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保护穷人不受残酷命运的伤害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另一个道德问题取而代之，即保护正常人的权利和他们的正当生活，使他们避免来自卑贱街区或贫民窟的袭击。

如前所述，既然现在不工作的穷人已经不是“后备劳动力”，那么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以备在需要时积极参与生产，就失去了经济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没有道德意义。他们的福祉可能与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无关，却仍然与人类应有的道德情感、人文关怀以及人类社会的自尊紧密相关。甘斯在自己著作的开头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段话：

在现代历史的早期阶段，工作伦理在关联经济利益与托马斯·潘恩阐述的道德关怀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把穷人带进工厂去工作可能符合商品生产者和商人的利益（这些利益甚至可能为工作伦理的宣传注入了最大的动力），但它呼应了公众的道德敏感——他们对失业者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担忧、不安和羞愧。鉴于新兴的大规模工业似乎对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供应有着无尽的渴求，道德关怀可以在传播工作伦理的福音中找到一个合法又现实的出路。可以说，资本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有了一次历史性邂逅。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的工作伦理与公共道德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道德情感的出口，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立化”（adiaphorization）的有力工具。凭借这个进程中，道德谴责不再适用于道德上可憎的行为。

“中立化”进程中的一个行动，是宣布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或者说，让它免于道德评价，接受道德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的评价。是否遵守工作伦理的号召，现在成了检验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同情的标准。然而，在这种检验所针对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必然）无法达到这个标准。他们一旦失败，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排除在道德义务的边界之外。社会大众于是不再对他们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会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鉴于道德冲动的普遍性以及对人类苦难和屈辱的敏感性，这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永远不可能彻底扼杀道德冲动，所以彻底脱离道德义务也不现实。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当代最杰出的记录者理查德·卡布辛斯基（Ryzard Kapuściński）最近解释说，操持这些“慈善盛宴”的媒体运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R. Kapuściński（1997）Lapidarium III. Warsaw: Czytelnik, pp.146 ff.]。这些手段持续地作用，最终达到了效果。

第一，关于饥荒或者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新闻，总在暗示，在“电视中”的人们死于饥荒和疾病的那片遥远土地上，也诞生了“亚洲小龙”——虽然所有“小龙”加起来也不及亚洲人口的百分之一。它们传达了想要传达的：饥荒和无家可归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其他选项是存在的，然而他们缺乏勤奋和决心。字里行间的意思是，穷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可以像“亚洲小龙”一样，选择勤奋节俭的生活。

第二，这些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这个策略有两个效果：贫困的真实规模被降低了（全世界有8亿人长期营养不良，但约有4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中），今后的任务也被局限在帮助饥饿的人寻找食物。但是，正如卡布辛斯基指出的，这种对于贫困问题的表述，比如最近《经济学人》在“如何养活世界”的标题下对世界贫困问题的分析，“非常恶劣地贬低了——实际上是否认了——我们声称需要帮助的人的人性”。“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存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这些都是饼干和奶粉无法解决的。卡布辛斯基还记得，他在非洲乡村游荡时遇到的孩子“不是向我乞讨面包、水、巧克力或玩具，而是乞讨一支圆珠笔，因为他们上学时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写作业”。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媒体展示的可怕画面与受指责违背工作伦理的穷人困境之间的联系，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被展示的是受苦的人和他们遭受的饥饿，但无论观众如何睁大眼睛，都无法在画面中找到任何工作器具、可耕作的土地或牲畜。在一个不需要更多劳动力的世界里，工作伦理的空洞承诺和这些用于宣泄道德冲动的人所处的困境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工作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无伤，准备再次扮演鞭子的角色，把本土的穷人赶出他们徒劳寻求的福利国家的庇护。

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除了缓解不断积累的道德感情外，其长期的影响是：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撇清与战争、屠杀的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听到轻描淡写的声音叙述着杀人武器正被使用。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我们炫耀着订单，为自己的竞争力感到自豪，这是我们所珍视的繁荣的命脉。一个人造的咎由自取的景像沉淀在公众意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贫民街区”和“危险区域”的形象，一个夸张的黑帮，一个没有道德无法救赎的低等人的世界。把他们从自己酿造的苦果中拯救出来只能短暂有效，长期来看则注定失败，所有抛出的救命索必然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

于是，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工具“中立化”展现了自己的价值：清醒、理性地计算成本和收益。在这些人身上花钱等同于浪费，所有人都同意，浪费是不能接受的。遭受饥荒的人不能作为道德对象，我们的立场也不是道德问题。道德只为慈善盛宴而存在——那些怜悯和同情的浓缩物爆炸产生的宏大的、稍纵即逝的场面。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独有工作伦理除外。它是经济规则能容忍的唯一变体。工作伦理不是一味追求利润和竞争力的敌手，而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世界上的富裕阶层来说，工作伦理是单向的。它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特别是，它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于是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

现在，工作伦理令“依赖”这种想法名誉扫地，依赖逐渐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赖性，问题被提升到自我延续的文化高度，这是去除福利国家体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场反对依赖的圣战中，道德责任第一个被波及，因为“他者”的依赖就是自身责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行动的基础假设。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