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话什么意思……楼梯上有裂缝吗？”

“查理·梅多斯是个傻瓜。他的话没什么深意。”

“查理？可你叫他杰克。”

“大家都这么叫。”

我们坐在富勒姆百老汇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外。幸运的是，阳光明媚，所以霍桑能抽烟。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梅多斯给他的文件，也和我分享了。里面有戴安娜·考珀生前和死后的照片，前后的差异让我感到震惊。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发现的那具尸体已经完全认不出是那个时髦精致、热衷社交、投资剧院、在梅菲尔上流餐厅吃午餐的女士。

我进门十一点钟。是我开工的时间。我看见她，立刻知道出事了。[因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的学识有限，涉及她口述的部分，原文有大量语法错误，翻译力求通俗的情况下尽量传达原文蹩脚的感觉]

里面附带了安德莉亚的口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她蹩脚的英语。还有一张她的照片：是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圆脸，气质偏中性，头发又短又硬，神色戒备地盯着摄像头。霍桑告诉我她有前科，但我很难想象她就是杀害戴安娜·考珀的凶手。她身材太瘦小了。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材料。我的确想过，就在这张桌子前，也许霍桑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就能把案子破了。但愿他不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这本书随手翻几页就结束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想先和他聊聊别的事情。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我问他。

“谁？”

“梅多斯。”

“我们在普特尼的同一支队。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尽管我总是压下火气，有几次我还是忍不住爆发了。”

“这是什么意思？”

“当你不得不寻求其他团队的帮助，或者挨家挨户走访，诸如此类的事。”霍桑似乎急于结束这个话题，“你想聊聊戴安娜·考珀吗？”

“不想，”我说，“我想聊聊你的事。”

他凝视着桌子上摊开的文件资料。他不必开口，这些就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但这一次，我要守住自己的主场，我心意已决。“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允许我进入你的生活。”我说，“我必须了解你。”

“没人对我感兴趣。”

“要真像你说的，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书也卖不好的。”

我看着霍桑又点了一支烟，这是我三十年来头一次忍不住想为自己据理力争。“听我说。”我斟酌着用词，“我要写的不叫被害人的故事，也不叫犯罪故事，它叫侦探故事。之所以这么叫是有理由的。我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你现在就把案子破了，我就没有什么可供写作的素材。更糟糕的是，你要是破不了案，那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因此，了解你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了解你，从你身上发掘出一些凸显人性的东西，至少能开个好头。所以你不能毫不理会我问你的每个问题，你不能躲在这堵墙后。”

霍桑躲闪了一下。有趣的是，他脸色苍白，用那双孩子般的眼睛不安地打量着我，整个人看上去脆弱而无助。“我不想谈论杰克·梅多斯这个人。他不喜欢我。出了事，他巴不得我滚蛋。”

“什么事？”

“我离开警局的时候。”

他只说了这么多，所以我暗暗记在心里，想着之后再追问。显然，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拿出一支笔。“好吧。趁这个工夫，我想问几个关于你的问题。我甚至连你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犹豫了，撬开他的嘴真是比钻木取火还要难。“我在间士丘有个住处，”他终于开口说道，“开车经常会经过间士丘，伦敦东北郊，去萨福克郡的方向。”

“你结婚了吗？”

“结了。”我能感觉到还有下文，但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我们不在一起了，不要追问了。”

“你是球迷吗？”

“我是阿森纳队的球迷。”语气不冷不热，我怀疑，如果他是球迷的话，也是非常随意的那种。

“会去看电影吗？”

“偶尔。”他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那音乐呢？”

“怎么了？”

“古典？爵士？”

“我不怎么听音乐。”

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莫尔斯[塞缪尔·莫尔斯：美国画家、发明家，发明了莫斯码，被誉为“电报之父”]，还有他对歌剧的热爱，但是这种可能性也被打消了。“你有孩子吗？”

他把叼在唇间的烟抖了抖，就像含着一枚毒飞镖，我意识到我太用力、太急切了。“这是行不通的。”他不耐烦地说，这一刻，我轻易就能想象出他在警察局审讯室里的模样。他注视我的目光里有近乎鄙夷的神色。“你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只要你乐意，全都可以编。有什么区别呢？但我现在或以后都不会和你玩什么该死的大学生知识竞赛。一个女人死了，有人在她家客厅里勒死了她，眼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他一把抓过一页文件，“你要不要看看这个？”

