的主要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大约有3700家，但帕伯莱从中找不到一家值得交易的。他不满足于在美国各个价位的股票中进行选择，他带着他的鱼叉来到了鲑鱼储量更多的水域，比如印度、中国和韩国。正如芒格所说，捕鱼要遵守两条规则：第一条是，鱼在哪里，人就在哪里；第二条规则是，别忘了第一条规则。

2020年春季，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投资者出现了恐慌情绪，美国股市崩盘。零售业遭受重创，商铺被迫无限期关闭，消费者要居家隔离。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前景极明朗的一家公司是西瑞泰奇成长房地产信托公司（Seritage Growth Properties），其许多租户是零售商，他们已无力支付租金。帕伯莱说：“市场讨厌所有的短期噪音和痛苦。”他利用市场上的恐慌情绪购入了西瑞泰奇13%的股份，他认为，随着恐慌情绪消退，其他人会认可这些资产的价值，他最终会赚到10倍的收益。[帕伯莱的个人投资组合中也含有西瑞泰奇的股票，他这也是在效仿巴菲特，后者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记录“近乎完美”。帕伯莱告诉我：“我们不仅效仿他的做法，我们还直接以他支付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价格模仿了他的持仓。”顺便透露点个人信息：我效仿了效仿巴菲特的人，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买入了西瑞泰奇的股票。]

保持极度耐心、精挑细选股票的投资者不只有巴菲特、芒格和帕伯莱，这个群体还包括许多卓越的投资者，例如加拿大最著名的基金经理弗朗西斯·周（Francis Chou）。2014年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手里30%的资产是现金，而且他多年来没有大笔买入过股票。他告诉我：“几乎没什么股票可以买入时，你必须非常小心，你不能强迫自己买入，必须保持耐心，便宜货自会来找你。”他警告说：“一直参与市场交易是傻瓜才干的事，那样做会赔钱的。”

他能多久不买股票呢？周回答说：“哈，我可以等10年，甚至更久。”在此期间，他会研究价格不够低廉因而不能买入的股票、打高尔夫球和每天阅读200至400页的书籍。他采用这一方法使自己的情绪避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

和周一样，帕伯莱也形成了一种有利于采取不积极的投资策略的生活风格。我去他在尔湾市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穿着短裤、运动鞋和短袖衬衫，看起来不像一位亢奋的选股人，更像是一位在沙滩上悠闲漫步的度假人。巴菲特曾经给帕伯莱看过自己黑色小日记本里的空白页，他模仿巴菲特的做法，也让自己的日历上几乎空空如也，以便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和研究公司上。通常情况下，他不会在办公室里召开会议，也不会接听或拨打电话。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人类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

帕伯莱说：“大机构不善于静待时机。”他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从巴菲特对网络桥牌的痴迷中获益匪浅，因为这样的嗜好抵消了他“行动的自然偏误”。帕伯莱也玩网络桥牌，他还通过骑自行车和打壁球等运动健身。当没有股票可买、也没有理由出售股票时，他就把精力投入到了慈善基金会。他说，他的投资团队里就他一个人，这很好。“当团队中有其他人时，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想做些事情，然后被套牢。”在大多数领域，渴望采取行动是好事，但是，正如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98年的股东大会上所说的，“我们不会因采取行动而获益，只会因决策正确而获益”。

帕伯莱是个有厌世倾向的人，他常常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偶尔买入一只定价有误的股票，然后赚得盆满钵满。当他经营一家科技公司时，他请了两位工业心理学家来写他的简介。这两位心理学家的分析揭示出，他特别不适合管理一大群员工，“我可不是那种能听取员工意见、给予他们支持和照顾的领导人”。对他来说，投资更像是三维象棋游戏，关键是，结果完全取决于他。

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

帕伯莱最早选择的投资对象是一家印度小型科技公司，即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Satyam Computer Services），他于1995年买入了该公司的股票。他了解该公司的业务，因为他之前在这一行业里工作过，而且当时这只股票“非常便宜”。帕伯莱惊喜地目睹了它在5年内上涨了约140倍。2000年，当这只股票的价格被严重高估时，他抛售了它，从中获利15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股泡沫破裂，这只股票的跌幅超过了80%。帕伯莱被自己的好运逗乐了，他高兴地把自己比作从“某个水果公司”（即苹果电脑公司）的股票中大赚了一笔的阿甘（Forrest Gump）。

在智慧和运气的双重作用下，帕伯莱不到5年就把100万美元变成了1000万美元。意识到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后，他写信给巴菲特，表示自己愿意免费为其效力。巴菲特回信说：“我深入思考过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时间，我自己能做出最好的操作。”于是帕伯莱推行了B计划。有几个朋友从他的选股技巧中获利丰厚，他们希望他能管理他们的资金。1999年，他以6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技术咨询公司，开始专注于投资业务。

