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和姑娘静静地躺在床上。上校尽量什么也不想，就像他以前许多次在许多地方曾经做过的那样。可是现在却不行。怎么也做不到，因为已经太迟了。

感谢上帝，他们俩幸好不是奥赛罗和苔丝德梦娜，虽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城市，姑娘比莎翁笔下的女主角更美丽，而且上校也屡战沙场，或许比那个喋喋不休的摩尔人打的仗还要多。

他们个个都是出色的战士，他想。那些该死的摩尔人。可是我们究竟杀死了他们多少人？如果把最后一次跟阿卜杜勒·克里姆[阿卜杜勒·克里姆（1882—1963），反对西班牙和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领袖。]交战的摩洛哥战役也算在内，我想我们杀死的人比一代人还多。是把他们一个个分开打死的，从未大批地进行屠杀，就像我们在德国人跟他们的部队会合之前杀掉他们那样。

“女儿，”他说。“如果我说得不粗野，你真的希望我讲给你听，让你了解那些事？”

“要是你能说给我听，那比什么都好。我们俩就可以分担了。”

“一分就没有分量了，”上校说。“全都给你，女儿。我只讲最重要最突出的事件。打仗的一些细节你不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懂。也许隆美尔能懂。但是他在法国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而且我们摧毁了他的通讯系统。那是两支战术空军部队干的，我们的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我真希望能和他谈论一些事情。我喜欢和他还有恩斯特·乌德特谈话。”

“就说些你愿意说的事。喝一杯瓦尔波里切拉。如果你感觉不好，就停下。或者干脆不再说什么。”

“起先我是后备部队的上校，”上校耐心地解释说。“这种上校闲在那儿没有什么任务，是为师部指挥员做调动配备的；一旦有人阵亡或是调防，就让我们去替补。几乎没有人阵亡，调防的倒不少。所有表现突出的都得到了晋升，这种事就像森林着火一样，一来就是一大片。”

“请说下去。你该吃药了吧？”

“去他妈的该死的药，”上校说。“去他妈的盟军最高司令部。”

“你已经跟我讲过这个了，”姑娘说。

“我真他妈的希望你成为一个士兵；你脑袋灵活，记忆力极强。”

“要是能在你手下干，我倒很愿意当个士兵。”

“永远也别在我手下干，”上校说。“我很机警小心，可是我的运气不好。拿破仑喜欢他的军队走运，他是对的。”

“我们俩也有些走运。”

“是的，”上校说。“好运和坏运兼而有之。”

“但都是运气。”

“确实，”上校说。“但是打仗不能靠运气。尽管有时少不了它。那些靠运气打仗的人全都像拿破仑的骑兵那样光荣阵亡了。”

“你为什么讨厌骑兵？我认识的那些出色的年轻人几乎都在三个精锐骑兵团服役，要不就在海军。”

“我什么都不讨厌，女儿，”上校说，饮了一小口淡淡的干红葡萄酒，酒给他一种亲切感，就像回到了手足情深的兄弟家里一样。“我只是经过仔细的思考和对他们的能力做了估计后，才形成了这种看法。”

“他们真的很差劲吗？”

“他们毫无价值，”上校说。随后记起自己该做个和善的人，于是又补充道，“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天都有幻想破灭。”

“不。每天都有新的美丽的幻想。但是你可以把一切虚假造作的东西从幻想中清除出去，就像你用锋利的剃刀清除胡子一样。”

“请你永远不要清除我。”

“你是无法清除的。”

“亲亲我，把我抱紧些，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运河，那儿的阳光很明媚。你再给我讲一些好吗？”

他们望着大运河，那儿的阳光确实很明媚。上校继续讲述道，“我接管了一个团，因为司令官把一个年轻人撤了职。那个年轻人十八岁时我就认识他。当然这会儿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他没有能力指挥一个团，而一个团却是我一生都渴求的，一直到我失去了它。”他补充说，“当然是为了执行命令。”

“你是怎么失去这个团的？”

“当你逐渐缩小包围圈，要攻下一块高地时，你最终要做的就是派人去敌方劝降，如果你决策正确，他们就会考虑出来投降。职业军人都很理智，而那些德国人都是职业军人，不是盲目的狂热分子。这时从军部来了电话，传达来自美国陆军部，也许是野战集团军司令部，甚至可能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强行攻占这座城市。因为他们在一份大约由一名记者寄自斯帕[比利时列日省城市。]的报纸上读到了这个城市的名字。既然这个城市上了报纸，说明它十分重要，必须把它夺下来。

