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很重要，但它不是富足生活的根本要素

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问鲍勃·马利（Bob Marley）：“你是个富有的人吗？”这位音乐家小心翼翼地反问道：“你说的富有是什么意思？”记者解释了一下：“你有很多财产吗？银行里有很多存款吗？”马利以一个问题做出了回应：“财产能让你富有吗？我没有那种财富，我的财富就是我的一生。”

在过去的25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采访和观察世界上许多知名的投资者，我常常思考这一问题：什么能让人变得富有。从表面上看，这些投资者都是最终的赢家，他们幸运万分，获得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他们能够购买富丽堂皇的房子、华丽的游艇、飞机和世界级的收藏品——从艺术品到赛车应有尽有。但他们的财富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给了他们多少满足感？如果物质财富不是他们富足生活的关键，那什么才是呢？

所有这些玩意儿都能给人带来满足感，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约翰·邓普顿曾经写道：“物质财富能带来舒适感，但与幸福或实用性关系不大……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是，幸福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周围的事物。”他的话大体上是对的。即使你不是一名得道高僧，你也能认识到，物质享受只能带来短暂和不可靠的幸福感。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邓普顿本人选择居住在巴哈马群岛的一所豪宅里，那里阳光明媚，邻居都是超级富豪。他的选择表明，外部环境确实对我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传奇的赌场大鳄和投资家爱德华·索普总给人一种很享受人生之乐的感觉，他以特有的理性思考着如何更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对他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决定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海滩买了一栋海滨别墅，住在那里可以欣赏太平洋日落的壮丽景色。它“是一个自我享受的最佳场所”，索普说：“我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拥挤不堪、充满烟雾、污秽和噪音、天气恶劣、交通不便的城市里呢？我只想住在一个阳光明媚、风景宜人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锻炼，可以欣赏美景，可以徒步旅行、航海和潜水。”[此后，索普沿海岸线把家搬到了约6公里外的拉古纳海滩，那里离大海更近。]

索普原来是一位数学教授，收入微薄，后进入了投资行业。他很享受投资成功带给他的奢侈享受。当我问他是否有特别喜欢的物品时，他笑着回答说：“我真的很喜欢我的特斯拉，它太好玩了，是最棒的车。”尽管如此，他却从来不认为，当他拥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汽车、更多的一切时，他会变得更幸福。“与什么人共度时光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索普说，他的结发妻子在他们结婚55年后去世，后来他再婚了。“一直积累财富的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最终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他们一生都忙于追逐它们。”

正如索普所说，当我们沉迷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而无法自拔、以至于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时，问题就会出现。担任对冲基金经理时，索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忽悠股东，将更多的钱收入囊中，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怎么做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此基础上，他设计了自己的激励机制。根据这一机制，只有在客户获利时，他才有收入。他说：“那些不在乎别人、做事前后矛盾、离谱、敲诈别人的人似乎占了上风。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在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方面占了上风。他们可以从动物的尸体上获得更多的生肉，但他们生活过得并不好，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一切结束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浪费了生命。”

所有这些都警示我们，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为了钱愿意和不愿意牺牲什么，这可能包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我们的才华和抱负、不能获得物质好处的宝贵经历，或引诱我们违法的价值观（往往是有利可图的）。当我问索普他是否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感到遗憾时，他说，“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任何秉持我自己原则的选择。”这提醒我们，始终力求（尽管我们都有缺点并且都曾失败过）行为得体、避免伤害他人是成功和富足生活的一种表现。

工作到109岁的自由

2015年，欧文·卡恩以109岁的惊人高龄去世。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经济崩溃、大萧条、苏联的兴衰、计算机的发明等大事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是他的导师和朋友，并与他分享了明智投资的秘诀。卡恩利用这些知识成立了一家受人尊敬的投资公司——卡恩兄弟集团，后与他的儿子托马斯和孙子安德鲁一起工作。卡恩与妻子携手相伴65年，有很多孙子孙女。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在卡恩去世前几个月，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经由安德鲁转交并记录下了他的答案。

首先，我想知道，在他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充实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卡恩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回顾自己的一生，让他感到最骄傲和最快乐的是什么？“有一个家、有健康的孩子，看着我们在公司取得的成绩，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说，“与比我聪明的人和指点我迷津的人交往也让我受益良多。生活中有太多的奥秘，有些时候，你必须请高人指点迷津。”

想一想有哪些因素促使他过上了富有意义的生活呢？家庭、健康、富有挑战性和有益的工作，包括几十年来谨慎地为其客户提供增值和优质的服务，尤其是向投资预言家格雷厄姆学习。卡恩说：“他教会了我如何研究公司，如何依靠研究结果而不是运气或偶然事件取得成功。”

卡恩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大多源于知识方面的新发现。他喜欢研究公司，喜欢阅读商业、经济、政治、技术和历史类书籍。他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他已经买了几千本书。他的生活开销很少，而且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喜欢吃汉堡包，不喜欢在奢华的餐馆里大吃大喝。他高兴地回忆起了20世纪30年代他和妻子花了75美分在他最喜欢的中餐馆吃饭时的情形。即使过了100岁，他每周也要坐公交车上几天班。当我参观他的办公室时，我被办公室里的陈设震惊了。家具看上去又旧又破，斑驳的墙壁需要刷一层油漆。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装饰是一块公告板，上面张贴着几十张家庭快照和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旧照。

