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银时代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我坐在第一排，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眼睛看着窗外。那一天天色灰暗，空气里布满了水汽。窗外的山坡上，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在干裂的松塔之间，有两只松鼠在嬉戏、做爱。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教室里很黑，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松鼠跳跳蹦蹦，忽然又凝神不动。天好像是要下雨，但始终没有下来。教室里点着几支荧光灯，其中有一支总是一明一灭……

老师说，世界是银子的。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这句话没头没尾，所以是一个谜。我把右手从腮下拿下来，平摊在桌子上。这只手非常大，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当然，它不是一根厄瓜多尔香蕉，是一排。这个谜好像是为我出的，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在我身后，黑板像被水洗过，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这位老师皮肤白皙，个子不高，留了一个娃娃头，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那一天不热，但异常的闷，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老师向我走来时，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据说，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这种爬虫天黑以后什么都看不见，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到红外线，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它马上就能发现。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据她说，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我的感觉却是相反。

老师的脸非常白，眉毛却又宽又黑。她把问题又说了一遍，世界是银子的，我很不情愿地应声答道：你说的是热寂之后。这根本不是热力学问题，而是一道谜语：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众所周知，银子是热导最好的物质，在一块银子上，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至于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么多银子发财，我并不确切知道。我又把头转向窗口，那里拦了一道铁栅栏，栅栏上爬了一些常春藤，但有人把藤子截断了，所以常春藤正在枯萎下去。那一对松鼠已经不在了。只剩了这面窗子，和上面枯萎的常春藤，这些藤子使我想到了一个暗房，这里横空搭着一些绳子，有些竹夹夹住的胶卷正在上面晾干。教室里光线暗淡，空气潮湿，与一座暗房相仿。

……天气冷时，这位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有人说，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这是个下流的猜想。据我后来所知，不是这样：虽然没穿别的东西，但内裤是穿了的。老师说，她喜欢用光腿去蹚冰冷的皮衣。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但从来就不穿袜子。这样她就既省衣服又省鞋，还省了袜子。我就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既费衣服又费鞋。学校里功课很多，都没什么意思。热力学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缺过课。

如今是太平盛世，我在写作公司上班，二十年如一日，写一本叫做《师生恋》的小说。这本小说有八万多字，我已经写了二十遍，每年一遍。所以这部小说有二十个版本，每版的开始都是这样的。现在我又在写第二十一次，开始也是这样。这部小说已有六次被搬上了银幕，每次的开始都是这样。现在又要第七次上银幕，开始也是这样—在热力学的教室里。据说，假如有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上吊，她的吊死鬼就要在那间屋子里做祟—在找到替身之前，每晚都要把自己吊死一回。现在我就是这个吊死鬼，再一次出现在那间教室里……

早上，我驾车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雾气正浓。清晨雾气稀薄，随着上午的临近，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又黑又亮。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树皮往下淌着水。在浓雾之中，树好像患了病。我把车停在自己的车位上，把手搭在腮下，就这样不动了。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这个模样，有人叫我扬子鳄，有人叫我守宫—总之都是些爬虫。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我像冬天的爬虫，不像夏天的爬虫。大夫说我有抑郁症。他还说，假如我的病治不好，就活不到毕业。他动员我住院，以便用电打我的脑袋，但我坚决不答应。他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乌龟吃了那些药，变得焦躁起来，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听到音乐就如人一样立起来跳迪斯科，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这些药真是厉害。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毕业。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我是有抑郁症。抑郁症不会让我死去，它使我招人讨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