我原本可以起身离开，把这一切抛诸脑后——而鉴于之后的遭遇，如果我当时就离开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但那时我刚从案发现场出来，感觉戴安娜·考珀就像是我的一位故人，出于某些原因——也许是因为那些我看过的照片，还有她死后的惨状——我总觉得自己欠她点什么。

我想要了解更多案情。

“好吧，”我说着放下了笔，“给我看看。”

那张纸上有一张截图，上面是戴安娜·考珀死前给儿子发的那条短信。

我看见了那个脑损伤的男孩，我很害怕

“你怎么想？”他问我。

“她短信还没发完就被打断了。”我说，“没有句号，她没来得及说她害怕什么。”

“也许她就只是害怕。也许她太害怕了，以至于忘记在结尾处加上句号。”

“梅多斯说得没错，这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也许这个会有所帮助。”霍桑又抽出三页纸，是十年前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的复印件。

《每日邮报》

二〇〇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五

双胞胎男孩在一起肇事逃逸的惨案中丧命。

孪生哥哥病情危急，但医生说他有望康复。

《每日电讯报》

二〇〇一年六月九日，星期六

警方逮捕了撞死双胞胎男孩的近视司机。

《泰晤士报》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肇事逃逸司机无罪释放，家庭呼吁修改法律条款。

我查看了三篇报道上方的日期，找到了其中的关联。“这场车祸刚巧发生在十年前。”我惊呼道。

“九年零十一个月，”霍桑纠正了我，“事故发生在六月初。”

“很接近事故周年纪念日。”我把印着第三篇报道的那页递给他，“还有那个幸存的男孩……他的大脑受损。”我想起了戴安娜·考珀发的那条短信：“……脑损伤的男孩”。

“你认为这两件事有关联？”

我猜他是在讽刺我，但我没有上钩。“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我反问他，“朱迪思·戈德温？”

霍桑在其他几页纸上搜寻：“这里有一个地址，在哈罗山丘。”

“不在肯特郡吗？”

“他们当时可能正在度假。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好是夏季学期的期中假期[英国的私立学校一年有三个学期，分别为：秋季学期、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每一个学期之间会有一到两周的假期，称为期中假期]。”

这么看来，也许霍桑有孩子，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但我不敢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于是我问他：“我们要去见她吗？”

“不用着急。我们一会儿要和康沃利斯先生见面，就在这条路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殡葬承办人。”他提醒我。说着，他开始整理文件，就像赌场上拿着一沓牌的荷官一样，把纸一张张收回来。有趣的是，虽然梅多斯警督不喜欢他，伦敦警察厅更高一级的长官却对他另眼相看。犯罪现场原封不动地供他勘验，一切进展都让他知晓。

霍索捻灭烟头，说：“我们走吧。”

我发现，咖啡钱又是由我来付。

我们再次乘十四号公交车回到富勒姆街，就是戴安娜·考珀死亡那天乘坐的公交车。用霍桑的话说，我们是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六分下车，沿原路折返，步行来到殡仪馆。

自打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没去过殡仪馆——而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二十一岁。尽管他长期与病魔做斗争，大限将至那天却突如其来，让全家人措手不及。出于某种我仍然搞不清楚的原因，一位叔叔介入了，全权负责操办父亲的葬礼。虽然父亲是个不可知论者，却渴望在最后举办一个正统的葬礼。我相信，叔叔自认是在帮我们的忙，但不幸的是，他大喊大叫、固执己见，我向来不怎么喜欢他。尽管如此，我还是陪他去了伦敦北部的一家殡仪馆。在犹太家族里，葬礼很快就结束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眼前发生的一切，仍然感到震惊。我依稀记得，我身处一间宽敞的房间，与其说是殡仪馆，不如说更像是火车站里的失物招领处。深浅不一的棕色将我包围。接待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矮小的大胡子男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戴着一顶圆顶小帽：他就是殡仪馆的馆长，或者是他的某位助理。我看到一群人围在我身边，仿佛置身于一场噩梦之中。他们是其他客户还是员工？我依稀记得，当时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葬礼第二天就要举行，我叔叔还在讨价还价。他没有问我的意见。他和柜台前的男人讨论着各种式样的棺材，以及棺木的材质，而我就站在那儿听他们对话。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两个竟然正在为某事争执不下。我叔叔指责那位殡仪馆馆长欺骗我们，这成了接下来事态爆发的催化剂。而那个男子火冒三丈，面红耳赤，手指在我们面前指指点点，嘴里咆哮着，嘴唇上沾着亮晶晶的唾液。