从1956年到1969年，巴菲特成功地管理了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帕伯莱也自然而然地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效仿了巴菲特合伙关系模式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巴菲特不收取年度管理费，但收取业绩费，即当收益率超出6%时，收取超出部分的25％。当收益率等于或小于6%时，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巨额回报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帕伯莱也采用了相同的收费结构，他认为基金管理者和基金投资者利益保持一致是“做生意的好方式”。[大多数对冲基金收取2％的管理费外加盈利的20％，帕伯莱称这种结构为“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如果这类基金的收益率为10%，那么股东的收益率只有6.4%（扣除各项费用后）。高昂的摩擦成本导致对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长期落后于大盘。相比之下，当帕伯莱的收益率为10%时，他的股东将获得9%的收益。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当时他告诉我：“我一直靠新鲜的空气、水和花生生活，不过我已经准备好吃羊肉和咖喱了。”盛宴终于在2017年开启，他的旗舰基金获得了92.2%的收益率，他也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业绩费。]

碰巧的是，这种收费结构是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采用过这种结构。巴菲特对效仿之法并不陌生，他说：“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学习，就不必过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了，你可以运用你接触过的最佳想法，关键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盲目地照搬一切。”例如，格雷厄姆主张投资多样化，而巴菲特则通过将赌注集中于少数被低估的股票而致富。巴菲特喜欢借鉴格雷厄姆的做法，但他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和完善了这些做法。

以巴菲特为榜样，帕伯莱构建了一个异常集中的投资组合。他认为，10只股票能满足他的多样化需求。当买入的股票数目较少时，你可以精挑细选。帕伯莱瞥一眼数百只股票后会迅速淘汰几乎所有的股票，通常用时不到一分钟[帕伯莱从哪里选择投资目标？他分析了巴菲特、特德·韦施勒（Ted Weschler）、塞斯·卡拉曼（Seth Klarman）和大卫·爱因霍恩（David Einhorn）等人的投资组合，借鉴了他们的理念。帕伯莱会浏览排在前三四位的股票（每季度投资经理会在13F文件中列出），弄清楚基金经理喜欢它们的原因。他不明白为什么韦施勒和爱因霍恩会喜欢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他觉得这样的选择很愚蠢。经过6周的深入研究后，他找到了答案。之后他大量买入了汽车股，最引人注目的是买入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的股票。]。巴菲特也是快速选股的大师。帕伯莱说：“他想找到一个淘汰股票的理由，一旦他发现了，他会马上做出决定。”事实上，巴菲特说过，“成功人士与真正成功人士的区别在于，后者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

巴菲特为帕伯莱提供了有助于他简化选股过程的原则。帕伯莱说，第一，巴菲特的“核心戒律”是，只投资于“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公司。当帕伯莱分析一家公司时，他首先会问：“我真的理解其业务吗？”他会实事求是地考虑其业务是否是自己熟悉的领域。

第二，该公司的交易价格大幅低于其基本价值，这样才能提供可观的安全边际。帕伯莱不会费心劳力地创建复杂的电子表格，因为那样做会让他产生自己能精准预测未来的错觉。他理想的投资对象是这样的：一眼就能看出其价格便宜，这通常意味着以不到50美分的价格买到价值1美元的资产。“我的标准非常简单：如果其股价在短时间内（两三年内）不能翻倍，我不会对它有任何兴趣。”

第三，在芒格的影响下，巴菲特的投资标的逐渐从廉价股转向了优质的企业。除了其他因素外，巴菲特重视公司是否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否由一位诚实、能力非凡的CEO管理。芒格向帕伯莱指出，专注于廉价股投资的格雷厄姆通过持有GEICO保险公司的股票获得了最高的回报。“他并不是因为公司便宜而赚了钱，”帕伯莱说，“他赚钱是因为这是一家优秀的企业。”

第四，公司的财务报表应当简单明了。正如巴菲特所说，“人们不理解财务报表的唯一原因是制表者不想让人们理解它”。当不容易弄清楚企业今天是如何产生现金的和未来几年可能产生多少现金时，巴菲特就会把它归类为“太难理解”的企业。帕伯莱曾注意到，巴菲特办公桌的一个盒子上贴有“太难理解”的标签，这是一个醒目的提醒，提醒他要抵制住投资这类企业的诱惑。像安然（Enron）和威朗制药（Valeant Pharmaceuticals）这样的暴雷企业，帕伯莱很容易淘汰掉它们。