“于是你让一个连在吊桥那儿送了命。你失去了整整一个连，又使三个连遭受重创。坦克拼命地加速前进，可是遭到猛烈的打击，它们快速地冲上前，又很快地退了回来。

“被击中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五辆。

“通常坦克里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能逃出来，他们拔腿飞奔，好似在一场橄榄球赛中，突破了散开防守区的持球队员撒腿飞跑，在这场比赛中，你是明尼苏达州队，而对方是威斯康星州的贝洛伊特市队。

“我使你厌烦了吧？”

“没有。只是不明白那两个地名的喻义。等你愿意的时候可以解释给我听。请继续说下去。”

“你冲进了城，而某个冠冕堂皇的笨蛋却下令在我们头顶上方搞轰炸。轰炸任务可能早有安排，一直没有取消。在未得到证实之前只能这样假设。我给你讲的只是大致的情形，最好不要讲得太具体，普通老百姓无法理解，你也一样。

“这次空袭没起多大作用，女儿。因为或许你还无法在这座城市站稳脚，那时候你剩下的人太少；你还得从废墟里往外挖人，否则就要把他们留在废墟里了，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主张。上面命令说要强行攻下这座城市。他们再次重复了这一点。

“这是那位穿着军装的政治家坚决批准的，虽说他这辈子从没受过伤，也没打死过人，只需拿着话筒说说话或是在文件上写写字。如果你愿意，不妨把他想象成我们的下一任总统。随你把他想象成什么都行。不过还是请你想象一下他和他手下那批庞大的工作人员，他们离前线如此遥远，用信鸽与他们保持通讯联系看来是最快捷的方法。只是他们在为自己采取诸多安全措施的同时，也许得留心别让高射炮击中了那些鸽子。如果炮火射得准的话。

“于是，你得再次发起进攻。我会告诉你后来怎么样。”

上校望着天花板上不断变幻的光线。有一部分光线是运河河面的反光。这光线奇特而又平稳地波动着，变化着，好似一条有鲑鱼在里面游弋的溪流，但它总停留在原处，随着阳光的移动而变幻。

然后他看着他心爱的美人，她那不可思议的大孩子似的黝黑脸庞使他心碎。他得在午后一点三十五分前离开，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说道，“我们别再谈战争了，女儿。”

“求你，”她说。“求你了。我这一个星期都得想它。”

“那真是短期服刑。我说服刑是指监狱服刑。”

“你不知道在你十九岁时，一星期的时间有多长。”

“有好几次我知道一小时有多长，”上校说。“我还可以告诉你两分半钟有多长。”

“请告诉我。”

“在什尼埃菲尔战役和这次战役之间，我到巴黎休假两天。由于和一两个人的私交，我有幸出席了一个会议，出席者都是有资历的和可靠的人物。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1895—1961），美国陆军上将、外交官及政府官员。1942年9月被任命为欧洲战场的参谋长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将军向我们讲解后来被称为‘赫特根森林’的战役是如何易如反掌。那次战役并不全在赫特根森林展开。那个地方只是整个战场的一小部分。那个地区叫施塔特瓦尔德，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在亚琛失守、进入德国的通道被打开缺口后在那儿开战。我没让你听得厌烦吧？”

“你永远不会使我厌烦，打仗的事也一点不会使我厌烦，除非你编谎话。”

“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

“是的，”她说。“我自己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你真的喜欢打仗吗？”

“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如果你肯教我，我愿意试一下。”

“我永远也不会教你。我只给你讲些奇闻逸事。”

“讲些国王死去的悲伤故事。”

“不。他们被称作GI[government issu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美国兵”。]。上帝，我多么痛恨这个叫法，而人们又总是这么叫着。他们只会读读连环漫画。所有的人都从那种鬼地方来。大多数人并不情愿，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可他们都看一份叫作《星条旗》的报纸，你应该设法让你的部队出现在那张报纸上，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是个失败的指挥官。我经常是个失败者。我也试过用友好的态度对待记者，出席那次会议的确实有几个很出色的记者。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可能会忽略某些优秀分子，这未免有失公正。那些优秀记者我没全记住。出席者中有些是逃避兵役者，也有的是骗子，明明只被一块碎弹片擦破了皮，就声称自己受了伤，还有遇到汽车意外事故也佩戴紫心勋章的人，还有政府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胆小鬼、说谎者、窃贼和靠打电话在政治上发迹的人。在这个简要介绍中有一些死者没提到。这次战役也是死了人的，占很高的比例。但是死去的人是不会来出席会议的。那里还有女人，穿着漂亮的军装。”

“你怎么会和其中一个结了婚？”

“我告诉过你，我犯了错误。”

“说下去吧。”