“你想用红木，就付红木的钱！”

我不知道父亲最后是被葬在红木棺材还是胶合板棺材里，坦白说，我不在乎。四十年来，馆长愤怒的咆哮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回荡。他们让我下定决心，我自己的葬礼要一切从简，而且不涉及任何教派。当我跟随霍桑走进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大门在我身后（静悄悄地）关上时，我依然深陷回忆之中。

殡仪馆和我之前描述的非常像，它比我记忆中的那间办公室要小，也没那么吓人——不过当然，这次来与我本人没有关系。霍桑向艾琳·劳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她直接带我们去了走廊尽头罗伯特·康沃利斯的办公室，戴安娜生前就是在这里为自己安排了没多久就派上了用场的那场葬礼。这次，艾琳留在办公室里，神情坚定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戴安娜·考珀的早逝是她的过错，她准备好了和她的表弟一起接受讯问。我不由得再次思考，每天在这里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被大大小小的骨灰罐包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迟早有一天，你，连同生前的一切成就，都会被装进这小巧的罐子中。顺便说一句，霍桑没有介绍我。他从来不这么做。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他的助手。

康沃利斯开口道：“警察已经找我录过口供了。”

“是的，先生。”霍桑竟然称呼他先生，有意思。我立刻察觉，他在和证人、嫌疑人或是任何可能为查案提供帮助的人打交道时，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会表现得像个普通人，甚至有些谄媚。我越了解他，越是发现他在故意这么做。这样一来，他们在跟他说话时就会降低警惕。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对他们进行解剖。对他来说，礼貌是外科口罩，是他亮出手术刀之前迅速戴上的面具。“因为这起案件的特殊性，我被要求进行独立的协助调查。很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他冲殡仪馆馆长露出假惺惺的微笑，“你介意我吸烟吗？”

“这，其实……”

已经太迟了。香烟已经夹在他的唇间，打火机腾起火苗。劳斯小姐皱着眉头，顺着桌面滑过来一个锡制碟子，让他弹烟灰。我注意到碟子侧面刻着一行字：授予罗伯特·丹尼尔·康沃利斯，二〇〇八年度最佳殡葬承办人。

“你介意回顾一下你与考珀太太见面那天的情形吗，从头开始？”

罗伯特·康沃利斯照做了，讲话时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克制，是多年来与失去亲人的家属打交道练就的口吻。霍桑也许对我在第一章中画蛇添足的内容颇有微词，但康沃利斯的陈述或多或少印证了我写的内容。考珀太太通情达理，外表干练，说话有条不紊。她没有预约就来到了殡仪馆，临走前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

回想起来，我对罗伯特的描述可能有失公允。我笔下的他愁眉苦脸，也许我把这个人与他的职业混淆了。这次见面我惊讶地发现，他是如此平凡。抛开运尸、防腐液、下葬和眼泪，我相信他一定非常和蔼可亲，如果你在聚会上认识他，会很高兴和他聊聊天。不过最好不要问他的职业。

“考珀太太和你聊了多长时间？”霍桑问道。艾琳·劳斯回答得干脆利落，像报时钟一样精准，仿佛一直在等他这么问似的。“她在这里待了五十多分钟。”

“我正要说，大概有一个小时，”康沃利斯附和道，“我们详细地沟通了全部细节，还有价格。”

“她需要付多少钱？”

“艾琳可以为您提供一份完整的价格明细。考珀太太在布朗普顿公墓已经有了一块墓地，这省了一大笔钱。近年来，伦敦的墓地价格飞涨，赶上了房地产增长的速度。最终的价格，包括国教教会的埋葬费和掘墓人的报酬，一共是三千英镑。”

“三千一百七十英镑。”劳斯小姐纠正他。

“她是用信用卡付款的吗？”

“是的。她支付了全款，尽管我向她保证有十天的冷静期，万一她想法有变。在这方面，我们类似于双层玻璃推销员。”他开了个小玩笑，把自己逗乐了。艾琳·劳斯则皱起了眉头。

“那笔钱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插了一句，“我是说，如果她没有死……”

“我们会把它托管。我们属于一家叫黄金宪章的信托公司，他们负责打理款项，当然，也可以计算通货膨胀。”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家殡仪馆也许乐于看到考珀太太过世，因为通过为她举行葬礼，他们是最先能从中获利的一方。可如果她已经付过款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庆幸刚才没有提出这个想法。

