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运用查理·芒格的策略系统性地降低做蠢事的概率，进而更好地投资、思考和生活

我从4800公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到洛杉矶就为了采访查理·芒格10分钟。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在紧张与兴奋中等待着他的召见。2017年2月15日，芒格出席了在市中心举办的每日期刊公司（Daily Journal Corporation）的年度股东大会，他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报纸出版商的董事长，不过，大多数人都只知道这位亿万富翁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也是巴菲特40多年来的合伙人。芒格出生于1924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团队的共同缔造者。

芒格同意在年会召开前和我私下里谈谈，因此，我站在每日期刊公司总部的一个会议室外等他。大厅里挤满了他的信徒，其中不乏知名的投资者，如李录、莫尼什·帕伯莱、弗朗索瓦·罗森、惠特尼·蒂尔森、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和弗朗西斯·周等。几乎没人在乎每日期刊公司，这是一个常被人提及的梗。与会者进入大楼时，他们会按要求做一下登记，写明他们持有的股份数量，几乎所有人写的都是零。像我一样，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了当面聆听这位93岁的偶像的教诲。

一想到马上要与芒格见面，我既兴奋又忐忑，他聪明睿智但脾气暴躁，他目光如炬，能在顷刻间发现你的缺点和错误。巴菲特曾称：“芒格能比其他任何活着的人更快、更准确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种交易，他能在60秒内无误地看出一切缺陷。”巴菲特还说，芒格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30秒大脑’……在你还没说完一句话之前，他就看到了本质问题”。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说过，芒格是“我见过的视野最宽广的思想家”。

芒格的思想让那些不太崇拜英雄的人产生了敬畏之情。认为芒格的智力“超出巴菲特一大截”的帕伯莱一想到芒格和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强大脑”的科学家同台演讲的情形就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家伙看起来像个一无所知的傻瓜。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个笨蛋，另一边是位真正的智者。”帕伯莱补充说，芒格的天赋给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扩充自己的优势，他每周还会精读几本书，内容涉及多个学科。“令人难以置信的脑回路”和“密集的数据输入”相结合，“让人觉得这家伙已经活了300年”。

等待芒格接见时，我内心感到了一丝恐惧。即使是他最狂热的崇拜者也承认，他有时候待人非常粗鲁。经常去奥马哈和加利福尼亚听芒格演讲的周笑着对我讲了一名基金经理的往事。周说，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在电梯里碰到了芒格，他大声说：“芒格，你给了我很多启迪！这么多年来，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对此，芒格只说了一句：“那又如何？”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比尔·米勒回忆起了在纽约的一条街上遇到芒格时的情形。他说：“我说，‘芒格！’他看着我说，‘你是谁？’”米勒做了自我介绍，还提醒芒格说，他们曾经在一次行为金融会议中见过面。“芒格听后说，‘哦，想起来了！’然后他对妻子说，‘你先回旅馆吧，我和比尔要一起走走……’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小时，谈论了一些小事情。他问的‘你是谁？’很好笑！”

但我最喜欢的芒格交际趣事出自巴菲特之口。在2008年的午餐会上，巴菲特与帕伯莱和盖伊·斯皮尔分享了这一往事。芒格有一只假眼，他在拜访机动车辆管理局时，一位官员冒失地问他：“您还剩一只好眼了吗？”芒格回答说：“不，我长出了一只新眼。”

帕伯莱曾向我保证说，芒格比外界传闻的更友好、平和。“芒格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人。他外表看起来冷酷无情，但一旦你了解了他，你就知道，他是个大好人。”芒格的女儿莫莉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慈善家，她补充说，现在的芒格成熟柔和多了，“他有尖刻的一面，我想他年轻时这一特点更明显。”

尽管如此，我还是事先为我们的短暂交流做足了准备。当我仔细研究他几十年来的演讲、著作和其他的思想感悟时，我开始意识到，芒格一直以来的做法是：降低自己“愚蠢地思考”“愚蠢地做事”“犯非原创性错误”和“做常见傻事”的概率，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效仿他的做法。

例如，在2015年召开的一次股东大会上，他嘲笑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觉，即市场效率很高，没有人能击败它。他说：“我知道这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他还补充说，他也“从不相信伊甸园里有一条会说话的蛇。我有识别垃圾的天赋。我的好见解并不比别人的多，我只是比其他人少说了蠢话、少做了蠢事而已。其他人都在努力做聪明人，而我要做的是避免做白痴。我发现，要想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你就不要做蠢事，不要说蠢话，做到这几点比想象的要难得多。”

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关注的是避免做蠢事，这是个奇怪的悖论，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在生活中，这都是非常有效的策略。

在生活中不做蠢事的指南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芒格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跟我打招呼：“很高兴见到你，坐吧。”我和这位大师几乎肩并肩地坐在一起。有几个人在离开会议室时吵嚷着什么，但芒格毫不费力地隔绝了这种吵闹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接下来要做的事项上。他一头白发，戴着一副强效眼镜。他体型瘦弱，这使他的深色西装显得有点松垮。令我欣慰的是，他的态度出奇地平易近人。

没时间寒暄了，所以我直接切入了正题。我告诉芒格，我把他视为“减少愚蠢行为的大师”，我问他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精力避免常见的错误和非理性行为。“因为这么做的效果好，”他说，“这么做有效。逆向考虑问题是违反直觉的。人要变聪明很难。如果你能四处走走，识别出所有的灾难，知道‘是什么造成了灾难’并努力避开它们，你会发现，这是寻找机会和避免麻烦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芒格逆向解决问题的方法受到了卡尔·古斯塔夫·雅可比的影响，后者是19世纪的一位数学家，他有句名言是“倒过来想，一定要倒过来想”，但芒格告诉我，在朋友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帮助下，他养成了倒过来想的心理习惯。哈丁是一位生态学家，对劣质思维的可怕后果颇有研究。芒格说：“哈丁的基本想法是，当有人问你应该如何帮助印度时，你只要说，‘要毁灭印度应该做什么呢？’然后你想清楚你能做什么，之后你倒过来说，‘现在，我不会这么做。’这种做法违反直觉，但它确实有助于你解决问题，是一种考虑更周全的方式。”

1986年，芒格在洛杉矶一所预科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他的8个孩子和继子中有好几个都出席了这次活动。演讲时，芒格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谈成功和幸福的秘诀，而是举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了应用逆向思维的原理。他给学生们开出了一个“能确保他们过苦日子的药方”，比如不可信赖、寸步不让、心怀不满、睚眦必报、妒火中烧、嗜酒如命、不从别人的各种经历中吸取教训、顽固不化、当遭受生命中的挫折时萎靡不振。

