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跑赢市场，你必须足够勇敢，足够独立，足够奇特，足够与众不同

20多年前，我在巴哈马的一个海滩上散步时，偶然瞥见了奇特的一幕：一位老人穿着长袖衬衫，戴着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还戴着面罩和耳罩，海水没到他的脖子，脸上涂满了厚厚的防晒霜。我躲到了一棵棕榈树后，以免被他发现我正注视着他。我观察了几分钟，看到他来回摆动着胳膊和腿，在水的阻力下艰难地前行。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都会这么做45分钟。

这位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约翰·邓普顿爵士，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投资家。我曾从纽约飞往巴哈马，在他位于莱佛礁社区的家中采访他。莱佛礁社区是一座封闭的庄园，这里的居民包括摩纳哥的雷尼尔三世亲王、阿迦汗和肖恩·康纳利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是第二天才见面的。这是一次让任何记者都心花怒放的旅行——在异国他乡采访一位传奇人物，其间所有的费用均由一家财大气粗的杂志社承担。

邓普顿的投资业绩十分惊人。邓普顿成长基金成立于1954年，在38年的时间里，该基金的年均收益率达到了14.5%。也就是说，一开始投入的10万美元最终会增至1700多万美元。1912年，邓普顿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上，他白手起家，最终成了亿万富翁。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其他人能从他的经历中学到什么。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85岁高龄了，堪称投资圈的老大爷。我原本以为，他看起来会像个圣人，但我发现，我被他戴着滑稽帽子在海浪中行进的画面给迷住了，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最终意识到，我对他健身方式的一瞥，对我了解他的卓越不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邓普顿想出了一个身着华丽装备自由自在地锻炼的有效方法，任何人都觉得他看起来很奇怪，但这对他毫无影响，无视他人的看法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

投资公司利珀咨询服务（Lipper Advisory Services）的总裁迈克尔·利珀（Michael Lipper）曾对我说，邓普顿、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他们愿意孤独，愿意持别人不看好的立场，他们内心坚守着一种很多人不具备的信念。”

多年来，“愿意孤独”这几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它生动地揭示了这一重要的理念：最出色的投资者总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反传统、特立独行、行为怪异，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不仅体现在投资方式上，而且体现在思维和生活方式上。

弗朗索瓦·罗森（François Rochon）是加拿大的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的25年里，他大幅跑赢了市场。他提出过一个有趣的理论。众所周知，为了实现人类的生存这一首要目标，人类的基因密码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发展。我们至少在20万年前就吸取的一个教训是，隶属于一个部落更安全。罗森说，当我们感受到威胁时，这种无意识的本能必定会表现出来，例如，当股票暴跌时，普通投资者看到其他人惊慌失措，会本能地随大流卖出股票，逃到现金的避风港。部落追随者没有认识到这一违反直觉的事实：由于股票正在被低价抛售，现在可能是买入股票的最佳时机。

“但我认为有些人身上不存在这种部落基因。”罗森说，“所以他们没有跟随部落行动的冲动。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的投资者，正是因为他们能独立思考。”罗森利用选股天赋为自己的艺术品收藏爱好提供资金，他怀疑许多艺术家、作家和企业家也缺乏部落基因。

罗森的理论无法得到证实，但有大量的个体证据表明，最出色的投资者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行事可能对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有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著名投资者告诉我说，许多成功的同行都表现出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而且他们都“不易动感情”。他指出，在做出非常规的、众人认为愚蠢的押注时，“不易动感情”是个优点。他补充说，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等发育性疾病的人通常“在其他方面比较出色，大多数是计算能力……不易动感情和出色的计算能力是对投资最有利的因素组合”。

我向另一位非常成功的基金经理提到了这种理念，他在数学上很有天赋，但在社交场合会感到非常不自在。他透露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担心我患有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我想他们最终认定我没有这些疾病，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我的症状还不够严重，没什么大碍，所以，可能我介于患病的边缘。”然后他回忆起了童年时代一个让自己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的创伤，这导致他不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感。“所以，如果你认为我是个神经病，你可能是对的。”[应注意的一点是：关于哪些行为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明确症状，目前医学界存在激烈的争议。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高功能自闭症，以一位提倡对儿童实施安乐死的纳粹儿科医生的名字命名。我在这里提及它不是要对卓越的投资者进行业余的诊断，而是想表明，许多人似乎天生就具有气质优势。]

克里斯托弗·戴维斯（Christopher Davis）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他在戴维斯咨询公司（Davis Advisors）管理着约250亿美元的资产，这家公司是他父亲于1969年创立的。他与巴菲特、芒格、梅森·霍金斯和比尔·米勒等知名投资家都是朋友，非常善于观察最成功的投资者具备的特质。此外，他的祖父谢尔比·库洛姆·戴维斯（Shelby Cullom Davis）和父亲谢尔比·M. C. 戴维斯（Shelby M. C. Davis）都是投资界的传奇人物，因股票投资积累了巨额财富。