“我父亲对投资想法很感兴趣，”托马斯·卡恩说，他现在是家族企业的总裁，“华尔街的大部分人都在为钱忙活。他们想穿定制的西装……他们在棕榈滩买地皮、买汽车、雇司机、买喷气式飞机，他们的目标就是花钱。对我父亲来说，那些都不是他的选择……他从不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他最重视的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比别人做得更优秀时体验到的满足感”。

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金钱又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卡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正如托马斯·卡恩所说，“当你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后，你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了，因为你是独立、不受牵制的。”在我采访过的许多最成功的投资者看来，自由自在地过真正符合他们兴趣和个性的生活，可能是金钱带给他们的最奢侈的东西。以大胆、富有争议的押注而闻名的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曾对我说：“就我而言，早期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实现独立。我想在经济上独立，我想不受限制地说出我的想法，我想独立自主地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卡恩以独特的方式过着自己喜欢的低调生活。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到了100岁还去曼哈顿的办公大楼上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卡恩对退休不感兴趣，对参观美术馆、看戏或旅游也没什么兴趣。托马斯·卡恩说：“他喜欢他的工作，这是他的爱好。”

同样重要的是，卡恩的财富能让他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投资。他优先考虑的事项从来就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在保本的基础上长期增值。他留出了巨额的现金储备，这可能会减少他的投资收益，但也确保了他在困难时期不会被迫过早地出售任何资产。稳定的基础和俭朴的生活习惯使他能够承受住任何规模的经济动荡。“即使市场下跌又怎样？你仍然可以吃汉堡。”托马斯·卡恩说，“能说出‘我确实不开心’真是件好事，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站在悬崖边上。”

有这么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确实难能可贵。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闻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失去了在国际杂志社的编辑工作，投资也损失惨重，我的两个孩子在私立学校读书，伦敦的住宿花销很大，一想到这些，一阵阵恐惧感就向我袭来，我害怕自己无法照顾好家人。值得欣慰的是，我之前采取的一些预防措施使我成功地度过了危机，没有出售任何资产。尽管如此，那段痛苦的经历使我更加坚信，没有什么比在最困难时能生存下来更重要了，不仅要在经济上挺过来，而且要在情感上挺过来。身处顺境时我们很容易忘却这一点。

当意外或不幸发生时，金钱可以提供宝贵的“缓冲垫”“救命索”，但这还不够，要抵御风暴、重振旗鼓，我们还需要刚毅和坚韧。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质量与其说取决于财务状况，不如说取决于内心的特质，比如平静、接受、希望、信任、欣赏和坚定的乐观。正如失明后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一书中提到的，“心灵是个自主的地方，一念起，天堂变地狱；一念灭，地狱变天堂”。

“承受痛苦的能力”

人们常常认为，著名的投资者已经功成名就，他们生活在财富和特权铸就的保护壳里，远离了大多数苦难。但我曾长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近距离见证过他们的烦恼和悲伤，包括痛苦的离婚、孩子因病夭折和工作压力过大。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金融市场决定，但金融市场变化无常、残酷无情，会打碎他们的梦想，惩罚他们的傲慢，暴露他们思维的缺陷。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的缺陷，都可能嘲笑他们。帕伯莱说，卓越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点：“承受痛苦的能力强。”

2017年，我来到了纽约一座摩天大楼的32楼，在一间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整洁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杰森·卡普（Jason Karp）。卡普时任Tourbillon资本合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是投资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卡普于1998年毕业于沃顿商学院，后在赛克资本（SAC Capital）担任投资组合经理，还创办了史上最热门的对冲基金公司。他的公司在头3年里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并迅速吸引了40多亿美元的资金。卡普英俊、迷人、聪明、热情，似乎注定会在投资领域所向披靡。

但2016年，他的旗舰基金损失了9.2%，这部分是由于他对威朗制药公司的押注失败所致。这家公司之前丑闻缠身，但卡普认为，一旦市场意识到它不像表面上那么糟糕，其股价就会反弹。标普500指数当年的回报率为12%。这是卡普18年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年，更重要的是，2017年的开局很糟糕，结局也很糟糕，他的基金亏损了13.8%。卡普坦率地说出了他初次遭遇失败对他的影响。他说：“去年觉得自己很卑微。我个人把这次失败看得很重，压力很大……我感觉自己一整年都在道歉，这有点不寻常，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总是很怀疑。我变差了吗？我变傻了吗？我是不是疯了？”

卡普说，在过去的一些时段里，他的回报率“不可思议地高，人人都想知道你的秘诀是什么，人人都觉得你非常了不起，我都有些飘飘然了”。但现在，他感觉“从山顶跌入了谷底。就好像他们希望我们能长生不老……但我们却在他们面前去世了似的”。

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卡普曾一度痴迷于电子游戏，几乎到了“损伤身体”的程度。但他现在认为，被挥霍掉的青年时期对他未来的投资生涯“非常有帮助”。他解释说：“比方说，电子游戏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在游戏里总是会死亡。你玩，你玩，你再玩，然后你死了；你再玩，你还是会死。”游戏让你学会了“接受持续的损失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你不会介意这些。你只会继续玩下去。投资也是这样的”。

