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查特斯沃思小姐，在写于1753年深秋的一封信中，对泰尔德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详细生动的记载，显然，尽管一开始她对所有那些蠢话表示异议，但还是用一种特别认真的态度听了。

我赞成把这一整封信发表，它真的非常奇异，也颇有特色。但出版商不同意这样，我相信他是对的。也许这位富有的老女士的信确是太冗长了，我不得不用一些简略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大意。

大约是那一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在都柏林高街的某个地方，奥尔德曼·哈珀先生和尊敬的卡斯特尔马拉德勋爵之间发生了一场奇怪的争执，由于后者和年轻的房产继承人的母亲是表亲，所以替他管理那座小小的庄园，泰尔德屋或泰勒德屋——因为我发现它有两种拼法——就坐落在这处地产里。

这位奥尔德曼·哈珀，为女儿签了一份租用这座屋子的协约，他女儿嫁给一位名叫普罗瑟的绅士。他布置了房间，挂上了窗帘，还在其他方面花了相当多的钱。六月的某天，普罗瑟先生和太太搬进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在很多仆人离去之后，普罗瑟太太毅然做出决定，不能再在这屋里住下去了。她父亲等着见到了卡斯特尔马拉德勋爵，开门见山地告诉对方，因为这屋子给人带来无法解释的烦恼，他不会继续执行租约。简言之，他说：这屋子闹鬼，没有哪个仆人会在那里待满几个星期，基于女婿一家遭受的折磨，不仅该解除租约，且屋子本身也该被拆除，因为它是个祸害，某些比人间罪犯还坏的东西出没其中。

卡斯特尔马拉德勋爵在法庭根据衡平法提出一个申诉案，要求奥尔德曼·哈珀先生根据协定履行租约。但奥尔德曼做出回应，递交了不下七份长篇证词，所有这些证词都提供了他的贵族身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因为他的贵族身份，法官没有强求他把这些证词作为法庭文件存档，并同意免去他的责任。

很遗憾，至少这个案子的程序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能把丽贝卡小姐记载的真实而又难以置信的故事提交法庭存档。

根据描述，烦恼是从八月初开始的，那时的一个夜晚，普罗瑟太太坐在候客厅窗口的暮色中，感到很是孤独，窗子开着，她朝那片果园看，却清楚无误看到有一只手悄悄地搭在外面的石头窗台上，好像窗下有一个人，就在她的右边，要爬上来。不过除了手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手很短，但形状很漂亮，白皙、肉鼓鼓的，放在窗台边缘；这不是一只很年轻的手，她猜年纪在四十岁上下。就在几个星期前，克劳道金发生过可怕的抢劫案，普罗瑟太太想，这是一个就要爬进泰尔德屋窗口的恶棍的手，她发出一声响亮的尖叫和恐怖的呼喊，随即那只手不动声色地缩回去了。

在果园里展开了搜索，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窗子有人待过，窗子下面，沿墙放着一排硕大的花盆，这似乎可以阻止任何人接近窗子。

就在当天夜晚，厨房的窗上不时传来急促的轻拍声，女人们吓坏了，男仆拿着武器打开后门，却什么也没发现。然而，当他关门的时候，他说，“有一股力在推撞”，感到一种像是有人要夺门而入的压力，他吓了一跳，虽然敲拍声继续在厨房的窗玻璃上响着，但他没敢做进一步的搜索。

在接踵而来的星期六晚上，大约六点钟光景，厨师——一个诚实、稳重的女人，现在年近六十——独自在厨房里。她一抬头，就看见了一只肥胖而富有贵族气的手，猜想就是那同一只手，掌心贴在玻璃上，好像是在小心地摸索它表面的凹凸不平。她叫起来，看着它，说了一些好似是祈祷的话，但几秒钟过去了，它还没有缩回去。

这以后的很多个夜里，在后门，起初是轻轻的拍打，后来变成猛烈的敲击，仿佛是用拳头的指关节。男仆没有开门，但喊着问是谁，没有回答，只有一种像是手掌按在门上缓慢移动的声音，那只手是在轻轻地从一边摸索到另一边。

一直以来，他们都坐在候客厅，那时他们把这里当作休息室，普罗瑟先生和太太经常被窗上的敲拍声打扰，有时很轻，鬼鬼祟祟的，就像一个秘密的信号，而另一些时候，它突如其来，非常响，好像在威胁要砸玻璃。

这一切都发生在后屋，如你们所知，它面对果园。但是在星期四晚上，大约九点半的时候，在大厅的门上响起了完全相同的拍打声，间隔地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令主人大为恼火，而他的妻子则惊恐万分。

