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个公平的世界。

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

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走出很远，几次回头，老妪树一样立在原地，越来越小的一个黑点，倏尔不见。

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许多歌手朋友听。

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个中有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过个唱、拥有百万歌迷，有些登上过音乐节主舞台、办过全国巡演，有些驻唱在夜场酒吧，有些打拼在小乐队中，还有一些卖唱在地下通道里。

我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最特殊。

（一）

临沧，滇西南的小城，位于北回归线上，此地亚热带气候，盛产茶叶、橡胶、甘蔗。

最后一个回答我那个问题的兄弟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给他取名时并未引经据典，只是随口起了一个最常见的名字：

阿明。

短暂的童年里，阿明是个不怎么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儿。

没办法，世道艰辛，家境困难到对阿明无力抚养，一岁时他刚断奶，便被寄养到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对阿明疼爱有加，某种意义上，几乎代替了爸爸妈妈。

阿明在外婆家长到七岁，才回到自家村寨上小学。

刚念了一个学期的书，家破了。

父亲嗜赌成性，输光了微薄的家产，母亲以死相挟，父亲死不悔改，家就这么散了。

阿明只上了半年小学便辍学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背熟拼音字母表，便被母亲再次送回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已年迈，多恙，繁重的体力活儿干不了，仰仗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操持，一家人勉强谋一个温饱。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个无知的舅舅穷极生胆铤而走险，犯了抢劫罪，锒铛入狱。

照料外公外婆的义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阿明身上，他当时刚刚高过桌子。

家里最重要的财产是一头牛、一头猪和十来只鸡鸭。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阿明起床，早饭后他会把牛赶到很远的山坡上去放，牛在山坡上四处觅草吃的时候，阿明钻到潮湿的山坳里寻找喂猪的野草。

家里养的鸡鸭不能吃，蛋也不能吃，要用来换油盐钱，阿明心疼外公外婆没肉吃，常常在打完猪草后跑到梯田里套水鸟。

套水鸟不麻烦，将马尾拴在木棍上制成一个小陷阱，放在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待君入套即可。麻烦的是设置机关和寻找水鸟经常出没的路线，这常会耗去大半天的时间，阿明往往直到天黑后才返家，常被外婆责骂，骂完了，外婆抱着他，一动不动的。

水鸟肉少，煺毛开膛后，能吃的不过是两根翅膀两只鸟腿，筷子夹来夹去，从外公外婆的碗里夹到阿明的碗里，又被夹回去。

昏黄的灯光下，三口人推来让去，不怎么说话。

家境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阿明也再没回到学校，放牛、喂猪、打水鸟，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一年一年长高，憨憨的，懵懵懂懂的。

山谷寂静，虫鸣鸟鸣，阿明没有玩伴，早早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他自己给自己唱歌听。瞎哼哼，很多民间小调无师自通，越唱越大声。

野地无人，牛静静地吃草，是唯一的听众，阿明七唱八唱，唱出了一副好嗓子。

15岁时，阿明基本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他和外公外婆去帮寨子里一户农家插秧。傍晚收工时，第一次拿到了五元的工钱，旁人发给他的是成年人的工钱，不再把他当个孩子了。

他高兴之余，猛然意识到：终于长大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赌鬼父亲，他来探望阿明，嘴里喊“儿子”，眼里看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力。一番软磨硬泡后，阿明从外公外婆家被拽回了父亲的家。

他身量虽高，心智却小，进门后看着凋敝的四壁，破旧不堪的家具，心中一片迷茫，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来，陌生的兄弟俩盯着对方，沉默无语。

弟弟走过来，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吃的东西，阿明傻站着，任凭他掏。

傍晚，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走进家里，是刚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哥哥。

哥哥不用正眼看他，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没什么话了，阿明使劲回忆，他吓了一跳，哥哥的名字为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外公外婆家不同，没人往他碗里夹菜，筷子伸得稍慢一点儿，菜盘子就见了底。阿明想到自己离开后外公外婆再没水鸟肉吃，心里狠狠被揉搓了一下。

席间，父亲一直和哥哥探讨着阿明工作的问题，他们不避讳，也不在乎阿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理念朴素得很：你是这家的人，你既已长大，挣钱养家就是天经地义。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开始带着阿明到建筑工地干零活儿。搬砖筛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需要体力，阿明小，还没学会如何偷工省力，他肯下力气，工资从一天5元涨到了15元，一干就是半年，手上一层茧。

2000年元旦的夜里，建筑工地赶工，加班加点，阿明站在脚手架间迎来了新千年。

哥哥和一群工友走过来，把嘴上叼着的烟摘下来递给他，说：过节了，新世纪了呢……

阿明只上过半年小学，并不明白什么叫作新世纪。

远处有礼花，有炸开的鞭炮在一明一暗，建筑工地上噪音大，远处的声音听不见。阿明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过节了，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工友们奇怪地看着他，没人搭腔，哥哥哂笑了一下，越过他，走开了。

阿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嘴唱了一句，水泥车轰隆隆地响，迅速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他抬手，吞下一口烟，然后呛得扶不住手推车。

阿明15岁，第一次抽烟。

（二）

15岁到17岁，阿明在建筑工地里从零工干到泥水匠。

一天，父亲说远处有一个工程给的工价很高，每天可以拿25～30元的工钱。父亲说阿明你去吧，好好干。他帮阿明打包了行李，把他托付给工友，送他坐上汽车。

车开了整整两天后，停在了一个酷热无比的地方。

缅甸。

阿明他们所在的工地位于缅甸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此地闻名于世。

人们叫它“金三角”。

这片地区属于佤邦，毗邻的还有掸邦和果敢。

阿明第一次出远门，去的不是繁华的都市，而是比家乡还要贫穷落后的地方。那里的城镇不大，每过几个路口就会有一家小赌场，不管白天黑夜，赌场周围都会有一些站街的缅甸妇女，吆喝着过往的男人，她们喊：10元一次。

其中有人拽住阿明的胳膊喊：5元也行……

刚到缅甸的时候，工头便告诫：佤邦的法律和中国的不一样，千万不能偷盗，此地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小偷要么被囚禁一辈子，要么被就地击毙！

