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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8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叫《西夏旅馆》。我的小说一般是很小众的，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错的小说家，可是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基本上我的书销量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出版社帮我安排了一场打书之旅，当然不能跟大陆这边比，就是在台湾很密集地排几场活动，下午在高雄的诚品书店做一场活动，晚上到台南的诚品，第二天再到台中，大概是这样。

那场打书之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

高雄的诚品是在一栋非常大的百货大楼的顶楼，一个非常大的开放式的空间，全部挑高，装修得非常像一座神殿，里面全部是书柜，各式各样的书摆在那里。整个空间像命运交织的城堡，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回走动。

演讲区是一个像祭坛或者像剧场的空间，讲台在中央的位置，所以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声音是发散的。

问题是当时我站在那边讲，讲桌上堆着十几本我的《西夏旅馆》，一叠一叠的。可是我前面坐着的读者只有四五个人，所以越讲就越没力，越讲就越慌。

后来到台南诚品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害怕。台南诚品也是在一栋百货大楼，但它比较小一点，是在地下室。我就先跑到地下室，一看，不错，看到演讲区四五十个座位都坐满了，坐了一些老先生。我想台南的文化水准是比较高，我就放心地上去抽了根烟。

抽完烟下来我就开始讲，开始讲以后才发觉原来下头坐着的四五十个老伯，他们原本只是为了打发无聊时间跑来诚品吹冷气，坐在这边看杂志、翻书，免费的冷气吹吹，可是突然跑来一个胖子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们就很疑惑地抬头，然后开始纷纷离场。

预算要讲40分钟，然后让读者提问，我觉得我在讲的时候突然变快转模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离场，我一直很想跟他们说，不要走，求求你们不要走。我讲15分钟就讲完了，这时候人也走光了，我再一次受到很大的创伤。

第二天到台中的诚品，它在一栋比较旧的百货公司大楼，也是顶楼，演讲区更小，是封闭的。你知道那种感受的反差有多大，你进到这个百货公司，从一楼开始搭电扶梯，一层一层往上升，最后到达八楼或九楼。

这是一个比较旧的社区，百货公司下面很多年轻人在唱嘻哈，有的打扮成很大的Hello Kitty或皮卡丘等各种玩偶，父母和孩子玩亲子游戏，各种各样的人，我就想阳光下面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每人都买一本我的书，我就发了。

我坐电扶梯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学时最好的哥们儿，他住在台中，他带着他一家人，他太太也是当时我们班的一个美女，等于是嫂子，还有他当时在念高中的大女儿和在念小学的小儿子。

我很尴尬，我跟他说我演讲的时候会讲些屁笑话，因为要打书，你坐在下面我会讲得特别尴尬、别扭，你先回去，我待会打完书就去你家跟你喝酒。他说，不不不。

还好他们一家四口没走，整个小演讲厅总共五个来宾，除了他们一家四口，只有一个不知道哪来的神经病，估计跑错场子了，坐在那里。如果他们一家四口没有来为我撑场，我就只有一个听众。诚品书店那个小女生尴尬到不行，她想象签书会台子上应该堆很多我的书，很多人会来买，结果最后来买书的，只有那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陌生读者。她很不好意思，自己还买了一套，虽然我看她根本不像我的读者。反正那个过程我就受到很大的创伤。

这还不算什么，这只是说你去打书的时候根本没有读者。同样在那一个礼拜，他们还安排了一场到新竹一个排名比较差的大学去打书。这个大学有一个很大的阶梯式教室，一个开放式的礼堂，里头有一些大概是被迫前来的学生，那些学生是技职学校的工科生，他们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货色。总之是一群很调皮的年轻人，他们也根本没有想要念书。

我也没遇到过这种阵仗，虽然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它那个讲台是位于最低处的，所以我坐在最低处的位置，对着上方坐得满满的两三百人演讲。第一排坐的都是老师。我拿着小蜜蜂随身麦，就开始讲故事。我演讲应该是好听的呀，可是我在讲的过程中，我眼前好像有上万只蜜蜂在嗡嗡嗡嗡，那些染头发的小胖妹或性感小辣妹、染金头发的小伙子互相吵来吵去。其实我在他们那个年纪也是这样。坐第一排的老师装出一脸很认真在听的表情，可是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敢回头说大家不要吵闹，大约他们是流氓学校。

