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戴安娜·考珀不太了解，但是我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一群人排着队想要谋杀她。她是一个老妇人，独居的寡妇，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家境殷实。她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儿子还是小有名气的演员。她有睡眠障碍，养了一只猫。没错，她投资了一位制片人的戏剧，损失了一笔钱；雇用了一个有前科的清洁工，可是这两人有什么理由要勒死她呢？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撞死过一个小男孩，致使他哥哥重伤。这起意外事故是她粗心大意所致——她没有戴眼镜。而且，更过分的是，她肇事逃逸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被释放了。如果我是蒂莫西·戈德温和杰里米·戈德温的父亲，或者和他们有任何关系，我可能都会恨不得杀了她。而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十年前。好吧，九年零十一个月前。差不多。

这是一个明显的谋杀动机。如果戈德温一家当时住在伦敦北部的哈罗山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直奔那里，我向霍桑表达了这样的疑问。

“一步一步来，”他回答说，“我想先和其他人谈谈。”

“那名清洁工？”我们此时正坐在一辆出租车上，出租车绕过谢珀德-布什市广场附近的环岛，向艾顿驶去，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就住在那里。霍桑还给雷蒙德·克鲁尼斯打过电话，我们之后会和他见面。“你不是在怀疑她吧？”

“我怀疑她对警察撒了谎，是的。”

“还有克鲁尼斯？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他认识考珀太太。百分之七十八的女性谋杀案件都是熟人作案。”我还没来得及打断他，他就继续说道。

“真的吗？”

“你是电视剧编剧，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他按下车窗升降按钮，打开窗，点了一根烟，没有理睬车内禁止吸烟的标志。“丈夫、继父、情人……从统计学上讲，他们最有可能是凶手。”

“雷蒙德·克鲁尼斯都不是。”

“他有可能是她的情人。”

“她看见了那个脑损伤的男孩，杰里米·戈德温！她说她很害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禁止吸烟！”司机冲着对讲机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滚开。我是警察。”霍桑镇定自若地回答道，“你用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套路。这是我的规矩。”他把嘴里的烟呼出窗外，但是风又把它吹回了出租车里。“从和她最亲近的人着手，向外排查，就像挨家挨户的走访。你得从被害人的邻居查起，而不是从巷尾的某户人家。”他转过头看着我，再次质问，“你有意见吗？”

“在伦敦闲逛似乎有点疯狂，还是我掏钱。”我悄悄地补上了后半句。

霍桑没再说话。

在经过一段似乎很漫长的车程之后，出租车在南艾顿庄园边停下，几处街区杂乱地分布在这片区域，房屋星罗棋布，耸立的塔楼在战争结束时如雨后春笋般陆续落成，如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草坪、树木、人行道、人造景观——但总体效果令人沮丧，因为有这么多房屋挤在一起。我们经过一座滑板公园，似乎多年无人问津，然后进入地下通道，墙壁上随意画着粗犷的涂鸦，首尾相连，彼此融合。没有班克西[班克西是一位匿名的英国涂鸦艺术家，他的街头作品经常带有讽刺意味，在旁附有一些颠覆性、玩世不恭的句子；其涂鸦大多运用独特的模板技术拓印而成。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街道、墙壁与桥梁出现，甚至成为当地引人入胜的城市面貌]的涂鸦作品。

一群二十多岁穿着连帽衫或运动衫的年轻人坐在阴影中，用阴沉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所幸，霍桑似乎认识路，我紧跟着他，不禁回想起海伊文学节上那个女人对我说过的话。也许这就是她口中所说的现实。

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住在其中一座塔楼的三层。霍桑事先给她打过电话，她知道我们要来。我看过警方卷宗，知道她有两个孩子，但现在是下午一点半，孩子们应该都在学校。她的公寓打扫得很干净，但是面积很小，餐桌旁摆着三把椅子，电视前放着一张沙发，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家具。甚至最能言善道的房产中介也不好意思说客厅是开放式的。厨房与客厅融为一体，分不出哪里是厨房的入口，哪里是客厅的尽头，这就是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我不知道他们晚上怎么睡觉。也许孩子们睡在卧室里，而她只能睡在沙发上。

