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和哥哥罗兰、亚瑟都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母亲希望以此激励他们，但为了避免像两个哥哥那样，每天在学校遭人讥讽，亚历山大把名字缩略为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生性安静，喜欢艺术和攀岩；宁愿独处；热爱色彩和质感，热衷于创作巨幅油画；喜欢独自攀登孤峰绝顶，从中获得乐趣。家人鼓励他学习会计专业，他没有听从，而是选择了绘画。他既没有事业有成，也没有稳定的感情，母亲对他未来的担忧他都看在眼里。

但亚历克斯有值得称赞的一面。他对自己的艺术顽强而执着，忍受着身体的不适，从无怨言。他忍受背痛长达数月，以为是爬梯子的时候拉伤了肌肉，直到痛得无法帮老板刷天花板了，才去看家庭医生，之后，在健康专业人士之间兜兜转转6个月之后，才有人建议他拍胸片。胸片显示亚历克斯的双肺布满了高尔夫球大小的癌细胞肿块，事情这才真相大白。

要求他拍胸片的医生问道：“亚历克斯，背痛和疲惫感出现之前，你的阴囊痛不痛，或者有没有感到睾丸里头有肿块？”亚历克斯没料到医生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他感到阴囊火辣辣的，有酸痛感，这个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他原本以为是踢足球时弄伤的，因为感觉太尴尬了，没去看医生，所以他就那样等着肿胀感消失，尽管仍然感觉睾丸疼痛、变形，但出于害羞，他始终没有向别人提及。之后，背痛转移了注意力，他没再注意睾丸的问题。长久以来，从睾丸开始的癌症慢慢扩散到腹部深处、靠近脊柱的淋巴结链，导致淋巴结肿大、受损，最终任由癌细胞进入血液，侵入肺部。

就这样，亚历克斯成了“孤独舞厅”的新人，他入住的病区有6张床，几个同患睾丸畸胎瘤的小伙子一起在这里接受为期5天的常规化疗。当然，他很焦虑。像所有来到“孤独舞厅”的患者一样，亚历克斯切除了睾丸的癌细胞，为了检测癌细胞的扩散程度，他还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发现，癌细胞不仅进入了肺部，也殃及肝脏和肾脏，肿瘤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在腹腔周围，亟须治疗。好消息是，睾丸畸胎瘤可以彻底治愈，即使已经广泛扩散，治愈率依然很高。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医院，这种治疗在被患者们戏称为“孤独舞厅”的房间里进行。

第一天等着打点滴时，亚历克斯烦躁地在病房里踱来踱去，从高高的玻璃楼梯上下楼时，周围环境一览无余：临近市中心的大公园绿意盎然，还有当地阶梯式排屋的屋顶和烟囱，以及医院后面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墓。

畸胎瘤常发病于年轻男性。亚历克斯来到病房，发现有5个同伴在分享过去三周各自的经历、争论当地足球队是否可以离开积分排行榜的垫底位置。他们还会讨论秃头是否性感，因为化疗导致这些年轻人的脑袋变得像鸡蛋壳一样光滑，对于他们而言，保持性感尤为重要。每个人都有一只胳膊在打着点滴，他们都穿着短裤和T恤，或者躺在床上，或者拖着输液架走来走去分享杂志和口香糖。他们在等着吃第一组抗呕吐药，之后，输液管上面挂的盐水就将被化疗药取代。他们给予亚历克斯兄弟般的欢迎。

“你患病的部位是哪边呢，伙计？”

“扩散得厉害吗？”

“运气不好，伙计，但这儿的人会把你治好的。”

“你是把头发剃掉，还是等它自己掉？”

我是癌症中心资历最浅的医生，被安排到了这个有32张病床的病区。为了保护隐私，我拉上了亚历克斯床周的帘子，然后向他解释化疗方式。病房里另外的5个年轻人聚在远处的角落，继续讨论昨晚的电视节目和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大，足以证明他们没在偷听：每个人先后都在这里经历过第一次化疗，都曾感到害怕、尴尬，但每个人都学会了适应癌症病房的生活。

“孤独舞厅”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临床试验。为了实现最高的治愈率，试验数据由欧洲各地的数据中心收集（现在仍在收集）。这种持续的跨欧洲合作使得95%以上的畸胎瘤患者有望治愈；即使是亚历克斯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治愈率也超过了80%。化疗毒性很大，不仅杀死癌细胞，也损伤骨髓、肾脏和其他器官。

在这种艰苦的治疗过程中，这些小伙子最难忍受的恶果是反胃。他们整整5天都感到非常恶心，有呕吐感、干呕。针对治疗引起的恶心，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药，但在当时，我们执行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以缓解他们的恶心：在那5天里，他们服用几种组合很奇怪的药物，包括高剂量的类固醇、镇静剂和一种含大麻的药，这会令他们昏昏欲睡、心情愉快。