戴维斯说：“伟大的投资者具备的一个必要特征是，他们不会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要不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在意别人的想法。戴维斯说：“如果你不关注别人的想法，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你更容易成为一名伟大的投资者。卓越的投资者大多情商比较低”，他观察到，许多顶尖的投资者难以“与他人建立联系”和“维持温暖的家庭关系”。

相比之下，许多CEO的心理状况则完全不同，他们需要具备高情商，这样他们才能同情他人，理解对方的想法并对其施加影响。但对于一名逆向投资者来说，“当你的决策一直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许多CEO都参加团队运动、担任队长或俱乐部的领导，那最出色的投资者呢？“总的来说，”戴维斯说，他们喜欢“跑步、打网球、打高尔夫球或游泳这些单项运动，他们不大喜欢橄榄球、曲棍球之类的团队运动”。

他那80多岁的老父亲谢尔比·戴维斯是一代投资巨擘，在担任纽约风险基金（the New York Venture Fund）经理的28年时间里，10万美元的投资增长到了380万美元左右。那么，他的心理状态是否与他儿子的描述相符呢？“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戴维斯说，“我无法想象他会参与团队运动，或成为俱乐部的会长，或领导一家非营利性组织，他只是在不断地搜寻信息，盘问下属，阅读年度报告，这是孤独的工作，我是说，他总是在接打电话或者独自阅读一摞摞的年报和季报。”

他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巴菲特对莫尼什·帕伯莱的礼貌回复，当后者表示愿意免费为其工作时，他回复说：“我自己能做出最好的操作。”事实上，很多时候巴菲特会独自坐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阅读年报，连窗帘都是拉着的。他很享受独处的静谧时光。

除了这些共性外，还有许多例外和细微的差别。我不是说所有优秀的投资者都存在发育障碍或过着孤独的生活、注定会离婚（尽管离了婚的投资巨头很多，包括芒格、米勒、帕伯莱、比尔·阿克曼、卡尔·伊坎、大卫·爱因霍恩和其他人），那样说就太夸大事实了，另外，把每一种怪癖或反常行为都视为疾病是愚蠢的。

不过，尽管提出了这样的告诫和免责声明，但我还是认为，本书中介绍的所有投资者都是不合群的自由思考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有罕见的挑战传统观点的能力，他们更在意的是判断正确和取得成功，而不是得到社会的认可。

马修·麦克伦南（Matthew McLennan）在第一鹰（First Eagle）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着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每天你都在试图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运行的，每天你都在试图以一种有悖于常识的方式审视世界……最后，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

战胜市场的唯一方法就是偏离市场，这项任务最适合智力和性格超常的人，因此，这是一个对聪明的怪人有利的游戏。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没有人比约翰·邓普顿爵士更聪明、更古怪了。

作为全球价值投资的先驱，他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和实践做法，时至今日，这些原则和做法仍能让任何投资者受益匪浅。但现在回想起来，在他2008年95岁去世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之前并没有领悟到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验教训。

特立独行的人

1998年秋，我见到了邓普顿，当时离他86岁生日还有几周的时间。当时他每天都会驱车前往拿骚市（Nassau）的办公室，车程很短。那天，他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一见面，他就谦虚地同我打招呼，他轻声说道：“我的时间由你定，只要你需要，我就会留下来。”

他身着淡黄色夹克运动服、开领衬衫和不用系皮带的灰色长裤。他又瘦又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15岁。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各类荣誉证书、奖杯和奖章。他执掌的一只共同基金在过去的35年里业绩优异，因此获得了最佳业绩奖；为纪念他入选路易斯·鲁凯泽主持的《华尔街一周》名人堂，PBS电视台给他颁发了一座奖杯；他办公室的一整面墙都张贴着获得的荣誉学位证书；他获得过年度国际教会奖；还获得过诺曼·文森特·皮尔积极思维奖。

邓普顿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后，于20世纪60年代移居巴哈马生活。他放弃了自己的社区，放弃了美国护照，成为了英国公民，在莱佛礁建了一所房子。他在田纳西温彻斯特的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他根深蒂固的信仰是他决定在巴哈马定居的原因之一。他告诉我：“这里的人均教堂数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使它非常诱人、和谐。”

莱佛礁社区的独特魅力也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他说：“总的来说，移民委员会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他们保证了进入社区的都是真正顶尖的人才。”他提到了约瑟夫·刘易斯，一位交易大宗商品的亿万富翁，他拥有“除女王的游艇外，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华丽的游艇，它非常大。他性格不张扬，是我们喜欢的那类人。我在聚会上见过他。他悄悄地在游艇或家里做投资交易”。