我们和她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挂钩上挂着锅碗瓢盆，与后脑勺近在咫尺。安德莉亚没有为我们提供茶水或咖啡。她在铺着福米加塑料贴面板的餐桌对面狐疑地盯着我们。她个头娇小，肤色偏深，本人比之前照片里还要结实。她穿着一件T恤和破洞牛仔裤，一看就不是为了追求时尚而故意做出的设计。霍桑点了一支烟，她也接过一支，我只好看着他们吞云吐雾，置身烟雾缭绕之中，暗暗揣度自己能否在身体被迫吸入二手烟导致病变前写完这本书。

一开始，霍桑表现得很客气。他用聊天般随意的口吻慢慢引导她吐露提供给警方的口供。之前我已经描述过，她当时走进屋子，看到了一具女尸，然后径直来到屋外报警，一直在外面等到警察来。

“你一定淋得很湿。”霍桑说。

“什么？”她狐疑地看着他。

“那天早上在下雨——你发现那具尸体的时候。如果我是你，就会在厨房里等。里面也有电话，没必要用自己的手机。”

“我去外面了。我全都说了。警察问我经过，我告诉了他们。”她的英语不是很好，她越是愤怒，就越是语无伦次。

“我知道，安德莉亚。”霍桑说，“我读过你在警察局的证词。但我大老远从伦敦那头过来和你当面交流，是因为我想让你告诉我真相。”

一阵沉默。

“我说的是实话。”她的话听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你没有。”霍桑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像他打心底并不想这么做，“你来这个国家多久了？”他问。

她神色立刻戒备起来：“五年。”

“给戴安娜·考珀工作了两年。”

“是的。”

“你一周为她工作几天？”

“两天。周三和周五。”

“你有没有告诉过她你遇到的小麻烦？”

“我没有麻烦。”

霍桑悲伤地摇摇头。“你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在哈德斯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是英国中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你之前落脚的地方。入店行窃。一百五十美元的罚款，外加支付商品价格。”

“你懂什么！”安德莉亚对他怒目而视。我暗自希望房间能再大一点，离她这么近让我有些不自在。“我吃不饱，没男人。我的两个孩子，小的四岁，大的六岁，饿着肚子。”

“所以你就从慈善商店偷东西。好吧，那家店名叫‘拯救孩子’。我猜你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

“不是……”

“而且这是你第二次犯罪，”霍桑趁她来不及否认，继续说道，“你头上还顶着有条件不起诉的帽子，要我说，你很幸运，那位法官当时心情不错。”

安德莉亚仍然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我为考珀太太工作了两年。她很照顾我，我不需要偷东西。我是诚实的人。我照顾我的家人。”

“好吧，你要是进了监狱，就没办法照顾家人了。”霍桑留出时间让她慢慢消化这个事实，“你要是对我撒谎，这就是你的结局。你的孩子会被送去福利机构——或者被遣送回斯洛伐克。我想知道你拿了多少钱。”

“什么钱？”

“你的雇主存放在《里海王子》的铁罐里的钱。你知道里海王子是谁吗？他是纳尼亚传奇系列中的一个角色。她的儿子达米安·考珀出演过那部电影。她把那个罐子放在厨房里。我看过里面，发现了几枚硬币。”

“没错，那是她存钱的地方。但不是我拿的。是小偷拿走了。”

“不对。”霍桑很生气。他瞳孔的颜色更深了，夹着香烟的手攥成拳头。“小偷去过那里，没错。翻箱倒柜，仿佛想让我们知道他来过一样。但这次不一样。罐子被放回原处，盖子也拧紧了。那人一定是在电视里看过太多犯罪连续剧，还清理了罐子上的指纹。我想你不明白，罐子表面上一定会留下一些指纹。你的、你雇主的，所以我猜测，你从中取出了一沓钞票，没有留意硬币。里面有多少钱？”