一旦药物开始发挥抑制作用，不时地大笑和讲下流的笑话就成了小伙子们的常态。“孤独舞厅”虽说是一个癌症病房，但它总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而且，由于药效在5天以后消失，除了彼此之间的友伴关系，小伙子们对于这段经历都没留下什么记忆。

我向亚历克斯解释了他在诊所的时候已经了解到的各种情况，但正如大部分患者一样，他只记住了一点点内容：癌症、繁多的癌细胞、化疗、验血、精子计数、头发掉光、恶心、不能上班。一些有用的细节，如可治愈、保持乐观、能重返岗位，都成了耳旁风。他被吓坏了，进而为自己受到惊吓而感到羞耻。像所有的登山者一样，他可以面对摔倒和突然死亡的恐惧，但是想到要眼看着死亡一点点走近，他就像被绑在木桩上等待龙王到来的献祭女孩一样无助，浑身瘫软。他应该努力成为与他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而不是无助地等待牺牲。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恐惧，并自称懦夫。他的羞耻感甚至比恐惧感更强烈。

帘子外传来笑声：英格兰队的前卫雷·威尔金斯（Ray Wilkins）正在接受电视采访，他刚刚被问到，其他球队后卫对他的无情铲球是否要了他的蛋蛋。那些手术后只剩一只睾丸的男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这刺激到了亚历克斯。在帘子后面，亚历克斯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他躺在床上，把被子往下巴处提，小声说：“我永远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勇敢。”同时，眼泪顺着面颊慢慢流下来。我刚说完“你只需要一天一天地熬过去”，他的身体就前后摇晃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拼命想抑制难以遏止的抽泣。外边的男孩们知趣地开大了电视机的声音。他们比我明白，在所有情况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恐惧的恐惧。

我感到如此无助。当着我的面哭泣对他的伤害是不是更大？如果我现在离开，会不会等同于抛下他？我感到双颊热辣辣的，面对亚历克斯巨大的绝望，我的双眼也渐渐酸涩起来。

我不能哭，不能哭，不能哭……

“我无法想象这里的每个人是多么艰难，”我说，“我只知道，每个人在第一天都和你一样。他们当时都是这个样子，但你看看他们现在。”

亚历克斯小声说：“我真是个懦夫。”他的身体继续摇晃着，慢慢才止住了啜泣。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如何说些给他希望的话。我伸手取来器具托盘，准备给亚历克斯打点滴，他伸出双臂，好像让我给他戴上手铐一样。

我问亚历克斯：“你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像很多艺术家一样，他是左撇子。我在做好准备、收紧止血带、寻找合适的静脉血管时，问起他的艺术创作，他告诉我他是多么热爱创作：他想象着正在创作的作品，感觉它几乎已经摆在了眼前；创作每一幅画作，一层一层地涂上颜色；在纹理、表面、图片和色彩中幻想，以及在行走和攀爬时，他在自然界中看到的表面和空间、颜色组合如何令他深深地陶醉。

说话的时候，亚历克斯完全脱离了现实，几分钟后，液体输上了，他的表情很平静。征得他的允许后，我掀开了帘子，只见他的5个室友在电视机旁打牌，输液架间是一圈光亮亮的脑袋，看起来好像金属做的树丛中围着一圈奇特的伞菌。

他们中有人问道：“想加入吗，伙计？”亚历克斯点点头，抓起了输液架。趁着这个间隙，我在想，勇敢到底意味着无所畏惧，还是能忍受恐惧。为什么离开病床后，我才想到了有用的话？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所有的小伙子都烂醉如泥，为英格兰队大肆呕吐。他们躺在床上，试图将头对准医院提供的洗脸盆：他们太困，动作太慢，突然想要呕吐时，根本吐不到摆在病区其他地方的塑料小碗里。他们嘲笑着彼此，相互打气，到了我回家的时候，他们都在不成调地唱着那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三周过去了，又到了“孤独舞厅”的星期一。我们要做的是收集6份血液做测试，给6个人打点滴，开6组改善精神状况的药，回顾6个人最近三周的情况。此时的亚历克斯不再是新人，他已经知道规矩了，现在，他和室友们一样都是光头。对于马拉多纳以“上帝之手”针对英格兰队的行径，大家感到非常愤怒。胸片显示，亚历克斯的许多癌细胞正在迅速萎缩。我拿给亚历克斯看片子上的明暗对比，即黑暗的肺组织背景上那些大大的白色台球状阴影，并告诉他，才进行了第一轮化疗，癌细胞就已经大大缩小……这一切都令他惊奇不已。