这个社区有自己的码头、网球场和海滨高尔夫球场，但邓普顿拒绝沉溺于这些颓废的运动中。“我的邻居们常出去打高尔夫球、乘游艇出行等，但我认为实用性更重要。我从不认为追求享乐是明智之举……上帝创造人类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忙着干正事的人比闲着的人更快乐，这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样坚决反对退休，他认为退休对身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致命的”。在邓普顿看来，到了65岁就退休的错误观念“大大增加了无所事事的闲散之人、无用之人”，这些人“会拖累文明”。由此我对他的性格特征形成了第一印象——刻板、是非观坚定，这似乎与他散发着古朴魅力的绅士举止不相符。

当其他人在浪费生命时，邓普顿说他正过着一生中最忙碌的生活。几年前，他以数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之后把时间投入到了做慈善、监管慈善基金会的资金、管理个人财富等，并撰写了《世界生命法则：200条永恒的精神原则》（Worldwide Laws of Life: 200 Eternal Spiritual Principles）等著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创造巨额财富的天赋从未抛弃过他，但他的热情已经转移到传播他的“精神财富”上了。

他走的是反传统的路子。例如，他从事了众多的慈善活动，其中一项是投入数百万美元在哈佛医学院和其他机构资助关于祈祷是否有效的科学研究。他希望研究者们能够解答许多问题，他兴奋地为我列出了其中的一些，如：“被祈祷的人康复得更快吗？只有生病的人自己做祈祷，祈祷才会起作用吗？还是可以由其他人做祈祷？如果是别人做的，祈祷的人需要把手放在被祈祷的人身上吗？做祈祷时是祈祷癌症消失，还是祈祷上帝的旨意成真？”

邓普顿还资助科学人员对宽恕、谦卑、诚实和爱等美德的好处开展研究。他为大学教授提供财务奖励，让他们讲授“科学如何揭示与上帝有关的信息”的课程，他还资助设立了邓普顿精神现实研究或发现进步奖，以奖励那些为“提升我们对人类目标和终极现实的认知”而做出贡献的“精神企业家”。他设立这一奖项是为了强调精神事务比世俗更重要，该奖项每年颁一次奖，金额比诺贝尔奖的还要高，现在，得奖者会获得110万英镑（约合140万美元）。

这是邓普顿那宏伟的“精神信息增加百倍”计划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人人都赞赏的事业。一方面，他对用实验方法衡量精神原则的影响的兴趣让世俗科学家们感到很困惑；另一方面，他对宗教信仰的质疑又令宗教界的保守派感到震惊。他回忆起最近与一位“可人的女士”会面时的情形，她询问了他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和洪水的看法。他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寓言，但不是真的事实”。她愤怒地回应说：“嗯，你不是个基督徒。”

当我有些无礼地问他，是否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怪人”时，邓普顿回答说：“是的，当然了，但我比普通人更自信。”令我震惊的是，这种特质也是导致他投资成功的核心因素，邓普顿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当你冒险时，你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或勇气……我在投资领域是这么做的，我在精神领域也正在这么做。”

他把这种态度归因于自己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我不记得父母曾对我说‘做这个’或‘不要做那个’，他们认为，我必须自己做每一件事，这有助于我变得自立和自信。这是很棒的教育方法，是他们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人必须依靠自己。”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有一次，他们一家驾车出去旅行，他的父母让他做向导。他看错了地图，引导父母往错误的方向行驶了一两个小时。父母一直没有纠正他，直到他自己意识到出了差错。这种自由放任的育儿策略并非没有风险。邓普顿大约8岁时，因想去打猎，他的父母答应给他买猎枪。他们还允许他购买火药制作烟花，购买氰化物放在捕蝶罐里。

在耶鲁求学时，他立下了以投资为生的志向。他喜欢数学，喜欢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投资似乎也是一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能帮助家庭获得经济保障的职业。当时美国人公认的投资策略是只投资于美国资产，但他意识到，这种狭隘的认识是“违背常识的，如果一个人想持有股票和债券，他应该放眼全球去寻找它们，而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邓普顿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去牛津继续深造了两年。他想学商业管理，但教授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选择，“他们用滑稽的眼光看着我，就好像我告诉他们我想学垃圾一样”。因此他改学了法律，在闲暇时间，他会阅读商业类书籍。当时，他只能找到一本有关投资的书。

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股市犹如一片有毒的荒地。从1929年10月到1932年7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了89%。在那场股灾之后，几乎无人有经济实力或者意愿从废墟中寻找便宜货了。但事实上，其他人对投资的恐惧并没有降低邓普顿的兴趣。在哀鸿遍野的股市境遇中，他问了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怎样才能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他的回答是：“除非有人急于抛售，否则绝没有其他因素能让一只股票下跌至极低的价格。”

邓普顿目睹过身处经济危机的田纳西州农民如何被迫以近乎零美元的价格出售土地，因此始终铭记这一教训：“你必须在别人拼命想卖出时买入。”他后来用“极度悲观”这个奇妙的词汇来描述恐惧和绝望肆虐的时刻。