卡普说：“为他人理财的麻烦在于，你经常遭受审查，你经常被拿来与其他人做比较。”然而，在短期内，你的回报率并不能反映你的才华、你的职业道德和你的长期前景。“你每周都会因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而遭受批评。”

这种无法掌控的状况让卡普感觉很痛苦。他虽然采用了一套合理的投资程序，但他逐渐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令人不舒服的感觉”，他觉得“过程和结果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他说，众所周知，科学家们在实验中会以食物或电击的方式诱使动物反复拉动杠杆和随机做出反应，这会导致动物患上“感应性精神病”。作为一名在波动剧烈和非理性的市场里摸爬滚打的活跃交易者，他对这些不幸的动物萌生了同情之心。

卡普说：“巨大的随机性可能让你疯狂。有受虐癖的、思维怪诞的人才能长期从事这种工作……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折磨。当你做对了时，你会感觉很棒，但你经常做错，而且你必须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

卡普认识到，坚韧是在市场和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上大学时，他运动才能突出，曾是大学院校全美明星阵容和常春藤的壁球运动员。但他在20岁出头时，患上了几种可能危及生命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医生告诉他，他到30岁时就会失明。令医生们惊讶的是，在彻底改变了营养、睡眠和压力管理方法后，他竟然完全康复了。出于对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他设计了一间健身房、一间冥想室和一间备有营养食品的厨房，而且他禁止在里面喝苏打水。他特意招聘了一些在挫折中韧性比较强的人，在招聘时，他请一名前中情局的审讯人员帮助他完成选拔过程。

但到了2018年，卡普觉得自己受够了，他认为自己的“个人优势消失了”，在一个日益被指数基金和机器驱动的交易所主导的市场上，他不能显著增加价值了。他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再多收几年高昂的费用，但他接受不了平庸的业绩，因此，他关闭了自己的基金，返还了股东约15亿美元的资金，并退出了对冲基金业。

当我在2020年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在经营Tourbillon资本合伙公司的最后几年里，我非常沮丧，甚至在我达到成功的顶峰时，我也很沮丧。”金钱、赞誉和奢华的生活都没能让他快乐起来。他说：“很明显，我挣的钱已足够我退休后花了，但我总觉得有点空虚……我觉得我的精神头儿越来越差了。”作为一名不断押注的短线交易员，他觉得自己已经工作成瘾了。“这只是一种靠推高价格获胜的难以控制的游戏，我其实什么也没创造。”

卡普之前就曾改变过生活方式。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为了恢复健康，他采用了一种“超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吃加工食品，不吃含酒精、咖啡因的食物，甚至不用含化学成分的洗发水或除臭剂。40多岁的时候，他又在重塑人生了。他决心创造一些“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因此成立了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名为人类公司（HumanCo），该公司的宗旨是支持和培育“能促进人们健康生活”的企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利基市场，他确信自己在该领域具有优势。另外，他的公司非常关注健康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这与他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一切从头开始。卡普离开了曼哈顿，他带着妻儿来到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这个“让人身心健康的地方”，这里有“更好的天气”，可以享受“更多的户外生活”，“没有州或市级税负”，“有纽约的金融工作人员不具备的积极性”，事实证明，他最渴望的不是金钱，而是平衡健康的生活和建立一家“使命驱动型”公司的机会。他渴望帮助他人，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他的感觉如何呢？卡普坦言：“这是我20年来最健康、最幸福的时光。”

股票和斯多葛主义者

无论多么谨慎和勤奋，最出色的投资者也会搞砸投资或撞霉运，毕竟，金融市场是生活的缩影：它无限复杂，又难以预测。1985年，乔尔·格林布拉特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他投资的第一笔并购交易涉及佛罗里达柏树花园公司（Florida Cypress Gardens），该公司经营着一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异国情调的花园、火烈鸟和圣诞老人骑滑水板的水上表演等。该公司同意接受收购后，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笔交易会按计划顺利完成，于是做出了他所称的“基本无风险”的套利押注。一天早上，他打开了《华尔街日报》，赫然发现该公司的主展馆掉进了落水坑里。这笔交易随后失败了，在他“数着每一分钱”过日子的脆弱时刻，他遭受了重大损失。格林布拉特说，“要是没被吓得发疯的话，那才叫怪呢。”

简而言之，如哈姆雷特所说的一样，我们都要忍受“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除非我们学会应对逆境之法，否则我们就不要指望过上幸福和成功的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帕伯莱曾试图效仿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思维模式，后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和斯多葛派哲学家，他的笔记被后人集结成书，书名为《沉思录》（Meditations）。正如马可·奥勒留所看到的，“在所有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是不被发生的任何事情所压倒的斗争”，但如何才能不被压倒呢？

他写道，关键要“终生专注于此：让你的思维处于正确的状态”，包括“坦然面对一切”，“相信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不要经常担心，或者出于任何自私的动机，担心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想了什么”。马可·奥勒留认为，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烦恼或抱怨是徒劳的。他注重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竭诚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干扰只来自内部——自己的感知。选择不受伤害，你就不会觉得受到了伤害；不觉得受到了伤害，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只有当它让你性情大变时，它才会毁了你的生活，否则，它不会伤害你。”他希望自己能像岸边的岩石一样，任凭四周波涛汹涌，任凭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冲刷，它自岿然不动。