阿明一直以为这是危言耸听，直到后来，一个工友因为欠了小卖部两条烟的钱没能偿还，被当地武装分子荷枪实弹地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工头说，这次的工程是给佤邦政府修建一座军校，配套建筑包括宿舍、球场、食堂、教室、浴室、枪械库以及地牢。

军校的修建地址远在离小镇十多公里的深山，在小镇里停留了三天后，阿明挤在拖拉机上去往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时逢春季，路途中不时会看到一些鲜艳的花朵，红色、紫色、白色的花朵成群成片地镶嵌在深山之中，阿明忍不住伸手去摸，同车的人说，漂亮吧……罂粟花。一阵风吹过，花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山谷，阿明缩回手，屏着呼吸，心里打鼓一样地怦怦跳，他在家乡见过很多吸食毒品的人，没一个人有好下场。

同车的人都笑他，他们都以为这个年轻人已经20多岁了，没人知道他还未满18岁。

搭完简易工棚后，紧锣密鼓的工程开始了。

缅甸酷热，下同样的力，比在国内时出的汗要多得多，人容易口渴，也容易饿，每天收工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最难熬的，胃空的时候会自己消化自己，抽搐着痛。一天收工吃晚饭时，阿明发现桌子上多了一道野菜，好多工友都没见过这道野菜，不愿意下筷子。其中一个年长的工友带头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说：这不就是罂粟苗嘛！

看他吃得满不在乎，阿明也试探性地夹了一点儿放到嘴里轻轻咀嚼，发现味道还不错。

年长的工友说：吃吧，没事。他比画着说：等长到这么高的时候，就不能吃了，有毒性了，会上瘾的。

阿明嚼着罂粟苗，心里不解，明明幼苗时是没毒的，为什么长大后却会那么害人呢？

佤邦的夏天是最难熬的，强烈的紫外线夹杂着原始森林的水蒸气笼罩着谷地，闷热得想让人撕下一层皮。

汗水浸透的衣服磨得身上煞痛，众人都脱光了衣服干活儿，到晚上冲凉时，个个后背刺痛难耐，这才发现背上的皮肤已被大块晒伤，这真是件怪事，阳光明明是从树叶间隙投射下来的，居然还这么毒辣。

睡觉前，大家互相咒骂着帮对方撕去烧伤的皮肤，接下来的好多个晚上，每个人都只能趴着或侧着睡觉，半夜忽然听到一声怪叫，指定是某人睡梦中翻身，碰着背部了。

刚修建完军校的地基，著名的缅甸雨季便像个喷嚏一样不期而至。

这里的雨风格诡异，一会儿一场暴雨，一会儿又艳阳高照，颠三倒四，变脸一样。

在阿明的记忆里，雨季无比漫长，因为没有事情做。

下雨时无法施工，工友们都聚在工棚里喝酒打扑克或赌博，阿明没钱赌博，更不喜欢在汗臭味里听那些黄色笑话，于是戴上斗笠，穿上蓑衣，独自到附近的森林里采摘一些山毛野菜。边采边和着雨声大声唱歌。

这里除了雨水、树木就是菌子，鬼影都没一个，没人笑话他的歌声。

雨季是野生菌生长的季节，佤邦的野生菌品种足有四五十种之多，但能食用的不过十多种，幸好放牛时的旷野生活教会了阿明识别各种野生菌，能食用的、可以入药的、含有剧毒的，他总能一眼辨出。

雨季的缅甸，让阿明莫名其妙地找回了童年时牧牛放歌的生活，他乐此不疲，渐渐养成了习惯，只要一下雨，立马迫不及待地出门。

他经常能采到足够整个工地的人吃一顿的野生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采到鸡。

鸡是野生菌中味道最鲜美的，贵得很，一斤鸡的价格等于三斤猪肉。

鸡的生长也是所有菌类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这一点，阿明从小就有体会。

七八月份，每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都会让年幼时的阿明兴奋异常，次日天明，外公总会带着他上山找鸡。祖祖辈辈的传说里，鸡是依附雷电而生的精灵，只有在雷雨过后，鸡才会从土里钻出来。

这真是一种浪漫的说法，天赐神授的一样。

但事实或许没有这么浪漫，确切地说，鸡是由白蚁种植出来的。

在每一片鸡下面的土层里都会有一个蚁巢，有经验的挖菌人在挖鸡时都会很小心地尽量不去伤到蚁巢，因为在下一场雷雨来临时，相同的地点上，鸡还会准时长出来。

外公和阿明总会记录下每一片鸡的生长日期和地点，慢慢积累得多了，他们每年都会因此而得到不少的收入。

外公常说：多挖点儿，换成钱攒起来，将来给咱们阿明娶媳妇啊。

缅甸的鸡和云南的没有什么区别。

雨林里，阿明挖着鸡，唱着歌，想念着外公外婆，身上和心里都是湿漉漉的。

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哭一会儿。

然后接着挖。

（三）

有时雨一下就是数天，天气怎么也没有要放晴的迹象，阿明便会步行十多公里去小镇上。

沿途的罂粟花有的还在盛开，有的已经结果，有的被风雨吹得东倒西歪，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明搞不懂它们到底有多长的花期。

在连续大雨的浸泡下，简易公路早已泥泞不堪，时而山体滑坡，时而泥石流，除了坦克，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能在这里行驶。帆布鞋已糊上了厚厚的黄泥，每迈出一步都无比吃力，阿明把鞋脱了提在手上，光着脚走到小镇。

镇上有两千多户人家，有佤族人、傣族人、缅族人和一些到此谋生的华人。

佤族人和傣族人阿明不陌生，中国也有，缅族人则比较陌生，他们的肤色比佤族人还黑，说的语言阿明完全搞不懂。

好玩的是，这里明明是外国，当地人却大多会用云南方言交流，汉语是官话，手机也能收到中国移动的信号，能拨打也能接通。

镇上有一所小学，汉语老师是从云南聘请过来的，据说小学文化的人就可以在这里当老师了，且颇受尊重。阿明遗憾地琢磨：可惜，我只念了半年小学。

小镇上还有几家诊所，也都是华人开的，都没什么医疗资质，主要医治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但是他们必会的技能是医治一种当地叫“发摆”的常见病，热带雨林瘴气重，发病迅猛，分分钟要人命。阿明陪着工友来医治过一回，亲历过一遭人在鬼门关打转的情形。

