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抱怨：“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J. S. Mill（1848）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II, 4th edn. London: John W. Parker & Son, p.337.]”他哀叹过去的工匠这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哀叹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如此迅速地消亡。颇为讽刺的是，市场理性腐蚀工人的奉献精神，对工作伦理的呼吁却遮蔽了昔日驱动工人远离市场理性的力量。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1806年，一位佚名的针织品商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披着“工作伦理”外衣的道德说教对于其目标群体的真正意义：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如果完全被生活逻辑贯彻、吸收，工作伦理将取代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例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使它们流为一种过程形式，甚至这种过程的节奏也不再由人自身决定。难怪有人批评新兴的现代性，说它们披着保护人类价值的外衣，实际上却在鼓励懒惰。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哈蒙德夫妇（J. L.and Barbara Hammonds）尖锐地指出：

让人们平和地、不假思索地服从冷酷无情的机械化工厂工作的规劝之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本质上属于前工业时代、反现代的奴隶经济心态与一种大胆的新设想混合在一起。后者认为，一旦传统的束缚被打破，随着人们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掌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美好的、神奇的、丰富的世界。

正如沃尔夫·莱布尼兹（Wolf Lepenies）指出的，自17世纪末以来，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即那些既存的、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时，总是充斥着攻击性的概念和隐喻[W. Lepenies（1986）Historisierung der Natur and Entmoral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in A. Peisl and A. Mohler（eds）Naturund Geschichte, vol.7. Munich: Schriften der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 pp.263-288.]。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根本没给人们留下任何想象空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笛卡尔（Descartes）把理性的进步与对抗自然的一系列胜利相提并论。狄德罗（Diderot）呼吁理论家和实践者联合起来征服自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把历史的进步定义为人类不可阻挡地主宰自然的步伐。克劳德·圣西门（Clau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无比一致，虽然他们的其他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一旦明确了最终目标，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短人们征服自然的进程，除此之外的其他准绳则受到质疑，日渐式微。这些渐渐被摒弃的评价标准中，首当其冲的是怜悯、同情和关怀。对受害者的怜悯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使仁慈的人放缓了变革的步伐。所有阻碍或懈怠人类进步的都是不道德的，换言之，任何有利于征服自然这个终极目标的都是好的，“归根结底”都是合乎道德的，“长远来看”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工匠对于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都被视为自然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如同精心设计却被揭露、破坏、清除的其他诡计一样，这些抵抗也必将被毫不留情地消灭。

凝聚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路人（那些机器的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定地认为，只有发明家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领人类世界的进步。詹姆斯·沃特（James Watt）在1785年提出，所有的其他人，即为了发明家的思想发挥作用付出体力劳动的人，“可以被视为等同于纯粹的机械力量……他们的理性几乎没有用武之地”[B. Inglis（1971）Povert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p.75.]。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抱怨道：

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当时所有的开明思潮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几乎都是一致的，即使在其他方面莫衷一是。《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写道：“先驱对人们的影响，本身就是人类道德提升的重要一步。[Revolt of the workers, Blackwood's Magazine, vol.52（1842）:646-647.]”《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就正在进行的伦理改革运动尖锐地评论道：

作家、社会活动家盖斯凯尔（P. Gaskell），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慈悲、最热心、最富同情心的穷人朋友。即使如此，他也认为这些可怜的朋友“内在品质上与那些未开化的孩童没什么不同”[P. Gaskell（[1836]1968）Artisans and Machinery. London: Frank Cass p.78.]，他们需要更成熟的人来照看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睿智的人达成共识：劳动者（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不能约束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类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和其他那些正派、得体、值得称道的道德准则一样，工作伦理同时提供了建设性的愿景和拆除旧有习惯的方案。它彻底否定了这场伦理改革运动的目标对象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它描绘了正确的行为模式，但更重要的是质疑所有需要接受道德训练的人，质疑他们在未经教育和未经监督时所做的一切。他们的秉性绝不能得到信任。如果任由他们随心所欲，任由他们自作主张，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努力，宁愿沉湎于污秽也不求自我完善，他们会置短暂的麻痹于长远稳定的幸福之上。总而言之，他们愿意什么都不做，而不是去工作。所有这些病态的，不受控制的冲动，都是新兴的工业必须抵御、对抗并最终消灭的“传统”的一部分。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e）总结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工作伦理是对“这些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进行攻击，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想象做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传统主义“受到了诋毁”[参见M. Rose（1985）Re-working the Work Ethic: Economic Values and Socio-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B. T. Batsford, p.30。]。

诚然，对勇敢的现代性新世界的开拓者来说，“传统”是个肮脏的词。它代表了工作伦理所反对的、道德上可耻的、应该被谴责的那种倾向：满足于当下和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愿意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去获取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是屈服于一个粗暴、残酷、令人厌恶、不可思议的外部制度）。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