这以后，有好几个日日夜夜，他们一点也没有受到骚扰，他们开始觉得这可恶的东西已经自行消失了。但是到了九月十三日，一个名叫简·伊斯特布鲁克的英格兰女仆，走进食品室拿一只小银碗，里面盛着给女主人喝的牛奶甜酒，就在她抬头张望那扇仅有四格玻璃的小窗时（她坚称绝对不会错），在窗框上一个确保窗户关闭时插销能插入的孔眼里，一只白皙而粗短的手指——起先是指尖，然后是头两节手指——伸了进来，犹豫不决地转来转去，朝里面弯曲着，好像在寻找一个屋主安置的锁栓，要想拨开它。当这个女仆回到厨房，我们被告知“她陷于‘昏迷’之中，第二天虚弱不堪”。

我听说，普罗瑟先生是一个头脑清晰和自负的人，他蔑视鬼魂，嘲笑他的家人胆小。在他看来，这整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玩笑，或一场骗局，他要等待机会抓住这个作案的流氓。他并没有把这个推测一直藏在心中，而是毫无顾忌地用咒骂和威吓逐渐发泄出来，他相信是家里的某个内贼在操弄这个阴谋。

确实早该做些什么了，因为不仅是他的仆人，而且连善良的普罗瑟太太本人都变得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他们从太阳落山就一直待在屋里，黄昏以后，除非两人以上，没人敢在屋子周围走动。

敲门敲窗的声音停止了大约一个星期。一天夜里，普罗瑟太太去了婴儿室，她丈夫在客厅里，听到大厅的门上响起了很轻的敲拍声。夜色无比静谧，这显然有助于增强他的听觉。这是第一次在屋子另一边出现的骚扰，叫门的方式有了变化。

客厅的门好像是打开的，普罗瑟先生悄悄走进了大厅。这声音是在外面“用手掌”在结实的门上拍出的，声音轻而均匀。他想突然把门打开，但随后改变了主意，他悄无声息地退回去，一直走到厨房楼梯的顶上——那里是食品室上面的一个“坚固的壁橱”，里面存放着他的火器、剑和手杖。

这时，他叫来他信任的忠心耿耿的男仆，将两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放进自己的外衣口袋，另两把手枪交给男仆，他手中拿着一根结实的手杖，尽可能轻手轻脚地向厅门走去，男仆在后面跟着。

凡事都如普罗瑟先生所料。进犯他屋子的人非但没有因为他们走近而害怕，反而更不耐烦，起初引起他注意的那种轻拍，呈现一连串加快的节奏和加重的力度。

普罗瑟先生愤怒至极，打开门用右臂挡着，手中还拿着手杖。他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的手臂猛地向上一抬，仿佛是被一只掌心推上去的，然后有什么东西从下面轻轻挤了过来。那个仆人既没有看到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不知道他的主人为什么如此慌乱地回头看，还用手杖劈打，就砰的一声，猛然把门关上。

从那以后，普罗瑟先生不再愤怒地谈论和咒骂这件事，而且差不多也像家里其他人一样，讨厌这个话题。事实上，他变得异常不安，觉得他回应叫门是因为内心受到了一种引诱，他打开厅门，实际上是开门揖盗，让来犯者进了屋里。

他对普罗瑟太太三缄其口，只是早早地进了卧室，“在那里他读了一会儿《圣经》，说了他的祷告词”。我希望关于这种情况的详细说明并不表明它的奇特性。看来，他躺着久久不能入眠；如他所料，大概十二点一刻的时候，他听到一只手掌在卧室的门外轻轻拍着，然后又贴在门上慢慢摸索着。

惊恐万分之下，普罗瑟先生跳了起来，锁上门，喊道：“谁在那里？”但没有听到回答，不过同是那只柔软手掌在镶板上掠过的擦动声，他对那声音太熟悉了。

早晨，女仆被“小客厅”桌上灰尘中的一个手印给吓坏了，前一天他们在那里打开过代尔夫特陶器和其他东西。可以说，沙滩上的赤脚印对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英国作家笛福的探险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的惊吓都远不及于此。至此，那只手使他们全都神经绷得紧紧的，有人甚至到了近乎发疯的田地。

普罗瑟先生去察看那个手印，装得满不在乎，但是，正如他后来起誓所言，与其说他想让自己心里感到舒服，还不如说他希望让仆人们安静下来。不管怎样，他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进入那个房间，让这些男男女女把手放在同一张桌子的不同地方，手掌朝下。于是屋子里每个人都留下了类同的手印，包括他和他妻子的。他的“宣誓书”证明，那只手的形状和屋子里在世的居住者的手形截然不同，而罗瑟太太看到的那只手和厨师看的是同一只。