许多顶尖的投资者都深受斯多葛派的吸引，我们不难理解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比尔·米勒。他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2018年宣布向该校哲学系捐款7500万美元。在金融危机期间，他损失惨重，若没有斯多葛派的那种坚韧，他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

米勒是他那一代杰出的共同基金经理，他管理的大基金莱格梅森价值信托基金（Legg Mason Value Trust）连续15年跑赢了标普500指数，在业内非常有名。但在2008年市场崩盘之际，他犯了从业以来最严重的错误。他以为，一旦美联储决定注资和救市，大量暴跌的金融股将飙升，于是，他买进了贝尔斯登、AIG、美林、房地美和全国金融（Countrywide Financial）等公司的股票，但这些股票都继续下跌了。2008年，他的价值信托基金损失了55%，他管理的小规模基金损失了65%。

投资者纷纷逃离，他管理的资产从770亿美元左右锐减至8亿美元。随着业务的萎缩，他的团队中大约有100名成员失去了工作。因为离婚，米勒已经失去了一半的资产，等到市场崩溃时，他余下的资产又损失了80%，他那用保证金投资的坏习惯导致了这一惨痛的结果。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他“在穷困的环境里长大”。他说，“我真的不在乎失去我的钱”，但一想到给别人带来的痛苦，他就备受煎熬。“解雇团队里的人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让客户赔了钱和一些人因为我的错误丢了工作。”

米勒进入投资界前曾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几年，他称自己“非常冷酷无情”。当股市下跌时，他的默认模式是保持冷静和开朗，积极把握因其他投资者的情绪混乱而出现的获利机会。但在危机期间，他面临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体重增加了18公斤。他坦言道：“当我感到压力大时，我就会吃吃喝喝，但我不想每天晚上都吃三文鱼、花椰菜，喝矿泉水，我能忍受的痛苦有限，我绝对不让这种痛苦长期持续下去。”

米勒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践行了从哲学中得到的启迪。20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解释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如何启发他思考、帮助他区分感知和现实。现在，在他的事业、财富、声誉和内心的平静都遭受到了冲击时，他把目光转向了伊壁鸠鲁和塞涅卡等斯多葛派哲学家，希望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平复情绪”的启迪，借鉴他们“对待不幸的一般方法”。米勒说：“基本上，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态度。无论这些事情是好的、坏的、冷漠的、公平的、不公平的，你都可以选择对待它们的态度。”

米勒还重读了《一名战机飞行员的哲学思考》（Thoughts of a Philosophical Fighter Pilot）一书，该书讲述了海军中将吉姆·斯托克代尔（Jim Stockdale）1965年在越南上空遭击落被俘后的经历。当他从燃烧的飞机中弹射出来，跳伞进入敌方领土时，斯托克代尔低声自言自语道：“我要离开科技世界，进入伊壁鸠鲁的世界了。”在接下来的7年半时间里，他一直被囚禁，其中包括4年的单独监禁和两年的腿部带枷锁监禁。其间，他经受了15次拷问。

出生于奴隶制时代的伊壁鸠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获取精神自由的路径。他指出，我们永远无法控制任何外部事物，包括我们的健康、财富和社会地位，然而，我们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意图、情绪和态度。他说：“毁灭还是解脱，完全由你的内心决定。”

斯托克代尔无法阻止狱卒折磨他，但他勇敢地捍卫了“内在的自我”。当他在枪口下走向审讯室时，他反复对自己说：“控制恐惧感，控制负罪感。”他坚持认为，美国囚犯在公共场合绝不向俘虏了他们的人低头，也不接受提前释放。他写道：“在斯多葛主义者看来，当一个人摧毁了他内心里的好人时，他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但这种伤害是自己施加给自己的。你只能成为自己的‘受害者’。你要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

在遭受了职业生涯中最惨重的失败时，米勒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尽力放下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他被媒体公开羞辱，在社交媒体上备受嘲笑。他说：“当人们说我有多蠢的时候，我很不开心。”但正如我们从斯多葛主义者身上学到的，“你无法控制别人如何评价你，如何想，你只能控制自己的反应”。他的反应是“尽量做到坦率、诚实、承认错误”，并尽最大的努力消除错误产生的影响。“维护名誉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客户损失了的钱赚回来。”

米勒毫不怀疑他的买股策略，即“在股票价值的基础上以大幅度的折扣价买入……这一策略是长期有效的”。20多年来，他的业绩证明了他能够“分辨出便宜股和昂贵股之间的区别”。他一直在辛勤耕耘，先是在莱格梅森，后来是在自己创办的新公司——米勒价值合伙公司。尽管如此，他还是谦逊地认识到，他的共同基金应该更加多样化。他说：“我的风险和错误防范意识更强了，我想我不会再犯以前那种灾难性的错误了。”

自金融危机以来，相信米勒理念的投资者已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在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他的旗舰共同基金米勒机会信托基金在美国所有的股票基金中排名前1％。同时，米勒的个人财富也创下了新高，这有助于他在危机期间买进更多的股票。他还把出售游艇（没有卖他的飞机，他永远也不会卖掉这架飞机）后得到的部分现金进行了投资。

