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并不奇怪，让我重复一遍，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当某种特定的生存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可以看到，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穷人还是能够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和保障社会规范有效运作的努力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每个社会都根据自己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模式，塑造出不同的穷人形象，对穷人的存在作出不同的解释，为他们找到不同的价值，并制定不同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

在挖掘穷人的价值方面，前现代的欧洲比现代做得更好。那时的穷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在之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作为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和目的。穷人确实受苦，但他们的苦难是对原罪的忏悔，是得到救赎的保证。那些更幸运的人可以帮助、救济这些穷人，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救赎。因此，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褪去宗教光环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因为存在而享有权利，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合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享有权利。最重要的是，与前现代的欧洲相比，这个现代性的勇敢新世界有自己的规则，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它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尖锐的理性审视之下，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它的权威。这个世界拒绝“逝者凌驾于生者的力量”，拒绝传统、传承或习俗的权威。秩序和规范取代了神圣的存在之链的构想。与后者不同，秩序和规范是人类的产物，是有待人们通过行动实施的设计——它们尚未建造完成，并非人们已经找到并安然遵守的东西。如果遗留下来的现实与规划好的秩序格格不入，那现实就是错的。

于是，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指引起人们不适的东西，总能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它的冲动）。穷人是秩序的障碍和威胁，也违背了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险。一方面，既然他们的贫穷不再是天意的裁决，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谦卑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有各种理由抱怨和反抗那些更幸运的人，指责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贫穷。另一方面，古老的基督教慈善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负担，是无意义的财富消耗。把财富分享给那些得不到命运眷顾的人，曾经是一种对于来世的明智投资，但它“不合情理”，当然也就不符合现世的社会逻辑。

很快，穷人又带来第三个危险：那些温顺接受神的旨意不再努力摆脱苦难的穷人，根本不愿从事工厂的工作，一旦他们习惯并视为“天生”的微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不愿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初期的工业社会常常困扰于劳动力短缺，那些甘于现状的穷人是工业时代企业家的噩梦：他们对稳定的工资不感兴趣，一旦有了足以度日的面包，就不愿意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役。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G. Himmelfarb（1984）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London: Faber & Faber, pp.25, 79 ff., 193.]。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因此，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贫困，把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接受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苛刻，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深恶痛绝，它们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严格地说，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说教是多余的，把穷人带到工厂车间的并非他们的道德冲动。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能够成为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事实上，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工作伦理，习惯了以工作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由此，选择工作伦理作为工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时的观点分为两派，有些人视穷人为洪水猛兽，另一些人则以道德、良知、同情心为指引。然而，在工作伦理这个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完全一致。一方面，约翰·洛克（John Locke）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以消除穷人与生俱来的“放纵”和“懒惰”：把穷人的孩子关在贫民学校里培训他们从事正规的工作，把他们的父母关在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哀叹穷人“悲惨、可怜、不幸、软弱、无用”的约瑟亚·柴尔德（Josiah Child），也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

工作是“人对上帝的责任”这则观念暗示了，把穷人限制在贫穷状态是一种道德要求。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忙不迭地立即证明，当工资保持在低水平的时候，“穷人会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生活得更好”，而他们领取高工资时，他们就迷失于无所事事和聚众闹事。

杰里米·边沁，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改革家、现代智慧的代表（他的主张被当代有识之士一致称赞为“卓越的理性，极具启发”），进一步得出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要对付善变又愚蠢的穷人，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他建议建造500间房屋，每间房屋容纳2 000个“累赘的穷人”，由专人全权负责，不间断地监视。按照这个方案，那些“人类的垃圾、糟粕”、没有明显生活来源的成人和儿童、乞丐、未婚母亲、不守规矩的学徒等，都应该被抓起来，关进这种强制劳动的场所，他们将在那里“变废为宝”。对于来自自由派的批评，边沁愤怒地回击：“你们说这是侵犯自由，我的回复是：我们侵犯的是作恶的自由！”他认为，身处贫穷的事实就说明穷人并不比不守规矩的孩子更有资格获得自由。他们不能管理自己，只能被管理。

洛克、杨格和边沁等人（揣着处女地上探险家那样的勇敢和热情）关于穷人的哲学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被广泛接受。在那之后，许多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今天，很少有人会以同样傲慢的坦率冒险陈述这种哲学的原则，否则定然引起一片哗然。然而，这种哲学已经在很大程度影响了面向穷人（如果失去援助，他们就无法生存）的公共政策。如今，在反对“寄生虫”“骗子”和“救济金蛀虫”的每一次运动中，在反复强调的提高工资可能导致“失去工作”的告诫中，我们都能听到它们的有力回响。这种哲学的影响最强烈地体现在，尽管存在大量的反面证据，人们还是顽固地认为废除普遍的以工代赈是造成贫困的首要原因，解决贫困问题应当着力于引导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若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公共政策，那就是：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表象：今天的穷人保留着工业化时代初期赋予他们的职能——后备的劳动力。这种定位使人们对那些“未服役者”的操守产生了怀疑，并为他们明确指出“归队”（从而恢复因逃避服役而破坏的秩序）的途径。然而，问题在于，曾经用于把握和阐述工业时代初期现实的哲学，已经迷失在工业时代末期的现实之中。这种哲学曾致力于建立新秩序，却慢慢地变成了烟幕，掩盖了穷人前所未有的新困境。把穷人塑造成后备劳动力的工作伦理，在诞生时是一种启示，在死后却变成了一种掩饰。

把穷人培养成未来的劳动者，曾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意义。它促进了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完成了“社会整合”的任务——秩序维护和规范管理。然而，在“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这两种意义都不成立了。现在的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它已经学会了在减少劳动力及成本的同时增加利润和产出。同时，对规范和“社会纪律”的服从，主要是通过商品市场的吸引力来保证，而非通过国家管理的强制力和圆形监狱网络管理之下的训练来保证。在经济和政治上，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无需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工业劳动就能够茁壮成长。实际上，穷人不再是后备劳动力，工作伦理的呼吁越来越虚无缥缈，与当今的现实脱节。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穷人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信用卡和美好前景，他们达不到要求。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吸入任何靠近的东西，吐出的只有麻烦。体面、正常的社会成员，那些消费者，他们对穷人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期待。穷人是完全没价值的，没有人（真正有身份、有话语权的人）需要他们。对穷人应该零容忍，没有他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没有人需要他们，所以他们最好不存在。他们可以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会因此懊悔或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