镇上还有几家三五层楼的旅馆，主要接待过往的商人、赌客和嫖客。

长期住旅馆的妓女是极少的，她们大多住在赌场后面用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房里，也在那里接客。个中不乏容颜姣好的华人女子，据说有些是被拐卖来的，也有些是因种种缘故欠赌场的赌资，被扣禁在此卖肉还债，不论哪种情况，她们的命运都已注定：接客接到死。

镇上还有三四家录像室，这是阿明徒步十公里的动力。

录像室主要播放港台枪战片和古装武侠连续剧，可容纳二三十个观众，门票两元。只要买了门票待在里面不出来，就可以从下午一直看到凌晨。

阿明光顾录像室，主要是为了听每部影片的插曲、片头曲和片尾曲，偶尔片子中间有大段的歌词配乐，他总是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一字一句地用心记下歌词。

偶尔，不耐烦的老板把片头片尾快进掉，阿明总会跑过去央求，老板奇怪地打量这个黑瘦的年轻人，搞不懂怎么会有人爱看演职员字幕表。

他陶醉在零星的音符片段里，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神奇的人，这些好听的曲调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他们唱歌怎么都那么好听？他们一定都是上过学的吧，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都会在他们唱歌时，带着微笑倾听。

当年的录像大多已经开始有字幕，阿明一边看录像一边看字幕，莫名其妙地识了许多字，拜许多港台片所赐，他居然认识了大量的繁体字。

云南临沧的乡下孩子阿明的基础语文教育，是在缅甸佤邦的录像室内进行的。

阿明的生理卫生教育，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凌晨的录像室观众最多，因为这时老板会播放一些香港三级片，有时候也放毛片，痴汉电车东京热，都是日本的。

赶来看毛片的大多是在附近干苦活儿的工人，每个人都屏着呼吸捕捉屏幕上的每一声呻吟，有些人抻着脖子一动不动，有些人的手伸在裤裆里，一动一动。看了一整天录像的阿明往往在这个时候沉沉睡去，有时候，有些三级片多插曲，他又从睡梦中睁开眼睛。

阿明在佤邦待满一整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此生的第一份惊喜。

老天送了他一份礼物。

一天中午，阿明干活儿时尿急，还没来得及洗去手上的水泥沙灰，便跑到一旁的草丛里撒尿。刚准备滋的时候，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一个醒目的东西，他一边滋尿一边走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随身听。

四下举目一看，没什么人影，低头仔细端详，污渍斑斑，貌似已经躺在这里很久。阿明把这个宝贝带回了工地，随身听里有一盘磁带，好神奇，连日的雨居然没让这台小机器失灵。阿明把随身听弄出声响，里面传出叽里咕噜的缅甸歌曲。阿明猜想，这大概是一个缅甸哥们儿在附近瞎逛时把它遗失在了草丛里。

可奇怪的是，这种荒郊野岭，怎么会有人跑来闲逛？

工地太偏远，没有收音机信号，随身听的收音机功能基本作废，看来只能听磁带。阿明剪开自己最好的衣服缝了个装随身听的口袋，然后抱着这只从天而降的宝贝，徒步去小镇。

怀里抱着宝贝，脚下缩地成寸，不一会儿就到了。

正逢小镇赶集。

佤邦赶集的方式和老家一样，每隔五天，山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交易。

交易的物品繁杂，各种山毛野菜，各种低廉的生活用品，水果、蔬菜以及猎人捕获的猎物。以前每逢赶集，阿明都会去看看猎人捕获的各种野生动物，有麂子、穿山甲、野鸡、蛇、猴子、鹦鹉，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动物，但这次，他在集市里寻找的是那个卖录音机磁带的湖南人。

那个湖南人曾撵过阿明。

他的摊位上有个大喇叭，放的是震耳欲聋的各种流行歌曲，阿明曾站在喇叭前一动不动地听了几个小时，湖南人吼他：不买就走远点儿，有点儿出息，别跑到我这里白听。

阿明赔笑：让我再听一会儿吧，你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

湖南人走出来，拤着腰看他，伸手推了他一个趔趄。

阿明不怪他，背井离乡到此地的人，有几个真的过得舒心如意？

今时不同往日。

阿明蹲在地摊前选了一堆磁带，大陆校园民谣、台湾金歌劲曲、香港宝丽金……他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活到18岁，这算是阿明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他找不到人分享这份喜悦，抬头冲湖南人傻笑。

湖南人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送了他一副国产耳机。

自从有了随身听，阿明的生活不一样了。

每天回到工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歌，随身听藏在枕头下面，揭开一层雨布，再揭开一层塑料布，随身听躺在衣服裁剪而成的布包里，擦拭得锃亮。

亟亟地插上耳机，音乐流淌的瞬间，全身的血液砰的一声加速，呼吸都停顿上几秒，太舒服了，工棚几乎变成了宫殿。

工棚是刚来时搭建的，山里砍来的野竹子砸扁后拿铁丝和钉子固定，这就是墙壁了，上面搭石棉瓦当屋顶。

竹子墙壁多缝隙，夏天穿堂风习习，倒也凉快，只不过风穿得过来，蚊子也穿得过来。缅甸的蚊子大得能吃人，天天咬得人气急败坏却又束手无策。人不能静，一静，蚊子就落上来，睡觉时也必须不停翻身，这里的蚊子作息很怪，白天晚上都不睡觉，作死地吸血。

阿明听磁带时很静，音乐一响，他就忘记了身上的痒痛。

他耳朵里插着耳机，腿上插满蚊子的尖嘴，两种不同的尖锐，轻轻针刺着他18岁的人生。

歌曲太多情，阿明开始失眠。

午夜他捧着随身听站在竹窗前，极目所望，苍茫漆黑的森林，无边无际。

心情跟着耳中的歌词一起跌宕起伏，他已成年了，眼耳口鼻舌身意都健全，虽然没上过学、没读过书、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好友，但别人该有的情绪情感他都有，且只多不少。