安德莉亚闷闷不乐地凝视着他。我不知道她听明白了多少。“钱我拿的。”

她终于松口了。

“多少钱？”

“五十英镑。”

霍桑面露愠色：“多少？”

“一百六。”

他点了点头：“这就对了。而且你没有在外面等警察。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知道的是，你还做了什么？还拿了什么东西？”

我看到安德莉亚内心在挣扎，她不得不做出决定，是承认有进一步的不轨举动，却可能让自己锒铛入狱；还是冒着再次激怒霍桑的风险欺骗他？最后，她向理智低了头。她站起来，从厨房抽屉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交给了霍桑。他把纸展开，读道：

这是一封手写信，没有签名，也没有日期和地址。霍桑抬起头，探究的目光从信上移开，落在安德莉亚身上。

“三周前，”她解释说，“有人登门。他和考珀太太一起待在客厅，我在楼上的卧室，但我听到他们在说话。他非常生气……冲她大喊大叫。”

“什么时候的事？”

“星期三，大约一点钟。”

“你看清他的长相了吗？”

“他离开时，我从窗口往外看，但是外面在下雨，他打着伞。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确定是个男人？”

安德莉亚考虑了一会儿：“我想是的，没错。”

“那这个呢？”霍桑举起手中的那封信。

“在她卧室的桌子上。”安德莉亚竭力表现得有些羞愧，但我想她只是害怕霍桑会对她做出什么举动。“她死后，我四处看了看，发现了这个。”她稍作停顿，“我认为是这个男人杀了蒂布斯先生。”

“蒂布斯先生是谁？”

“考珀太太养了只猫，是只灰色的大猫。”她伸出手，给我们比了比它的大小。“她星期四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不要过来。她非常难过，说她的蒂布斯先生走了。”

“你为什么要拿走这封信？”我问她。

安德莉亚看着霍桑，似乎是在征求他的同意，无视我的问题。

霍桑点了点头，把信折起来，塞进口袋。我们离开了。

“她拿走这封信，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能从中赚一笔。”霍桑说，“也许她认识那个拜访戴安娜·考珀，打着雨伞的男人。或是她以为能找到他。不过，她是个投机分子。她知道警方会调查这起谋杀案，觉得可以拿这件东西做做文章。”

我们在回程途中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因为还有一个人要见：雷蒙德·克鲁尼斯，剧院制片人。戴安娜·考珀去世当天曾与他共进午餐。我现在坚信这纯属浪费时间。霍桑口袋里的线索一定可以确认凶手的身份。“你要付出代价。”这再清楚不过了吧？但他只字不提与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的会面。霍桑陷入了沉思。实际上，不仅如此，他整个人都沉浸其中。这是我从他身上发现的一个品质，他是一个只有在专心办案的时候才会生机勃勃的人。谋杀案件或其他恶性案件就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整个人“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法语]——这又是一个时髦的说法，我相信他一定不喜欢。

克鲁尼斯与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生活的环境截然不同。他家就在大理石拱门后面，康诺特广场附近。我一点都不惊讶这是一位剧院制片人的住处。这栋建筑本身就像一个用红砖砌成的舞台，一个不可思议的二维空间。气派的大门、完美对称的彩绘窗户。一切都是崭新的，甚至金属栏杆一侧的垃圾箱也整齐划一地排成一行。一段楼梯通往有独立入口的地下室。上方还有四层。我猜想，眼前这处伦敦市中心、有五间卧室的房产，至少价值三千万英镑。

霍桑没有什么反应。他不耐烦地按着门铃，仿佛对这里怀有敌意。街上没有行人。我有种感觉，这里的房子大多是空的，是外国商人的财产。托尼·布莱尔不就住在附近吗？作为核心地段，我之前从未真正涉足过这片特别的区域。完全不像身处伦敦。