对帕伯莱来说，投资成功的一大秘诀是避免“太难理解的”企业。鉴于俄罗斯和津巴布韦等国对股东权益的蔑视，他避免在这些国家投资。他避开了所有的初创企业和首次公开募股，因为他不太可能在靠销售炒作和被过高的预期主导的领域里找到便宜货。他从来没有做空过一只股票，因为股票最大的涨幅是100%（当股价跌至零时），而跌幅是无限的（当股价暴涨时）。“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赔率下注呢？”他问道。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宏观经济的无限复杂性，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可能推动特定业务的关键微观因素上。简而言之，他依照简单的规则行事。

上述这些基本原则非常可靠，对帕伯莱很有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不是他原创的。在他的投资生涯中，每一个重要的想法不是源自芒格，就是源自巴菲特。这一事实让我略感不安。当我列举帕伯莱从其他人那里借鉴的观点时，我怎么可能说出有新意或深刻的东西呢？但这正是关键所在，他的竞争优势就在于这一点：他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他的想法缺乏独创性，他在乎的是什么想法有效。

一天晚上，我们俩在尔湾市的一家韩国餐馆吃饭时，我问帕伯莱，为什么很多人不像他一样采用效仿之法呢。他一边吃着麻辣牛肉，一边回答说：“他们不像我这么脸皮厚，他们自尊心比较强。要成为一名卓越的模仿者，你就必须放下自尊。”

投资大师和他的信徒以及65万美元的午餐

帕伯莱的模仿投资法效果惊人。1999年7月，当他推出帕伯莱基金时，科技股泡沫即将破灭，此时投资可谓十分危险。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美国表现最好的指数道琼斯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的年化收益率为4.6%，而同期帕伯莱基金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年化收益率为29.4%。媒体盛赞他为“超级明星”“下一个沃伦·巴菲特”和“尔湾市的预言家”，他管理的资产规模增至6亿美元。他回忆说，“我没有做错事”，他获得如此出色的业绩是因为，他把注押在了被不确定性笼罩的低估值股票上了。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他投资了巴西的喷气式飞机生产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当时，许多航空公司取消了对该公司的飞机制造订单。短期的冲击使内心恐惧的投资者忽视了长期以来的现实：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一家优质企业，其产品优越，制造成本低，管理一流，有充足的现金流。2001年，帕伯莱以每股12美元的价格大量买入该公司的股票，2005年以30美元的价格全部售出。

同样，2002年，在油轮租赁价格暴跌后，他投资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前线油轮有限公司（Frontline Ltd.）。当时该公司的股价已暴跌至5.90美元，但根据他的计算，该公司的清算价值应该超过了11美元。由于供应受限，租赁价格最终会反弹，另外，该公司可以通过逐个出售轮船的方式度过现金危机。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一样，不确定性吓跑了投资者，但其上行潜能大于下行风险。帕伯莱对这类投资总结说：“正面我赢，反面我输不了太多。”几个月后，他就获得了55%的回报。

2005年，他把大笔赌注押在了另一家一眼就能看出其股价特别便宜的公司，即特种钢材生产商IPSCO公司。帕伯莱的买入价为44美元/股，当时该公司账面上的每股超额现金约为15美元。他预计，在未来两年内，IPSCO每年将产生每股约13美元的超额现金，每股现金总额为41美元。手握以44美元买入的股票，他实际上是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收购了IPSCO的所有钢铁厂和其他资产。帕伯莱无法预测该公司未来两年的收入，但在他看来，这只股票非常便宜，几乎没有亏损的风险。当他在2007年卖出这只股票时，他当初投资的2470万美元已经变成了8720万美元，26个月的回报率高达253%。

近几年来，在长期内无法跑赢大盘几乎成了投资者的信条，不过，多亏了巴菲特和芒格，帕伯莱找到了跑赢大盘的方法。正如我们看到的，关键的原则不难被识别和遵循。要有耐心，要有选择性，要对几乎所有股票说不。利用好市场的两极化情绪波动，以低于其基本价值的价格买入股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投资，避免投资难以理解的企业。把少量赌注押在下跌风险最小、上涨潜力显著的定价有误的股票上。然而，几乎只有帕伯莱一个人坚定地遵守了这些原则。他惊叹道：“没人愿意这么做，只有我这个印度人这么做了。”