与此同时，邓普顿抓住一切机会去旅行，他渴望多了解他可能投资的外国市场的状况。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带着一个睡袋、一套衣服、4本旅游指南和1本《圣经》，花了7个月时间走访了27个国家。1936年奥运会举办期间，他留在了柏林，纳粹还把这当做了宣传材料；他后来去了东欧，访问了埃及和巴勒斯坦，甚至还去了印度、日本和中国。在很少有美国人去海外冒险时，他已经在积累信息优势了，这为他日后战胜那些缺乏求知欲的投资者奠定了基础。

1937年邓普顿回到美国后结了婚，他先是在华尔街一家名为菲纳和比恩（Fenner & Beane）的经纪公司工作了3个月，然后辞职到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工作。到了1939年，他已经攒下了大约3万美元的资金。即使是对一名经验丰富的选股人而言，当时的投资环境也很糟糕，更不用说对一名新手了。美国陷入了萧条、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的旋涡。道琼斯指数曾在1929年达到了381点的峰值，但在1939年跌破了150点。最糟糕的是，世界已经处于爆发大战的边缘。

简言之，对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二十几岁的南方人来说，现在正是证明他是一代人中最聪明、最冷静的投资者的最佳时机。

世纪赌注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挪威、荷兰和比利时向纳粹投降。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道琼斯指数跌至112点，创下新低。由于担心德国即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国股市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暴跌了40%。温斯顿·丘吉尔后来称1940年是“漫长的英国历史中最辉煌也是最致命的一年”。

当整个世界即将滑入深渊时，精明的投资者该如何做呢？传统的观念认为，这是鸣金收兵的时刻。股市跌至新低，恐慌情绪弥漫，适当的应对措施当然是持有现金、黄金或土地等更具防御性的资产，但邓普顿可不是个恪守传统观念的人。

德国入侵波兰后，他意识到世界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争的泥沼，美国最终也将不得不参战。他理智的反应与当时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邓普顿告诉我：“我想，如果有那么一个时段市场对每种产品都有需求的话，那么这个时段就是战争期间，所以我开始思考，当这场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时，哪些公司会兴旺发达呢？”

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战争期间，“可能有90%”的美国企业会面临“更多的需求和更少的竞争”。即使是最弱小的公司也可能随着战时支出的激增而变得兴盛，进而重振经济和促进就业。在大萧条的肆虐下，许多公司濒临破产，其财富的突然变化将对股价产生巨大的影响。获得重生后，它们估值的表现会优于那些之前受损不大的更为健康的公司。你可以把这称为不适者生存。

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一睿智的见解呢？

邓普顿打开了《华尔街日报》，找出了大萧条期间损失惨重的104家美国公司，当时它们的股价不到1美元。几天后，他打电话给一位股票经纪人，即菲纳和比恩公司的老板，要他为每家公司投资100美元。“他给我回电话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指令，但我们遵照执行了，只是我们淘汰了37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我说：‘哦，不，不要淘汰那些公司。它们可能会重振旗鼓。’”

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下注，但邓普顿非常确信自己的判断，他甚至说服他的前老板借给了他1万美元进行投资[现在约合183000美元。]。虽然未来的前景从未如此暗淡过，但诸多可怕的利空消息已经被反映在市场定价里了，因此邓普顿认为自己的胜算很大。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是常识性的计算吸引了我。”

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在大萧条时期该公司濒临破产，但此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在顺风顺水的时期，该公司发行了优先股，本应每年支付每股7美元的股息，但公司陷入困境后，股东们没有得到股息，优先股的价格从每股100美元跌至12美分左右。

从心理上来看，人们很难喜欢上一家让所有投资者都受损的公司，但邓普顿说，他以1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800股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他对定价错误、风险和回报不对称的押注有一种理智的欣赏。邓普顿解释说：“其上行的潜力远远大于其下行的潜力，当然，我可能会赔掉100美元，但如果我不赔钱的话，我可能会赚很多。”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铁路行业在战争期间很快兴盛起来，该公司的股价也从12美分反弹到了5美元，然后他抛掉了手中持有的该公司股票。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抛售得太早了。他回忆道：“我持有的股票涨了40倍，我太兴奋了，我觉得赚够了，真是愚蠢……4年之后，它的股价涨到了105美元。”

当然，像这样的押注不能只靠数学计算。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是新兴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投资名家，曾与邓普顿共事多年，他告诉我，邓普顿在市场极度悲观的时候买入股票，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个性”。正如墨比尔斯所说的，“当时其他人都从着火的大楼里跑出来了。”

对我而言，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邓普顿有勇气在战争的号角声越来越响亮之际投资了104只饱受诟病的股票，而且他还有勇气持有了它们多年。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到了1942年，德国已控制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投资者对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了，股市遭受了可怕的打击。1942年4月，道琼斯指数跌至92点，这是一代人记忆中的最低点。

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在其杰作《财富、战争与智慧》（Wealth，War & Wisdom）中指出，纽约州保险委员会实际上于1942年禁止了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含有股票，认为股票是“不适宜的投资对象”。比格斯写道，当时，“每一个头脑清醒的预言家都看空股市”。