“房间里到处是地图，多得连上帝在效率最高的一天里也看不完，”上校继续说。“有大地图，中号地图和特大号地图。所有的人都装出很懂的样子，像小孩拿着教鞭那样，手里捏着一根没用的台球棒似的东西作讲解。”

“别说粗话。我不懂‘没用的’是什么意思。”

“缩短了的，或是缩小了的，表现出某种不称职的状态，”上校解释说。“这种欠缺可能指器具，也可能指人，这是一个古老的字眼，在梵语中都能找到。”

“请说下去。”

“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通过我的嘴使这些耻辱永存下去？”

“如果你愿意，我就记录下来。我会真实地记下我听到的和想到的一切。当然，免不了也有些错误。”

“假如你能真实地记下听到的和想到的一切，那你实在是个幸运的姑娘。但是我告诉你的事，一个字也不准记。”

他继续说：“那儿挤满了记者，衣着穿戴全凭个人爱好。有的玩世不恭，有的充满急切渴望。

“为了严密监视他们，也为了控制那些拿着指示棒的人，有一群挎枪的家伙在值勤。我们把从不打仗却穿着军装的人叫作挎枪的家伙，他们那身军装可以称为戏装。每当武器不小心碰了他们的大腿，他们那玩意儿也会竖起来。顺便说一下，女儿，我说的武器不是那种老式手枪，而是真正的手枪，但打起仗来，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武器的命中率都低。你可千万别让人送你这种东西，除非你想在哈里酒吧用它敲别人的脑袋。”

“我从没想过要敲别人脑袋，也许安德烈亚除外。”

“如果哪天你想敲安德烈亚，得用枪筒敲，别用枪把敲。用枪把敲手感迟钝，容易落空，即使你打中了，把枪抽回来时也会把手撞出血。不过请不要敲安德烈亚，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容易被击中。”

“是的，我也这么想。请再说一些那次会议，或是与会者的情况。我想现在我能一下子认出挎枪的家伙。不过我还是乐意被人彻底检验一下，看看是否合格。”

“挎枪的家伙们对自己的枪法沾沾自喜，正等着大将军来讲解军事部署。

“记者们有的轻声低语，有的唧唧喳喳，那些比较有头脑的则闷闷不乐，或是勉强摆出高兴的样子，所有的人都坐在折叠椅上，就像在肖托夸教育集会[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因始创于纽约州的肖托夸地方而得名。]上听课一样，很抱歉，我又说了本地术语，可我们就是本地人。

“将军走了进来，他不是挎枪的家伙，但是个大商人，优秀的政客，善于经营的典范。军队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行。他拿起那根无用的指示棍，充满自信、丝毫没做任何失败的准备，详细地向我们说明这是怎样一次进攻，我们为何要组织这次进攻，以及如何就能轻而易举地取胜。没有任何问题。”

“说下去，”姑娘说。“我来把你的酒杯斟满。你看看天花板上的亮光。”

“斟满吧，我看看这亮光，然后再接着说。”

“这是个使用强行手段推销的商人。我这么说并无不敬之意，而是赞赏他的才能，或是他的禀赋。他说凡是需要的条件我们都已具备，什么都不缺少。那个被称作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当时设在巴黎附近的城市凡尔赛。我们将向亚琛的东面进攻，那儿距大本营三百八十公里左右。

“一支军队可能很庞大，但可以紧紧地靠拢前进。最后他们终于到达兰斯，离战场还有二百四十公里，但那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我很明白大实业家有必要避免与工人接触。我也知道军队的规模和各种存在的问题。我甚至熟悉后勤的工作，那种工作并不难。但是历史上没有一个统帅离前线这么远指挥战斗。”

“给我讲讲这个城市。”

“我会讲给你听，”上校说。“但我不想让你难受。”

“你从没让我难受过。我们这里是个古老的城市，也总是有人去打仗。我们尊重他们胜于尊重其他一切人，我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些了解。我们也知道他们这样的人挺难相处。通常女人们都觉得他们很讨厌。”

“我使你讨厌吗？”

“你怎么看？”姑娘问。

“我腻烦自己，女儿。”

“我认为不是这样，理查德，如果你对生活感到厌烦，你就不会在一生中做那么多事了。请别对我瞎说，亲爱的，我们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

“我不瞎说了。”

“难道你不明白，为了排除内心的苦闷，你该把事情都讲给我听？”

“我知道我要告诉你。”

“可你难道不知道，我希望你死的时候能有一种宽容、愉快的心境？噢，看我胡说些什么。别让我胡说八道了。”

“我不会了，女儿。”

“请再给我讲一些，你想怎么痛苦就怎么痛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