帕伯莱想当面表达他对巴菲特的感激之情，于是在2007年7月，他与好友盖伊·斯皮尔（Guy Spier）联手参加了一场慈善拍卖会，角逐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权力”[顺便提一下，斯皮尔是我的密友之一，我投资了他的对冲基金蓝宝石（Aquamarine）已20年了。我曾多次为他的基金编写年报，也是他投资公司董事会的顾问。我还帮他编写了回忆录《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我顿悟到的5个真理》（The Education of a Value Investor）一书。换句话说，我与斯皮尔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正因如此，我对他的评价恐怕不太客观。]。斯皮尔是苏黎世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也是巴菲特的粉丝。最终二人以65.01万美元的出价赢得了这个机会。这笔钱将被捐赠给格莱德基金会（GLIDE Foundation），用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但帕伯莱把这笔捐款看作是他对“导师的献礼”（guru dakshana），这是一个印度教术语，意思是弟子接受完教育后送给精神导师的礼物。

2008年6月25日，帕伯莱终于见到了他的导师。他们在曼哈顿一家名叫史密斯沃伦斯基（Smith & Wollensky）的牛排餐厅里待了3个小时，房间毗邻后厨，全木装修。帕伯莱带来了他的妻子哈里娜和两个女儿芒珊和莫玛奇，她们分坐在巴菲特的两边[自那以后，帕伯莱就离婚了。]。斯皮尔带来了他的妻子洛丽。巴菲特看上去快乐而慈祥，他为孩子们带来了一袋袋的礼物，包括印有自己图案的巧克力。他们聊的话题范围很广泛，包括巴菲特最喜欢的公司（GEICO保险公司）、最想见的人（要么是“历史上最聪明的人”艾萨克·牛顿爵士，要么是索菲亚·罗兰，喜欢他们主要是因个人偏好）。

对帕伯莱来说，这次午餐给了他两个方面的启迪：一个事关如何投资，一个事关如何生活。就第一方面而言，他问巴菲特：“里克·格林（Rick Guerin）是怎么了？”巴菲特曾在《格雷厄姆-多德式的超级投资者》一文中介绍过格林的卓越投资记录，但巴菲特告诉帕伯莱和斯皮尔，格林因“急于致富”，利用保证金贷款进行投资。巴菲特说，格林在1973—1974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又遭到了保证金的追讨，结果他被迫（向巴菲特）出售了后来价值飙升的股票。[即使在1973年损失了42%，1974年损失了34.4%，格林也让其股东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在扣除各项费用后，他19年的复合收益率也达到了23.6%。]

相比之下，巴菲特说，他和芒格从不着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能在几十年内不犯太多灾难性的错误，在复利的作用下，他们会变得非常富有。在吃牛排、马铃薯煎饼和喝樱桃可乐的时候，巴菲特说：“如果你是一个略高于普通水平的投资者，而且你花的钱比赚的少，那么你这辈子肯定会变得非常富有。”帕伯莱说，这个关于杠杆和不耐烦招致风险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感叹道：“仅从这一点来看，巴菲特午餐就是值得的。”

但最能引起帕伯莱共鸣的是，他觉得巴菲特做了真实的自己，巴菲特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原则和喜好生活。午餐时，巴菲特解释说，他和芒格总是以“内心的计分卡”来衡量自己，他们从不担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他们全力达到自己内心的标准。巴菲特说，判断你是根据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标准生活的一种方法是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愿意做世界上最坏但公众眼里最好的爱人还是做世界上最好但公众眼里最坏的爱人？”

从孩子的饮食（主要包括汉堡、糖果和可口可乐）到经营企业，巴菲特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他的天性相契合。例如，巴菲特明确表示，伯克希尔分散化的管理结构从来都不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设计的：它只是适合他的性格而已，他能监督伯克希尔的许多业务，但不干预其管理，他相信CEO们能明智地运用他们的权力。同样，他指出，他自己安排日常事务，而且为了保障他有整块的时间愉快地阅读和思考，他几乎会拒绝任何可能分散他阅读和沉思的精力的请求，此外，他坚持只与他喜欢和崇拜的人合作。作为一名选股人，他也总是我行我素，避免投资于目前流行的任何估值过高的资产。

这次交流对帕伯莱和斯皮尔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014年5月，我与他们一道参加了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第二天，我们乘坐斯皮尔从伯克希尔下属公司利捷航空（NetJets）那里租用的私人飞机从奥马哈飞往纽约，他和帕伯莱刚与巴菲特和芒格共进过早餐，显得异常兴奋。在飞行途中，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按照内心的计分卡生活。正如帕伯莱所见，“这个星球上可能有99%的人都想知道世界对他们的看法”，极少数人持相反的观点，他大大咧咧地说道：“管这个世界怎么想。”