当我问芒格如何应用这种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时，例如是决定结婚还是买入特定的股票，他建议提出这一问题：“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吗？”而不是问，“这么做的后果很美妙吗？”找出哪里有问题并加以避免与确认什么是好的并试图去做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生活中这两个方面你都必须做到。但这种发现问题并避免不良后果的逆向思维能让你避免很多麻烦……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就像飞机起飞前的检查。

同样，如果你想投资一只管理良好的基金，你可能会先问，“怎么做会导致我投资的基金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个问题会让你思考投资者通常忽略的所有陷阱，例如，高得离谱的费用、市场上最热门和最昂贵的行业面临的风险敞口，以及近期不断攀升但几乎肯定不可持续的回报率。

这是我们应该从芒格身上学到的第一个防止做蠢事的心理诀窍：想象可怕的后果；逆向思考，问问自己哪些错误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结果；然后小心谨慎地避免做出这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芒格说：“当然，很多人对中大奖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去想那些可能阻止他们中大奖的蠢行。”

巴菲特和芒格利用逆向法避免了许多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灾难。2009年，巴菲特在致伯克希尔股东的信中以“我们不做什么”为题详细讨论了逆向法。例如，“我和芒格避开那些我们无法评估其未来的企业，而不管它们的产品多么诱人”，他们坚持投资“那些未来几十年内盈利前景似乎可被合理预测的企业”。伯克希尔还持有大量现金，这样，在经济困难时期，公司就不必沦为“恳求者”了。巴菲特还开玩笑地说：“还可以在不太崇高的层面运用这种方法，比如倒唱一首乡村歌曲，你很快就能收回你的车子、房子，追回你的妻子。”

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我认识的所有卓越的投资者都很清楚自己不该做什么。乔尔·蒂林哈斯特（Joel Tillinghast）自1989年开始担任富达低价股基金经理以来，每年的收益率比罗素2000指数高出了3.7个百分点，被《富达投资者》（Fidelity Investor）的通讯编辑吉姆·洛厄尔（Jim Lowell）称为“他那一代最有天赋的选股人”。在波士顿的一次采访中，我请蒂林哈斯特谈谈他的制胜策略。答复我的问题时，他列出了他回避的所有股票。例如，他避开了处于发展阶段的生物科技股，因为他知道这些股票可能让他表现出最糟糕的一面：他无法对这些股票的盈利性做出有效的预测，因为它们的“未来非常黯淡”，它们的波动性也非常大，这可能导致他情绪失控。他说：“如果我买入了生物科技股，我会发疯的，我不会触碰这类股票。”

蒂林哈斯特是一位腼腆胆小的数学天才，目前管理着400多亿美元的资产。他制定了大量的防御性原则并加以践行，业绩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他说，首先，“不要支付太高的价格，不要选择那些容易遭淘汰和打击的企业，不要跟骗子和白痴一起投资，不要投资你不懂的领域。”

蒂林哈斯特还避开了那些周期性强、负债累累或风靡一时的企业。他将“促销管理”和“激进的会计处理”视为“危险的信号”，他回避那些他没有特殊的见解或技能的领域，因为没有什么比“远离无知”更重要了。他还避免“过于公开或频繁地”谈论自己的持仓情况，因为那样做会使自己难以改变主意、难以承认自己的错误。此外，他还遏制了积极交易的冲动，因为频繁的交易会产生繁重的交易成本和税负，从而侵蚀他的收益。

排除了所有令人失望的常见因素后，还能剩下什么呢？一个由诚信之人经营的、价值被低估的、可被理解的、财务稳定的、有利可图的和不断增长的企业的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他收益率“最惊人”的股票是怪物饮料（Monster Beverage），截至目前已经上涨了1000倍。

从蒂林哈斯特的例子可以看出，了解导致失败的常见因素可使我们获益。想想为什么大多数投资者会陷入困境，而他这样的投资者却不会呢。他说：“变得更优秀很难，但你可以选择不做什么，这很容易控制，更容易做到。对我来说，减掉6.8公斤很难，但拒绝吃甜甜圈很容易。”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芒格的逆向法也能有效地防止我们的个人生活陷入混乱。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尔公司的联合CEO汤姆·盖纳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和一位可爱的女士结了婚，一天，我独自一人在酒吧饮酒……与适量饮酒相比，酗酒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诱惑和条件。”他建议运用“芒格的逆向法”提出这一简单的问题：“做什么会产生恶劣的结果，如何避免这样的恶果？”盖纳说，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喝两杯酒而不是十杯”。

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出色的选股人或一位出色的配偶，你要先问问自己，如何做才能成为一名糟糕的选股人或糟糕的配偶。然后再倒过来思考。

蠢事收集者

当其他亿万富翁忙着收藏艺术品、古董车和赛马时，芒格成了“荒唐事”“愚蠢事”和“无聊事”的收集者。他的女儿莫莉说，她青少年时期常听父亲讲许多蠢人蠢事的警示性故事，这些故事通常含有“忘恩负义的情节和糟糕的道德评判”。一个典型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备受宠爱的财产继承人后来对其父恨之入骨。莫莉·芒格对此评论道：“无论从哪个层面看，此人的做法都是愚蠢的，他忘恩负义、自毁前程、不切实际、妄自尊大。”

这种积极收集他人蠢事的习惯是防止做出蠢事的“一剂良药”。事实上，它是我们应该向芒格学习的第二大反蠢行技巧。这种反常的嗜好给芒格提供了无尽的消遣和见解，也使他将这些应避免的“蠢行”合理地分了类。他告诉我，任何人都可以从这种做法中受益，“但我认为，除非你有相应的性情，否则你做不好它。我做的很多事都与智商无关，而是与性情、态度有关，但我认为这些是遗传来的，比如快速的手眼协调能力或者建立联系的能力。”

在芒格眼里，投资蠢行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例如，他嘲笑一些人喜欢听市场预测，认为这种无效的金融占卜就像古代以观察绵羊的内脏来预测未来。投资者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价格最高时收购了周期性公司，很多人总是这样做，当然，投资银行家会鼓励购买这些垃圾，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佣金收入”。这些天真的投资者没有意识到，“旧周期会回来”，而是相信股票“会继续涨下去，因为它一直在涨。这是典型的愚蠢行为”。

