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不应该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modernity）之路”。如果那样，它就变成了一系列“变得更现代”的行动。一旦这些任务完成，现代化就戛然而止。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传统主义）生存方式。那些生存方式大体上主要致力于社会的持续再生产，最好形式上不要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化都被看作是一个有期限的过程或任务，一项“有终点线”的事业。这与其内在的自我推动趋势是相悖的。赋予它的任务是清理历史遗留的众多不完善、不协调、不健全的东西，使其达到一个不需要进一步修正（更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形式。比如，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总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并一直持续下去。届时，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会打破平衡。因此，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逻辑违背了人们的期望。资本主义初期，其动力来自征服并殖民“处女地”——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可以改造的“处女地”所剩无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把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这个过程最近被概括为一个新潮的概念：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这个重要转变让人们留意到一直存在却又一直被疏忽的现代创造力的特点：它的破坏性。

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可以真正从零开始——尽管那些“处女地”被入侵和殖民之前被断言“一无所有”，以（错误地）开脱殖民者的行为。当需要治疗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医源性的，即病症是治疗本身的副产品，当重组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重组的产物，是过去破坏性喧嚣的恶报时，幻觉就不再能够维系。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近年来商业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间歇性体系重塑”（discontinuous reinvention of institutions），将其破坏性的行为隐藏在“再造”（reengineering）[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p.47-51.]这个令人得意的名称之下。桑内特说：“关于再造，最显著的事实是工作岗位的缩减”。他引用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的话说：再造意味着“少花钱多办事”。以美国为例，在不超过15年的时间里（1980—1995年），再造的主要受害者——“被精简”的工人的数量至少达到了1 300万，实际上很可能多达3 900万。如今，术语“再造”已成为“更高效率”的代名词，“让人联想到通过与过去决裂而实现的更紧密运营”。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人们对“再造”的热情很容易理解：“精简”预示着立即削减开支，“股东的短期回报极大地激励了这个信誓旦旦的表述掩盖的乱象”。于是，“有效可行的商业被破坏和弃置，有能力的员工被解雇而非获得奖励，只因为组织必须向市场证明它有能力改变”。

对人的“精简”意味着更多的过剩。就人而言，那些制造出来的过剩构成了“再造”的主要“废弃物”。为了生存，公司必须向股东证明投资是有回报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侵略和征服，有能力“创造性地破坏”，就像“处女地”充沛的殖民时代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兼并，这种兼并有时是友好的，但大多数是恶意的，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剥离”“精简”“外包”和大规模（自愿或不自愿的）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