不知为何，一种无助感在黑夜里慢慢放大，让人想要放声痛哭。

他品味着随身听里凄苦的歌词，想想自己的当下，他拿在录像里看到的重罪犯人和自己比较，一个被发配到采石场搬运巨石，鞭痕累累，一个被桎梏在热带雨林里，从日出干到日落，晒得跟非洲鸡一样。

就这么和泥、搬砖、切钢筋过一辈子吗？

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

那些能把声音烙在磁带上的歌手，他们都是怎么活的？

多么美妙，把唱歌当工作，靠唱歌养活自己。

我要怎样去做，才能像他们一样，一辈子靠唱歌去生活？

工友们都已入睡，酸臭的体味阵阵，酣睡声中夹杂着蚊子的嗡嗡声。

一种夹杂着愤怒的动力在阿明心底翻滚。

他翻出磁带里面的歌词，咬牙切齿地对照着随身听里的歌声一字一句学习认字。没有课本和老师，磁带里的歌者就是课本和老师，石子划在竹子墙壁上，这就是纸和笔。

下一个雨季来临时，整整一面墙的竹子已被阿明由青划成白，经过无数次的书写强记，阿明已经可以不用听随身听就能把歌词读出来了，几十盘磁带，几百首歌词，他读写无碍。

工友们漠然看着他的自习，该打牌的打牌，该赌博的赌博，该睡觉的睡觉，没人发表什么意见，像一片随风摇摆的植物在看一只丛林中觅食的动物。

（四）

工程快接近尾声时，阿明被安排去修建地牢。

地牢修建在山坳最低处，四周悬崖，上面灌木茂密。

光地基就挖了一个多星期，采石队从远山炸来许多巨石，拖拉机运到这里，四人一组，拇指粗细的铁链捆住巨石一一抬到指定地点，阿明磨破的肩膀长出了老茧，巨石让他自此一肩高、一肩略低。

耗时两个多月后，地牢初具规模。

阿明站在这个直径10米、深15米的地牢里，抬头仰望天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猛然袭来，四周墙壁光滑，空无一物，地底的暗河里透来阵阵寒流，小吼一声便会发出巨大回响。

真的有人将被终身囚禁于此？

他爬出地牢，一刻都不愿待在这里，打心里盼望工程早日结束，期望能领全工资然后早点儿离开。工头不放人，说工程还没完，他开玩笑吓唬阿明说：你要是现在跑了的话，就把你抓回来扔进去。

虽是玩笑，却让人心悸。

又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地牢正上方修建了一座碉堡，碉堡很严实地将整个地牢隐藏在下面，通往地牢的入口不过是一个直径50厘米左右的洞口，让人从外面无法察觉到地牢的存在，人烂在里面也不会有人知道。

终于结束了，也不知谁将被扔进去。

阿明领到了一部分工钱。

他已经很久没去过镇子上了，现在手上有钱了，他心急火燎地跑去买磁带。

湖南人不卖磁带了，他摊位上挂着三五把吉他出售。

阿明曾经见过吉他。外公外婆的寨子里有户殷实人家，他家里就有一把，寨子里的人都称之为“大葫芦瓢”。那户人家没人会弹，只是挂在墙上做装饰，不让人碰的。

吉他的声音阿明不陌生，几十盘磁带的熏陶已经让他深爱上了吉他的音色。

阿明当机立断买了人生中第一件乐器，国产广东红棉吉他，170块钱，一个星期的工钱。

除了那个捡来的随身听，从小到大，这是他给自己置办的最值钱的一样家产。湖南人收钱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贵不贵？

他不觉得贵，怎么会贵呢，170块钱买来个希望。

阿明发觉弹出来的声音和随身听里的完全不一样，破铁丝一样，难听得要死，纠结琢磨了好几天，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他怀疑湖南人卖给他一把坏了的琴，生气地扛着吉他去理论。

湖南人骂他：鸟你妈妈个×，你不知道吉他需要按和弦吗？你不知道吉他调弦后才能演奏吗？

湖南人调过弦后，阿明顺手一弹，喜形于色，这次和录音机里的音色一样了。湖南人斥骂嘲讽了他半天，然后丢给他一本《民谣吉他入门教程》。

他对阿明说：要么别练，要练就好好练，吃得苦，霸得蛮，将来你才能靠它吃饭。他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野心？

阿明的呼吸急促起来，靠音乐吃饭……就像那些磁带上的歌手一样吗？他抱紧吉他，像抱住一副登天的梯子。

湖南人不耐烦地撵走了他，没收书钱。

工程虽然结束了，但大部分工钱却被拖欠着没有结清。

边练琴，边等工钱，工钱迟迟不到，两个月后阿明加入了另一个工队，到了一个叫作富板的小镇，为那里的村庄接通电线。

富板有个叫作南亮的村子，阿明戏称它为“难亮”，道路崎岖，电缆很难架设，而且当地人都用一种排斥疑惑的态度相待，不怎么待见他们的工作。

村民不太清楚阿明他们的来意，50岁以上的老人都听不懂汉语，还好此行的司机是缅族人，沟通了好几天，村里人才放松了警惕。

这个村子有一两百户人家，依山而建，村前小河，河畔农田。

时已入秋，水稻已收割完毕，田间只剩一堆堆农户储存下来喂牛的草垛，几头水牛散放田间，不时有几只白鹭尾随着水牛，踱来踱去。

如此景致，颇能静心，适合操琴。

阿明工余时间坐在河畔练琴，教材捧在手上，吉他横在膝上，不知不觉就练到暮色昏沉，不知不觉就练到月朗星稀。水牛陪着他，白鹭飞走又飞来，并不怕他，偶有村人路过，驻足半天安静地听，也不过来聒噪打扰他。

基本的吉他和弦他差不多都掌握了，陪着叮咚的吉他声，他轻轻唱歌，水牛扫着尾巴，静静地听，水雾升起来，露水凝起来，衣衫是湿的。

这个村子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全村傣族，村子中央一座佛寺，阿明住的地方就在佛寺边上。