芒格还收集整理自己的蠢行。在2017年召开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他坦率地谈到了他和巴菲特犯下的两个最严重的错误。芒格面对着大约4万名伯克希尔的股东坦言，没有买入谷歌公司的股票“让你们失望了”，“当一切很顺利时，我们卖出了沃尔玛的股票。”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向公众提及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们也不想承认它们，但在芒格看来，他越是公开透明地审视自己的错误，他就越不可能重蹈覆辙。他曾对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说：“我喜欢人们承认自己是十足的蠢货。我知道，如果我能直面自己的错误，我会表现得更好。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技巧。”事实上，这是我们为防止在职场中做出蠢行必须向他学习的第三个技巧。

不过，芒格不会一直沉迷于自我鞭笞，他承认错误、吸取教训后会继续前行，不会沉湎于过去的错误而无法自拔。他说：“我们要定期梳理错误，我们从别人的经历中间接学到了很多，我们也从自己不愉快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在伯克希尔犯下的一些错误曾深深地刺痛了他，包括1993年对德克斯特鞋业公司（Dexter Shoe Co.）的收购，该公司后来被低成本的中国竞争对手所淘汰，但这些错误在其宏大的计划中都算不上是灾难性的。

谈到避免灾难的重要性，在我见过的投资者中，弗雷德·马丁（Fred Martin）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是明尼阿波利斯原则成长股投资者公司（Disciplined Growth Investors）的创始人。在他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从理财到驾驶私人飞机，避免灾难都是他优先考虑的事项。和芒格一样，马丁也把剖析别人的错误作为重中之重。他说：“你不必怀着兴奋感去做这件事，这样做只是为了学习。”在越南战争期间，马丁是一名海军军官，在4年的战争岁月里，这种思维方式成了他的求生策略，因为战争期间的难忘经历让他看到了犯下可预防的错误可能导致的致命后果。

马丁于1969年6月从达特茅斯（Dartmouth）商学院毕业后加入了美国海军。当月，一艘美国驱逐舰“弗兰克·埃文斯”号在南海与澳大利亚的一艘航空母舰相撞，当时是凌晨3点，驱逐舰的指挥官睡着了，留下了两名经验不足的中尉值守。驱逐舰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误入了航母的航道，被拦腰截成了两半。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驱逐舰的前半部分就沉没了，大部分船员被困在了里面。此次事件总共导致74人死亡，4名军官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一事件最终的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悲剧事件，是人为判断失误导致的”。

马丁仍然清晰记得他看到那张被拦腰切断的驱逐舰残骸的照片时内心的恐惧感：“这是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舰体只剩下了一半，简直就像一名焊工举着火把，把一半的军舰砍掉了。”但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这样的灾难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马丁被任命为另一艘驱逐舰的中尉，成了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官。当舰长入睡时，24岁的他就要为240条生命负责。他怎么能忘记“弗兰克·埃文斯”舰上那两个倒霉蛋呢？这两个“可怜虫”把他们自己的军舰弄沉了。

一夜又一夜的值守导致马丁睡眠严重不足，但即使精疲力竭时，他也会站着值守。船舰上的无线电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机舱里的值守人员会给他打电话询问一些问题，他们在黑暗中依靠蒸汽动力穿过危险的水域。他说，这种环境“很容易让人犯下可怕的错误，伙计，你很累了……但你只想活下去”。其间他养成的一个习惯是，每当他的军舰要转弯时，他都会走到舰桥上，用肉眼确认航道是畅通的。马丁说，转弯前必须“看一看”的“简单规则”不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但“它本应该是”。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回首往事，他意识到，自己谨小慎微的习惯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1973年，马丁从海军退役。他回忆说：“这是我在认真思考后做出的选择。”股票市场一直很吸引他，12岁时他就开始买股票，在军队时，他甚至还让人把订阅的《华尔街日报》分批送到了军舰上。退役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银行找了份股票分析师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一职业领域的大多数成员都缺乏在危急时刻保护自己和“舰友”的警惕性。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颇有销售天赋，但由于任职的经纪公司破产，他父亲损失了50万美元。随后其父不顾后果地将部分家族财富押在了一家公司身上，忽视了所有预示该公司即将崩溃的警示性信号。

几年后，他父亲因马丁推荐的一只股票赚了一大笔钱，当他们在电话里谈及此事时，马丁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但却是个“糟糕的投资者”：他“交易过于频繁”“冲动”“总在寻找快速赚钱的投资机会……他太亢奋了，所以我意识到，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马丁开启投资职业生涯时，正值大众亢奋的时期，理性的人寥寥无几。1973年，在“漂亮50股”的引领下，市场陷入了疯狂，马丁看出股价已脱离了现实。他回忆说，他分析了一只不盈利的热门股后对老板说，这只股票价值不大。“老板说，‘啊，别担心，弗雷德，这是只信仰股。’”马丁说。当股市在1974年崩盘时，“所有大佬”都被“洗劫一空”。但此时他看出，股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千载难逢的买入机会来了……你要做的就是大胆投资”。作为一名虔诚的攒钱者，他有足够的现金去购买一系列廉价股，包括飞行安全国际公司（Flight Safety International）的股票——“这是我的第一个全垒打”。

这些典型的市场蠢行进一步强化了马丁在海军服役时得到的启示：没有什么比避免犯灾难性的错误更重要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了这一规律：掉以轻心会招致不必要的灾祸。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和电信热潮中，他的一些客户把毕生的积蓄转投给了吉姆·奥尔施拉格（Jim Oelschlager），吉姆是一位随身携带枪支的技术布道者，在巅峰时期，曾吸引了300多亿美元的投资。奥尔施拉格管理的基金专注于狭隘的领域，投资的都是像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这类定价过高的公司。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时，思科的市值蒸发了4000亿美元。正如马丁所担心的那样，那些过度投资于这种极端激进基金的狂热投资者都被“献祭”了。

另一位客户打电话问马丁能否保证“每年都获得”12%的收益率。马丁告诉他，股市波动性太大，他无法保证一直获得这么高的收益率，“对方说，纽约有个叫麦道夫的家伙能确保获得12%的收益率，但他不告诉任何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个天才”。后来这位客户把他的资金委托给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管理了，后者是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操盘者。从中能得出什么教训呢？马丁说：“当对方说不出他们是怎么做的，或者你不能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的“风险管理黄金法则”很简单，即“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在马丁看来，抵御灾难的最佳方法是“理解投资的核心原理”，然后总结出“基本准则”，永远不要违反这些“金融万有引力定律”。首先要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保持安全边际，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入资产。马丁与他人合著了《本杰明·格雷厄姆成长股投资策略》（Benjamin Graham and the Power of Growth Stocks）一书，他在这本书里告诫投资者：“你可能搞砸了投资，问题是，你能很快复原吗？”“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念能助你‘控制’错误，这样你就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你也就能很快恢复元气了。”

