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穷人和底层人士来之不易的胜利。如果确实是穷人的斗争迫使卑斯麦、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贝弗里奇这么做的话，那只是因为穷人还有很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还有重要的价值，对生产者社会仍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除此之外，福利国家是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手段，使劳动力达到能够售卖的水平，并在劳动力需求重新回升时将其推向交易市场。国家承担了这个重任，因为资本家不愿意也无法负担这种再商品化的成本（无论是单独负担，还是联合起来）。考虑到工业就业的双重（政治上和经济上）作用，福利国家能使闲散的人重新工作，在这个环境中，它是一项明智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它越来越像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在无端浪费纳税人的钱。

由此，福利国家的全面衰退也就不足为奇。只有极少数国家的福利体系还完好无损，或者说去福利国家的进程较为缓慢。这些国家受到当下主流经济体的指责和嘲笑，认为它们轻率、守旧。它们也受到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的警告，比如，挪威就多次被警告“经济即将过热”，可能引发其他新的危机。苏联解体后，那些东欧、中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也被明确告知，脱离过去遗留的社会保障机制是获得外国援助的必要条件，也是被承认为“自由国家”的必要条件。当前摆放在政府面前的选择，要么是欧洲式高速上升的失业率，要么是美国式快速下降的底层阶级收入，但这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

美国引领着世界去福利化的浪潮。过去的20年里，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总收入下降了21%，而收入最高20%家庭的总收入则上升了22%[参见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洛伊（Lynn Karoly），引自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31 March 1996.]。劫贫济富的收入再分配以不可阻挡的速度进行着。最近得到了四分之三国会议员热情支持的大幅削减福利支出，用比尔·克林顿的话说，是“终结众所周知的福利国家”。这使得贫困儿童的人数从2006年的200万增加到500万，被剥夺所有社会援助的老弱病残人数成倍增加。卢克·华康德认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再是消除贫穷，而是缩小穷人（官方认定的有资格接受援助的人）的数量：“这种细微的差别很重要，就像昔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是一个死的印第安人那样，今天‘好的穷人’是隐形的穷人，他们不造成负担，没有任何要求。简而言之，就像不存在一样”[L. Wacquant（1996）Quand le président Clinton ‘réforme’ la pauvreté, 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可以想象，如果穷人试图捍卫福利体系的残存，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谈判的筹码，无法传达自己的声音，更不可能给对手造成威胁。他们尤其没有任何能力来打动社会上的普通公民，大众受到了政客的蛊惑，他们被劝说不要因为内心的冲动投票，而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投票。

不过，这个假设很难得到验证。穷人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困境，即使他们关心，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他们的愤怒和付诸行动的决心。他们的苦难无疑像所有时代穷人遭受的苦难一样，但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没有试图把自己的苦难重新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或者这种尝试已经失败。泽维尔·艾曼纽利（Xavier Emmanuelli）[X. Emmanuelli（1997）La maladie du lien, Le Monde, 15 April.]最近解释了穷人这种令人震惊的平静：

大规模“放松管制”的时代，政府从规范管理中逐渐撤离，秩序的建设仍在继续（而且速度还在加快），但政治权利所倡导的秩序和规范的整体愿景却不见了。社会的每一个单位，无论大小，都在努力（至少是被推动着）把自己的小部门或社会相互依存的复杂网络的一部分塑造成社会希望的模样——这种无处不在的“再造”产生的“人类废弃物”被驱逐到一个无人负责、无人监护的虚空地带。这个新的“无人区”中，被驱逐的人或过剩的人被遗弃在法律和道德义务的领域之外。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人们首先需要把握现在，但新穷人显然对此无能为力：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被驱逐者”没有要求，也没有计划，不重视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作为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既然他们在别人眼里如同不存在，逐渐地，他们在自己眼里也不复存在。

如今，穷人的苦难不再能汇聚成一项共同的事业。每一个有缺陷的消费者都在孤独中舔舐自己的伤口，最多只能与他们尚未破碎的家庭为伴，与同样没有资源的朋友为伴。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感觉自己被抛弃，一旦他们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独行者。他们不知道社会能帮上什么忙，也不期望能获得帮助，他们只能指望通过彩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那么，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首先，要把穷人从消费者的勇敢新世界赶走，把他们从街道赶走，从公共场所赶走。如果他们碰巧是新来的，证件都不齐全，那就再好不过，可以把他们驱逐出境，从而把他们从社会的义务中完全驱逐出去。如果找不到驱逐出境的借口，他们仍可能被流放到遥远的监狱或集中营，最好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在远离航线的落锚船上，或在高科技、全自动化的牢狱中——在那里，他们见不到任何人，即使是狱警也不可能经常和他们见面。

为了使物理隔离万无一失，人们还可以用精神隔离加强效果，把穷人从道德同情的世界中彻底驱逐出去。在把穷人驱逐出街头的同时，还可以把他们驱逐出整个人类社会，驱逐出道德责任的世界。这是通过改写故事实现的：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穷人可以作为“嫌疑惯犯”，一旦日常秩序中出现问题，他们就成为公众追捕的对象。穷人被描绘为懒散、罪恶、缺乏道德标准的人。媒体与警方欣然合作，向追求耸人听闻的公众展示犯罪、毒品、滥交等“犯罪分子”的丑陋画面，而穷街陋巷正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于是，贫困问题首先是（也许仅仅是）法律和秩序问题，人们应该以应对其他违法行为的方法来对待贫困问题。

脱离了社会群体，脱离了公众关注，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总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摆脱那些纯粹的麻烦，就像擦拭美丽风景中的污斑，或是抹去有序世界、正常社会之画布上的污点。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提醒我们，当道德考量被彻底压制，同情心消亡，道德的障碍被拆除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容我补充一下，这种暴力是在人们的沉默中实施的。人们自认为是正直的、有道德的，却认为那些暴力的受害者没有理由成为自己同情的对象，因为他们早被踢出了人类大家庭。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G. Bateson（1973）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alladin Books, pp.436-437.]。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炸性混合物。很多人会死于这场爆炸，而最醒目的牺牲品是躲过这场劫难的幸存者的人性。

我们没有站在那里——尚未站在那里，但凶兆已经显现。我们别把它当作又一个末日预言，在经受检验之前就早早忘却，以免未来不得不一次次反思今天，为没有留意到的征兆而遗憾。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上到处都是未能成为现实的不祥预言。但是，因为缺少警告或对警告不以为然，历史中也发生了很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现在和过去一样，选择权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