这是一间傣族传统竹楼，一楼堆放着僧人用的柴火，二楼原本是僧人摆放杂物的地方，现在腾出来给工人暂住。

阿明觉少，时常半夜爬起来，坐在竹楼边练琴。整个村子都是睡着的，只佛寺里有几点烛火，僧人的木鱼声有规律地响着，仿佛节拍器。

日间劳作，夜里练琴。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村子里每户人家都通上了电，村民早已抛去了成见，对待工人很客气，阿明的心里对这个村子生出些亲近，这种感觉和在雨林里的工地时不同，同修建地牢时可谓天差地远。

工程结束，临别时，村里的头人岩嘎领着一大群村民送来了自酿的水酒。从翻译口中得知，头人很感激工人们，问工队里有没有未婚的小伙儿，他愿意把村里的姑娘嫁给他们。

头人说：那个会唱歌的小伙子就不错。

头人岩嘎带领着全村男女老少在佛寺外的大榕树下为工人们送行，他对阿明说：你不肯留下没关系，给我们留下一首歌吧。

这是阿明的第一次演出，几百个人双手合十，笑着看着他。

他紧张极了，半首歌还没弹完，就拨断了二弦，他尴尬地立着，红着脸承诺将来练好了吉他一定再来给大家唱歌。

头人和村民笑着鼓掌，他们说：类的、类的（好、好）。

在富板镇陆续做了一些电路维修工作，一个月后，阿明回到了军校附近的那个小镇。

军校的工钱依然没有结到。弟弟因没考上初中，也来到了这里，阿明和弟弟断断续续地在这个小镇上干一些零活儿维持生计。

就这样，拖满了一年，军校的工钱终于结清了。

那一年，金三角很不稳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频繁发生武装冲突，局势很严峻，当地武装开始从工人中软硬兼施吸纳兵员，已经习惯了佤邦生活的阿明不想扛枪杀人，他背着吉他，揣着那个宝贝随身听，匆匆翻越国境线。

17岁到19岁，他挣了一份苦力钱，练了一手吉他，自学了数千个字，听烂了几百首歌，在金三角的缅甸佤邦待了整三年。

（五）

回国后的阿明找了一个在服装店卖衣服的工作，无他，唯有在这里，他可以一天到晚听音乐，而且可以想放什么歌就放什么歌。

先是卖衣服，后是卖鞋，同事都蛮畏惧他，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奇怪？除了卖东西就是坐在板凳上发呆，都不和人聊天开玩笑的。

他们并不知道，他沉默发呆时是在听歌，脑子唰唰地转着，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小节都被拆开了揉碎了仔细琢磨。

他在县城的一隅租了一间平房，下了班就回去练琴。县城实在太小，一家琴行都没有，红棉吉他每次弹断了琴弦，都要托人从临沧捎，他不再扫弦，开始仔细练习分解，古典弹法细腻，不容易弹断琴弦。

他开始知道了一些流派，知道了一些市场流行音乐之外的小众音乐人、一些殿堂级的摇滚人，明白了布鲁斯、雷鬼、蓝草以及民谣。

他喜欢民谣，不躁，耐听，像一种诉说。

既然是诉说，那说些什么呢？

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还是言之有物的思辨和观察？是感慨、感叹，还是真实的生活？

阿明开始尝试创作，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写歌唱歌，没有观众，没有同修，没有表扬和批评，没有衡量标准和参照系，他拿不准自己的歌曲是否及格。

磁带上的那些歌手的生活依旧遥远，他过着朝九晚五的小店员生活，依旧没有找到靠音乐生活的门径。

在服装店里干了两年后的某一天，阿明辞去工作，决心去传说中的北上广闯世界。

在此之前，他先来到了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孟定，受雇于一个农场主，种香蕉。没办法，外面的世界太陌生，他需要防身的积蓄，需要上路的盘缠，需要出发之前先曲线救国。

民工，店员，再到果农，阿明背着他的吉他，在自己的阶级属性框架里打转转，没有达官贵友可以提携，没有学历证书可以佐证，没有名师指路，也没有钱。阿明跑去孟定挣钱。

他喜欢孟定，这里的居民以傣族人居多，让人亲近，其次是佤族人和汉族人。中缅国境线划定时期，从缅甸迁回的大量华人华侨被安置在这里，他们开建了七个农场，主要种植橡胶和香蕉，阿明去的香蕉园位于华侨农场第三分场旁。

农场主很胖，有双狡黠的眼睛，他承租了200多亩的农田种香蕉，然后将这200多亩的香蕉地划分为四份，由四户人家代为管理。

他承诺收货时，以每公斤香蕉七毛钱的利润结算给每户香蕉管理者，种植期间首先每月向每户人家发放700元生活费，待香蕉收获时再将其从结算的利润中扣除。

阿明怀着满心的憧憬接下了其中一份，五十来亩，两千多株香蕉树，如若丰收，这笔钱足够他冻不着、饿不着、出门闯荡上三年世界。

他高高兴兴地在合同上签名，老板探过脑袋来瞅瞅，说：你的字怎么这么丑？火柴棍一样。

孟定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宜香蕉的成长，可想而知，这里的年平均气温非常高。阿明刚到时，200多亩的农田刚收获完水稻，拖拉机运来了上万株香蕉树苗，四五十个工人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才把这些香蕉苗全部种在了地里。

接下来香蕉就完全交给阿明了，和当民工时一样，他还是住工棚。

香蕉树生长得很快，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长到齐腰高。

香蕉吃起来容易，种植起却繁杂困难，必须每天为它们松土锄草，打药施肥，修剪枯叶，除去再生苗……每一株香蕉树都需要精心呵护，你稍微一偷懒敷衍了事，它立马死得干干脆脆的。

种香蕉比当建筑工人累多了，耗神耗力，琴是没工夫天天练了，阿明每天收工后抽时间、挤时间，确保自己不会手生，有时候太累，弹着弹着，抱着琴睡去。他依旧独来独往，唯一的朋友是小强。