这场子太奇怪了。我在上头讲话，我麦克风的声音已经整个被他们喧哗的嗡嗡声，像海浪般淹没。

所以那次打书结束以后，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重创。

2

出版社派去的陪着我打书的男孩是个高个子，身高一米九几，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我文化大学的学弟。

那一次在我从新竹回台北一个多小时的慢车上，他告诉我过去十年他各式各样的打工史，他干过编剧，干过殡仪馆的礼仪师，干过酒店少爷，干过赌博电玩店的假客人，干过快递员，干过西洋经典老歌套装DVD的推销员，等等。

他是个很温暖厚实的家伙，他在描述这所有的经验细节的时候，没有那种炫耀之感，一般小伙子有这么多奇怪的人生经验时，会有一种炫奇夸耀，有一种追忆昔时场景的打光效果。他没有这些，他没有大惊小怪。

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让我艳羡不已，我当然会很激动地追问。天哪，我实在太嫉妒他曾经目睹过那些拼组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所有这种像马赛克彩色小瓷砖的怪奇行业的那双眼睛。但是我在追问他的时候，他总是慢半拍，总是很像一只大熊那样，一脸茫然，一副“这个年代大家不都这样过来的嘛”那种表情。

他讲到电玩店，说起之前他在西门町武昌街打工的经历。武昌街是一个已经废弃的老区，很多吸毒的人、老头混在那个地方。那里有一整排鱿鱼羹店，他曾经在其中一家鱿鱼羹店打工，店里有一个师傅吃住都在店里，所以必然每天都吃鱿鱼羹。他是一个单身汉，没有其他的嗜好，每个月初领两万五千块台币的薪水，当天下午就到附近一个叫7PK8连珠的赌博的电动玩具店，把刚领到手的两万五千块薪水输光，然后身无分文地过接下来的一整个月。

后来这个学弟又跑到电动玩具店去当假客人，为了假装生意很好，老板会开一万块让他们坐在那里把分数打光，输赢都是假的，主要是让客人觉得这家店人气很旺，每台机器都“砰砰呛呛”地响，如此一天他可以拿五百元的工资。老板偶尔还会拿几千块叫他们去别家店开机，刺探一下同行的军情。

他在那里遇到许多很奇怪的客人，那段时光导致他对金钱的价值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扭曲感。譬如有一个客人衣冠楚楚、谈吐优雅，好像是有一点名气的企业老板。每天晚上九点会进来，他永远拿两万块开机，然后把这两万块扔到机器里哗啦哗啦输掉，好像这是他每天该做的事，像一个仪式，像每日诵经一样，每天把这两万块输光，输完以后就没有任何情绪地离开。有时候不小心今天这两万块赢到大奖，他会继续打下去，把大奖输光，然后再平静地离开，这样子弄到比较晚。仔细一算，每天固定两万块，扣除周末，一个月等于有四十万台币了。四十万台币花在这件事上，完全不知道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一个客人是头罩着护颈，脚裹着石膏，坐着轮椅进来的，说是被车撞了。他被撞成残废，拿到三十万赔偿金，但是他一个下午就把三十万输光了。

还有人把钱输光了，就拿房子、银行贷款跑来赌。然后这个赌鬼的老婆拉着婆婆进来，拿拖把在店里追逐殴打这个赌鬼。

至于他当酒店少爷的经历，台北中山北路旁边的林森北路有一个红灯区，他在其中一家色情酒店上班。

你们知道日本有一些洋食店、甜点店，会在橱窗摆放一些用蜡做成的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食物，比如牛排、蛋包饭、薯条、青花菜、亲子丼。他在酒店上班，当酒店少爷，上班的场景很像蜡像馆，这些小姐粉面酥胸，脸上的妆化得幻美如梦，包厢里各个小姐身上不同牌子的香水像看不见的调酒师，把空气混成一种稠密的雾阵，整个变成一种迷雾森林。但是，等到打烊时，灯光亮起来，整个场面包括店里的白粉墙、沙发、大理石桌、地毯，在正常的灯光下，它们失去了暗黑迷离灯光的掩蔽，变得如此空洞简陋。