但邓普顿仍坚定地看多，他对我说：“我很自信地认为，大多数所谓的专家都犯了大错。”他的宗教信仰也支撑着他，使他相信世界终将摆脱混乱。他说，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我也从没有沮丧或绝望过”。

他得到了上天的眷顾。1942年春天，随着盟国财务状况的改善和美国经济的复苏，市场止跌上涨。邓普顿持有的那些一度被投资者们弃如敝屣的股票现在一路飙升了。经历了5年的风风雨雨后，他终于卖掉了这些股票。他说：“清算这些股票时我发现，在投资的104只股票中，有100只让我获利了，我赚的钱大概是本金的5倍。”

我把邓普顿战时的投注视为历史上最大胆、最具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这是智力和性格的胜利。尽管他缺乏经验，但他对经济史、金融市场和人性有充分的了解，他知道极度的悲观情绪最终会让位于极度的乐观情绪，即使在至暗时刻，他也从没有忘记，太阳依然会升起。

非部落型股票投资者应遵循的6条指导原则

我们在办公室聊了几个小时后，邓普顿开车载我去了他家。他的房子外表看起来庄严肃穆，白色的柱子反映了南部战前房屋的设计风格。从他家可以看到大海和高尔夫球场，给人很安静的感觉。他经常说，搬来这里后，他的投资业绩有所改善，因为这里增强了他与华尔街大众的心理疏离感。刚搬到这里时，他订阅的《华尔街日报》常常会延迟几天送达。对于一位长期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房间里被装饰得古色古香。客厅里有一把木制摇椅，桌子上摆放着银烛台和皮面书，如《基督的一生》和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集。在楼上的书房里，邓普顿让我观赏了一幅画。画中描绘的是1987年他因从事慈善事业在白金汉宫被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授予爵位时的情形。我问他，得到这么多的荣誉是什么感觉。“感觉就像赢了一场比赛，”他回答说，“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凡夫俗子，今年我获得了第22个荣誉博士学位，这确实让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傻。”

后来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邓普顿拿起印着联邦调查局口号（忠诚、勇敢、正直）的茶杯，抿了一口茶后，和我分享了他投资生涯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在此次谈话和之后的电话采访中，他都提到了这6条指导原则，他认为它们对任何投资者都大有裨益。

这些原则是投资界最了不起的智者60多年实践经验和深思熟虑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则都不是他通过效仿他人得出的。当我问邓普顿，无论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生活领域，是否有人影响过他时，他回答说：“绝对没有人……我没有找到我想依靠的人。”父母呢？“也不是。”

第一，避免情绪化：“大多数人在投资时会被情绪误导。他们在获利丰厚时过于粗心乐观，在损失惨重时变得过于悲观和谨慎。”资金管理者提供的一项主要服务是，帮助客户“摆脱这样的情绪主义。这是导致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邓普顿并不只是避免掉入自身情绪的陷阱，他还利用了其他投资者任性的情绪，在他们不合理地看跌时从他们手里买入股票，在他们不合理地看涨时把股票卖给他们。他说：“在其他人绝望地抛售时买入，在其他人狂热地购买时抛出，做到这一点异常困难，但能获得最大的回报。”

无论是选择职业、挑选股票，还是决定在哪里定居，邓普顿都会权衡考虑各种因素。在搬到莱佛礁之前，他拿出了几张纸，在每张纸的顶部都写上一个地名，然后在下面列出每个地方的优点，他强调说：“整个过程是不受情绪干扰的。”

第二，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这“可能是比情绪误导更大的问题……有如此多的人得到一点消息就贸然买入，他们真不了解自己买的是什么”。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每一笔投资交易都涉及两方：一方很有可能事先掌握了最丰富的信息。交易前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和调查。

邓普顿声称，勤奋对他的成功所起的作用要比天赋大得多，他经常说，他打算多打一些电话、多进行一些会谈、多做一些研究旅行。他也致力于终身学习。他说，年轻时“我四处寻找一切关于投资的书面资料，现在我仍在这么做”，甚至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说：“作为一名投资者，我每年都在努力拓展知识面。”

邓普顿认为，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都必须摒弃这一自欺欺人的信念：获得优异的投资业绩很容易。“即使是专业人士，也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投资之道就是问自己：‘我比专业人士更有经验和智慧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不要自行投资，找专业人士为你投资更好。不要过于自负，不要认为自己会比专家做得更好。”

第三，为避免受自身弱点的影响，投资组合应多样化。据邓普顿测算，他在职业生涯中至少做出过50万个投资决策。多年来，他一直详细记录着他给客户提供的股票买卖建议。这些记录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约有三分之一的建议是“不明智的”。他总结说，投资非常困难，最优秀的投资者也应该认识到，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他们的决策正确率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二。