帕伯莱和斯皮尔随口说出了一些按照内心计分卡生活的范例，包括耶稣、圣雄甘地、纳尔逊·曼德拉、玛格丽特·撒切尔、史蒂夫·乔布斯以及巴菲特、芒格、特德·韦施勒、李录（Li Lu）、比尔·米勒和尼克·斯利普（Nick Sleep）（我们将在第六章深入探讨他们）。帕伯莱说：“他们都是到达顶峰的人，这是他们登顶的唯一途径。”

在我见过的人中，没有比帕伯莱更自律的了。有了巴菲特这位引路人，他更加专心致志地过契合自己个性的生活了。通常情况下，帕伯莱睡得很晚，他早上10点后进入办公室，没有任何日程安排。上午11点左右，会有一位助理给他送来打印的电子邮件，帕伯莱直接在纸上写下最简短的回复——这是在效仿芒格的做法。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帕伯莱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下午他通常会小睡一会儿，然后继续读书，直至深夜。

帕伯莱尽可能地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他避免会见他正在分析的公司的CEO，因为他认为，这些CEO口才极好，是不可靠的信息源，这一点也是他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在印度等欠发达市场投资时，帕伯莱会破例，因为他要亲自研判公司管理层是否值得信任。]。除在股东大会上外，他避免与股东进行交流，也拒绝与潜在的投资者会面。他说：“我真的不喜欢那种互动形式，那是杂乱无章的交谈。”

但这种态度会激怒他人，或者让他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的费用收入，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烦恼。“芒格说他不在乎有钱，他真正重视的是独立自主，我完全赞同这一点。钱能让你以喜欢的方式做想做的事情……这是巨大的好处。”

帕伯莱对待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对此他有明确的排序。在共进午餐时，巴菲特说：“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进步。”帕伯莱践行这一建议的程度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当我第一次遇到某人时，我会在事后对他进行评估，我会问自己，‘与这个人建立联系会让我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如果答案是更糟，那我就不再跟他联系。”同样地，在一次午餐会后，他会问自己：“我很享受这次午餐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就不会再和那个人共进午餐了”，他补充说：“大多数人都通不过口味测试。”

人际交往不是帕伯莱的强项，但他非常重视诚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读了大卫·霍金斯写的《意念力：激发你的潜在力量》（Power vs. Force: The Hidden Determinants of Human Behavior）一书，他称这本书对“他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霍金斯认为，“真正的力量”源于诚实、同理心和致力于改善他人生活的品质。这些强大的“吸引子”对人们产生了无意识的影响，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而诸如不诚实、恐惧和羞耻等特质则使人们“变得软弱”。帕伯莱从霍金斯那里得到了这一启迪：不能对其他人撒谎。他决心一生遵循它，他说：“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

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帕伯莱高度集中的基金贬值了67%，随后迅速上涨。在2009年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他对股东们说：“基金投资中的大部分错误都是因我的愚蠢所致。”他强调了他在分析德尔塔金融（Delta Financial）和西尔斯控股（Sears Holdings）等股票暴跌公司时犯下的几个“愚蠢”错误，但几乎没有一位投资者抛弃他。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尽可能地做到诚实，这么做的回报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采访帕伯莱时，让我感到快乐的是，他能坦率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不在乎别人会如何评价他。为了试探他，我曾写信问过他一些过于私人的问题，包括他的净资产有多少。他回信说，“截至2017年11月30日，我的净资产为1.54亿美元”，然后为了说明这一数字不包含哪些资产，他分享了更多的财务细节。这体现出他绝对相信诚实的力量。

在我看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帕伯莱坚定不移地奉行了这些原则。他说：“当你遇到其他人无法理解的真理时，你需要做的就是坚守它们。”“每当你悟到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真理时，你就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人们不理解心灵能量的威力。”

聪明的人很容易被复杂的事物吸引，同时会低估简单想法的巨大影响力和重要性，但帕伯莱是十足的实用主义者，他不会落入这个陷阱。“利用复利的威力是非常简单的想法，效仿是非常简单的想法，讲诚信也是非常简单的想法。”他说。但是，当你怀着巨大的热情应用一些强大的想法时，累积起来的效应是“无与伦比”的。

问题是，当大多数人发现一个可行的想法时，他们会半信半疑地尝试它。对此，帕伯莱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些人的蔑视：“这些人听到这样的想法时会说，‘哦，是的，很有道理，那又怎样呢？我会试试它’。你知道，它不一定管用，可能会起点作用，可能一点用也没有！”

正如他所见，我们应该运用效仿法的态度是19世纪的印度圣人辨喜（Swami Vivekananda）所倡导的，他告诉追随者：“开始实践一个想法，让这个想法成为你的一切，白天思考它，晚上梦到它，活在这个想法里。让你的大脑、肌肉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充满这个想法，不要管其他的想法。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辨喜并不是在讨论迈向投资成功的道路。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讨论练瑜伽的人如何修行为“精神巨人”，他的建议是，专注于单一目标。“要取得成功，你必须有顽强的毅力，强大的意志力。‘我会吸尽海水，’不屈不挠的灵魂说，‘在我的意念下，山脉会崩塌。’当你具有了那种能量和那种意志，努力奋斗，你就会实现目标。”]