即便如此，霍桑还是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提醒我，我刚才的“贡献”惹得他心烦。“你觉得她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他完全转换了话题，问道。

“和任何一位来这里的人是一样的，”康沃利斯回答说，“她有点局促，至少开始是这样。在这个国家，谈及死亡，我们擅长沉默以对。我总是说我们没效仿瑞士人的做法真是可惜了，他们发明了所谓的‘死亡咖啡馆’[死亡咖啡馆（Café Mortel）这一概念起源于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茲，二〇一一年由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在伦敦举办了全球第一场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在中国，“死亡咖啡馆”被更名为“死亡茶社”]，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边喝茶吃蛋糕边谈论死亡的机会。”

“如果有一杯茶，我不会拒绝。”霍桑说。

康沃利斯瞥了一眼劳斯小姐，劳斯起身，踩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房间。

“你说她早已计划好了葬礼的全部细节。”

“是的，她记录下来了。”

“你还有那份记录吗？”

“没有了，她是随身携带的。我留了一份复印件，附在了我寄给她的总结中。”

“你觉得她当时有紧迫感吗？她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专门挑那天前来？”

“她似乎并没有认为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康沃利斯摇摇头，“为自己安排葬礼很常见，霍桑先生。她没有生病，既不紧张也不害怕。我已经和警察说过了。我还告诉他们，我和劳斯小姐得知她死亡的消息时非常震惊。”

“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

“抱歉，你说什么？”

“我有她的电话记录。你下午两点零五分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当时刚到环形剧院，参加一场董事会议。你跟她的通话时长约一分半钟。”

“你说得没错。我需要她丈夫的墓地号码，”康沃利斯微笑着说，“我必须联系皇家公园教堂办公室登记葬礼，她唯独漏掉了这条信息。有件事我也许应该提一下。我和她通话时，听到她正在和人争论，电话那头有争吵声。她说会给我回电话，当然，她没有再打来。”

艾琳·劳斯端着霍桑的茶回来了。她把茶杯放在桌上，杯碟碰撞，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霍桑先生，还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康沃利斯问道。

“我很想知道……你们俩都跟她说过话吗？”

“艾琳领她来的这间办公室——”

“我在接待区和她简短地交谈过，但我没有留下来参加会议。”劳斯小姐一边坐下，一边打断了他说话。

“她独自在这个房间里待过吗？”

康沃利斯皱起眉头：“多么奇怪的问题啊！您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我只是感兴趣。”

“没有，我一直陪着她。”

“就在她离开之前，去过盥洗室。”劳斯小姐说。

“你是说厕所。”

“是的，那是她唯一一次独处。我带她到厕所门口，就在走廊上，然后陪她一起回来拿东西。我还想要补充一句，她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好。如果要说和之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人们来这里通常都会这样。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应该提供的服务。”

霍桑咕咚咕咚三大口就把茶灌进了肚子。我们起身离开。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没有提起过蒂莫西·戈德温这个人吧？”

“蒂莫西·戈德温？”康沃利斯摇了摇头，“他是谁？”

“是她在一场车祸中意外撞死的男孩，”我说，“他有个哥哥，叫杰里米·戈德温……”

“真是不幸。”康沃利斯转头看向艾琳，“她有和你提过其中哪个名字吗，艾琳？”

“没有。”

“我怀疑这两件事没有关系。”在对话进行下去前，霍桑打断了我们的讨论。

他伸出一只手：“谢谢你抽空与我们见面，康沃利斯先生。”

我们离开殡仪馆，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他突然把矛头对准了我。

“帮我一个忙，老兄。和我一起去了解情况时，永远不要问任何问题，什么都不要问，行吗？”

“你就希望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没错。”

“我不傻。”我说，“也许可以帮上忙。”

“好吧，你至少在某一点上犯了错。但关键是，你不是到这儿来帮忙的。你说这是一本侦探小说。而我才是侦探，就这么简单。”

“那你告诉我，你查到了什么？”我说，“你去过犯罪现场，查看过通话记录，还和殡仪馆馆长交谈过。你现在查到什么了吗？”

霍桑思考着我说的话。他面无表情，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要立刻和我拆伙。可他只是用同情的语气对我说。

“戴安娜·考珀知道她要死了。”

我等他继续说下去，可他只是转过身，怒气冲冲地沿着人行道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思考了一下“手边的选项”，最后还是跟了上去，努力追赶他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