小强一家住在阿明隔壁，他们家分管了另一片香蕉地。

这是一个复杂的家庭，倒霉到底了，复杂到电影也未必拍得清。小强的父亲好酒、懒惰、不务正业，曾娶过三个老婆。

第一个老婆眼看日子过不下去了，在生下小强的哥哥后与人私奔，远走他方。第二个老婆是小强的妈妈，在小强七八岁时去世，太穷，没钱看病，死在自家床上。

第三个老婆是个缅甸女人，在生下小强的弟弟后跑回了缅甸，再也没有回来。

小强14岁，个子不高，严重发育不良，没有上过一天学。他每天穿着一双破旧的人字拖，提着大塑料桶给香蕉施肥，桶大，他提不高，拖着走。

小强的父亲常醉酒误工，有时醉在田间地头不省人事，死猪一样拖也拖不动，他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蚂蚁爬了半身。小强的弟弟只有六七岁光景，还没懂事，哥哥20多岁，整日里东游西逛不好好干活儿，所以这一家人的工作大半都落到了小强头上。

小强没的选，他认命，每天吃饭、睡觉、干活儿，忙得几乎没时间发育。

阿明在他身上看到几分自己当年的影子，心中不忍，有时帮他干干活儿。

小强没妈，没人教他感激人的话，只懂得龇着牙冲阿明笑，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许多。

一天晚上，阿明在屋里弹琴唱歌，小强推门进来蹲在一旁听得入神，一曲结束，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阿明，问学吉他难不难。

阿明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有手都能弹，我教你。

阿明把吉他递过去，小强却嗖地把双手背到身后，阿明用力拽出来，然后吃了一惊。

这哪是一双14岁小孩儿的手啊！

密布的老茧，厚得像脚后跟，粗笨的手指满是皴裂的口子，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创可贴一头翘起，还不舍得撕掉，指甲盖抠在肉里，上面半个月牙印都没有。小强不好意思地说：别把琴弄脏……我去洗个手。

阿明移开目光，沉默了一会儿，他发现小强穿了一双极不匹配的大拖鞋。他转移话题，问这双鞋这么大是不是他父亲的，小强回答说这是上次赶集时自己买的，之所以买大的，是为了长大后还可以接着穿。

阿明不是没苦过，但怎么也忍不住眼泪，小强是面镜子，他不敢再往里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低着头，一味地弹琴。

小强忽然开口：真想快点儿长大，长大后就可以干很多活儿，挣很多钱……也不用再挨打。

他羡慕地看着阿明说：你看，你就已经长大了，真好……

阿明后来写了一首歌，叫《小强》：

他说他就有个梦想，想一夜就能长大

我问他为何那么想，他说他就想长大

云没有方向地飞，落叶不怕跌地落下

他说他很想长大

他说他只想长大……

阿明教了小强半年吉他。

香蕉树长到三米多高时，小强一家被撵出了这片香蕉地。原因很简单：父亲经常醉酒误工，疏于管理，严重影响了香蕉的长势，被农场主取消了管理资格。后来有一天在赶集时，阿明在马路边遇到小强，小强说他在帮一户农家放养鸭子，200多只，太累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跟阿明学习吉他。

临别，他对阿明说：别人都说弹琴唱歌没用，不能养活人。

阿明下意识地反驳：能的，能养活！

小强看着他，龇着牙笑了一会儿，摆摆手，走了。

从此阿明再没见过他，听说有人看到他在孟定的街道上捡垃圾，还有人说他在其他香蕉地里干一些杂活儿，还听到一种说法，他被送去了境外，扛枪当了炮灰兵。

（六）

香蕉终于开花了，碧绿的花苞探出枝头，一天一天往下垂。阿明的工作量也一点儿一点儿加大，三天一打药，五天一施肥，还要为每一株香蕉树安置三米多长手臂粗细的撑杆，防止香蕉树因为果实过重而侧倒或倾斜。

夜里弹琴的时候，阿明偶尔会想起小强的话：弹吉他没用，不能养活人。

他开始烦躁，香蕉园像个笼子，囚着他，笼子的铁条看不见，却也掰不断。

工作越来越累，有时又累又烦，阿明会对着香蕉树胡踢乱打一番，或者跳进河里，闭目静泡，半天不愿出来。

他抱着脑袋想，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岁数的人，里面一定也有许多爱弹吉他唱歌的人吧，他们每个人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吗？他们都是怎么活的？我是不是不配弹吉他，我是不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河水清凉，却冷却不了这颗发烧的脑袋。

对岸傣族人的西瓜地里也成片地开满了黄色小花，白天来小河里洗澡的傣族人也一天一天多了起来。小河三四米宽，清澈见底，河底全是细沙，间或散布着一些鹅卵石，河两岸长满了翠绿的凤尾竹。

当地的傣族人在这条河里洗澡的风俗已不知有多少年，天热时，集体沐浴的人上至五六十岁，下至五六岁，小孩儿全部光着屁股，成年男子穿着底裤，女人洗澡时则穿着傣族传统裙子。男女老少赤膊相见，光风霁月，他们搅碎水波嬉戏打闹，笑声飘得很远。

阿明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就看呆了，他取出吉他拨弹，水声交融着吉他声，一时间让人如同入得三摩地。弹着弹着，他不自觉地吟唱起来，没有歌词，即兴吟唱，仿佛长长的叹息，又好似大声的呻吟。

一首歌唱完，心里好似松快了些许，他放下琴，继续干活儿。

当天夜里，阿明刚上床，忽然，六七辆摩托车的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停在了工棚门口，嘈杂的机械声夹杂着些许男女的对话让阿明茫然地坐起。

边民彪悍，与外来人员打架的事件时有发生，阿明不知何时得罪了人家，惴惴然推开门出去看个究竟。

刚出门，一个傣族小伙子迎上来，敞开的衣襟半遮着鼓鼓的肌肉。

他用生硬的普通话问：白天在河边唱歌的人是不是你？

阿明倒退一步：你们想干吗？

傣族小伙子的脸上哗地一下子堆满了笑意，他逮住阿明的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岩明，白天在河边洗澡时听到阿明的弹唱，很是喜欢，于是约了周围村寨的十个朋友一同来听歌。

阿明松了一口气，邀请他们进屋，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笑嘻嘻地看着阿明，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傣族米酒和酸辣小吃。

三碗酒下肚，阿明敞开了心扉，吉他弹得如流水。

阿明忽然间多了一堆要好的朋友，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过来，和阿明一起弹琴唱歌。他们喜欢他的弹唱，总是不停央求：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吧。