马丁并不是要我们避免冒险，相反，他说：“你要获得回报，就得冒险。”但我们应始终做到“在冒险前三思”。马丁现在管理着60亿美元的资产，客户至少要投入1500万美元才能在他那里单独开户。他关注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小型公司这个利基领域，但他坚持以较低或公平的价格投资。在投资前他会评估企业当前和7年内的内在价值，他信奉的一条理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市场价值将与其内在价值融合。他说，“一只股票的回报来源有两个，一是内在价值的增长，一是股价对企业‘实际价值’的‘回归’。”他不知道股价什么时候会回归，但他的平均持有期是10年。

只有在价格足够便宜且预计在未来7年内能够获得高回报的情况下，马丁才会买入一只股票。对于中盘股，他设定的最低回报率为12%，对于风险较大的小盘股，他设定的最低回报率为15%。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设定了这些标准化的要求，他才会在股票价格足够便宜时系统性地买入。正如马丁在海军服役时所学到的，“按程序走”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永远尊重它，因为它能让你远离麻烦。[虽然马丁确实严格遵守了他的投资流程，但他也警告说：“流程不是固定的。”每年，他的团队都会花3天时间讨论如何改进流程。]”采用标准做法和严格遵守规则是我们减少蠢行的第四个技巧。巴菲特和芒格可能不需要正式的标准或规则来约束自己，但你我不是他们。

马丁还“虔诚地”遵守另一条准则：他对一只股票的投资额不会超过他执掌资产的3%。通常情况下，他持有45—50只股票。这样的设定是否太保守了？确实是，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多年来以绝对优势跑赢指数，同时他还不用承受无尽的痛苦。

以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鲍勃·戈德法布（Bob Goldfarb）为例，这两位投资天才对威朗制药投下了巨额赌注。会计欺诈和药品定价奇高的丑闻爆出后，这家公司损失了95%的价值。戈德法布将红杉基金30%以上的资金投给了这只股票，丑闻爆发后，他悻悻地退休，他的辉煌记录也因此毁于一旦。阿克曼损失了40亿美元。马丁说：“显然，他是个聪明人，但是，哎，他的操作显得太业余了……他持仓没必要那么极端。”对马丁来说，研究“真正优秀的人”遭遇的“金融灾难”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这可以“不断提醒自己做这项工作有多难……保持谦虚在投资中极其重要，要经常考虑到自己的局限性”。

这种谨慎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只适用于投资领域。芒格经常提到，避免做出会导致股价小幅上涨但大幅下跌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他曾经说过，“有三样东西会毁了人：毒品、酒精和债务”。具有这种不对称性风险的行为还包括酒后驾车、婚外情和骗税或虚开发票。不管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这些都是愚蠢的做法。

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基金经理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马丁能幸存下来绝非偶然。他严格奉行“不让灾难夺去生命”这一基本理念，如今，他驾驶的是一架二手湾流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最初的价格是1400万美元，等它的价格跌至525万美元时，他买下了它。“太棒了。”他感叹道。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和公司的首席飞行员称为“天空中两个最大的懦夫”。

他们多年来遵循的这一“铁律”让他们远离了很多危险：当他们旅行时，若任何一个人没有“温暖而舒心的感觉，他就要说出来，我们就会掉转方向……对此没有任何争议”。马丁回忆说，由于飞机存在燃油不足的风险，他推迟了与一位大客户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我不愿意违反安全边际原则……开会迟到是小事，机毁人亡可是大事。”

马丁把这条规则纳入了他的投资流程。他授予了两位值得信任的同事否决他选定的任何股票的权力，这也是一项系统性的保护措施，可以防止他因疏忽大意和过度自信而铸成大错。

马丁乐于承认自己是个易犯错的人，这样的态度不仅利于保护他自己，而且使他能够从其他投资者的失败中获利。几年前，一家曾管理了数十亿美元的高收费对冲基金公司因业绩不佳而倒闭，马丁趁虚而入，以2.5万美元的价格从这家倒闭的公司购买了价值50万美元的“华丽的”办公家具。他说：“永远不要忘记，能活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马丁提高生存概率的另一个方法是把投资公司的成本控制在极低的水平，特别是他每年只有15万美元的底薪，还要靠其他收入才能维持生活。他说：“如果我今天做错了，我明天也会做对，因为明天我更有经验了。”]

当心你的大脑

作为投资者，我们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我们的大脑不具备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我们的判断常常被恐惧、贪婪、嫉妒和急躁等情绪左右，常常受一些因素的干扰，比如偏见会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我们易受五花八门的推销和同行压力的影响、我们常常根据错误的或不完整的信息采取行动。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愚昧者的愚昧》（The Folly of Fools: The Logic of Deceit and Self-Deception in Human Lif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奇妙的感知器官”会让我们获得能导致大脑系统性地“退化和损毁”的信息。

20世纪90年代，芒格在有关“人类误判心理”的3次演讲中阐述了这个问题。2005年，他把演讲稿进一步扩展后，将其收录进了他的经典大作《穷查理宝典》一书中。他的演讲被尼克·斯利普誉为“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投资类演讲”，堪称一次振聋发聩的智力展示。芒格从来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程，只读过3本关于这一主题的教科书。他总结出了25种可能导致我们大脑功能失调的“心理倾向”，还给它们起了非常贴切的名字，比如过度自尊心倾向、胡言乱语倾向和避免痛苦、否认现实心理倾向，他甚至批评学术界的心理学家不理解自己钻研的学科。

芒格整理出了“标准的思维错误”，为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实用的思维陷阱清单。“要注意的是，首先要理解它们，然后训练自己摆脱它们。”斯利普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这么做很有必要，因为人“最持久的优势是心理优势”。

芒格从一个重要性几乎被所有人都低估了的倾向开始谈起，他指出，激励在“改变认知和行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引用了心目中的英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过的这句话：“当你想要说服别人时，诉诸利益而非理性。”芒格写道：“这句格言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运用这一伟大而简单的原则：当你考虑运用激励机制的时候，一定要只诉诸利益。”

激励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至关重要，无论是激励员工还是劝导你的孩子。他对销售人员的“激励性偏见”提出了警告，这种偏见会导致“一个相当正派的家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对于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芒格的建议是：“当专业的建议对提出建议的人特别有好处时，尤其要保持警惕。”

金融界充满了利益冲突，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激励措施对任何兜售产品或建议之人的思维产生的扭曲影响。比如说，如果你想买一只基金或一份年金，你要清楚你的“顾问”和他们推荐的产品存在什么利益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你要评估基金经理的激励措施是否与你的最大利益保持一致。

