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细雨飘落在地上，自行车棚里的荧光管照亮了篮球场的一侧。一个全身湿透的小孩经过，停下脚步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人，然后继续打球去了。这里是位于诺雷布罗外区的奥丁公园，此地的白人居民非常少，所以任何一个出现在这里的白人都非常引人注目。通常这些白人都是警察，有的穿制服，有的着便衣，但警察总会结伴出现，从来不会像这个人一样形单影只。他拎着一只外卖袋，慢慢地向建筑群边缘的街区踱着步。

赫斯沿着楼外的楼梯上了四楼，然后走向走廊尽头的公寓。他经过的每一个房间门口都堆放着垃圾袋、自行车之类的杂物。有扇窗户半开着，传出异域香料的味道，以及阿拉伯语的声音，这让他想起了巴黎的突尼斯人区。他停在最后一扇门前，门牌号是37C，门口有一张饱受风吹雨淋、破旧不堪的圆桌以及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他伸手从兜里掏出了钥匙。

公寓内一片漆黑，赫斯打开了灯。这间公寓有两个房间，墙边挂着他脏兮兮的行李袋，这是他今天早些时候找管理员拿到钥匙后放在这里的。公寓的上一个租客是来自玻利维亚的学生，今年四月回国了。管理员说，从那以后，这间公寓就一直没有租出去，但这种情况也挺正常的。前屋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间配备着两个电炉的小厨房。公寓的地板坑坑洼洼，墙壁光秃秃的且污迹斑斑。房间里很少有私人物品，只有角落里放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虽然已经破破烂烂，但接上了其他居民集体办的电视光缆还可以使用。

赫斯常年不在哥本哈根，也没什么机会来这儿，但由于每年租客付的租金都足以抵掉房贷，就留下了这间公寓。他脱掉了外套，解下了手枪皮套，把香烟也掏了出来放到一边，然后把外套搭在椅背上晾着。半小时内，他第三次拨打弗朗索瓦给的号码，但仍然没有接通。他挂了电话，也没有留言。

然后他在桌子旁坐下，打开电视和刚刚打包回来的越南菜。他还买了鸡肉面，但没什么胃口。他飞快地换着台，最后停在了新闻频道。电视上放着罗莎·哈通那天在克里斯钦堡的照片，旁白又一次讲述了她女儿的悲剧。赫斯继续换台，最后选了一个介绍南非蜘蛛的自然探索类节目，这些蜘蛛一生下来就会把自己的母亲吃掉。尽管他对这个节目也没什么兴趣，但它不会妨碍他思考怎么能尽快回海牙去。

赫斯最近几天过得实在是有点儿曲折。上周末，欧洲刑警组织的德国上司弗里曼毫无征兆地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而且是立即执行。仔细想想，这件事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苗头，但他的上司根本就是反应过度—至少赫斯这样想。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组织，也迅速在哥本哈根传开了谣言。周日晚上他被勒令回家面壁思过；周一一早，他和丹麦上司在车站会了面。新上司对他的解释并不买账，而且表示他来得实在不是时候，毕竟欧洲刑警组织和丹麦警方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再加上之前丹麦进行了脱欧公投，现在的局势更是雪上加霜。换句话说，他的到来不仅无益于局势的改变，而且他们所谓的“双方合作办案”，不过是欧洲刑警组织单方面自我感觉良好的说辞。其实，原上司也强调了这次调动会置他于尴尬的境地，但他能做的也只有竭尽全力表现出一副悔过自新的样子罢了。他的上司细数了他全部的罪状：无组织无纪律、顶撞领导、擅离职守、工作马虎、出差时花天酒地、上班浑浑噩噩，消极怠工的态度还影响了其他同事。他辩称说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相信评估到最后会发现他的优点是多于缺点的。他订了下午3点55分的机票，坚信自己当天就可以回到海牙—除非飞机晚点，否则一定能准时回到吉肯街的公寓，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上看被推迟的欧冠比赛—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对多特蒙德队。但最终他迎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海牙方面讨论出对他的最终处理结果前，他将会被派回原来任职的部门—重案组，而且第二天就得去报到。

赫斯从海牙出发时，只往包里草草地塞了几件必需品。在结束和新上司尴尬的会面之后，他又住进了车站边上的酒店，虽然才刚退房。接下来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来，他得先给他的搭档弗朗索瓦打个电话，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再了解一下海牙的局势。弗朗索瓦是法国马赛人，四十一岁，有点儿秃顶，一家三代都是警察。他对人冷若冰霜但有一副热心肠，是赫斯唯一一个信任并喜欢的同事。弗朗索瓦说海牙方面已经启动对他的个人评估程序，保证会向他通报最新的情况，竭尽所能地袒护自己的好兄弟。弗朗索瓦还说需要找大家协调一下谁该说什么话，让报告看起来不像串通好的；如果组织想要清查他的纪律问题，他们的通话很有可能会被监听，所以最好都买个新手机再联系。打完电话，赫斯在吧台拿了一罐啤酒，一饮而尽；然后他试着打电话联系财产管理员，去取公寓的钥匙。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话，他不打算再给酒店付房钱。没人接电话，他们应该已经下班了。他穿着外衣在酒店床上睡了一觉。当晚，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以0∶3的成绩耻辱地输给了德国人。