但让他获利最多的是他持有的亚马逊公司的大量个人股份，他持有这些股份已20多年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他积极增持了亚马逊的股票，后来金融危机期间这只股票的价格再次下跌时，他通过投资期权增加了自己的股份。米勒认为，除了贝索斯家族的人，他现在是亚马逊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了。2020年，米勒告诉我，亚马逊公司的股票在他个人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已提高到了83％。[米勒持仓量第二大的资产是比特币。简而言之，这样的投资组合不适合胆小的人。]

多年后回首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时，米勒承认，“痛苦和失望感仍没有消退”，但令他高兴的是，当年下岗的所有员工几乎都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债务没有多到“让我无缘游戏、令我破产”的程度；他找到了能让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继续购买廉价股的力量，“当我赔光了所有的钱时，我不会做缩头乌龟。”

米勒补充说，就他个人来看，这场危机“具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当你过去一直是“正确的”，而且“人们一直对你说你很出色时，你很难保持谦虚……有些东西渗透了进来”。当你是一名杰出的投资者时，你经常受邀去“传授经验”，但当你“大错特错、在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时，没人愿意听你的想法。你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错误，看看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这对自我反省有好处”。

如今风暴都已过去，刚满70周岁的米勒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他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产，与他曾经管理的资产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他不想建立一个拥有大批分析师、需要管理大量资金的结构复杂的企业，他更喜欢和几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合作，包括他的儿子。作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米勒享有“巨大的自由”，而这正是他在大型上市公司莱格梅森工作时所缺乏的。在这家大公司，“审查非常严格”。他也不必在董事会解释自己的决策了。他的标准着装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他的日程表基本上是空白的，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最本质的工作，“每个月尽力为客户增加价值”。

米勒的财富使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扰乱他心神的不便，例如给汽车加油、乘坐商务航班出行，或者考虑如何装修在佛罗里达和马里兰州的家。“我掌控我的时间和要做的事情，”他说。有人邀请他在正式的大会上发言，他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他扔掉了自己的燕尾服，而且不打算买新的了。对米勒来说，没有什么比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投资更重要了，他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受任何人的束缚。他说：“嗯，是的，这是最好的状态。”

米勒的故事给了我两点珍贵的启示。

第一，每个人都会承受痛苦。当我在痛苦中挣扎时，一想到米勒、卡普、帕伯莱和我采访过的其他富人或名人都曾经历过痛苦，我就会感到心安一些。记得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善良，因为你遇到的每个人都在经历某种痛苦。”没有人能一帆风顺，有时我们需要从哲学、精神、家庭、朋友或其他任何地方寻求支持。如果我们想以财富摆脱精神痛苦，那我们注定会失望。

第二，不屈不挠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几年前，正遭受痛苦折磨的我给帕伯莱写了一封信，当时他在多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他持股最多的马头控股公司（Horsehead Holdings）破产了。他回复说：“马可·奥勒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们不知道灾祸何时来临，但面对逆境是好事，它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帕伯莱无敌的乐观主义精神让我想起了《沉思录》中的一句话：“当有什么事情令你感到痛苦时，记住这一原则：事情本身不是厄运；忍受并战胜它却是一大幸事。”

“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什么样的生活是成功、富足的？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到了阿诺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我觉得他的生活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既不是亿万富翁也不是天才，他没有游艇也没有飞机，然而，他是我在投资界最钦佩的人。如果要我从过去25年里采访过的所有的杰出投资者中选出一个榜样的话，那他就是不二人选。他抓到了一副烂牌，但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过上了远非金钱所能衡量的幸福生活。

1939年，范登伯格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与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住同一条街。第二年，德国入侵荷兰，开始大肆屠杀犹太人。到了1945年，荷兰的14万犹太人中，只有38000人幸存了下来。范登伯格的父母在非犹太人朋友汉克和玛丽·邦特的家里躲了近两年。为了便于他们藏身，这对夫妇在自家的一堵双层墙后修建了一个隐蔽的衣橱，但是，当纳粹分子来房间搜查时，阿诺德或他的哥哥西格蒙德可能会发出声响，这是很可怕的风险，一旦被发现，他们都会被投入集中营，那里的儿童往往是最先被残害的，因此范登伯格的父母决定放手一搏，安排儿子们用假的身份文件经由荷兰地铁偷渡出阿姆斯特丹。

有3个勇敢的家庭参与了此次营救行动，即特贾登一家、格拉兹一家和克罗梅林一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两个男孩，把他们从一个藏身处秘密地运送到了另一个藏身处。半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奥尔加·克罗梅林的荷兰妇女写信讲述了她把阿诺德带到一个乡村的过程。这位女士那会儿大概才17岁，而阿诺德仅两岁。“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当火车停在我们必须下车的车站时，我看到站台上有一小群党卫军，我感到非常惊恐。”克罗梅林回忆道。这些凶残的希特勒安全部队的成员正在专注地聊天，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个蹒跚学步的犹太孩子和那位勇敢的少女。