他说店里的大姐平常很疼他，因为他是很老实的男孩，妈妈姐姐都会很疼他。这个大姐平常化妆，虽然看得出有一定的年纪，但是非常地高雅、风流，轻声细语，穿着旗袍，身材也好。年纪大的客人喜欢点她，喝醉了会乱摸这个大姐，大姐会很温柔地把他们的手拿开。

可是有一天，礼拜天，这个学弟在附近街道晃荡时，有一个老太太轻声细语地喊他，他看着这个素颜的提着菜篮的老太太，竟然失礼地恍惚了大概三十秒才认出来，是那个很有气质、很美的大姐。她卸了妆，在日常生活中，寻常的人家中，日光之下无奇事，她竟然就是一个提着菜篮的老太太。

另外的一些细节似曾相识，几乎所有关于酒家女的故事必然都会有这种桥段，他搀扶着被客人灌得烂醉的女孩，回到分租给在四个不同酒店上班的小姐的隔间公寓。女孩喝醉了，会搂着他痛哭失声，他就像一只大熊，很好脾气地安抚她，扶她吐在马桶里，拍她的背，任她胡言乱语，哄她睡着，然后全身而退。公寓隔间里的那种狭窄、昏暗、脏乱、污浊的空气都让他印象很深刻。

但是等到下个礼拜，回到酒店里，他说的是公司，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这个女孩又艳装成那群无灵魂的性感玩物中的一个，在包厢让客人挑选、搂抱、喷烟、灌酒。偶尔两个人遇到的时候，会像陌生人一样，表情冰冷，似乎那个晚上发生过的事情并不存在。

对于他所见的这一切，他的感想是，这世界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有。很平淡的一句话，因为他不是写小说的。

3

但是，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流浪者？他为什么这样晃晃悠悠地打工过日子，他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没小我多少，可是还在打一些这样的零工。

后来他跟我讲起，说他父亲当年在台南开了一家铁工厂，很成功。可是他父亲到了三十五岁那一年，好像突然被雷打到了，把所有的铁工厂收了，把资产跟股东分一分之后，把他母亲、他奶奶还有当时年龄还很小的他丢在台湾，自己一个人跑到西班牙去学古典吉他，大概学了七年。

七年之后，他父亲学成了古典吉他，弹得非常厉害，然后又跑到捷克去学做木工，用很好很好的木头做古典吉他。

后来等到他父亲回到台湾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根本找不到去大学音乐系教书的职位，所以他父亲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兼课教音乐，可能一个月就赚个千把块台币，可是他父亲特别地乐在其中。他们住在淡水，他父亲在淡水找了一些老头，大家拿一些我们现在一般看不到的鲁特琴等欧洲中世纪的古老乐器，组了一个中世纪古乐器的乐队。当然也没有人理他们，因为很多人也许认为，怪老头你们应该是拿二胡、拿唢呐演奏，可是你们竟然在这边演奏中世纪的古乐器？

他父亲就是一个雅痞，后来我还看到过他父亲穿一身猎装，非常帅。可是作为儿子，我这个学弟却变成了一个很像《流浪者之歌》里的流浪者，在各种奇怪的地方打很奇怪的零工，个儿又那么高，好像这个社会无法让他容身。

我的故事其实可以延伸下去，变成一个被追逐艺术家之梦的父亲遗弃，所以长得歪歪斜斜，或者说不叫长得歪歪斜斜，说不定反而是更神秘地在看世界，看他父亲所看不到的这些酒店的女郎，或是电玩店的奇怪客人、殡仪馆的哭泣的家属。我应该是讲一个与《父与子》有反差的故事。但其实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安慰的故事。

像我前面所说的，当时在出版《西夏旅馆》后打书的那两个礼拜，我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其实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距离那个时候已经十年了，但是如果我现在再遇到那样的情景，我内心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创伤。对一个创作者来讲，那样的场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