控制好自我和风险敞口。“不要把所有的钱交给任何专家，不要把所有的钱投入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人能聪明到稳赚不赔的程度，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投资多样化。”邓普顿建议，普通投资者至少持有5只共同基金，每只基金都集中投资于金融市场的不同领域。他补充说，研究基金经理过去的业绩很有益，但这并不能保证基金经理未来的持续成功。再次强调，我们要实事求是地了解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要太自私自大，不要以为你知道谁会预判精准。”

第四，成功的投资需要耐心。邓普顿在二战爆发时买入了美国公司的股票，他虽然知道这些股票非常便宜，但他无法预测市场会花多长时间才能认可他的看法。他的优势不仅在于他具有超群的洞察力，而且还在于他愿意忍受年复一年的痛苦煎熬，直到形势发生预期的转变。

邓普顿热爱数学，这使他更加坚信，保持耐心是有益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到了1626年荷兰移民花24美元买下曼哈顿的故事[这笔交易具体的细节尚不明确。我们对它的了解以1626年一位荷兰商人写的一封信为基础。这位商人写道：“他们以60盾的价格从野蛮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他说，如果美洲土著卖家以这笔钱进行投资，每年的收益率为8%的话，“今天这笔钱的购买力将远远超出曼哈顿的总价值，包括上面所有的建筑”。邓普顿把这视为解释基本金融原则的极端例子，“为了得到好的投资结果，你要能沉住气”。他警告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太没有耐心了”，他补充说，“那些一年调一次仓、不停地从一只基金转换到另一只基金的人更多的是基于情感而不是事实行事。”

第五，寻找便宜货的最佳方法是研究过去5年中表现最糟糕的资产，然后评估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地被那些已经获得成功并广受欢迎的资产所吸引，无论是一只猛涨的股票、基金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但是，当资产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其光明的未来时，投资它可能是愚蠢之举。

邓普顿是最不愿随波逐流的投资者，他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想知道“前景最糟糕的资产在哪里”。由于资产的价格会反映出普通投资者的悲观情绪，这可能带来最诱人的交易。他的逆向策略包括仔细观察世界各地陷入困境的行业和市场的股票，他会不断地问自己：“与我认定的价值相比，哪只股票的价格最低？”

当我们畅谈时，正值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产生灾难性影响之际。如果你想找到世界上最糟糕的投资工具，那么马修斯韩国基金（Matthews Korea Fund）显然排得上号，1997年，这只基金缩水了65%。不幸的是，这只基金只投资于一个因贷款冻结、货币崩溃和极高的企业杠杆率而遭受重创的国家。

1997年底，邓普顿判定，相对于未来的收益，韩国公司的股票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韩国股市的市盈率（这是一个粗略但却能揭示投资者恐惧和厌恶情绪的指标）从1997年6月的20多倍猛跌至了12月的10倍。不过，他认为，一旦这场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过去，该国的经济将恢复增长，因此，邓普顿向马修斯韩国基金注资了1000万美元，成了其唯一的大股东。他告诉我说，“从心理学和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形势不可能变得更糟糕了。”

在一般的投资者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前景诱人的决策，但只要想一想他简单的逻辑和独立的思维便知，他要在其他人涌出韩国市场时进入。果不其然，危机很快像他预测的那样消失了。据彭博社1999年6月的报道，马修斯韩国基金在过去的一年里上涨了266%，成为了5307只股票基金中业绩最好的一只。正如《圣经》中所说，“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反而落后”。

第六，邓普顿说：“作为一名投资者，最重要的是不能盲目跟风。”20世纪80年代，邓普顿基金会出版社出版了永恒的经典著作《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这本书是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于1841年写成的，讲述了郁金香热潮和南海泡沫的历史。邓普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为防止疯狂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一剂良药：“投资者避免大众幻想的最好方法是不关注前景，而是关注价值。”

他建议，投资者应根据一系列具体的估值指标，包括公司的市价与每股销售额、每股资产净值以及过去5年的平均每股收益之间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这种对“投资基本价值”的“批判性分析”能起到防范“群体性癫狂”的作用。

我们会面的时候，美国股市已经经历了长达8年的牛市行情，兴高采烈的投资者们盲目地押注于科技和互联网股。我很清楚，此时的投资者正处于癫狂之中，我想让邓普顿证实我的怀疑，但他没有简单地给出论断。

在之前的谈话中，他曾对我说，“最乐观的时刻是获利时”。但当我反复问他，现在是否已到了这一时刻时，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最后，他厉声说道：“任何人问这个问题都是愚蠢的，明白吗？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一刻什么时候到来……有些专家做出的预测可能比你更正确一点儿，但是，人类无法预测哪个股市将上涨或下跌，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我感觉自己头上像挨了一闷棍，我觉得我理解他的意思，即做市场预测是傻瓜玩的游戏，但他和许多人一样，内心清楚许多美国股票将遭受重创，因为它们的估值是不可持续的。无法预测音乐何时停止，但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回想当天的情形，我怀疑他生我的气了，因为我对他的慈善事业不太感兴趣，而他坚持认为，做慈善才是“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从中我得到了一个教训：在向一位受人尊敬但被许多人视为“怪人”的偶像提问之前，要三思。