电视上的蜘蛛差不多吃完了它们的母亲，赫斯的新手机响了起来，是弗朗索瓦。他的英语并不流利，所以赫斯更愿意和他说法语。尽管他的法语是自学的，而且水平也不怎么样。

“你工作的第一天还顺利吗？”这是弗朗索瓦问的第一个问题。

“很顺利。”

他们简单地交流了一下，弗朗索瓦汇报了事情最新的进展，赫斯提醒他加快写评估报告的速度。正事说完了，但赫斯觉得电话那头的法国人还有什么事情要说。

“怎么了？”

“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

“你就直说吧。”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你为什么不能放松放松，在哥本哈根待上几天呢？我相信你最后一定会回来的，但现在这样对你也有好处。能离这边乱七八糟的事远一点儿，待在那边充充电，约几个漂亮的丹麦女孩出去，然后……”

“你说得没错，这话我不爱听。你就专心写评估报告吧，尽快给弗里曼送过去。”

赫斯挂了电话。工作了一天，他越来越无法忍受要留在哥本哈根这个事实。虽说他在欧洲刑警组织工作五年也不容易，但无论去哪里都比在这儿待着强。作为丹麦警方联络官的代表，平时可以在总部对着电脑屏幕坐着，悠然自得；而一到这里，他就被抓去当警探，跟着调查小组全国到处跑。之前他平均每年大概出差一百五十天，案子一个接着一个，从柏林到里斯本，从里斯本到卡拉布里亚，从卡拉布里亚再到马赛，然后再继续去别的城市，直到回到欧洲刑警组织在海牙给他配备的公寓，才会暂停一下这趟旅行。他和丹麦警方联系很少，只是在发报告时，偶尔接触一下；报告的内容通常是总结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一些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联，其中会着重讲一下与丹麦有关的部分。就算是在这种时候，他们一般也是通过邮件联系，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通过网络视频说上两句。他很满意这种不用面对面的联系方式，也很喜欢这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后来甚至学会了如何与机械的欧洲刑警组织和平相处。这个组织就像一个不堪一击的巨人，各种法律政治上的障碍层出不穷，每次遇到问题时，他都觉得这些障碍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他有消极怠工的时候吗？或许有吧。作为一个警探，他每天都能见到各种不公、暴行以及死亡。他追寻蛛丝马迹，收集证据，记不清用过多少种语言去询问各路人士，但是他们对犯人的指控总是会被政客们搁置一旁，就因为这些人没法跨国对量刑达成一致。但好的一面是，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为所欲为。整个组织系统实在太过庞杂，无论犯什么错都能逃避惩罚。但最近他们部门换了新上司，情况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新上司弗里曼是一个从德国来的年轻官僚主义者，希望能与泛欧洲的警察建立合作，而且开始雄心勃勃地简化程序、整顿人员。但赫斯宁愿去孤岛上和弗里曼共度周末，也不愿意继续留在哥本哈根工作了。

实际上，他这一天开始得还算不错。一大早就被派去查案，刚好避免了在局里遇到老熟人的尴尬。和他搭档的女警察比想象中还要再利落一些，而且显然对他的到来并不怎么感兴趣，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件好事。但之后发生在小镇上那桩简单的谋杀案，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指纹搞得复杂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被阴郁笼罩的房子里，那里的悲伤就像厚厚的苔藓一样附着在墙壁上挥之不去，让他想逃之夭夭。

从哈通家出来后，他需要透透气。有什么东西让他心神不宁，并不是从他们家带出来的悲伤作祟，而是有什么细节不对劲。但具体是什么他还没有头绪；也可能他已经有了头绪，但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疑问又把他的思绪冲得七零八落，而且他根本不想管这些问题。

赫斯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漫步在这个已经不再熟悉的城市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和玻璃构成的建筑，随处可见的施工现场说明了这座城市正处于转型阶段。欧洲各国的首都大抵如此，但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首都比起来，哥本哈根要更小一些、矮一些、安全一些。他看到几户幸福的家庭，带着小孩不顾凉秋和冷雨去蒂沃利公园[蒂沃利公园（Tivoli）是丹麦哥本哈根著名的游乐园和休闲公园，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游乐园之一]游玩。然而，栗子树下成堆的落叶又让他想起了劳拉·卡杰尔。在他脑中，他眼前这幅如画的风景和安全的童话之地又一次土崩瓦解。抵达路易斯女王桥时，他的回忆具象化起来，像是小小的、爱作怪的幽灵，直到抵达诺雷布罗外区时才肯散去。

赫斯知道自己没必要为了这个案子费神，也没必要这么劳心劳力。穷凶极恶的疯子到处都有，每天都会有父母痛失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会失去他们的父母。这种事他以往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见得多了。他看过太多悲伤的脸，等它们在记忆里变得模糊不清，也就不在意了。再过几天，海牙就会来电和解，所以他都不必挂怀今天的所见所闻。到时候，他会乘飞机或者坐火车抑或是坐汽车，去执行另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在那之前，他就简简单单地消磨时间就好。

赫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房间里一堵掉色的墙，趁那种不适感还没再一次把他吞没，他把吃剩的面条连盒子一起扔进了垃圾桶，打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