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那些“选择”不依靠工作谋生的穷人，米德在文章的最后强调：“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261.]”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底层阶级特别适合这个角色。米德反复强调，促使“正常的”、正派的美国人组成统一战线，反对那些福利寄生虫、罪犯和辍学者的，是他们察觉到那些人具有的强烈矛盾性：底层阶级冒犯了大多数人珍视的价值观，却又紧紧抓着它们，渴望像其他自力更生的人一样，获得消费生活的乐趣。换句话说，美国人对底层阶级真正的不满意在于，这些人的梦想，他们渴望的生活模式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但是，这种追求的类似性并不能推导出矛盾性，正如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指出的，消费者社会的逻辑是把穷人塑造成未被满足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低收入者而言越来越触不可及，这里的低收入指的是只能维持生计、满足生活最基本要求的收入。[P. Townsend（1993）Poverty in Europe, in Z. Ferge and S. M. Miller（eds）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 Gower, p.73.]”消费者社会培养其成员体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可望而不可得，恰恰是最令人痛苦的剥夺。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总体来说，这些愿景往往是孕育它们的社会的映射，那些危险的形象通常是社会负面的镜像。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根据这条普遍性规则，传统的、建立秩序又深陷于秩序的现代国家面对的是革命的危险。敌人是革命者，更确切地说，是头脑发热、胆大妄为、过于激进的改革者，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秩序取代当前的国家秩序，新的秩序意图颠覆现行秩序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原则。

从那时起，社会秩序的自我形象发生了变化，威胁的形象（秩序的负面形象）也获得了新的形态。近年来的犯罪率上升，不是功能失调或疏忽大意的结果，而是消费者社会自身的产物，这在逻辑上（而非在法律上）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消费者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消费者需求越大（即市场诱导越有效），消费者社会就越安全，越繁荣。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有欲望并能满足自己欲望的人（已经被诱惑并能按照诱惑的期望行动的人）与那些已经被诱惑却无法按照期望采取行动的人，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市场诱惑，既是伟大的均衡器，也是伟大的分化器。为了取得效果，消费的诱惑、消费更多的理念必须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不加区别地传达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然而，总是存在不能够按照诱惑的期望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每天面对着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展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终点线和参赛者一起前行，人们力图到达的目标永远领先一步之遥。记录被不断打破，人的欲求似乎永无止境。人们目瞪口呆地发现，在那些印象中总是缺钱但由于私有化而“重获自由”的公司里，经理人的薪金可以动辄以百万美元计算，而那些因为玩忽职守被辞退的经理人，同样能得到以百万美元计的补偿。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渠道，传来的都是无比清晰的声音：除了攫取更多，没有其他标准，除了“打好自己的牌”，没有其他规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一手好牌。如果获胜是游戏的唯一目标，那些手气不好的人就会尝试所有其他可以掌握的资源。在赌场老板的眼中，他们自己能够支配和周转的一些资源是合法的筹码，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其他资源则会被禁止。然而，玩家未必认可这种公平的界限，热切准备参与游戏的玩家尤是如此，更不必说那些没有能力获得合法的筹码又对游戏无比热忱的玩家。他们会利用所有自己拥有的资源，无论所谓的合法还是非法。他们原本也可能选择完全退出游戏。然而，在市场的诱导下，退出已经变得无法想象。

因此，在市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中，对那些无法实现欲望的玩家来说，解除他们的武装，剥夺他们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成为“通过商品诱惑整合社会”这个策略的必要补充。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曾经被认为是社会造成的，需要用社会的手段来解决。鉴于现在这场游戏的性质，它们却只能被重新定义为个体的犯罪。“危险的阶层”就这样被重新定义为罪犯阶层。于是，监狱逐渐取代了日渐萎缩的福利机构的职责，而且随着福利经费的不断减少，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取而代之。