我解释说，肝脏、肾脏和腹部的其他继发性肿瘤也因为化疗而萎缩和消失。这会进一步增加治愈机会。亚历克斯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本想问问他的感觉如何，恐惧感是否仍然那么强烈，但我担心触及他的痛处，他可能还没有完全镇定下来。

那周星期三晚上轮到我值班，回家前，我先检查了“孤独舞厅”成员们的输液情况——否则晚上液体不走动的话，我就得开车回来，帮他们重新调整。小伙子们都很安静。病房的窗户朝南，房间热得像暖炉一样，夜幕降临以后，房间里才有了一丝凉意。大部分人的液体都走得很好，但亚历克斯针头周围的皮肤微微发红，他发现移动手臂时，液体不走，输液器发出警报声。我拿起一个小盒子，拉上帘子，重新设置输液管。

帘子拉好以后，亚历克斯轻声对我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忍受这一切。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情况好像在好转，但即使癌细胞全部都消失了，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永远不再卷土重来，对吗？”

我正集中注意力试图把针管穿进他前臂的静脉，所以没有回应他。面对静默，亚历克斯叹了口气，说：“我忍受不了等待的感觉。等待死亡的人该如何忍受这一过程？我不想知道。”

我把管子绑好，按下按钮，重新开始输液。显示“开”的灯闪烁起来，这回我放心了。我坐起身来，看着亚历克斯。他靠在枕头上，虽然没有睫毛和眉毛，眼睛倒是很明亮。他看上去很放松，但眉头紧锁。

亚历克斯无精打采地问道：“人要死的时候，自己能意识到吗？”因为药物作用的原因，无论我们的谈话多么有意义，他都不可能记住。然而，此时此刻，得益于药物带来的深度放松，亚历克斯由衷地问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个机会可能只有一次。

我静静地等待着，看着亚历克斯的表情发生变化。他停顿了一下，抬头看着帘子的横杆，眯起眼睛，好像是在努力集中注意力。然后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不确定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你……”

我提醒自己：不要插话，让他保持思绪。“你从这个窗户往外看过吗？”亚历克斯终于问道。哦，不要啊，他指的是墓地吗？“看过。”我小心谨慎地回答。我们这是要谈什么呀？他拉长声调说：“你知道它有多高，对吧？”我知道，我一天要爬很多次楼梯。“你知道我是个登山者，对吗？”“对……”“我一直在琢磨。我不需要等待死亡。爬到窗台上很容易。如果从那儿跳下去，会直接掉到混凝土上。砰！一秒钟就结束了。”他伸出手臂，拍了一下床。

我跳了起来。天哪，亚历克斯已经制订了一个自杀计划，不想再继续等待死亡降临。

“你一直在想这件事吗？”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稳。

“我一到这儿就注意到了，也查看了楼梯井，但它太窄了，坠落途中会碰到太多东西。外面要好些。”

“想这事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害怕听到他给出的回答。

“我感觉又有力量了，因为我有了选择，我可以跳出去——砰！”亚历克斯又敲了敲床，但这次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可以任意选择一个美好时刻……”他懒洋洋地躺在枕头上，咧嘴笑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问道：“你觉得你……呃……很快就需要这样做吗？”我绝望地想，如果他现在从床上跳下来，想从窗户那儿挤出去，我该怎么寻求帮助。

“不会，”亚历克斯微笑着说，“现在不要——我们知道‘那家伙’正在落荒而逃。但是如果它卷土重来，我就不会再等它来烦我了。”我问道：“那我需要担心你这周做这件事吗？”但他又睡着了。过了几分钟，他打起鼾来。明天我要征求精神科联络小组的意见，至于今晚，看得出亚历克斯太困了，不可能离开病床。我可以回家了。

凌晨时分，床头的电话响了。我瞌睡未醒，昏头昏脑地握着梳子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了电话听筒。我刚刚说了声“你好……”，值班护士就打断了我。

“亚历山大·莱斯特！”她声嘶力竭地说，“两头出血。已经打电话给重症监护室了。就这事儿！”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克斯为什么出血？他的血细胞计数正常。他一定做了什么。他跳楼了吗？见鬼！如果他跳楼了怎么办？我的鞋子在哪儿？汽车钥匙呢？这都是怎么回事？

开车去医院需要5分钟。这时还不到凌晨2点，交通很顺畅。我把车停在救护车的车位上，为了避免电梯发生故障，我“噔噔噔”跑上楼梯。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到了病区，在走廊里碰见了值班护士，她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