每部经典侦探小说中都有一个管家角色。当门打开时，我从未想过会在二十一世纪看到这样一幕场景。克鲁尼斯有一位管家，真实存在的，他穿着细条纹西装，马甲、手套一应俱全。他和我年龄相仿，深色的头发梳成后背的油头，神情高贵，他一定每天都在练习，把表情做到位。

“下午好，先生。请进。”他不必问我们的名字，他在等候我们的到来。

两间待客室之间有一条宽敞的走廊，地板上铺着华丽的地毯，天花板增高了两倍。它看起来并不像某人的家，更像是酒店，那种会员制的酒店，不接待单次付费的客人。我们爬楼梯的时候，一幅画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霍克尼[大卫·霍克尼，一九三七年生于英国布拉德福德，被称为“英国艺术教父”，是艺术圈中著名的同性恋艺术大师。游泳池系列是霍克尼颇具代表性的一系列画作，他画泳池，记录池水的波纹，画泳池里的人体变形，给泳池拍照，围绕着这个主题与色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美学]的泳池画，画上的男孩刚好消失在水面之下，接着是弗朗西斯·培根的三连画。我们来到楼梯平台，映入眼帘的是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美国著名艺术家，于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间拍摄了不少颇具争议的单一影像黑白照片]的巨幅裸照，虽然只显示了一部分。那是一张黑白照片：背景是白色的，凸显出深色调的臀部和勃起的阴茎。这幅照片旁边立着一个裸体牧羊人的古典雕塑。当我们路过这些露骨的同性恋主题艺术品时，霍桑看上去有些局促。他紧抿着嘴唇，身体因为厌恶而紧绷着。

一个如洞穴般的拱门通向楼上的客厅，拱门跨度有房间全长那么长，目及之处摆放着各式家具、灯具、镜子和艺术品。这一切都价格不菲，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没有丝毫人情味。一切都是崭新的，彰显着主人卓绝的艺术品位。我徒劳地寻找着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一张丢弃的报纸或是一双沾了泥的鞋子。在这处伦敦的核心地段，它显得如此的安静，让我想起了雕刻精美的石棺，好像它的主人故意把身前的富贵都一股脑地装了进来。

然而，当雷蒙德·克鲁尼斯终于出现时，我发现他出奇的普通。他大约五十岁，穿着蓝色天鹅绒外套，内搭翻领针织衫，跷着腿，泰然自若地坐在宽大的沙发正中间，我不禁好奇，在我们登门前，管家是否拿出卷尺，事先量好了他应该坐在哪里。他身材健美，一头浓密的银发，淡蓝色的眼睛狡黠地看过来，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们。

“请坐吧。”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示意我们坐在对面，“你们要喝咖啡吗？”他没等我们回答，就说，“布鲁斯，给我们的客人来点咖啡吧。把松露巧克力也端上来。”

“是的，先生。”管家退下了。

我们落座。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可怜的戴安娜吧。”他没等霍桑提问，就开口说道，“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很震惊。我是通过莎士比亚环形剧院与她相识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当然，我曾经和她的儿子达米安共事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出演过我在干草市场上演的戏剧《不可儿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一直都知道他的演艺之路会走得很远。当警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难以置信。世上没有人会想要伤害戴安娜。她是少有的那类只给遇见的人送去仁慈和善意的人。”

“她去世的那天你和她共进过午餐。”霍桑说。

“在穆拉诺咖啡馆，是的。我看到她出站。她在马路对面向我招手，我以为一切都挺好的。可等我们坐下，我立刻看出她魂不守舍，可怜的家伙。她很担心她的小猫咪，蒂布斯先生。猫叫这么个名字，难道不滑稽吗？它不见了。我和她说不要担心。它可能是追老鼠或者追其他什么东西去了。但我看得出她心事重重。她没待多久，她那天下午还要参加董事会的会议。”