不论那只手的主人可能是谁或可能是什么，他们都觉得这个微妙的示威意在宣告他不再游荡在屋外，而是驻扎在屋里。

现在，普罗瑟太太被奇怪而骇人的梦境所困扰，那真的是惊心动魄的噩梦，其中一些在丽贝卡阿姨的长信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一天夜里，当普罗瑟先生关上他的卧室门，他有点被房间里的死寂所触动，里面甚至都没有呼吸的声音，这对他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知道他妻子睡在床上，而他的耳朵异乎寻常地敏锐。

床脚边的小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另外他手中还拿着一支，腋下夹着厚厚一本与他岳父生意有关的账簿。他拉开床边的帘子，看见普罗瑟太太躺着，有那么几秒钟，他怕得要命，她像是死的，脸一动不动，煞白煞白的，如同蒙着一层寒霜。在枕头上，靠近她的头，就在帘子里面，像他最初想到的那样，一个讨厌的东西——但实际上还是那同一只肥胖的手，手腕搁到了枕头上，手指在朝她的脑门伸过去。

惊骇之下，他猛地把账簿朝帘子掷去，猜想那只手的主人可能正站在帘子后面。那只手在无声无息中飞快地挪开了，帘子一阵剧烈的摆动，普罗瑟先生赶紧绕到床的另一边，去看壁橱的门，恰如他所相信的，门被那只白皙的、胖鼓鼓的手拉着。

他猛地把门拉开，朝里面看：但壁柜里是空的，除了挂在墙上钉子上的衣服，以及对着窗口的梳妆台和镜子。他砰地关上了门，锁上它，又摸着感觉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像是失去了理智”。他敲响了铃，招来仆人，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让普罗瑟太太从那种“恍惚状态”中恢复过来，他说，从她的表情看，她似乎经历了“死亡的痛苦”。丽贝卡阿姨又写道，“根据她亲口告诉我她看到的幻象，他可能还得补上一句‘还有地狱的痛苦’”。

但似乎还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的一场无缘无故的疾病，确定了事情是那样凶险。这是一个才两岁多的小男孩，他躺着不肯入睡，表面上看是处于恐惧发作之中，请医生上门出诊，他们确定这种症状为初期的脑积水。普罗瑟太太惯常和保姆一起在婴儿室的壁炉旁边坐着，为孩子的病况忧心如焚。

他的床侧面靠着墙，床头靠近一只衣柜或食品柜的门，然而，柜门没有关得很紧。孩子的床顶，围着一个小帷幔，大约一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12英寸=30.48厘米。]深，垂下来离他睡的枕头有十到十二英寸距离。

她们注意到，每当她们把这个小家伙抱起来放在膝盖上时，他就会安静一些。她们刚把他放回床上，因为他像是变得非常困倦和安静了，但还不到五分钟，他就开始疯狂地发出恐怖的尖叫。就在这个瞬间，保姆第一次察觉了孩子患病的真正原因，而普罗瑟太太顺着她眼睛的方向也同样清楚地看到了。

她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只白晳而肥胖的手，手掌朝下，从衣柜的门缝里伸出来，在帷幔阴影的遮蔽下，向孩子的头部伸去。母亲发出一声尖叫，从小床上抓起孩子，和保姆一同跑进主卧室，普罗瑟先生睡在床上，她们一进来就把门关回去，门几乎还没有关上，就从它外面传来了轻轻的敲拍声。

还有很多很多，但足够了。在我看来，这故事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描述了鬼魂的一只手，仅此而已。那只手所属的主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也并不是一只与身体分离的手，只是这只手这样显露和登场，而它的主人总用某种巧妙的方法隐而不见。

1819年，在一所学校的早餐时间，我遇见了一位普罗瑟先生，他是一个清瘦、严肃，但非常健谈的老绅士，一头雪白的头发向后梳成一条马尾辫。他以简洁而富有个性的语言，向我们大家讲述了他堂兄詹姆斯·普罗瑟的故事。那时他堂兄还是个婴儿，在夏佩里佐德附近一座老屋的婴儿室里睡过一些时候，据他母亲说，那婴儿室常闹鬼。他堂兄，每当生病、过度疲劳，或处于各种焦虑不安的时候，凡遭受的自有记忆以来贯穿一生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绅士肥胖而没有血色的幻象，那人假发上的每一个卷曲，那带有滚边的衣服上的每一颗纽扣和每一条折痕，那肉感、漠然、病态的面容的每个神态和每根线条，就像他自己祖父的画像——每天早餐、午餐和晚餐时挂在他的面前——所展现的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普罗瑟先生提起这，就像在讲一个荒谬而令人厌倦、特殊而又顽固持久的噩梦，折射了他堂兄——说起堂兄，他总用过去时态，称他为“可怜的杰米”——所经受的极端恐怖和焦虑，以至于时时忍不住想要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