转眼泼水节到了，河对岸的西瓜也熟透了，傣族小伙子岩明和他的伙伴们邀请阿明去他们村做客。

中午，全村人汇聚在寺里的大榕树下，佛爷做完了祭祀仪式，男人们从佛寺的储存室里搬出一年才用一次的象脚鼓敲打起来，身着盛装的小仆少（傣族少女）跳起了孔雀舞。

泼水节正式开始了，人们互相泼水祝福，阿明是客人，第一个浑身湿透，他湿淋淋地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地给大家唱歌，很快，吉他里也被灌了半箱水，声音奇怪地拐着弯。

太开心了，阿明忘了去担心吉他，他嘴合不上，眼睛和耳朵都不够用了，每个人都在冲着他笑，从童年到少年缺失的欢乐好像都在这一天里被补齐了，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过节。

傍晚，岩明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亲朋好友，丰盛的傣味摆满长桌。

他从小没吃过超过四个菜的晚餐，在香蕉地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有生活费，但习惯了简朴，每天吃的都是空心菜和莲花白，一日三餐随便打发，现在猛然看到这满桌丰盛的晚餐，眼睛立马拔不出来了。

他使劲掐自己的大腿，告诉自己不能丢人不能丢人……却怎么也咽不完口水。待岩明的父亲说完祝福的话，阿明埋头开吃，他吃得太猛了，手不受控制地频频出击，一筷子菜还没咽下，一筷子菜又塞进嘴里。他不好意思看人，压低脑袋不停装填，仿佛想用这桌美食去填满心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空洞。

吃得正香，后背突然传来一道凉意。

阿明还不明所以，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然后笑了起来。

阿明的嘴巴塞得满满的，他回过头，一个漂亮的傣家女孩捂着嘴笑，手上的竹瓢还在滴着水。岩明的父亲站起身，端杯祝酒道：“小伙子，来喝一杯，你是今天最幸福的人啦！”

在这个傣族村子的传统里，在席间的众目睽睽下，女孩给男孩泼水，是表达爱慕的意思，男生若有意，当席喜结连理。

那个泼水的女孩面颊微红看着阿明，窄窄的筒裙，细细的腰。

阿明傻掉了，落荒而逃。

岩明用摩托车送阿明回工棚。

他在摩托后座上问岩明：我这么穷这么丑，她怎么会喜欢我？

岩明说：怎么会不喜欢你？你唱歌那么好听……

岩明咂咂嘴，叹口气说：可惜可惜，她浇完你水后，你应该浇回去才对，现在你跑了，错过了，不算数了，没戏了……这可是我们寨子里最好看的小仆少。车又开了一会儿，岩明哈哈大笑着说：兄弟，我后背能感觉出你的心跳，咚咚咚的！哈哈，你这个傻瓜后悔了吧？

（七）

香蕉丰收，整车整车地被拉走，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采摘告一段落。

一天晚上，农场主来到工棚给阿明结算工钱。

农场主赖皮，轻车熟路地浇下一盆凉水，他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一些以前从未提及的苛刻条款。

譬如，生长期因虫害死去的香蕉树要赔偿，挂果期被大风刮倒的香蕉树要赔偿，所有人力不可抗拒的损失都要由阿明来赔偿……七算八算，工钱比阿明预期中的少了几乎一半，而且还要到下一季香蕉成熟时才能一起结清。

阿明不满，想要离开，却又受缚于之前签订的合同，受制于农场主张嘴闭嘴打官司的威胁，他没的选，只能吞下委屈，继续当雇工留在香蕉园。

他长到20多岁一直在中国边陲的底层世界讨生活，没人教他如何维权。

他能做的只有祈祷来年不要再有这么多天灾人祸，期待农场主能发点儿善心，不再刁难。

农场主象征性地留下了一些钱，拍拍屁股扬长而去，没有丝毫良心不安。

临走时，他指着屋角的吉他，对阿明说：你还挺有闲情逸致……

阿明使劲咬紧后槽牙，听得见咯吱咯吱的响声。

香蕉在生长过程中会从根部长出很多再生苗，采摘完香蕉后，需要砍掉主株，只留下长势最好的那株再生苗，这样就不用再从幼苗开始种植，省去了一些麻烦。阿明憋着火在香蕉林里砍主株时，正逢缅甸政府军和果敢特区彭家声部开战。彭家声曾是当年金三角地区有名的“战神”，但那时已临耄耋之年，久未用兵，将庸兵懒，没几天，他的部队便被缅甸政府军打散，其本人也不知所终。

缅甸政府军搂草打兔子，顺势将兵力部署到了左近的佤邦地区，坦克开到了阿明当年修建军校的那个小镇。

佤邦军队和缅甸政府军在小镇对峙了好些时日，听说后来经过好多次谈判才使局势不再紧张。

阿明念起小镇上的集市、录像室，暗自庆幸自己已离开了那里。

战争开始后，难民仓皇逃到了中国边境，中国政府搭建了简易帐篷，把他们安置在指定区域，妇女绝望的眼神，小孩哭闹的声音，让人感到阵阵凄凉。

阿明辗转得到一个消息：那个卖给他磁带和吉他的湖南人，已死于流弹。

湖南人当年赠他的那本《民谣吉他入门教程》他一直留着，扉页已翻烂，用透明胶勉强固定着。

那个耳机他也还留着，捡来的宝贝随身听早用坏了，耳机没地方插。

听说那个湖南人也曾是个弹唱歌手，在他的家乡一度小有名气，中年后不知何故沦落缅甸佤邦，靠卖磁带、卖琴维生。客死异国的人尸骨难还乡，应该已被草草掩埋在某一片罂粟田畔了吧。

阿明买来元宝、香烛，在香蕉园里祭奠那位湖南人，香蕉盛在盘子里，红棉吉他摆在一边。

那几句浓重的湖南腔他还记得呢：

鸟你妈妈个×，你不知道吉他需要按和弦吗？……

要么别练，要练就好好练，吃得苦，霸得蛮，将来你才能靠它吃饭。

……

阿明第二天离开了孟定的香蕉园，临走时没去讨要工钱。

除了背上那把红棉吉他，他身无长物。

阿明没回家乡，他一路向北流浪，边走边唱，一唱就是许多年。

（八）

某年某月某夜，云南丽江大研古城五一街文治巷，大冰的小屋。

三杯两盏淡酒，老友们围坐在火塘边上，轻轻唱歌，轻轻聊天。

在座的有流浪歌手大军、旅行者乐队的张智、“越狱者”路平、丽江鼓王大松……大松敲着手鼓，张智弹着冬不拉，吟唱新曲给大家听。

张智唱的是后来被传唱一时的那首《流浪者》，他唱：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就像我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