欢迎来到印度的绑架之都

随着财富的增长，一个令帕伯莱开心的问题出现了：如何处理所有的钱。他再次从巴菲特身上寻求启迪。多年来，巴菲特一再谈到，财富带给他的满足感微乎其微。我记得在伯克希尔召开的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上，我和帕伯莱、斯皮尔坐在一起，巴菲特对到场的听众们说：“如果我有七八栋房子，我的生活会更糟……因为它们根本不重要。”

帕伯莱并不是个苦行僧，他曾经花几千美元买了一双定制鞋，还有一辆蓝色敞篷法拉利座驾——这是他大手笔投资法拉利股票后获得的回报，但他清楚，享乐主义不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可靠途径。他采纳了巴菲特的建议，谨慎地将数亿美元的遗产留给了两个女儿，给她们适当的财富，让她们做想做的任何事情，但不能留太多，以免她们过寄生虫式的生活。巴菲特曾承诺将其数十亿美元资产中的大部分回馈给社会，帕伯莱决定效仿他的做法，把自己的钱捐出去。

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如果我今天就去世了，我想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什么事业或组织呢？”他希望把钱捐给这样一家慈善机构：其管理像注重成本效益的企业一样，对支出的每一分钱都有精确的指标来衡量其效益。直到2006年，他才偶然读到了一篇介绍阿南德·库马尔（Anand Kumar）在印度农村实施的一个项目的文章。阿南德·库马尔是一位数学老师，他每年为30名贫困高中毕业生提供免费的辅导和住宿，这一项目被称为“超级30”（The Super 30）。受该项目资助的学生通过印度理工学院入学考试的比例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帕伯莱立刻明白了该项目运作模式的优势：它成本低廉，为有才华的贫困青少年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并取得了可衡量的显著成效。他立即给库马尔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想出资扩大这个项目，但库马尔无意于此。毫不气馁的帕伯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去做一番实地考察。”

比哈尔邦（Bihar）被称为“印度的绑架之都”，对于一名雄心勃勃的对冲基金经理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帕伯莱从新德里一家保安公司雇了两名保镖陪同他出行，一名保镖之前是印度黑猫突击队的成员，堪称印度的反恐专家，他“接受过专门的训练，能冲向被劫持的飞机，把绑匪带出去。他从醒来到杀死绑匪用时不到三秒钟”。由于无法在飞机上携带枪支，他们一行人只好分别乘火车前往比哈尔邦。帕伯莱后来发现，为确保他的安全，库马尔还另雇了4名保镖。

到了比哈尔邦之后帕伯莱发现，这是一个荒凉而令人绝望的地方。小偷有时会偷走铁轨，把它们卖到废品站。他抱怨道：“天气糟透了，基础设施糟透了，酒店糟透了。”之前帕伯莱还幻想着自己能容忍一切，快乐地住进一星级酒店呢。哎，事实证明，他的修为还不够。尽管非常不舒服，但和库马尔在一起的日子令他终生难忘。库马尔在租来的没有围墙的小屋子里教学生，帕伯莱被他的智慧、激情和教学天赋所震撼了，“他真是万里挑一的人才”。

由于帕伯莱无法说服库马尔用自己的钱，他请求库马尔允许自己采用其模式并扩大项目的规模。他之前运用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已经证明效仿之法的强大威力了，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做慈善呢？库马尔对他表达了祝福，于是他开工了。

库马尔声名远扬，申请他项目的学生成千上万，他会亲自从中挑选出最聪明的可造之材。为了筛选资助对象，帕伯莱和一个由近600所经过严格筛选的寄宿学校组成的政府网络进行了合作，这些寄宿学校每年为数以万计的农村贫困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帕伯莱的达克沙纳基金会每年向这些学校的数百名“最聪明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并为他们提供两年的数理化辅导，让他们备考印度理工学院。帕伯莱说：“如果他们不努力，他们就会一无所有地返回村庄。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这种模式的慈善项目以极低的成本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2008年该项目对每位学生的资助额为3913美元，其中有34%的学生进入了印度理工学院。到了2016年，达克沙纳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对每位学生的支出额下降为2649美元，而且考入印度理工学院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85%。更妙的是，政府对寄宿学校和印度理工学院都给予了大量补贴。帕伯莱估计，达克沙纳每在学生身上投入1美元，政府就会相应投入1000美元。因此，他实际上利用资本完成了具有巨大社会正效应的杠杆式押注。[截至2018年底，帕伯莱家族已经向达克沙纳基金会捐赠了2700多万美元。最大的外部捐助者是普雷姆·沃特萨（Prem Watsa）和拉达吉申·达马尼（Radhakishan Damani），前者是枫信金融控股（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的CEO，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后者据说是印度排名第二的富豪。顺便提一下，我也向该基金会捐赠了几千美元。]