不管怎样，后来人们发现，邓普顿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想出了一个出色的盈利方案，下面介绍这一方案是如何发挥效力的。当时，不道德的投行通过将互联网公司上市而大捞一笔，华尔街的销售机器进入了快速炒作和兜售一切垃圾股的状态，而天真、贪婪或鲁莽的投资者可能愿意购买这些垃圾股，这是典型的投资癫狂爆发症状。投资者玩刺激危险的游戏，但最后遭受了重创。邓普顿知道这幕悲喜剧的悲惨结局，毕竟，他经常告诫人们，代价最大的一种观念就是，“这次与以往不同”。

他选择了84只估值过高的互联网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自首次公开募股（IPO）以来均上涨了两倍。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会有一段“禁售期”，通常为6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员工不能出售股票。邓普顿推断，禁售期后，这些内部人士会争先恐后地在第一时间抛售股票，因为他们急于在市场的兴奋情绪消退之前套现。这种内部人一哄而上的抛售会导致股价暴跌。

所以，邓普顿“卖空”了这84只股票，他判断，一旦禁售期结束，它们的价格就会大跌。他的侄女劳伦·邓普顿是一位理财经理，她曾表示，邓普顿为每只股票投入了220万美元，总共约计1.85亿美元。

邓普顿的卖空策略产生了梦幻般的效力，2000年3月，当网络泡沫破灭时，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9000多万美元的收益。多年后，《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介绍历史上最出色的金融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称，邓普顿的“巧妙”计划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效果惊人。

一位80多岁的老人想出了这一冒险的策略，这着实让我感到惊讶，最重要的是，他能利用其他投资者的情绪，反其道而行。1939年他意识到，投资界陷入了未来只有痛苦和损失的幻想；1999年他又意识到，投资者群体陷入了未来只有快乐和利润的幻想。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坚持了自己的判断。1939年，他买入了一篮子投资界避犹不及的股票；1999年，他卖空了一篮子投资界炙手可热的股票。两次巧妙的投资刚好相隔60年。

投资领域的大师

在继续探讨之前，我要先坦白这一点：事实上，我并不喜欢约翰·邓普顿爵士。当然，见到他让我很兴奋，我也很感激他能接受我采访，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冷酷的严厉，这让我感觉很不安。

在《世界宗教的智慧：通往人间天堂之路》（Wisdom from World Religions: Pathways Toward Heaven on Earth）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对宽恕、谦卑和同情等美德的“无限热爱”。他天性中有热情大方的一面，也有看似严厉的一面。他好心地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得以继续采访他，但在他离开后，我给自己写了一张纸条，记录了我对他的相互矛盾的情感：“他出奇地无趣、冷酷、拘谨。他富有魅力，但也粗犷严厉，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意志，他自称开诚布公、从善如流，但也自以为是、一意孤行。”

在威廉·普罗克特（William Proctor）所著的传记《像邓普顿一样投资》（The Templeton Touch）中，来自牛津邓普顿学院（该学院受邓普顿的资助）的前院长罗里·奈特对其有最具洞察力的回忆。奈特回忆说：“他是个难相处的人，在教导对人友善的神学院求学时，他就不是个性格柔和的人。现在，他从不对人粗鲁，他是一位绝对的绅士……不过，我要说的是，他任何时候对他人的要求都很高，他想发掘出人们最好的一面，而且会设定一个难以企及的期望值。”

值得称赞的是，邓普顿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高。以他对储蓄和消费的态度为例，他对我说：“从学校毕业后，我身无分文，我妻子也没有，因此我们开始有计划地攒钱，每赚一美元，就存起来50美分”，即使在他异常富有时，他也不打算放松自己的财务纪律。虽然他的许多同龄人都喜欢乘私人飞机出行，但他总是坚持乘坐长途汽车。他解释说：“我有很多好的花钱方式，我不会为了一个更宽敞的座位浪费钱，我认为浪费任何东西都是不明智的。”

邓普顿成了有名的基金经理后，他的员工们常嘲笑他在废纸上写字的习惯，因为他经常把废纸钉在一起做成记事本。晚年，为了省钱，他喜欢开一辆从韩国进口的价格便宜的起亚汽车。他的朋友加里·摩尔（Gary Moore）是信仰宗教的投资者顾问，他曾开玩笑地说：“邓普顿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尔文派’，他认为，赚钱不是为了享受。”考虑到邓普顿对便宜货的偏爱，他一门心思地购买低估值股票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信不过借债，他总是用现金买车买房。他还声称，战时的押注是他唯一一次借钱投资。在大萧条时期，他曾目睹了当支出过多时，人是多么容易坠入深渊，他把财务自律视为一种美德。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后到了停车场，一个陌生人和他搭讪，想要点儿钱付电费，他递给了那人50美元，并要对方答应，以后再也不向他要钱了。在车里，他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没钱的人会一直没钱，如果他在某个地方要到钱了，他还会继续在那里要钱。”