阿诺德·范登伯格和其他几个犹太孩子一起藏匿在了一所基督教孤儿院里。6岁前他一直住在这所孤儿院里。很多年里，他一直以为是母亲不想要他才把他送走的，另外，与兄长分离也让他很受伤。后来，一对无子女的农场夫妇为他提供了庇护。孤儿院的条件很差，缺水少食，范登伯格有时会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他说：“我差点死于营养不良，6岁时我几乎无法走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爬行，真的，我后来能走路了，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

1944年的某一天，范登伯格的父母冒险走出了藏身之地，去探望一位从事抵抗运动的女士，后者知道阿诺德和西格蒙德在农村的生活情况。当他们走在街上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他们躲进了一家肉铺。在肉铺里工作的一个人认出了他们是犹太人，并叫来了警察。范登伯格的父母遂遭逮捕，经过审讯后，他们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范登伯格家族里有39人在大屠杀中丧生，但他的父母都活了下来。战后，他们在邦特家团聚，并从孤儿院找回了儿子。范登伯格说：“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不在乎他们是谁，我只是想离开孤儿院。我爸爸说，要是再晚几个月来，我可能就死掉了。他不敢碰我，因为当时的我瘦骨嶙峋，他怕会弄断我的骨头。”

几年后，他们一家移民到了洛杉矶东部一个贫穷而充满威胁的社区里。范登伯格说：“当时的我身体非常虚弱，骨瘦如柴。人弱被人欺，我就像个猎物。”当他开始在新学校上学时，他的母亲给他穿上了皮短裤和长袜子，这导致他在上学第一天打了好几架。另一个对他产生了持久影响的经历是，一个青年混混约他的一帮同学到学校的自行车场里较量一番，这帮同学把他推上去当替死鬼。范登伯格说：“我当时害怕极了，就像他们把我推到了刽子手面前。那个混混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直到他打累了才停手，我一点都没反抗。”

回到家后，他洗去脸上的血迹，看了看伤势。“刹那间我顿悟了，我想，天哪！我一直很害怕这件事，但它没那么糟糕，想想我要是反击会怎样，现在这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我立刻摆脱了对打架的恐惧，那种感觉消失了，这是个惊人的转变。”

他决心奋起反抗。他学会了拳击，很快就领略了先下手的好处。他对纳粹分子、对学校里的欺凌者、对回家时袭击他的反犹太主义者、对他的父母都感到非常愤怒，他成了一个可怕的战士。他最好的3个朋友都来自有暴力倾向的家庭，他们都很坚强，在无数的战斗中互相支援。他妈妈对着他们大喊大叫，举着管子向他们喷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脾气变得不那么火爆了。到了80多岁时，他们几个人的关系仍然很亲密。

范登伯格通过攀爬绳索逐渐增强了自己的体力，这在当时是一项正式的奥林匹克运动。经过6个月、每天两小时的练习后，他约一位从未攀爬过绳索的复仇者进行较量，希望能在对方面前一展雄风。范登伯格说：“但他比我强多了，我当时差点哭了。我无比尴尬……这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一念头：你想变得更强大，而且你正在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放弃呢？”

他的教练派他去观看另一所学校的冠军得主比赛，后者发明了一种新的攀爬技术，范登伯格被迷住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总是在半夜里醒来，照着镜子模仿这些动作，直到把这些动作烂熟于心。他不停地对自己打气说：“我就是联盟里的头号人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成了一名明星运动员，还打破了学校纪录，用3.5秒的时间攀爬了一根6米长的绳子，3次成为联盟冠军，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进行了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品尝成功的滋味，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只要坚持不懈地锻炼和保持坚定的信念，他就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他的学业成绩一塌糊涂。他情绪不好，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起来很困难。范登伯格说：“我想，我表现出了不太聪明的迹象，妈妈请了一位顶尖的心理学家，因为她认为战争期间的经历可能让我受到了伤害。”他无意中听到心理学家推测说，多年的营养不良可能在他早期发育的关键阶段损伤了他的大脑。

范登伯格说：“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太聪明，听着，如果我把高中的成绩单寄给你，你看后一定会大笑不止。上高三时，我两个时段在汽车店里打工，两个时段进行体操训练，一个时段在自习室。为什么呢？我过去常在自习室做静力锻炼，后来我加入了一个无伴奏合唱团，但我太没有唱歌天赋了，因此我的老师让我在表演时只对对口型就行，他怕我把整个合唱团的调带偏了……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天赋，我完成每件事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范登伯格的父亲为人诚实但对儿子要求严格，范登伯格犯错时，他父亲常出手揍他，直到有一天他开始还手为止。根据父亲的要求，他和哥哥13岁时就得自行为食物、衣服和娱乐买单，他们还要修剪草坪、洗车、送报纸、抽汽油、装倒垃圾，后来他们去一家木材厂打工，每天下课后工作4个小时。

16岁时，范登伯格为了攒够买车的钱去售卖鲜花。他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以至于赢得了在最好的地段兜售鲜花的权利。一天，大雨倾盆而下，把他浇得浑身湿透，苦不堪言。虽然在心里痛骂命运的不公，但他仍然坚持卖花。一位路过的陌生女士买下了他所有的花，因此他才没有被雨淋感冒了。她开车带他回了家，送了他一件干衬衫穿，还煮了热汤让他喝。范登伯格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那位女士触动了我的心弦。当有人触动你的心弦时，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你了。”

