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右”的新政治共识。然而这个论断掩盖的事实是，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几乎是一个“跨越左和右”的共识，是一种真正的跨阶层的团结。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这个大众共识的根本性变化非常值得探讨。

在关于“满足的大多数”的讨论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最清晰地解释了公众情绪这种惊人的转变及其政治影响——即使是对最敏锐的学者来说，这在仅仅20年前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加尔布雷斯问道：民主政体中的大多数选民基于自己的意志支持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怎么可能呢？自从投票权实现真正的民主以来，自从投票权从有产阶级扩展到所有成年人并成为一种普遍权利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毕竟穷困潦倒、难以自食其力的人始终是少数，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他们也几乎不会去投票，忽视他们的利益和意愿相对容易，丝毫不会影响政治家的前途。因此，赞成对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抑制不平等现象的人，尤其是赞成集中保障个体利益的人，肯定大多来自其他群体。“中层选民”肯定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距离极端贫困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支持由国家提供保障服务的人，一定是无需立即享受这种服务的人，甚至是那些真诚地希望永远不要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表面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利他的：准备作出个人牺牲，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求得到回报，而且最好永远都不需要得到回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缺乏自信。运气使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仍能自力更生，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运气能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所处的世界声名狼藉，因为繁荣是那么不平均、那么零散、那么不可靠。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财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数更渺小、更脆弱的生命被拽入深渊。一个人需要如何足智多谋才得以安全度日？安全难道不需要比最勤勉的努力所召唤的东西更有力、更可靠的基础？这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反问，有且只有一个答案。

情况一定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少被提及，即使问了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中层选民似乎非常确信，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会更好。他们仍然需要保险以对抗厄运和其他意外，因为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不比他们的父辈更强。但是，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种新的态度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反思：相比依靠自己不可避免带来的风险，其他可选方案似乎更糟糕。

这种新的观念（或者说对于宿命的新屈从），改变了个体为福利体系的付出和福利体系为其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它至少改变了在岁月静好的时光里，在无需求助于国家援助时，人们对于这两者的权衡。因税收降低结余的现金比公共保障抽象的可能性更具诱惑，何况公共保障的标准和吸引力在日渐下降。公共福利保障，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并不“物有所值”。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影响了中层选民对于财务成本和福利保障的权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他选项越来越糟糕，间接地加强了他们自力更生的愿望）。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影响之一是福利服务的质量持续不断的恶化。可以想象，这些服务一旦只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人，就失去了那些（至少目前为止）“不需要”这些服务的人的政治力量，于是政客自然而然地降低税收，讨好那些大多数更幸运的正常人。众所周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缺乏政治力量。

最近，法国新当局把加入欧元体系所需的预算标准作为其施政要务，将收入上限引入之前面向所有家庭的经济补贴，走上了曾经长期避免的经济审查之路。基于这种情况，塞尔·哈利米（Serge Halimi）对比了采用同样路线的国家，他发现：

把国家福利的服务对象限定于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那部分人，是降低福利质量无懈可击的秘诀。如此一来，在非贫困人群的眼中，那些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最不靠谱的条款，相比国家福利仍像十足的奢侈品。有趣的是，国家保障体系的恶化也降低了私人保险服务的质量，降低了人民普遍的期望水平。福利质量糟糕（且越来越糟糕）是反对福利开支的最好论据：福利体系的价值越来越低，以至于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种开支纯粹是浪费。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大多数人似乎从来不会使用公共财富，他们通过税收减免、职业便利和津贴、公开的或灰色的商业补贴等形式获得的收益，被公认为是他们应得的，不存在任何亏欠。鉴于这个事实，申请福利是一个可耻的决定，会自我边缘化，把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申请福利变成了最差的选择，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无论质量如何，都显得更加合理，令人向往。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挑剔”是作为市场命脉的竞争力的映射。为了生存，进而发展，消费市场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由竞争提供的，鉴赏力使得这种供给具有吸引力。

具备鉴赏力的消费者的神话，与提供自由选择、守护自主偏好的市场的神话，相互滋养，相辅相成。没有前者，后者也就难以想象。消费者的典范更珍惜选择权，而非选择对象。他们乐于在市场中流连，在这里才能体现他们的鉴赏力。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选择的可能性，可以把一个缺乏经验的新手升格为鉴赏家。在消费者社会这个根据选择能力分层的社会，成为一个为人称道的有修养的鉴赏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确信自己是一个熟练的、有修为的选择实践者，也令人倍感满足。[诚如研究消费主义的学者反复强调的，这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为消费市场保驾护航，没有这种幻觉，消费市场无法运作。事实上，选择的可见性（即使是标准的麦当劳牛肉汉堡，你仍能够吃到几个变体），促进了人们对于选择的热爱。它们的存在吸引潜在消费者徘徊于选择范围已被严格界定和限制的市场。无论消费者如何选择，他们都无法超越市场提供的选项。市场提供哪些选项也不由消费者决定。它们是由消费者无法触及的管理者决定的——全球性公司逐渐垄断了对于消费市场的统治。正如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在1997年6月20日发表于《卫报》（Guardian）的文章《汉堡帝国》（Empireofburgers）揭示的：“在汽车、航天航空、电子、钢铁、军火和媒体等8个行业中，前五大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场的50%。”他的结论是：“这种力量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它开始支配生活的基本要素。十家大公司现在几乎控制了世界食品链的每一个环节，四家公司控制了世界上90%的玉米、小麦、烟草、茶叶、菠萝、黄麻和林产品的出口。”]

相应的，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没有东西可供选择，或在选择时没有发言权），就会被消费者社会摒弃。剥夺选择权本身是一种羞辱，无论是否最终事关福祉。这也是令人深陷不满、无奈和烦恼之中的原因。商品在被选择的过程中获得光彩和魅力。如果选择消失，它们的吸引力也就无影无踪。一个“被自由选择”的物品能使其主人变得与众不同，而“被分配”的物品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成熟的消费者会把选择（以及选择带来的所有的风险和未知的可怕的陷阱）置于相对安全的配给、分派之上。理想的消费者可以容忍消费品大量的相对劣性，只因为它们是“自由选择”的，而非被分配的。

因此，国家福利体系和消费主义社会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与它能提供的服务品质无关。产品的营销必须宣扬（至少口头上）对差异化和选择的崇拜，福利国家则必须追求公民生存环境、需求和人权的平等，它们是彼此对立的。福利国家胜算不大，消费心理造成的压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仍然会背负“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消费者社会获得豁免的基本缺陷——在业已皈依的、虔诚的、“获得新生的”消费者眼里，这个缺陷使得福利国家无可救药地声名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