邓普顿对金钱很警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财富是上帝的，我们只是“临时管家”。基金公司开会时，他喜欢做祈祷，他认为精神和物质上的成功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你专注于精神事物，那么你很可能会变得富有。”他告诉我，“我发现如果一个家庭，坚持10年把收入的10%捐给慈善机构，都会变得既富裕又幸福，所以什一税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他甚至开发了一种“新形式”的“超级”什一税，即“每在自己身上花1美元，就理智地捐出10美元”。

他对时间的管理也很严格。营销邓普顿基金的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回忆道：“邓普顿基本不闲聊，在你还没处理完日常事务时，他已经开始忙活别的事情了。”加里·摩尔补充道，“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时，他说，‘4点02到我这里来，4:13我还有个会。’”

决心不浪费一分一秒后，邓普顿养成了同时做两件事的习惯。我们在他家面谈时，他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把将要送我的一本书的关键段落划了出来。他还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做祈祷，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他非常守时，开会总是提前10分钟到达。他讨厌拖延。他不喜欢看电视和电影（尤其是“无原则的娱乐”）等分散他注意力的事情，他更喜欢阅读公司文件或“鼓舞人心的”书籍。他把“偷懒”视为“一种偷窃”，把无所事事视为“慢性自杀”。

当我说他似乎对自己很苛刻时，他回答说：“我们称之为自律吧，我确实认为我一直很自律，我当然希望其他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他不仅在金钱和时间上严于律己，他还极为重视管理自己的思想。在《世界宗教的智慧》一书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谈及了“思维控制”的主题，在日常生活中，他训练自己专注于爱、感恩、服务这类“富有成效的思维”和“积极的情感”，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无限良善”的沉思。

邓普顿也非常重视消除消极思想和负面情绪，如愤怒、怀疑、担忧、内疚、恐惧、仇恨和嫉妒等。他推荐的一个方法是，用“感谢生命中遇到如此多的美好”来代替任何消极的想法。面对困难时，他建议说“这是为了磨炼我”，他还试图根除任何“漫无目的、不受约束、使他无法达到人生‘崇高目标’的思想”。正如邓普顿所说，我们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但我们可以选择聚焦的领域，这样我们就有了塑造人生的巨大力量。[在《像邓普顿一样投资》中，劳伦·邓普顿说，她的伯父“非常严格，任何徒劳无益的念头在他心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他曾经告诉我，当他发现一个这样的想法时，他会立马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邓普顿对自己心态的良好掌控助他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刻。1951年，他和第一任妻子朱迪思（Judith）去百慕大度假时遭遇车祸，妻子不幸去世。作为一名38岁的鳏夫，他突然发现要独自抚养3个孩子。正是由于“挤出”了脑海里的痛苦想法，他才度过了那些年。1958年，他与第二任妻子艾琳（Irene）结婚。她是一位基督教科学家，和他一样相信精神和祈祷的力量。

我当时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持怀疑态度，一听人提及“积极思考”和“思维控制”这些词就会翻白眼。我的思想比较保守，也没有认真考虑邓普顿的使命，即科学地探索祈祷或宽恕等精神实践是否有益。我不好意思承认它们有益，但我的偏见使我对它们不屑一顾。哎，我当时不应该做判断，应该学习更多的知识。

现在我意识到，邓普顿积极思考和祈祷的习惯一定对他的思维和情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一个专门从事逆向投资的人来说，这种精神力量是强大的优势。

相比之下，我自己的思维毫无方向性可言，我很容易沉浸在恐惧、怀疑、后悔、贪婪、急躁、嫉妒和悲观等情绪里，所有这些都使我难以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邓普顿在《世界宗教的智慧》一书中写道：“要想成功地在外部世界生活，就需要先在内部世界学会成功地生活。我们在外部世界的朋友、伙伴、机会、职业和生活经历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反映。”毫无疑问，邓普顿掌控了他的内心世界。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爱妄下判断，自命清高，这导致我不愿意向他学习，但20年后，我发现自己被他的内在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所折服，我希望自己能有他一半的自制力。

在我看来，邓普顿不仅仅是市场的主人，还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把控得很好，包括时间、金钱、健康、思想和情感等，这需要非凡的自制力。很多时候，我们不颂扬自律，认为它是一种过时、陈腐的美德，但邓普顿因把自律发挥到极致而取得了成功。正如帕伯莱从芒格那里学到的，“接受简单的想法并认真对待它”。

在投资和生活中，我们有太多无法控制的东西，邓普顿不能肯定盟军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他也从没料到他的第一任妻子会早早地离开人世，但他掌控了他能掌控的一切。

作为一名投资者，这意味着要严格地聚焦于估值，收集比竞争对手更多的新信息，不随波逐流，勇敢地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这也意味着尽其所能地保持心理和情绪的平稳。他无法控制结果，但他可以控制自己。可20年前，我没能从邓普顿的经历中领会到这种内在游戏的至关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