在2008年与巴菲特共进午餐之前，帕伯莱向巴菲特发送了达克沙纳的第一份年报。巴菲特对这份报告印象深刻，他与芒格和比尔·盖茨分享了这份年报。随后，巴菲特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称，帕伯莱“对慈善事业的考虑如对投资一样出色……我非常佩服他”。这位信徒，这位十足的模仿者得到了导师的祝福。“从那以后，”帕伯莱说，“我觉得我死后可以上天堂了。”

从那以后，达克沙纳资助的学生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到了2018年，该基金会同时在印度的8个网点辅导了100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一个占地109英亩、名为达克沙纳谷（Dakshana Valley）的校园，它是帕伯莱以折扣价从一个经济陷入困境的人手里买来的。仅这个网点就可以容纳2600名学生。与此同时，达克沙纳基金会已经把关注点扩展到了印度理工学院之外：它还资助数百名贫困学生备考医学院。仅在2019年，就有164名达克沙纳资助的学生进入了医学院学习，通过率为64%。所有举措均由达克沙纳的CEO管理实施，他是一位退休的炮兵军官（上校），名叫拉姆·夏尔玛，他每年仅收取一卢比的服务费。[这位上校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人之一，他有一种深切的使命感，这可能与他女儿的早夭有关。他曾经对我说，上帝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孩子，但还给了他1000个。]

换句话说，刚开始这个项目只是对库马尔项目的大体效仿，但现在该项目越做越大，这证明了明智的效仿并不是拙劣的照搬照抄。在达克沙纳的例子中，帕伯莱借用了一个初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夏尔玛上校说：“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成功源自他对细节的重视。”[读完本书草稿后，盖伊·斯皮尔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想强调帕伯莱的效仿之法没那么“平庸”，他写道：“我担心‘十足的模仿者’一词并不能表达出莫尼什效仿正确做法的强度和猛烈度。事实上，在我看来，你书中介绍的这些个性各异的人物都有强烈而凶猛的目的意识，只是它们被这些人平静的外表所掩盖罢了。”]

当我和帕伯莱去达克沙纳谷参观时，我们遇到了基金会的明星校友阿肖克·塔拉帕特拉。塔拉帕特拉告诉我，他在海得拉巴（Hyderabad）的一个贫民窟长大，父亲是个裁缝，一个月只能挣6美元。他们一家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屋子里，前门是一个粉色的浴帘，屋顶覆盖着石棉瓦，每逢下雨，屋顶就会漏水。当帕伯莱和女儿芒珊去塔拉帕特拉家时，因为家里没有桌子，他母亲把茶和零食放到凳子上招待他们。

但塔拉帕特拉是个聪明的学生，他在印度理工学院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471000名申请者中排第63位，这是达克沙纳资助的学生取得的最好成绩。后来他继续在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工程，毕业后在谷歌公司找到了年薪6位数的工作。在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到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做软件工程师。帕伯莱说：“他正在高升，他踏上了快速升职的通道。”在进入谷歌公司不到一年后，塔拉帕特拉就给父母买了套两室一厅一卫的新公寓，公寓里装有空调，而且屋顶不会漏水。

塔拉帕特拉辉煌的人生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帕伯莱的启发下，他对投资越来越着迷。帕伯莱已经成了他的朋友和导师，他阅读帕伯莱推荐的投资书籍，定期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我曾在奥马哈看到他们一起参加股东大会，想到帕伯莱对塔拉帕特拉人生的影响时，我不由得感叹，一个人掌握了对定价错误的股票下注的技巧竟有如此大的好处。感叹之余，我不由得想起了犹太教法典中的一句话：“救人一命，宛如拯救了整个世界。”

但耿直的帕伯莱嘲笑任何把他视为正义的救世主的想法，他在孟买的出租车上对我说：“当你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时，你该怎么办？不要毁了别人的生活。留下一个更美好的星球，照顾好孩子，剩下的就是无关紧要的游戏了。”