1998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考夫曼基金（Kaufmann Fund）的文章，这只小基金因大举押注小盘股而获利颇丰。丰厚的回报和不间断的广告宣传使它的规模日益扩大。由于拥有近60亿美元的资产，它无法再关注小盘股了，业绩也每况愈下。尽管如此，该公司有两位经理在3年内赚取了1.86亿美元的手续费，而他们管理的基金的收益率落后于标普500指数50多个百分点。其中一位经理甚至亲口对我说，基金里没有他一分钱。这表明，基金经理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多年以后，我看到该基金每年仍在收取1.98%的高昂费用，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讶。当时它拥有75亿美元的资产，成了一台神奇的收费机器。考虑到规模经济，少收费不是更公平吗？当然是的。但这样做让谁受益呢？只有它的股东。

相比之下，马丁很久之前就知道，他无法在不损害股东收益的情况下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小盘股，因此，2006年当他的公司在该领域的资产总额达到4亿美元时，他的小型股投资组合就不再向新投资者开放了。这样的自我约束虽然让他少收了数千万美元的费用，但他却为现有客户提供了令人艳羡的服务。从投资者构造的激励机制中我们总是能看出些端倪。作为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芒格的薪水为10万美元；作为每日期刊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没有薪水，他从绩效（而非费用）中获利。[每日期刊是一家销售法律报纸和法庭系统软件的出版公司，业绩不错，但由于市值不足4亿美元，担任其董事会的主席只是芒格的副业。让他成为亿万富翁的是他在伯克希尔的股份。尽管如此，他仍然远不及巴菲特有钱，部分原因是他入行晚，他先是在法律行业工作，后来才开启了投资生涯，而巴菲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赚钱了。]

芒格经常提到与高尚无私的人合作是多么重要，避开那些“动机不当”的人也很重要。导致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人性贪欲让他深感震惊，当时华尔街最聪明的人重新包装了次级抵押贷款，创建了具有新信用评级的致命债券。将卑鄙的行为合理化很容易，尤其是当它们表面上合法而且其他人能从中渔利时。但芒格建议投资者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其中包括说：“这么做有损我的尊严。”

芒格在演讲中强调的另一个认知危险是通过仓促的决策“迅速消除疑虑的倾向”，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由压力引发的习惯。考虑到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紧急威胁时必须果断采取行动，这种避免怀疑的倾向从进化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导致投资者做出冲动决策的心理捷径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更糟糕的是，我们也是芒格所说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会导致我们不管多么仓促地得出结论，都不接受可能挑战我们结论的新信息和见解。

芒格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他说：“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体内时，卵子会自动启动关闭装置以阻止其他精子进入。人类的思维也有这样的倾向。”不愿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改变我们的想法是理性思考的最大障碍。我们的心态不够开放，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优先考虑那些能强化我们信念的信息。

盲目地坚守固有信念的错误可能会因其他几种心理倾向而加剧：自视过高倾向会导致我们高估自己的才能、观点和决定；过度乐观倾向诱使我们对财务问题粗心大意，尤其是当一切顺利、我们感觉自己很聪明时；简单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认会导致我们在“现实太痛苦而无法承受”时歪曲事实，这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投资者自欺欺人地认为，尽管他们缺乏必要的技能、素养或成本控制，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能跑赢指数基金。芒格很喜欢引用古希腊演说家德摩斯提尼的这句话：“没有比自我欺骗更容易的事了，人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当人类的大脑耍花招时，我们怎样才能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呢？首先，我们要承认，这种隐伏的威胁是存在的。正如格雷厄姆所言，“投资者主要的问题，甚至他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我们还要警惕自己独特的心理倾向，它会使我们的判断偏离可预测的方向。担忧这一点的霍华德·马克斯对我说：“当你的思维被一厢情愿的想法牵制时，你的判断就会偏向于这些想法……当你感到恐惧时，你会倾向于做出消极的判断……没有人说，‘这是我的预测，它可能是错的’，但你必须对自己说，‘这是我内心期待的结果，我必须意识到它可能被我的情感偏见所影响’，你必须抵制它。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当事情变得棘手时我不能退缩。”

芒格防范非理性思维的一种方法是，效仿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理查德·费曼等科学家，做到“极端客观”。我问他，当我们思考问题时，我们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芒格说：“他们对自己都很苛刻……他们致力于减少蠢行，他们重视深思熟虑。他们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很长，他们非常非常努力地避免做出蠢行。”

芒格特别钦佩他们能坚定不移地寻找甚至可能推翻他们最珍视的信念的“反面证据”。这种心理习惯有多种表现形式，是我们预防蠢行的第五个技巧。

例如，达尔文的基督教信仰或其他博物学家的传统智慧并没有妨碍他得出震惊世人的进化论。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导言中，他摒弃了《圣经》中的神圣信仰，宣称：“经过我深思熟虑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我肯定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大多数博物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我之前所持的观点，即物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是错误的。”

愿意发现自己的错误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每当芒格成功地推翻了他根深蒂固的信念时，他都会为自己喝彩，“消除无知”让他感受到了满足而非耻辱。他曾经说过，“伯克希尔公司取得的微小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和巴菲特善于推翻我们最喜爱的想法。在任何一年里，若你没有推翻自己最喜欢的想法，那这可能是被浪费掉的一年。”

之所以以一年为限是因为，当他们推翻的最喜欢的想法让位于一个更好的想法时，这将极大地改变伯克希尔未来50年的发展进程。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获得了以3000万美元收购加州巧克力生产商喜诗糖果（See’s Candies）的机会，这一价格几乎是其有形资产净值的4倍。考虑到公司强大的品牌、忠实的客户群以及提价能力，芒格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但巴菲特是个吝啬鬼，他总是以极低的价格买入平庸的企业，靠从敬爱的导师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这种低价买入策略赚钱，他怎么会抛弃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以高价买入优质企业呢？

在伯克希尔公司2014年的年报中，巴菲特回忆说：“我错误的谨慎可能毁了一笔好交易，但幸运的是，卖家决定接受我们2500万美元的出价。”芒格曾说，如果价格再高10万美元，他和巴菲特就放弃喜诗糖果了。他说：“那时我们就是那么蠢。”自1972年以来，喜诗糖果已为他们赚取了2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这一事实证明他们的新信念是正确的，这家企业物有所值。

