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公共福利”来自科尔·曼恩（Kirk Mann）。他在讨论1955年理查德·提姆斯（Richard Titmuss）关于财政福利、就业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区别时提出了这个术语。曼恩指出，把“社会福利”和另外两者分开“有一些误导性，因为其他两者显然也是社会性的”，他建议用“公共福利”这个词语替代“社会福利”。曼恩说，“它是公众的，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普通大众知道这就是国家福利”。（参见K. Mann（1992）The Making of an English Underclass: The Social Divisions of Welfare and Labou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13.）我在这里使用的“公共福利”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和曼恩所说的“公共福利”略有不同。这是一个通用的，包括一切集体保险的个人福利的概念——无论这种福利采用何种形式，也无论其主管机构是谁。]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公共福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公共福利原则的纯粹形式是个体需求的平等，它凌驾于消费能力的不均衡之上。福利国家的理念责成国家机关负责落实这个原则。

公共福利的理念，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理念，与工作伦理的关系有些模糊不清。事实上，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主张以集体力量保障个体福利的人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但他们也指出，由于很难为所有人提供长期就业，我们距离这种正常状态还很遥远，为了实现工作伦理的愿景，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人。我们需要帮助暂时失业的人渡过难关，帮他们做好准备随时重返“正常生活”，即一旦经济复苏，工作机会重新开放，他们就能够就业。这种观点下，国家福利能够很好地支持（作为社会健康的基本规范和衡量准绳的）工作伦理，帮助它克服在持续、普遍的实践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难。

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公共福利允许（明示或暗示）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的、最不容置疑的前提。这种理念使有尊严的生活成为政治性的公民权利问题，而不是经济绩效问题。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因此，自20世纪初国家福利的理念诞生以来，它就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一些人坚持国家福利是对于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福利是反对工作伦理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阴谋。

这还不是唯一的争议焦点。伊恩·高夫（Ian Gough）问道，国家福利是“一个用于压迫的工具，还是一个扩大需求，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残酷性的制度？是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助力，还是如工资袋中的现金一样是应该被捍卫、去扩增的社会性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欺诈，还是工人阶级的胜利？[I. Gough（1979）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p.11.]”他试图解决困惑，结束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福利具有所有这些特征，且远不止这些特征。

国家福利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所有这些强大的、异质的驱动力汇聚在一起，诞生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民主的）现代社会某个高级阶段的国家福利，确实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这些压力促使国家福利诞生，且多年来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由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是现代生活自然的组成部分，就像民选政府和货币一样。

直到最近，舆论的风潮还在忠实地支持这个人类智慧的结晶。即使是最敏锐、最有见地的观察家，也很难设想不存在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1980年2月，作为最敏锐的时代趋势分析者，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呈送佩鲁贾会议的一篇论文断言，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要废除这种结构，就必须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并从根本上改变政党制度”。这篇论文在1981年10月发表。奥菲完全认同当时的普遍观点，把“废除福利国家的设想”斥为“一些旧中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无能的白日梦”。确实，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生活的艰辛可能令人无法忍受：

在奥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真的。废除甚至大幅削减福利国家的想法，把集体保险交由私人企业去做，把福利体系“私有化”或“去政府化”，看来都不过是空想者的白日梦。然而，不到二十年后，白日梦变成了现实。一个不存在国家福利的国家，一个缺乏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在最富裕、最为“经济成功”的社会中还没有成为现实，至少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清晰的可能。目前看来，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的力量势不可挡。

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福利国家命运的一次戏剧性逆转。工作伦理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它被描绘出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巨变又会对工作伦理未来的前景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