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她又走了

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

小屋的门外站着两个人，静静地听着，一曲终了才推门进来。

来者一位是大松的徒弟瓶罐，一位是个黑黝黝的长发披肩的精瘦男子。

我蛮喜欢瓶罐，这是个朴实的年轻人。他来自临沧乡下，励志得很，来丽江后先是在手鼓店当杂工，又跟随大松学了一年打击乐，然后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

瓶罐第二天即将赶赴南京入学，临行前来看看我们。

他介绍身旁那个黝黑的长发男子：这是阿明，我的老乡，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活儿。他也是一个歌手，今天刚刚流浪到丽江，我领他来拜拜码头。小屋是流浪歌手的大本营，进了门就是自己人，酒随便喝歌随便唱。广庇寒士的本事我没有，提供一个歇脚的小驿站而已，同道中人聚在一起取取暖。

我递给流浪歌手阿明一碗酒，问他要不要也来上一首歌。

阿明蛮谦逊，推辞了半天才抱起吉他。

他唱了一首《青春万岁》

短暂的青春像是一根烟，不知何时不小心被点燃

美丽的青春就像一杯酒，喝醉再醒来我已经白头

但我没有后悔，我已展示过一回

我没理由后悔，谁也只能有一回

青春万岁，我愿意为你干杯，青春万岁，我愿意为你喝醉

青春万岁，我一直与你相随，青春万岁，再次回头看我也不会枯萎

……

阿明唱完歌，半晌无人说话，我开口问他：是你的原创吗？

他腼腆地用云南话回答：野路子，我没读过书，瞎写的……

张智插话，就两个字：好听！

大军和大松交换着眼神点着头，路平递给阿明一支烟，拍了拍他的肩说：歌词我喜欢。

我用云南话说：兄弟，以后不论何时过来，都有你一碗酒喝。

阿明客气地端起酒碗，环敬一圈，一饮而尽。

都是活在六根弦上的人，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一首歌即可。

就这么着，我认识了阿明。

阿明在丽江找了一份酒吧驻唱的工作，他的作品和唱法异于常人，经常会让客人驻杯发愣，继而满面泪痕。

酒吧老板恭送他出门，说他的歌太沉重，不能让客人开心，太影响酒水销量。阿明不说什么，继续去其他酒吧见工。

兜兜转转，偌大个古城800家酒吧，最后只有一家叫38号的酒吧让他去容身。

38号酒吧离小屋不远，也是个奇葩的所在，老威和土家野夫曾在那里长期战斗过，一个鬼哭，箫声呜咽，一个痛饮，黯然销魂。现任老板阿泰也是奇人一个，自称是画画的人里面唱歌最好的，唱歌的人里面画画最好的，喝醉了爱即兴作诗，不在自己酒吧念，专跑到我的小屋来念，起兴了还会脱了裤子念，大有魏晋竹林癫风。

阿泰识货，阿明留在了38号酒吧，一待就是数年。有时我路过北门坡，阿明的歌声流淌过耳朵，夹杂在其他酒吧劲爆的H曲声中，安静又独特。

阿明每天午夜一点下班，下班后他会来大冰的小屋小坐，我递给他酒，他就安静地喝，我递给他吉他，他就缓缓地唱歌。

几年间，他每天都来，话不多，一般坐上半个小时左右，而后礼貌地告辞，踩着月色离去。

阿明花10块钱买了一只小土狗，取名飞鸿，他吃什么飞鸿就吃什么。飞鸿极通人性，长大后天天跟在他身旁，半夜他推门进小屋前，飞鸿会先进来，轻车熟路地跳到座位上，蜷着身子缩着尾巴。

阿明性格闷，朋友不多，他极爱飞鸿，把它当兄弟和朋友。飞鸿和阿明一样闷，一副高冷范儿，但很护主。丽江午夜酒疯子蛮多，阿明常走夜路，有几次被人找碴儿找事，飞鸿冲上去张嘴就啃，骂阿明的，它啃脚脖子，敢动手的，它飞身照着喉咙下嘴，几次差点儿搞出人命。

狗如其名，整条街的狗没敢惹它的，风闻它身手的人们也都不敢惹它，它几乎成了阿明的护法，24小时跟着他。

一人一狗，一前一后走在古城，渐成一景。

有一天半夜，我问阿明，如果你将来离开丽江了，飞鸿打算送给谁养？

他想也不想地回答：我去哪儿就带它去哪儿……将来去北京也会带着它。

我说：阿明的志向不小啊，将来去北京打算干吗？还是唱歌吗？

他说：是啊，要唱就唱出个名堂来。

我说：有志气，加油加油，早日出大名挣大钱当大师。

阿明笑，说：我哪儿有那种命……能靠唱歌养活自己，能唱上一辈子歌，就很知足了。

我问：这是你的人生理想吗？

他很认真地点点头。

我心里一动，忍不住再度讲起了那个故事：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秒杀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问：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

我第一百次问出那个问题。

我问阿明：若当时当地换作是你，你会如何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阿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大冰的小屋安安静静，满地空酒瓶，飞鸿在睡觉，肚皮一起一伏，客人都走了，只剩我和阿明。

阿明的脸上没有什么波澜，他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这是个未完待续的故事，里面有金三角的连绵雨水，孟定的香蕉园，新千年的建筑工地……

故事里有穷困窘迫、颠沛流离、渺茫的希望、忽晴忽雨的前路，还有一把红棉吉他和一个很想唱歌的孩子。

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一辈子唱歌，同时靠唱歌养活自己。

他是否能达成愿望，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天晚上，阿明讲完他的故事后，也留给我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把我问难受了。

他腼腆地问我：

冰哥，你觉得，像我这种唱歌的穷孩子，到底应该靠什么活着呢？

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酒斟满。

弦调好。

阿明，天色尚早，再唱首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