新的信念改变了一切，他们后来投资了可口可乐等世界一流公司，他们对无形资产（包括品牌忠诚度和卓越的管理）的看法也不断演变，这导致他们以更高的溢价收购了伊斯卡（ISCAR）和精密铸件（Precision Castparts）等独特的企业。在2014年的年报中，巴菲特称赞芒格把他从对“雪茄烟蒂”的沉迷中拉了出来，并确立了“今日伯克希尔的布局。他给我的蓝图很简单：忘记以低价收购平庸企业的想法，记住以公平价格购买优秀企业的想法”。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没有坚定地挑战自己的信念，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从投资到政治，芒格对“严重的意识形态”一向嗤之以鼻，认为它是“最扭曲人类认知的因素”。在巴菲特说服他改行之前，芒格在法律行业工作，他曾刻意训练自己研究反方可能的观点，以便做到知己知彼。他还特别阅读了他不赞同但很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写的文章，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文章。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呼应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偏见的媒体源，但在芒格经历的启发下，我采用了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扩展思维、纠正偏见：阅读《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

另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找到敢于与我们意见相左的诤友，确保有人挑战我们不可靠的想法和偏见。巴菲特曾说过，“为确保先前的结论保持不变，人们往往会竭力解释所有的新信息，这似乎是人人都掌握的技能。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么做呢？”他的答案是：“找一位不屈从、逻辑性极强的伙伴……这大概是你能拥有的最好的机制了。”芒格正是他理想的人选，他的很多投资念头都被芒格打消了，因此他称芒格为“老唱反调的人”。

芒格指出，有一位诤友的基本好处是，你会为了提高自己观点的说服力而组织想法。帕伯莱回忆说，他把斯皮尔介绍给芒格时说：“芒格，就是这个人对我所有的想法都提了意见。”斯皮尔则开玩笑地表示，自己太笨了，帕伯莱还不如和猴子说话呢。“芒格立刻说：‘猴子可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他的表情很严肃，就像摩西说出第四条诫命一样。他说：‘猴子不起作用是因为莫尼什知道它是猴子。’”

其他优秀的投资者也想方设法确保自己对不同的观点持开放态度。芝加哥哈里斯合伙公司有名的基金经理比尔·尼格伦（Bill Nygren）回忆起自己与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会面的情形时说：“他邀请了两位华尔街的分析师进入了他的办公室，一位是看涨的，一位是看跌的。他们3个人在吃午餐时争论起了一个想法。他总是想知道，对于他拟买入的股票看跌的人是怎么想的，或者对于他拟卖出的股票看涨的人是怎么想的。”

部分受斯坦哈特的启发，尼格伦在购买任何股票前都会进行“假意的反对评估”。他团队中的一位分析师提出看涨的理由，另一位分析师则“提出最强烈的看跌理由……通过全面深入地了解各种可能性，我们更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尼格伦知道，一旦他持有了一只股票，他就很难客观地考虑它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在作祟。在这种认知偏见的影响下，我们会更重视我们拥有的东西，不管是股票还是啤酒杯。为消除其影响，尼格伦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对持仓量大的股票都进行假意的反对评估。一位团队成员每年至少重新评估一次有问题的股票，并“有责任提出卖出股票的理由”。

另一个精明的策略是在做出任何重大投资决策之前进行“预先检验”。也就是说，设想自己身处未来，问自己这一问题：“为什么事后证明这个决策是一场灾难？”为提前发现问题，减少过度自信的风险，应用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提出了预先检验的概念。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因为它会迫使我们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不利的事实和潜在的威胁。

2016年，我旁听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高级投资研究课程，由我的朋友肯·舒宾·斯坦因（Ken Shubin Stein）讲授，他当时是斯宾塞资本控股公司（Spencer Capital Holdings）的董事长，已讲授了10年该课程。舒宾·斯坦因在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之前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让攻读MBA学位的学生们想象自己3年后投资失败的情形，还让他们写文章解释失败的原因。另一位著名的投资者告诉全班同学，他的家族理财团队在做任何投资前都会写一份预先检验备忘录，这是他们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在该环节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他放弃了三分之一拟定的投资。

在我认识的人中，舒宾·斯坦因最重视采取防御性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帮他减少了认知偏见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他异常丰富的经验为他的投资增色不少。他做了20年的基金经理，建立了一家拥有400多名员工的控股公司。他也深谙科学，曾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研究，接受过外科医生的培训，还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国际脑震荡协会。他对大脑的研究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2018年退出了投资界，成为了一名神经病学家。

舒宾·斯坦因警告说，不管你有多聪明或多有自知之明，“你都无法有效地”对抗认知偏见。认识到我们都会受偏见的影响只是个开始，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思维不受它们的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尽管这些有问题的倾向已在人类的大脑中扎根了数千年，但采用这些建议还是能大大增强我们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

首先，舒宾·斯坦因建议，我们应花时间重列芒格在有关“误判心理”的演讲中描述的常见认知错误清单。与其引用芒格的话，不如用自己的话来描述这些陷阱，这样你就可以把他的见解内化为自己的。把你过去犯过的投资错误也列出来，并重点标注出特别容易影响你的倾向，这也有助于你对芒格的清单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你要了解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你的强项在哪里，挑战在哪里。”斯坦因解释说。例如，他很容易受到“权威偏见”的影响，这有时会导致他过于相信自己崇敬的投资名人持有的股票。为了克服这种偏见，他在自己的认知清单中增加了两个问题：“我是否做了该做的工作？我是否独立核实了一切？”

和芒格一样，舒宾·斯坦因倡导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投资分析。这意味着要持“反证心态”，尽力“反驳”你的假设，看看“它是否经得起攻击”，舒宾·斯坦因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可能是错的？”他还强调分析“其他竞争性假设”的重要性，这是他从中情局老兵理查兹·霍耶尔（Richards Heuer）那里学到的一种方法，后者写了一本很经典的书，书名叫《情报分析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舒宾·斯坦因告诉他的学生们要永远记住霍耶尔说的这句话：“单一证据可能支持多个假设。”

霍耶尔对中情局做出的一大持久性贡献是，他为“同时评估多种相互竞争的假设”制定了严格的八步程序。有耐心深入透彻地思考问题的人不多，但正如霍耶尔所说，除非我们有能让我们有条不紊地思考的“系统性分析程序”，否则我们将无法克服我们的“认知局限”。假意反对评估、预先检验、与持怀疑态度的伙伴交谈、列出提示我们最大偏见和过去错误的认知清单，这些都是自我控制的分析技巧，可以帮助我们系统性地放慢速度，开拓思维，考虑可能被忽视的风险。

同样，舒宾·斯坦因教他的学生们对每一家目标公司进行“看涨/看跌分析”，这是必须完成的另一个基本程序。学生们要写出两个主要观点（一个肯定性的，一个否定性的），每个观点都单独写在一页纸上。关键是要经常运用这些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挑战我们的假设，思考反驳性观点，抵制大脑为节省能量而走捷径的倾向。重视采用系统性的分析方法是我们防止做出蠢行的第六个技巧。

