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者社会的黄金时代，工作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工厂车间和贫民窟。其理念勾勒出一个虽未实现但正确、适当的社会愿景，并提供了一个行为指导和境况评估的准绳。这个愿景的终极状态是充分就业，形成一个完全由劳动人民构成的社会。

“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视“劳动雇佣合同”中双方的哪一方援引该原则，权利或义务浮出水面。但与所有的规范一样，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存在，以确保该原则的总体约束。充分就业作为“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既意味着一种普遍的、自愿接受的义务，也意味着这个共同意愿被提升到公民权利的地位。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意料之中的是，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等人认为，“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贫困，因此贫困现象不能用工作伦理的传播不充分来解释”。这对英国的启蒙思潮来说是一种冲击。如果普及工作伦理是人们面对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是诊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那么“就业中的穷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矛盾。

工作曾经是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交汇，但现在它离这个核心位置越来越远，如前所述，曾经作为最高管理原则的工作伦理正在逐渐降格。如今，它退出了（或者说被挤出了）许多它曾经直接/间接统治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非就业人口或许是它最后的退路，或者说最后的生机。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贫穷意味着直接威胁人的物理生存——因为饥饿、病重时无人照顾或缺乏住所而面临死亡的威胁。目前全球仍然有很多地方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即使提升穷人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脱离仅能勉强生存的境遇，贫穷仍意味着营养不良、变幻莫测的气候的威胁和无家可归——相较于特定社会中公认的营养、衣着和住宿的应有标准而言。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克服这种不合格被视为唯一的救赎，是摆脱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

彼得·开尔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E.贾雷特（Joanna E. Jarett）曾研究“消费者社会中失业的社会心理影响”[P. Kelvin and J. E. Jarrett（1985）Unemployment: Its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7-69.]。他们开创性地发现，有一种境况对失业者来说特别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安排”。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

斯蒂芬·哈钦斯（Stephen Hutchens）从受访者（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失业者）中得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感受的报告：“我很无聊，很容易沮丧——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坐在家里看报纸”“我没钱，钱总是不够，我真的很无聊”“我通常躺着，除非去见朋友，有钱了就去酒吧——实在无足称道”。哈钦斯最终得出结论：“显然，用于描述失业经历最高频的词是‘无聊’……无聊，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无事可做’。”[S. Hutchens（1994）Living a Predicament: Young People Surviving Unemployment. Aldershot: Avebury, pp.58, 122.]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消费市场作为消费文化的忠实伙伴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能够防止烦躁、无聊、审美疲劳、忧郁、绝望或厌倦——曾经困扰富裕舒适生活的所有疾病。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然而，事实证明，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只能怪自己，并容易成为他人鄙视和谴责的对象。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也无法停歇，但由于预期的满足而深感欢愉。

所以，无聊是消费者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因素产生的心理学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在社会分层的心理学维度中，它或许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最痛苦的感受，也是他们最恼怒、最抗拒的感受。急于摆脱无聊或减轻无聊，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然而，实现目标的难度也是巨大的。消解无聊的常规措施对穷人是可望不可即的，所有非常规的、别出心裁的措施必然又被视为非法，受到秩序维护者和法律的惩罚。荒谬的是（其实也不那么荒谬），挑战法律和秩序成为穷人最愿意用来对抗无聊的冒险，毕竟富裕的消费者相对安全的方法对他们过于遥远。在这种冒险中，期望和可承担的风险都经过了谨慎的权衡。

如果说穷人的基本特征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么，贫民区的人们几乎很难得当地安排他们的时间，特别是以一种被公认为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方式。懒惰的罪名总是危险地盘旋在失业者家园的上空，只能以夸张、过度、最终流于形式的家庭劳碌与之对抗（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比如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洁墙壁、窗帘和孩子们的衣物，打理后花园。即使在有缺陷消费者聚集的贫民区，人们仍无力抵御作为一个不合格消费者的污名和耻辱。按照周围人的标准去做是不行的，因为得体的标准已经被设定了，并不断提升。它来自远离邻里守望的地方，来自报纸杂志和光鲜亮丽、永不间断地传递消费者福音的电视广告。贫民区那些绞尽脑汁的替代品不堪一击，不值得骄傲，无法减弱自卑的痛苦。关于一个人是否是合格消费者的评价来自远方，本地舆论根本无法与之抗争。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J. Seabrook（1988）The Race for Riches: The Human Cost of Wealth. Basingstoke: Marshall Pickering, pp.163, 164, 168-169.]。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他们似乎永远游刃有余，周而复始，没有终点，未来永远比过去更精彩、更诱人。需要特别指出，对富人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为他们打开的广阔前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以消费美学为指引的，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掌握（而非对工作伦理的服从和经济上的成功）才是他们高人一等的核心，是他们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

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无论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都是以“灵活的劳动力”替代铁饭碗，以“滚动合同”（rolling contracts）替代工作保障，采用固定期限合同，临时性雇佣，裁员重组和“企业优化”——所有这些最终都在削减就业数量。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或许最能说明这种关联，它同时也是所有这些“增长因子”最狂热的捍卫者，是被西方世界广为赞誉的、获得最惊人“经济成功”的国家，也是全球富裕国家中贫穷问题最耸人听闻的地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撰写的最新《人类发展报告》发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或西化国家中，英国的穷人是最穷的。英国近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是“经济困难”的意大利的五倍，是“落后”的爱尔兰的三倍。五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是中国台湾和意大利的两倍，芬兰的六倍。总而言之，“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处于贫困线的穷人比例猛增了近60%”。[引自G. Lean and B. Gunnell的报告，UK poverty is worst in the West, Independent on Sunday, 15 June 1997。]

其次，在穷人变得更贫穷的同时，非常富有的人——那些消费美德的典范——却更加富有。近来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国，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购买力低于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大国的同等人群，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却是欧洲最富有的人群，他们所享有的购买力相当于传说中富裕的日本精英阶层。穷人越是贫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高在上，越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效仿。因此，“主观上的不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贫困恶化的双重压力而加剧。目前，这两种压力都因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增长而加剧，非减轻。

消费者梦想的天空越升越高，曾经帮助力有不逮的人们飞往天堂的恢弘飞行器耗尽了燃料，被丢弃在“过气”的废品场，或者被重造成了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