越来越多的行为被归类为犯罪，但这并非消费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囊括一切的障碍。恰恰相反，这是其天然的副产品和先决条件。之所以如此，诚然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他们的资源无法匹配自己的欲望，在按照官方规则游戏时根本没有胜算）就是消费生活特有的“内在恶魔”的活化身。他们堕入贫穷，沦为罪犯，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残酷的命运，都是这种内在的恶魔作祟，并最终将他们引向毁灭。定罪成了特有的清洁工具——将消费主义诱惑中不可避免的有毒污水排入下水道，由此，身处消费主义游戏中的人就不必担心自己受到影响。如果这就是挪威伟大的犯罪学家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所谓的“监狱产业”[N. Christie（1993）Crime Control as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蓬勃发展的主要刺激因素，那么，在一个由消费市场激活和运营的、彻底去监管和私有化的社会里，放缓这个进程的希望可以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停止或逆转这个进程。

这种联系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充分。在里根-布什自由竞争的年代，美国的消费市场盛极一时。与放松管制、取消福利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警力和囚犯的不断增长。那些年里，为罪犯准备的监狱也更加严酷，这匹配了大多数表面成功的消费者（沉默或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快速增长的恐惧、焦虑、紧张、不安和愤怒。“内在恶魔”越强大，大多数人越希望严惩犯罪、伸张正义。自由主义的比尔·克林顿赢得了总统大选，他承诺扩张警察队伍，建立更安全的新监狱。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彼得·莱尼伯（Peter Linebaugh）是《伦敦死刑犯》（The London Hanged）的作者。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观察家认为，克林顿的当选要归功于广为人知的对一个智障患者里基·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的处决。克林顿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批准了他的死刑。两年后，克林顿的共和党激进右翼对手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因为他们让选民相信，克林顿在打击犯罪方面做得不够，他们会做得更多。克林顿的连任选举中，两党候选人都主张强大的警力，并对所有“依赖社会但侵犯社会价值”的人（这些人企图享受消费主义生活但没有对消费者社会的永续作出贡献）毫不留情施以打击。他们都力图在这个主张上压倒对手，最终克林顿胜出并获得连任。

1972年，时值福利时代盛极而衰之际，美国最高法院对死刑的判定是武断的、任性的，已经不适合服务于正义。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公众情绪。在后来的几个裁决中，1988年判定对16岁的少年执行死刑；1989年判定对精神障碍者执行死刑；最后，在1992年声名狼藉的赫瑞拉（Herrera）诉柯林斯（Collins）案中，法院裁定，被告可能是无罪的，但如果审判过程没有问题，符合宪法精神，仍然应该执行死刑。参众两院最近通过的犯罪法案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扩大到57项，在某些解释下，甚至可以达到70项。在一片鼓乐齐鸣声中，美国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建起了一座监狱，内置联邦最先进的行刑室，以及可容纳120名死囚的牢房。1994年初，共有2 802人在美国监狱中等待处决，其中有1 102位非裔美国人、33位少年。不出所料，绝大多数的死囚都来自数量庞大并持续增长的消费者社会的失败者队伍。正如莱尼伯所言，处决的场景“被政客们无所顾忌地用来恐吓日益壮大的底层社会”。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级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根据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说法，“较幸运的阶层对穷人的情绪是恐惧、愤怒和厌恶的混合物，但恐惧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H. J. Gans（1995）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p.75.]。事实上，只有身处真正的、强烈的恐惧之中，这种情绪混合物才可能在动机上和政治上发挥作用。被广泛宣传的穷人对于工作伦理的反抗，以及他们不愿意像大多数正常人一样辛勤劳动，已经足以引发普遍的愤怒和厌恶。如果再叠加犯罪率上升、暴力侵害他人生命和财产等惊悚信息，厌恶的情绪就会被恐惧淹没。对工作伦理的违抗除了在道德上令人憎恶之外，又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行为。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线。依赖救济的人是犯罪集团天然的温床，让人们依赖救济生存无异于支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