莫尼什的启示

在与帕伯莱多次交流之后，我越来越多地思考效仿之法的力量以及自己在生活中如何运用这一方法。在从尔湾乘飞机归家的途中，我甚至写了一个题为“莫尼什的启示”的备忘录。我首先提出了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我应该效仿的制胜之法是什么？我应该效仿谁？”例如，作为一名非虚构类作家，我有理由对我崇拜的作家的大作做逆向考察，比如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阅读《萨克斯自传》（On the Move）时，我发现他的作品也是模仿的产物。萨克斯是一位神经学家，他写过一本令人着迷的患者疾病案例集。萨克斯早年读过苏联神经心理学家卢里亚（A. R. Luria）撰写的《记忆学家的思想》（The Mind of a Mnemonist）一书，这本书回顾了卢里亚的一位记忆力极强的患者的疾病史。萨克斯写道，这本书“改变了我生活的重心和方向，不仅为我写《睡人》（Awakenings）提供了模板，而且对我写其他一切东西都提供了模板”。当我读到卢里亚的书时，我激动地发现，他也是个模仿他人的人。在撰写医学病例史时，卢里亚说：“我试着按照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在1887年创作《幻象》（Imaginary Portraits）一书时遵循的步骤去做。”经过一番搜索后我发现，各个领域都有运用效仿之法的人，包括商业领域，例如，在解释沃尔玛的成功时，芒格说：“山姆·沃尔顿几乎没什么新发明，但是他效仿了其他人做过的所有明智之事，只不过更狂热罢了……所以他成功了。”]

我思考了帕伯莱的人生经历及其对我的启示，发现有几条原则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在备忘录中写道：

原则1：疯狂地效仿。

原则2：与比自己优秀的人为伍。

原则3：把生活视为一场游戏而不是生存竞赛或者你死我活的战斗。

原则4：做真实的自己，不做自己不想做或者自己认为不适合的事情。

原则5：按自己内心的评判标准生活，不要在意其他人的看法，不要被外部条件所束缚。

最后，我写了芒格说过的一句话，帕伯莱也经常引用它，即：“接受简单的想法并认真对待它。”这些原则中，最后一个可能最为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原则或习惯，然后我们思考一番，接着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帕伯莱消化了它，并在生活中运用了它，这是我必须效仿的习惯。

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其他人思想的盲从者，我们要领会原则精神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加以调整，这才是更明智的做法。例如，我一直在思考帕伯莱对“求真”原则的执着，我想知道，如果执着于宽厚仁慈又会怎样呢？帕伯莱一心一意、毫不妥协地专注于某一特定美德的习惯很有作用，但我们不必选择与他一样的美德。

我认为，当我们以符合自己天赋和气质的方式进行效仿时，会取得最佳效果。帕伯莱和斯皮尔在决定是否对某家公司进行投资之前经常互相讨论，这是他们从巴菲特和芒格那里学到的做法，因此，他们往往持有许多相同的股票，但斯皮尔的持仓规模要小得多，因为他比帕伯莱更谨慎、更胆小一些，正如他所说，“我不像莫尼什那样财大气粗”。

2015年，帕伯莱对菲亚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股权投资额占其基金资产额的一半，而斯皮尔的资产规模为帕伯莱的四分之一，他发现帕伯莱的投资集中度“惊人地可怕”，他十分担心自己没能使朋友免受傲慢和过度自信的伤害。另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警告称，帕伯莱过于重视汽车行业了，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了，但随着菲亚特股价飙升，帕伯莱在6年内赚了7倍的钱。但另一方面，他在2018年将离岸基金70%的资产投资于两只股票，这一冒险的做法导致他当年亏损了42%。正如斯皮尔曾经告诉我的，“聪明和愚蠢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帕伯莱“极度集中”的投资策略深受芒格的影响，后者曾说过，“一个高度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只需要包含4只股票”，但是，如果你我不具备帕伯莱那样的毅力和分析天赋，效仿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当我问他，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他是如何应对资金缩水67%的压力时，他说：“我没有压力……我妻子甚至没有发现我有任何异常。”相反，当他在股市崩盘时买入了特别便宜的股票时，他会异常兴奋。

从心理学上讲，帕伯莱看淡一切是有益的。他曾对我说：“在我的墓碑上，我希望写上这样的墓志铭，‘他喜欢玩游戏，特别是玩他确信能赢的游戏’，模仿是一种游戏，21点是一种游戏，桥牌是一种游戏，达克沙纳是一种游戏，当然，炒股也是游戏，只不过是一场一场的游戏。它们都是与概率有关的游戏。”

令帕伯莱惊喜的是，通过学习别人的经验，不断地效仿他们最好的做法，可以很容易地提高获胜的概率。“问题是，这些都不难做到。”他笑着说，“不要泄露秘密，伙计！不要把秘密告诉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