范登伯格勉勉强强地读完高中后，不想去上大学了。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印刷店工作并升了职，后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员，挨家挨户地推销保单，接下来他又进入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销售共同基金。在此期间，他娶了高中时交的女朋友，但后来他被妻子抛弃了，她跟另一个男人远走高飞了。由于持续数年遭受深度抑郁的折磨，范登伯格开始去看心理医生。他心里清楚，自己能活着就算很幸运了，因为鲜有荷兰的犹太孩子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但他仍然被自己的消极想法所困扰。“我就是愤怒的化身。”他说。他对前妻感到愤怒，被大屠杀的记忆深深折磨。

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少女为什么要救他，她怎么会为了救“陌生人”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她的父母怎么会允许她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范登伯格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他：“很简单。当你的生命比你的原则更重要时，你就会牺牲你的原则；而当你的原则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时，你就会牺牲你的生命。”范登伯格说，这一见解“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萌生了“用我的生命做点什么”的强烈渴望，而且他渴望像拯救他的人一样在生活中奉行崇高的原则。

在销售基金的那些年里，范登伯格被股票市场迷住了，他开始探索一些投资者的业绩优于其他投资者的原因，因此他阅读了格雷厄姆的书。书中倡导的以大幅度的折扣价买入资产的观念引发了他的共鸣。他的母亲是位精明的女商人，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正是因为他母亲买卖货物和给卫兵钱买面包，他父母才存活了下来。他母亲一直强调，以全额零售价购买任何东西都是愚蠢的，将她的原则应用于股票买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一位不诚实的同事被公司授予“月度风云人物”奖之后，范登伯格毅然辞了职，他决定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那时是1974年，他35岁，没有大学学历，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商业计划，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客户。

但他像参加攀绳运动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职业。他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他，采用职业运动员惯常使用的心理策略，他必定能凯旋而归。也就是说，设定明确的目标，想象自己完美的表现，重复积极的论断，排除所有怀疑和恐惧，直到变得自信。范登伯格沉醉于这种利用潜意识的技术，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实验用的“人类豚鼠”。为了集中分散的思维，他学会了每天催眠自己。脑子里装满了振奋人心的积极论断后，他逐渐摆脱了那种认为自己无能、无价值的悲观信念。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等作家的励志著作，一次又一次地翻阅1901年出版的《从贫穷走向权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一书，他把它视为自己的《圣经》。

艾伦是一位精通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自由思想家，在他的影响下，范登伯格确信，他要为自己的精神状态负责；他要原谅所有伤害过他的人，包括纳粹分子；他要让自己从愤怒中解脱出来；他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艾伦写道：“创造或破坏你的生活、你的世界、你的宇宙的正是你自己的思想。当你的思想决定了你内在的力量时，你外在的生活和环境也会相应地得到塑造……不纯洁、肮脏和自私的灵魂正被引向不幸和灾难；纯洁、无私、高尚的灵魂正在迎接幸福和繁荣。”

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范登伯格下定决心完善自己的性格。他从多条精神道路探求智慧，无论结果如何，他发誓要追求真理。诚实和正直成了他的指导原则，他将艾伦的这一主张铭记于心：“没有美德的富人实际上是穷人。”他不再允许有关自己或他人的负面想法在脑海中徘徊，他不再允许它们虚耗自己的精力。对曾令他怨恨和敌视的人或物，他通过不断重复“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等积极的话语劝慰自己。

他不像受过大学教育的势利知识分子那样怀疑一切或愤世嫉俗。他坚信，只要有意识地重塑自己的思想，他就能创造出辉煌的未来。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有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和不断完善自我的强烈愿望。他说：“我要努力提高自己，直到临死的那一刻。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无非这三点：永不放弃信仰，永不满足于现状，永不放弃。”

范登伯格从《巴伦周刊》杂志上剪下来了一张杰出投资家的照片。这位投资家身着三件套西装，自信地站在办公桌旁。他每天都盯着这张照片看，想象着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理财师后的样子。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年均收益率达到15%，但任何一年的损失都不能超过15%。实际上，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他都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把公寓里的杂物都搬了出去，仅在屋子中央放了张桌子，桌子周围堆满了投资类书籍。他放弃了他喜爱的象棋，因为玩象棋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打过一次高尔夫球后他得出结论：“我不会再参加这种运动了，它会束缚我的思想。”一位女朋友问他能否去吃她做的晚餐，他回复说，他必须学习，这位女朋友指责他举止像个和尚。

范登伯格自创了一套契合常识的投资方法，他还分析了数百宗收购案，记录了经验丰富的私人买家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支付的费用，在此基础上，他制定了一些他必须遵守的实用规则，例如，只有当股票的交易价格比其非公开市场价值低至少50%时，他才会买入，当一只股票涨到其非公开市场价值的80%时，他就坚持卖出。

他坚守原则，且极为关注估值，这使他始终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1974年股市崩盘后，大多数投资者都避开了股市，他则毫不犹豫地买进了低价股，这使他在创业的头10年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到了1987年，股价在泡沫中不断飙升，他找不到足够便宜的投资标的来替代他按原则即将出售的股票了，他的客户在不断增加，但他管理的资产中有一半是现金，许多客户都很不高兴。尽管如此，他从未退缩，他告诉自己，“你做的是正确的，要坚持你的原则……现在，你可能会停业，但你做的是对的。”此后不久，泡沫破裂，股市一天之内暴跌了22.6%，“人人都惊慌失措，我却异常兴奋”。