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大的创伤之后，在我从新竹搭火车回台北的途中，很意外地，这个高个子学弟突然扮演了一个奇怪的天使的角色。他其实跟这整件事无关，但他跟我讲了这一段故事，恰恰在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台北，我觉得他好像把我的创伤疗愈了。

4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同辈的女作家，她跟她的伴侣已经在一起七八年了，结果她被劈腿了。我们彼此是同行，作家之间会像武士一样，不会让对方看到自己脆弱或丢脸或崩溃的那一面。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方比较强大的样子。

可那次，意外的一个场合，我跟她在一间咖啡屋遇到。她在我面前崩溃了，因为她的伴侣竟然背叛她，劈腿。事情可能刚发生，所以她还处在措手不及，就像啤酒罐整个被捏瘪的状况。我当时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会安慰人，我们年纪差不多，我的生命中也遇到各种悲惨的事，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突然跟她说，你知道吗？我平常都是跑到一个小旅馆去写稿，我在那个小旅馆大概待三个小时，大概付个一千块台币，就像钟点费。那种旅馆其实是人家去约炮，去跟情妇约会，跟小三约会的地方，就我特别怪，我进去三小时，很专心地坐在书桌抽烟、写稿，三小时的时间一到，我就出来，所以柜台的小女生也都认识我了，觉得骆先生怎么每天都来报到。

刚开始她们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变态，怎么都一个人来，难道是召妓？可是也没有妓女进来他房间，待了三个小时，床都没有动过，只有桌上有烟灰缸留下的痕迹。但后来她们也习惯了，也认识我了，或者说她们后来可能从网络上知道我是一个作家。

但是有一天，我在这个旅馆的房间里发生一件很悲惨的事：当时我肚子不舒服，上厕所，一冲马桶，马桶塞住了，马桶就满了。

如果我到一个陌生的酒店，关我屁事，我就直接走人了，不会有人知道马桶被我拉爆了。问题是她们认识我，旅馆里清洁的阿姨一定会讲，骆先生把我们五楼房间的马桶拉爆了。我有一种她们认识我，所以我不能丢脸的感觉。

我就想把这个马桶弄通，可问题是小旅馆的厕所没有那么好的装备，没有吸盘，没有通马桶的东西，所以我后来自作聪明，把旁边装厕纸的纸篓上的塑胶袋拿掉，去浴缸接热水。滚烫的热水倒进去，还是不通，再接一桶再倒，水快要溢出来了，它还是不通。当时我就想，怎么办？太可怕了。

因为只有我自己在这个画面里，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我把衣袖整个捋起来，胳膊露出来，伸手进去，通马桶的咽喉。但是那个马桶是新式马桶，咽喉的形状很怪，我的手伸进去后，水流旋转的时候，有一瞬间我的手不知怎么就卡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当时我跪在马桶边，水是烫的，臭得要命、热烘烘的。我的脸就对着马桶边缘，臭气是热气腾腾的，我的手一直拔不出来。如果我按急救铃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哪里来的变态，我这是在演哪出？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不过后来我的手拔出来了，而且洗干净了，大家不要害怕，不要因此就不买我的书。

重点是，这个同辈的女作家正遭受情伤，她在咖啡屋告诉我，跟她相处了七八年的伴侣竟然劈腿了、背叛了她的时候，我突然跟她讲了这么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她笑到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我的故事大概把她悲伤的情绪释放了，她笑得一直流眼泪。

后来我们分开的时候，她拥抱了我，说，谢谢你，非常棒。

结语

某些时刻，故事出现的最初，并不是作为故事的状态被讲出来，它也并不符合那个情境下所需要的内容或隐喻或角色，纯粹就是一个奇妙的、灵光一闪出现的故事，然而它却无意中充当了安慰和疗愈的角色，它本来也不是被设计成安慰和疗愈的内容，反而常常是反差的，也许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也许是一个鬼故事，也许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但是很奇妙，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它可以修补、疗愈那些像啤酒罐被打凹了，被生活弄得歪掉了，很痛苦很受创的灵魂，疗愈听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