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无情偏向经济审查带来的“意外后果”，或如楚萨·费尔格（Zsuzsa Ferge）和S. M.米勒（S. M. Miller）所言，是“准蓄意的”或“有导向但非计划的”结果[Z. Ferge and S. M. Miller（eds）（1987）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 Gower, p.297 ff.]。不过，人们不禁要问，国家福利从任务清单中删除了“社会归属感”，到底如蒂特马斯和汤森所说，是一个致命的短视问题，还是如那些经济审查的倡导者坚持的，是经济平衡恶化导致的无可挽回的结果。

前文提到过，福利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闪亮登场，立即在政治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未遭遇任何抵抗，这可以归咎于它的多因素决定性：那些原本对立的、多方的利益与压力的会聚。福利国家的屹立不倒，屡屡被归功于社会阶级之间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社会阶级的矛盾就难以调和。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曾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只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无法做到这一点。

今天福利国家的溃败，曾经满怀热情的支持者的快速消失，以及公众对于削减、取消福利供应，甚至摒弃福利国家看似不可动摇的原则的冷漠，都暗示着一种类似的“多因素决定性”。用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或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流行来解释福利国家的今非昔比，无异于本末倒置。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能够找到如此广泛和精准的受众，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目的。克劳斯·奥菲在1987年的文章《民主反对福利国家？》（Democracy Against the Welfare State?）中写道，福利国家正在迅速失去政治支持的事实，“既不能用经济和财政危机完全解释，也不能用强调新保守主义菁英和意识形态崛起的政治观点完全解释。现有福利国家体系对正义性、合理性的道德诉求也无法挽救它”[C. Offe（1996）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72.]。

事实上，以上这些常见的观点终究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进行政治合理化和意识形态辩解，而非解释这种转变的根源。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不是一种解释，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解释的现象。另一个需要解释的谜团是，为什么曾经促进和推动福利国家稳步扩张的“正义、合理的道德诉求”，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用于激进削减和遣散福利国家。

如果不是因为福利国家式的公共保险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之间的共鸣，很难想象多因素决定的福利国家，最初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此外，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来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本地劳动力市场可能还会出现临时的、偶尔的、“灵活的”（即不是“极端定型的”或“深度训练”的）劳动力需求，但不再需要那些福利国家黄金时代培养出的受过良好教育、强健、自信的劳动力。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马丁·伍尔科特（Martin Woollacott）最近的一篇评论很好地讨论了这一趋势：

如果增加劳动力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雇主当然乐得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成本转嫁给财政部。不过，这种情况逐渐不复存在。公司业绩的大部分收益都是通过“前期”支出（达到总成本的80%左右）实现的，其中并不包括大量雇佣的劳动力。逐渐地，雇员从资产变成了负债。经理人，特别是顶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因为成功裁员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比如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托马斯·拉布雷克（Thomas Labrecque），因为裁减了1万个工作岗位而获得900万美元的薪水。股东的选择得到了证券市场的认同和支持。雷诺公司的老板路易·施韦泽（Louis Schweitzer）对公众舆论就雷诺关闭比利时工厂的愤怒反应感到困惑和委屈，毕竟这个举动得到了证券市场（商业智慧的最终体现）的大力支持：雷诺公司的股票因此大涨了12%。[D. Duclos（1997）La cosmocratoie, nouvelle classe planetair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ugust, pp.14-15.]

虽然增加了税务负担，但从企业角度来说，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还是非常不错的投资。如果一家企业打算扩大规模，雇佣更多劳动力，它可以随时从国家福利体系的用户池中募集。然而，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国家福利体系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在遥远的国度，在缺乏公共福利压力的政府的支持下获得“方便旗”[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原指商船为逃避税收而在别国注册并挂该国旗帜。——译者注]，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当地政府允诺了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机会。当这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机遇到来，那些严苛竞争压力下头脑灵活的商人们无不趋之若鹜。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但是，在本地市场，你需要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欲望，并保持雇员工资增长，以确保这些欲望能够变成普遍切实的需求。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的先知们发现，相较于把远方的廉价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

因此，“劳动力预备役”以及其维持成本逐渐全球化，但所有的福利供应仍像国家权力机构本身那样是以国家为界限。国家的臂展触及不到真正重要的地方。对资本的扩张和安全性来说，老套的国家援助变得无关痛痒。商人深知，如果想获取更好的收益，最好是不再局限于本地。他们需要为自己代言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在扩张的旅程中向远方的政府引荐他们，并在必要时提供扶持。

现在，在支撑福利国家的利益关系中，最主要的利益关系已经被移除。失去了经济基础，整个利益集群分崩离析。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因此，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可以想象，只有允许压低本地劳动力成本，雇主才会留下来。但在这个方面，福利国家的核心理念，即国家对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贫困化本地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也许不需要很久）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本地劳动力也是本地的消费者，消费品生产者正是把经济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偿付能力和购买意愿上，并从中寻求对抗利润下降和破产的保障。

即使福利国家受到经济基础崩溃的威胁，但它曾经获得的跨党派、跨阶级的政治支持，难道不足以支持它继续前进吗？而且，一直以来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选举权从普及的那一刻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福利国家的原则在民主体系之下似乎很安全。事实上，国家行政层面对弱者的保护在持续发展，这鼓舞了自T. H.马歇尔（T. H. Marshall）以来的政治学家，把社会权利纳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把这种权利看作民主逻辑的必然产物。

对于这个逻辑，流行的理论颇为浪漫地解释说，民主实践培养了对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共同责任感。一些分析者补充说，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目前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都需要一个可靠的避风港，确保他们的生活不低于有尊严的生活所需的标准。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对当前能够自力更生的人来说也不可或缺。换句话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政治的明显逻辑使观察者认为，尽管有些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而且比其他人更迫切地需要这些服务，但这些服务的存在和普遍可获得性，符合所有人“显而易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