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什么是工作伦理?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缺失了这个假定,以上的戒律和前提看起来就像是空中楼阁。人们所获得的是对他们过去的工作以及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的回报。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中历史性呈现形式的总结。

每当有人谈论伦理,你都应当意识到一定有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满,并希望他们有所改进。谈论工作伦理时更是如此。

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工作伦理生来就是为了和这些危险、病态的恶习斗争,意欲将它们连根拔起,彻底摧毁。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一旦这些既定需求得到满足,“因循守旧”的工人就彻底丧失了继续工作的动力,无意赚取更多金钱。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又体面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夜以继日拼命赚钱只会和它们失之交臂。这种体面生活的门槛被设定得很低,一旦到达人们就失去了继续攀升的动力。无论如何,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深刻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经济学家,以及渴望改善世界的布道者描绘的画面。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因此,在历史叙事典籍中,记录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先驱发起的英勇战争。他们最终战胜了那些毫无理性、无知愚昧、不可原谅、拒绝进步的庸碌大众。据记载,这场战争最终使盲人重见光明,使愚昧无知者重拾智慧,人们终于意识到应该向往更好的生活,向往更新更好的东西,并且渴望自我完善,成为更好的人。或者说,至少强迫那些传统的顽固派表现出这种渴望。

然而,真正的故事与早期企业家对工人低效无能的抱怨恰恰相反,与后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认为的历史真相也恰恰相反。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正好是工作伦理所追求的。被记载为引入工作伦理概念(或者说实践“绩效原则”)的道德改革运动,实质上只是试图在新环境下恢复工业化前人们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个新环境使人们曾经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这场道德改革运动意图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绩效。然而,这些追求,是过去的工匠在自己掌控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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