“啊，曼尼克斯医生！我打完电话后，患者已经转到重症监护室了。血压测不到，且吐血、拉血。另外已经开始静脉输液，进行液体复苏。已经通知家属。还有别的事吗，女士？”

“发生了什么事？”我感到大惑不解，“他跳楼了吗？他哪里流血？”

值班护士大声说：“跳楼？跳楼？”我自己也跳了起来，好像得到某种指令似的。“你什么意思，跳楼？”

我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平静地说：“请把情况如实告诉我。”

护士解释说，午夜前后，亚历克斯开始焦躁不安，他要了一个便桶，拉了一通血便之后，血压顿时就垮了，开始吐血，但没有跳楼。如果我明知道他有这个考虑，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就是我的错。虽然听到护士的话后，我的内心交织着放松和震惊，但最终它们都被波涛汹涌般的愧疚感淹没：亚历克斯躺在重症监护室，我却在担心着自己。

“看起来他的胃肠道出了大量的血，”护士继续说，“要我说的话，我觉得这些血液来自大血管。”

情况听起来不妙。确定了癌症中心的其他患者暂时不需要我的帮助后，在担心和羞愧的双重驱使下，我沿着明亮的走廊朝重症监护室走去。他们已经电话通知了亚历克斯的肿瘤顾问，他在来的路上。

亚历克斯侧卧着，不省人事；房间里有股血腥的大便味道，辨出这种甜腻的气息后，我感到心惊肉跳。他插着两根输液管，其中一根通进颈静脉；监护仪显示脉搏很快，血压很低。情况很糟糕。一位护士不停地按“低压”警示按钮，想让监护仪持续的尖叫声停下来。亚历克斯的母亲坐在床边，脸色苍白，旁边的年轻人（他简单地介绍自己叫“罗利”）看上去简直就是亚历克斯的翻版。重症监护室的顾问也在场，她解释说，亚历克斯失血过多，他们在等待血库的交叉配型，因为他在化疗期间肯定接受了经过病毒筛选的血液，他们在给他输凝血因子和血浆，但他的病情非常严重，不能接受止血手术。情况真的很不妙。他的癌症就快治好了，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突然，亚历克斯的头几乎被自动推回到了枕头上。深红色血液像一条巨蟒，从他嘴里急速窜出，把他的头猛地朝后一推，盘卷在他旁边的枕头上；巨蟒湿漉漉的，闪耀着光芒，它那红色的液体弄污了枕套和床单，亚历克斯呼噜一声倒吸一口气，停止了呼吸。他母亲意识到巨蟒是亚历克斯的血液之后，发出一声尖叫。也许那是亚历克斯体内全部的血。罗利站起来，抱着她，在护士的陪同下，把她带去某个安静的房间，她的哭声响彻楼道。

我吓得目瞪口呆，全身瘫软。这是真的吗？我是在做梦吗？可惜不是。盘绕的巨蟒像一只巨大的褐红色果味奶冻似的，坍塌成一团。我们不该做点什么吗？但做什么呢？

重症监护室顾问在检查亚历克斯的脉搏，她说：“以这种方式告别真可惜……”她似乎离我很远很远，好像是在电影幕布上一样。复苏措施徒劳无益。她摇摇头，问我要不要一杯咖啡。咖啡在这时好像有奇异的作用，能平静人心。我接受了。

亚历克斯的肿瘤顾问来了以后，我们把他带到护士办公室，喝着咖啡，听他介绍情况。这位肿瘤顾问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肿瘤把肠道粘连在大血管上，虽然化疗缩小了肿瘤，但在肠道上留下一个洞，体内的血液从这个洞倾泻而出。这种情况很罕见，但可以识别，如果出血量大，情况就无法控制。

我一直在想，亚历克斯不想看到死亡来临。他如愿以偿。

然而，我知道，清除掉血液凝块，更换完床单被罩，把亚历克斯的身体洗干净之后，家人会获许进去看他最后一眼。亚历克斯再也无须为了逃避死亡将至的恐惧而跳下高楼，但这个想法并不能带给家人安慰。亚历克斯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道别。

第二天早上，我们需要告诉“孤独舞厅”的病友，亚历克斯已经结束了治疗。

这段故事讲起来很困难，读起来可能令人惊骇。死亡以预期的方式来临时，大多是可控、温和的，但确实也会突如其来、令人意想不到。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井然有序”。死亡突然来临时，由于丧失了意识，死者通常没有充分的感知，但周围人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即使眼看亲人平静地死去，丧亲之人往往也需要反复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将痛苦经历转化为记忆的重要环节，而不用每次一想起这事，就好像它仍然是当下的现实，又要把它重新体验一遍。

有时候，我们这些照顾重症患者的人也需要互相交流情况，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承受心理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