最后，我们需要一种能确保我们不受情绪影响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情绪会严重削弱我们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芒格在演讲中谈到了压力、抑郁、仇恨和嫉妒等情绪是如何导致我们思维“紊乱”并加剧了我们的认知偏见的。例如，巨大的压力和困惑会加剧投资者随波逐流、放弃独立思考的冲动，尤其是在市场暴跌时。从数量上寻求安全感的愿望从进化层面看是有意义的，但对投资者来说，从众行为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会在泡沫期间买进，在恐慌期间卖出。正如芒格曾说过的，“在某些情况下，做出群体性蠢行的人跟旅鼠很像，这解释了许多聪明人萌生愚蠢想法和做出愚蠢行为的原因。”

2015年，《心理学年鉴》上刊登了一份关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对一项为期35年的科学研究的总结。作者在报告中写道，这些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情绪强烈地、可预测地、普遍地影响了决策”。例如，研究赌博决策的人员发现，“悲伤增加了人们对高风险、高回报投资的选择，而焦虑增加了人们对低风险、低回报投资的选择”。换句话说，心情和情绪经常扭曲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对风险的判断。

根据这类研究，舒宾·斯坦因养成了预防性的好习惯，即审视自己是否“处于可做出正确决策的心理和生理状态”。这种习惯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生活中的决策也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科学文献表明，饥饿、愤怒、孤独、疲倦、痛苦和压力是常见的“导致糟糕决策的因素”，因此舒宾·斯坦因用这些因素的首字母缩略词“HALT-PS”提醒自己：当它们可能影响他的判断时，他要停下来，将重要的决策延后，直到他的大脑恢复正常状态。这是我们避免做蠢事的第七个技巧。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舒宾·斯坦因经受了痛苦的考验。投资他基金的许多人在本应买入时撤回了资金，他的企业岌岌可危，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面临如此严重的挫折，他深感羞愧。与此同时，他最亲密的两个朋友在一次水运技术事故中失去了他们的女儿。在这段异常痛苦的时期里，他开始思考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希望，即使在最紧张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情绪平稳和思维清晰。

“我们知道，有4种行为可以促进大脑健康和增强大脑功能，”舒宾·斯坦因说，“它们是冥想、锻炼、睡眠和补充营养。”他决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锻炼身体，这使他睡得更香了。他吃了更多的鱼、蔬菜和水果，放弃了“最坏的倾向”，包括无节制地吃香草冰激凌和捣碎的巧克力曲奇的习惯。他还养成了定期冥想的习惯，对许多成功的投资者来说，这一习惯至关重要。

舒宾·斯坦因说，当你一直践行这些利于“保持高绩效的做法”时，它们会产生“复合效应”。例如：“你之所以冥想并不是因为它在某一天很重要，有规律的冥想能帮助你应对挫折……这样的锻炼会让你保持良好的心态，就像打了预防针一样。”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个关键的细节：养成健康习惯的最佳时机不是在混乱发生时，而是在混乱发生前。

舒宾·斯坦因说，当麻烦出现时，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情绪可能“让我们走向失败”。当他感到有压力、不安或不知所措时，他会尝试着休息一下，确保自己得到良好的休息和饮食，让自己回归到一个“能审慎地做出决策的中立”状态。清理日程安排和延迟做决定也是可行的方案。“无论是个人生活中还是职场上，事情越紧急，我就做得越少。”他说，“我试着放慢速度，试着简化生活……我看日历，从很多活动中抽出身来，确保我吃好、进行冥想，有时间思考和反省。”

2020年，舒宾·斯坦因以医生志愿者的身份在重症监护室里工作，那里挤满了插着呼吸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新冠患者。他说：“感觉自己像在参加战斗。我们正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也把家人置于了危险之中，这种感觉很可怕。”就在几天前，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了保护妻儿，他搬进了一家旅馆居住。

在这场噩梦中，舒宾·斯坦因保持了他在投资生涯中处理情绪问题的所有好习惯，包括吃营养丰富的食物、加强锻炼和“短时冥想”。有时候，在回到重症监护室之前，他会在浴室里“深呼吸10秒钟”。最重要的是，他努力保持对自身“内在状态”的敏锐感知，这样，恐惧、焦虑、悲伤、愤怒和孤独等情绪就不会削弱他照顾病人的能力，也不会损害他每天与悲伤的亲人们交流的能力。

其间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是他的HALT-PS清单，他经常用它来衡量自己的情绪状况以及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后身体感受到的疼痛所产生的削弱效应。舒宾·斯坦因说，当你意识到自己“不在最佳状态”时，你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调整”。在医院里，这意味着他要再三审视自己的决策，意味着要“格外同情病人”。

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同寻常的，但他最重要的经验教训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当我们的情绪状态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表现时，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谨慎地前行。

更广泛地说，我们还需要构建一种能使我们平静地恢复情绪的生活方式。例如，芒格花了大量时间从事各种活动，包括在自家的图书馆里看书、和朋友打桥牌、打高尔夫球和钓鱼等，这些活动都能让他产生平衡感和幸福感。他还制定了简洁的时间表，留出了足够的沉思时间。尽管细节存在差异，但我们都需要有助于稳定情绪的习惯和爱好。

与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在芒格看来，克制情绪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当我问他是否同意马克斯的观点，即所有出色的投资者都不受情绪干扰时，他回答说：“是的，绝对是这样。”他有没有为自己的投资感到烦恼或恐惧过？他回答说：“没有。”因为没有体验过这些情绪，所以他不必与这些情绪对抗。

由于没有极端情绪的干扰，芒格可以从容地研究投资成功的概率。当银行股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时，他认为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股价已经低得离谱了，以至于出现了“4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2009年3月，他代表每日期刊公司在“最低点”买入了这家银行的股票，他说，这是“理智和正确的判断”的范例。情绪少波动是他天生具有的优势，其他投资者很少具有这种优势。他说：“巴菲特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很相似。”

芒格也学会了控制某些有害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破坏他对生活的享受。“要避免疯狂的愤怒、疯狂的怨恨等。”他对我说，“我不会让这些情绪萌芽，更不会让它们发酵。”嫉妒也是如此，他认为嫉妒是七大致命情绪中最愚蠢的一种，毫无乐趣。他也不屑于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且没有闲心发牢骚。当我问他是否会在心里化解不良情绪时，他回答说：“我知道发怒是愚蠢的，我知道怨恨是愚蠢的，我知道自怜是愚蠢的，所以我不会这么做……我每天都在努力不做蠢事。”