“你说你们是老朋友，但据我了解，你们吵架了。”

“吵架？”克鲁尼斯听起来很惊讶。

“她投资了你的一部剧，赔了钱。”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克鲁尼斯打了一个响指，轻描淡写地否认了这一指控，“你说的是《摩洛哥之夜》吧。我们没有争吵。她很失望，她当然失望了。我们俩都失望！投资那部剧，我亏损的比她还多，我可以向你保证。但做生意就是这样。我刚给《蜘蛛侠》投了钱，私下告诉你们，那完全就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我却拒绝了《摩门经》。有时候人就是会看走眼，她明白的。”

“《摩洛哥之夜》是什么？”我不解道。

“是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北非的一座古堡中。两个男孩：一个是士兵，一个是恐怖分子。它的评分很亮眼，是根据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改编的——但观众就是不喜欢。也许是因为剧情太暴力了，我不知道。你看过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

“问题就在这里，其他人也没看过。”

布鲁斯回来时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三只精致的咖啡杯和一个碟子，里面盛着四块堆成金字塔形状的白松露巧克力。

“你之前的哪项投资取得了成功呢？”霍桑问道。

这句话让克鲁尼斯感觉受到了冒犯。“你往四周看看，探长。如果我没有投资过一些票房冠军的话，你认为我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吗？我是《猫》那部音乐剧最早的投资者之一，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之后我还投资了安德鲁[安德鲁·韦伯，《猫》和《歌剧魅影》音乐剧的作者]的每部音乐剧。《舞动人生》《怪物史莱克》，还有《恋马狂》中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我想，我可以说，我取得的成就已经超出了我应得的那份。《摩洛哥之夜》应该能火，但你永远也说不准。这就是投资音乐剧的商业逻辑。但有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们预见到事态发展不妙的时候，戴安娜·考珀对我本人没有意见，她知道自己的处境，毕竟她投的钱算不上可观。”

“五万美金？”

“霍桑先生，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一大笔钱。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但是戴安娜负担得起。不然，她之前也不会投资。”

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我看见霍桑正用那双明亮而不饶人的眼睛打量着另一个男人。我以为他要说什么冒犯的话，但实际上他提问的语气很克制：“她有没有和你说过那天早上她去过哪里？”

“午餐之前？”克鲁尼斯眨了眨眼睛，“没有。”

“她去了南肯辛顿区的一家殡仪馆，为自己安排了葬礼。”

克鲁尼斯拿起其中一只咖啡杯，小心翼翼地捧在面前。不一会儿，又把它放回桌上。“真的吗？你的话确实让我感到意外。”

霍桑问道：“她没有在穆拉诺咖啡馆提起这件事吗？”

“当然没有提过。如果她提过，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种事肯定令人印象深刻。”

“你说她心事重重。她有跟你说过她在担心什么吗？”

“嗯，有。她提起过一件事。”克鲁尼斯回忆了片刻，“我们在谈论钱的时候，她提到过有人在纠缠她。和她住在肯特郡时发生的那起事故有关。那是我们认识后不久发生的一场意外。”

“她撞倒了两个孩子。”

“是的。”克鲁尼斯冲我点点头。他再次拿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咽下去。“那是在十年前。她的丈夫得癌症去世后，她一个人生活……太凄惨了。她丈夫是一名牙医。很多名人都是他的客人，他们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就在海边。她当时住在那里，事故发生时，达米安和她在一起。我记得他好像是在巡回演出的空档，也可能是在忙BBC的事情。我记不清了。

“不管怎么说，那绝对不是她的错。那两个孩子有保姆看着，却跑到马路上去买冰激凌，她当时正开车拐弯，没能及时刹车——但这家人并没有因此放过她。我实际上和法官聊了很久，他很清楚，戴安娜不用负任何责任。当然，整件事让她非常难过。之后不久，她便搬回伦敦——据我所知，她再也没有开过车。唉，也不能怪她，不是吗？经历这种事是多么可怕啊！”