在坚持经营了10多年后，他的世纪管理公司才实现了稳定的盈利。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坠入爱河并再婚了。当时，他负债累累，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别说养活他的新婚妻子艾琳和她两个年幼的孩子了。不久，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他们一家人挤在洛杉矶一幢139平方米的房子里，车库也被改造成了卧室。后来，他们花了大约35万美元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买了一套简陋的房子，此后一直住在那里。范登伯格说：“我不会卖掉它，我们都爱它。”

随着业务的扩大，范登伯格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更出名了。他的事迹被收录进了《全球99位最伟大的投资者》一书。在38年的时间里，他的年均回报率高达14.2%，该书作者盛赞他取得的优异业绩。很多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试图收购他的公司。他很可能已经实现了收入超过一亿美元的目标，但他怎么能相信收购者会为了客户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呢？当一家银行的4位特使试图说服他卖掉公司时，他告诉他们说：“我不会以任何价格出售我的公司，到了最后关头，我会把它关停。”

事实上，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暴富，他最初的目标是攒够25万美元的养老钱，足够自己退休后10年的花销即可。他说：“我不在乎是否赚了几百万，我只想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且我不想拿走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富有的好处是不必担心金钱、账单或财务问题。”

与身家跟他类似的人相比，他的生活绝对算是简朴的。他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需求，我对大房子这类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这让我很反感。”他是个素食主义者，热爱瑜伽，喜欢在满是书的办公室里啜饮甜菜根冰沙，不喜欢在奢华的餐厅里吃饭。他补充说：“我不太在意着装，我只有3套西装。”在很多年里，他一直开着一辆日产西玛车（Maxima），因为“它性价比最高”。当他的一个孩子问他为什么不买奔驰车时，他解释说，他不想用一辆花哨的车来“证明什么”，“我不想和持这种观念的人有联系”。几年前，他的妻子终于说服他放弃已开了10年的讴歌车，买了一辆雷克萨斯。他回忆说：“她特别想买那辆车，我不想违背她的意愿，她太兴奋了。刚买回来时我都不好意思开着它出行。”

一旦他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感到“完全放心”了，赚再多的钱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了。范登伯格说：“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对拥有的一切感到很满足。我觉得自己富有不是因为我钱多，而是因为我有健康的身体、很好的朋友、很棒的家庭。成功涉及健康、财富、幸福、心灵的平静等各种因素，成功不能只以钱来衡量，钱多也不意味着什么。”他回忆说，他之前有一位坐拥千万美元资产的客户，“他是个守财奴，为了省几分钱，他给我打电话时都是让我付话费的。”

“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是爱，拥有的爱越少，他们需要的物质的东西就越多，”范登伯格说，“他们希望能以金钱、成就或者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是被爱和给予爱。你知道吗，我妻子从来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钱，她从不过问这个问题，也从不去想它，她只考虑如何在一些人身上花钱。”

他们最喜欢的一份事业是为被虐待和遭忽视的儿童建立了一个寄宿治疗中心，截至目前已帮助了数百名儿童。范登伯格和妻子给这些孩子买书和玩具，而且他们的亲密关系维持了20年。他还悄悄地帮助了许多经济困难的人，通常是“雪中送炭式”的，比如资助一些贫苦的孩子上学或是为生病的孩子支付医疗费。范登伯格说，帮助别人是“金钱能让我做的最好的事情”。

观察了几年范登伯格与他人的互动模式后，我发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努力引导、支持和激励他人时所流露出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他喜欢“催眠”别人（包括我），当有人躺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且处于深度放松状态时，他会向他们的潜意识里灌输积极的建议。当回忆起过去种种精彩的催眠经历时，他就会变得无比兴奋。他的儿子斯科特在练习铅球时扭伤了脚踝，但仍在他催眠下获得了铅球比赛的冠军。范登伯格喜欢向身处逆境的孩子、大学生和监狱囚犯讲述他从大屠杀中吸取的教训和自己的奋斗经历。为了引导他们走上正途，他还时不时地向他们赠送书籍，包括他花钱重印的特别版《从贫穷走向权力》一书。他说：“我认为，无论人们是穷还是富，我能送给他们的最佳礼物是一本能改变他们人生的书，所以我的业余爱好是送书。”

范登伯格经常琢磨这一问题：为什么他能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仅仅是靠运气吗？”他问道，“可能你会这么认为，因为我只不过是被统计的人中的一员，但不知为何，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是因肩负着某种使命才幸免于难的，所以我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不为别的，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保存着他最宝贵的财产：他帮助过的许多人写给他的大量信件，包括无数的朋友、客户、陌生人和自己的孩子，他们发自肺腑地感谢他。“当你得知一些人的生活因你而改变时，你会感到非常快乐，这种快乐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我可能会失去所有的钱，但那时我仍然可以对着这些信件说：‘我没有过庸碌无为的生活，看看那些因我而改变了的人吧。’”范登伯格指着那一摞摞信说：“这都是我的银行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