一生的启示

采访结束时，芒格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穿过每日期刊办公楼的大厅，走向了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观众一看到他就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登上了舞台的楼梯。坐到座位上后，他喘着粗气，用一只好眼望着满满一屋子仰慕他的人。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许多人不得不站着。他表情冷漠地说，今年的人比往年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芒格既是位投资大师，也是个擅长表演的人，对于能分享他生活中诸多经验教训的机会，他很是陶醉。他带着说笑的神情说：“我们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因为有一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提了40多个问题，妙语如珠，针对从市场到婚姻的各种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职业建议，他说：“你必须在自己有独特天赋的领域里谋求发展，如果你的身高只有155厘米，你肯定不想和身高251厘米的人打篮球，想赢对方太难了，所以你必须找出你有优势的领域，它必须是你感兴趣的。”

关于中国，他惊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但感叹有一部分人“喜欢赌博了，他们实际上相信运气。现在，不要相信运气，要相信胜率”。芒格对赌博或赌马不感兴趣。他说：“如果胜率对我不利，我就不玩了。”

关于让投资伙伴损失惨重的1973—1974年股市崩盘，他指出，伯克希尔的股价也曾有3次幅度高达50%的暴跌：“如果你想长期玩这个游戏，你就要习惯这种变化，你最好能在不过分担忧的情况下应对50%的下跌局面。因此，我给所有人的建议是，好好把握你们的人生，这样你们就能从容不迫地应付50%的跌幅。不要试图回避它，这种事肯定会发生。事实上，我想说，如果它不发生，你就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它能激发你的斗志。”

关于多样化，他认为“对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是个好规则”，但他的首选策略是等待胜率远远大于赔率的难得机会。当这样的机会来临时，他会“积极地”抓住它们。芒格透露，他家族的大量财富几乎全部来自这3项投资：伯克希尔、开市客和李录挑选的中国股投资组合。芒格说：“这3项投资中任何一项损失的概率几乎为零。这能确保我富有吗？没错，确实能。”

关于指数基金，他谈到了指数基金给许多投资专业人士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积极的基金经理都无法跑赢指数，这意味着他们应取消收费，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增值。芒格说：“诚实、理智的人知道他们销售的是不能增加价值的东西，但大多数人都不承认……我理解这一点，我是说，谁都不想考虑自己的死亡。”

股东大会结束后人群散去，但芒格仍待在原地，几十名忠实的信徒聚集在他周围，他又花了两个多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为了维持体力，他打开了一盒喜诗花生糖。他高兴地大嚼起来，然后他和兴致盎然的粉丝们一起分享了这盒花生糖。我站在离他的椅子不远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他，偶尔会提出个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他的知识广博和思维敏捷，还有他的慷慨大度。看到这位身体抱恙的大师对他的信徒表现出来的耐心、关心和体贴，我深为感动。

从芒格的金融冒险经历明显可以看出，他最珍视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怎么赚的钱。据他回忆，有一次，他和巴菲特愉快地拒绝了“我们生平见过的最好的一笔交易”——收购鼻烟制造商的机会。这笔交易只有一个问题：该公司靠出售一种能致癌的上瘾产品发了财。后来普利茨克（Pritzker）家族大胆买下了“这颗丑陋的宝石”，获利了约30亿美元。不过，芒格并不感到后悔。他说：“我们绝不会染指能致人死亡的产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从来都不是芒格的目标。他的女儿莫莉说：“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但通过欺骗或以生命为代价赢得胜利从来都不是他的选项。”在珍妮特·洛尔撰写的《查理·芒格传》一书的前言中，巴菲特写道：“41年来，我从未见过芒格试图利用任何人……他总是让我和其他人得到较好的交易结果，而投资失误时，他也总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业绩辉煌时，他获得的奖赏却很少。他是最慷慨的……”

芒格的言行带着一种体现了老式价值观的开明资本主义风格，例如，他不赞成运用刻薄的策略，比如以延迟付款的方式“残酷压榨”供应商。他说：“我奉行双赢的人生理念，我希望供应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我不想绞尽脑汁地欺骗他们。”但在许多财富其实都是以不太公平的方式取得的现实情况下，他又是如何秉持自己的公平信念呢？

芒格以亿万富翁、媒体大亨萨姆纳·雷德斯通（Sumner Redstone）为例回应了这一问题。萨姆纳·雷德斯通以精明和“强硬”著称，拥有维亚康姆集团（Viacom）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控股权。芒格说：“几乎没有人喜欢他，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和萨姆纳·雷德斯通时隔一年左右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现在他比我有钱，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最成功的，但我不这么看。我不认为人生只是一场金融游戏，我认为最好用另一种方式玩这个游戏……萨姆纳·雷德斯通是我不想成为的那类人的典型。”

我问芒格，就如何过幸福的生活，我们能从他和巴菲特身上借鉴哪些经验，他谈到了他们高质量的伙伴关系，谈到了与正派、值得信赖的人合作的乐趣，他说：“巴菲特一直是我的好搭档，我也一直是他的好搭档……如果你想有个好搭档，首先你得做一个好搭档。这个原则非常简单，但效果很好。”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婚姻：“若你想要一位佳偶，你首先应该做个佳偶。”

尽管芒格竭尽了全力，但他还是经历了让人绝望的痛苦。他的第一个儿子特迪在9岁时死于白血病。“那是悲惨、缓慢的死亡。最后，他可能意识到死神要来临，此前我一直在骗他……那真的非常痛苦。”离婚、失去一只眼睛、第二任妻子南希在他们结婚52年后去世，这些变故都曾令他痛不欲生。芒格说：“把生活当成一系列的磨炼，每一次磨炼都会让你变得更好，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理念。当困难降临时，坦然面对它们。带上祝福，尽你所能，从磨炼中获得乐趣吧！”

有幽默感也是一大优势。每日期刊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一大亮点是，芒格讲述了80年前他在奥马哈中心高中读书时一次浪漫的失败经历。当时他身材矮小、体型瘦弱。高一那年，他邀请了一位“金发女神”参加舞会，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他假装自己是个烟鬼。他说：“她穿着一件网纱裙，我把她的裙子点着了，但我很机智，用可乐泼了她一身，火很快就熄灭了。不过，这位金发女神再也不理我了。”

最后，在连续讲了5个小时后，助理告诉芒格，他接下来还有个会要参加。我搀着他从舞台上走了下来。当他离开我时，我内心充满了敬畏之情。今天，我目睹了他的所作所为，感受了他的伟大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