“她有没有和你说是谁在纠缠她？”霍桑问道。

“嗯，说了。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艾伦·戈德温。他去过她家里，提出了各种要求。”

“他想要什么？”

“他找她要钱。我告诉她不要牵扯进去。那件事都过去很久了，和她再无瓜葛。”

“她提过他给她写信的事吗？”我忍不住问道。

“是吗？”克鲁尼斯的目光飘向远处，“没有，我想没有。她只是说他找过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等等，”霍桑插了进来，“你说你跟法官聊过天是怎么回事？”

“哦——我认识他，奈杰尔·威斯顿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投资人，投资过音乐剧版本的《一笼傻鸟》，挣了一大笔钱。”

“所以，克鲁尼斯先生，你是说戴安娜·考珀开车撞死了一个孩子。她曾投资过你的剧。判她无罪的那个法官也是一位投资人。出于兴趣，我想知道，他们两个见过面吗？”

“我不知道。”克鲁尼斯似乎很戒备，“我不这么认为。希望你不是在暗示这其中存在某种不当行为，探长。”

“好吧，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查清楚的。威斯顿先生结婚了吗？”

“我不知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无可奉告。”

可我们下楼梯的时候，霍桑却怒气冲冲，而这一次，经过梅普尔索普时，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厌恶。我们离开那栋房子，绕过街角，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看着他怒不可遏地抽烟，拒绝和我进行眼神交流。

“怎么了？”最后，我主动开口问他。

他没有回答。

“霍桑？”

他转头看着我，目光喷火。“你觉得没什么不妥，是吗？那个该死的基佬，坐在那儿，被那堆淫秽的东西包围。”

“什么？”我由衷地感到震惊——不是被他的想法，这我早猜到了——而是被他说话的口气。他吐出“基佬”两个字的时候，尾音很重，听起来像外来口音，很刺耳。

“首先，那不是淫秽的东西。”我说，“你知道其中一些东西值多少钱吗？其次，你不能这样叫他。”

“什么？”

“你的措辞。”

“基佬？”他冲我冷笑道，“你不会觉得他是直的吧？”

“我认为这和他的性取向无关。”我说。

“嗯，也许吧，托尼。要是他和他的法官朋友狼狈为奸，帮戴安娜·考珀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你问威斯顿有没有结婚的原因吗？你认为他也是同性恋？”

“我不会感到惊讶，那种人会抱团取暖。”

我不得不斟酌自己的用词。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我意识到一切都变了。

“你在说什么？你说的‘那种人’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这么说话。没有人这么说话了。”

“好吧，也许我会。”他对我怒目而视，“我相信，你有很多同性恋朋友。你是一名作家，在电视行业工作。但要我说，我不喜欢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变态，如果我走进某人的家，看到墙上有巨大的生殖器，发现他们有一个变态的朋友，把钱投进愚蠢的音乐剧里，也许还受人游说，妨碍司法公正，那我可不吝于表达我的想法。对此，你有意见吗？”

“是的。我确实有意见，实际上，有很大的意见。”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话。初次见面时，霍桑曾一两次挖苦过几位出演《正义与否》的男演员，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未想过，他也许是恐同人士。如果他确实如此，我绝不可能答应写他。他有句话说对了。我确实有许多密友是同性恋，如果我要以霍桑为原型创作男主人公，如果我给他机会发表意见，我的朋友很快就会和我绝交。我意识到，我可能会陷入窘境。那些批评家会怎么看？他们会把书撕成碎片。突然之间，我仿佛看到，我的全部事业都被冲进了下水道里。

我转身离开。

“托尼？你要去哪里？”他在我身后呼唤，语气听起来真的很吃惊。

“我要坐地铁回家，”我说，“明天给你打电话。”

走到大街的尽头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走远，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