现在没有下雨，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穿着橡胶雨衣，雨衣又黑又亮，像鲸鱼的皮—这是保安人员。我把车窗摇了下来，问道：你有什么问题？他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了笑容，说道：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这话的意思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从车上下来，到办公室里去—假如我不走的话，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站下去的意思也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相比之下，我们倒像些土匪。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背对着他时，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我猜他是闻到味儿了，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随他去好了。走进办公室，我在桌后坐下，坐了没一会儿，对面又站了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伸直了脖子，正视着我的头头—早上我来上班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我对面放了一台电脑—单色的老古董。只能用来写文章，不能用来玩游戏，这东西是我的灾星。我继续冥思苦想着，只是把手放在了桌面上，不把它托在腮下，这样一来，就没人能找我的麻烦—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写—但我手下的职员还要来找麻烦。他们把稿件送到我办公桌上，然后离去。过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把那篇稿子拿起来，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上一遍，再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看上一遍，就在发稿签上签上我的名字。有些人在送稿来时，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激动，让我特别注意某一页的某一段，这件事我会记住的，虽然他（或者她）说话时，我像一个死人，神情呆滞目光涣散，但我还是在听着。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我除了看第一行和最后的一行，还会翻到那一页，仔细地看看那一段。看完了以后，有时我把稿子放在桌面上，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把那一段圈起来，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如你所知，我把这段稿子枪毙了。在枪毙稿子时，我看的并不是稿纸，而是盯住了写稿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被枪毙的人脸色涨红，眼睛变得水汪汪的，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低下头去。假如此人是女的，并且梳着辫子，顺着发缝可以看见头皮上也是通红的—这是枪毙的情形。被毙掉以后，说话的腔调都会改变，还会不停地拉着抽屉。很显然，每个人都渴望被枪毙，但我也不能谁都毙。不枪毙时，我默默地把稿件收拢，用皮筋扎起来，取过发稿签来签字，从始至终头都不抬。而那个写稿人却恶狠狠地站了起来，把桌椅碰得丁当响，从我身边走过时，假装无心地用高跟鞋的后跟在我脚上狠命地一踩。不管怎么狠命，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会叫疼的，哪怕整个脚趾甲都被踩掉—有抑郁症的人总是这样的。

二、性的符号

在公司里，除了看别人的稿子，我还要写小说。想要混到只看不写的地位还遥遥无期。我在电脑上写道：“在教室里，我答出了那个谜，那节课就结束了。同学们从教室里走了出去，这间教室静了下来，但老师没有走，继续站在我身后，时间就这样定住了。假如是我独自一人，此时应该懒洋洋地离开这间房子。但老师既在，一切都不同了。我等着她的主意。忽然间，她小声说道：到我宿舍里来一下，就转身走开了。我从课桌上爬起来，就如一只卧地的骆驼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跟她走了。就这样走过了整个校园，走进老师的宿舍。在此之前先走过了一段狭长黑暗的楼道，我不断地撞在两边的东西上。这里放满了橱柜、灶具、大大小小的破烂东西，在这些东西里，隐藏着不计其数的蟑螂。我身材高大，身材过于高大的人往往软弱无力—请不要从字面上理解，我并不缺少撞倒柜子的力气。我只是克服不了身体的惯性，所以总要撞在柜子上；因此我就惊动了不少蟑螂和耗子，对此我感到十分惭愧。”

“现在可以说说在我老师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了：走进那房间的大门，迎着门放了一张软塌塌的床，它把整个房子都占满了，把几个小书架挤到了墙边上。进了门之后，床边紧紧挤着膝盖。到了这里，除了转身坐下之外，仿佛也没什么可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不转身坐下，就关不上门。等把门关上，我们面对一堵有门的墙，墙皮上有细小的裂纹，凸起的地方积有细小的灰尘，我们待在这面高墙的下面。我发现自己在老师沉甸甸手臂的拥抱之中。她抓住我的T恤衫，想把它从我头上拽下来。这件事颇不容易，你可以想象一个小个子女士在角落里搬动电冰箱的样子，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后来她说：他妈的！你把皮带解开了呀。皮带束住了短裤，短裤又束住了T恤衫，无怪她拽不掉这件衣服，只能把我拽离地面。此时我像个待绞的死刑犯，那件衣服像个罩子蒙在我头上，胡乱摸索着解开皮带。老师拽掉了衣服，对我说道：我可得好好看看你—你有点怪。这时我正高举着双手，一副缴枪投降的模样。这世界上有不少人曾经缴枪投降，但很少会有我这么壮观的投降模样。我的手臂很长，坐在床上还能摸到门框……”对此未必需要补充些什么。你肯定在银幕上看到过了。

假如你在街上看到我，准会以为我是个打篮球的，绝不会想到我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工作。我身高两米一十多。但我从来就没上过球场，连想都没敢想过—我太笨了，又容易受伤—这样就白花了很多买衣服和买鞋的钱。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很贵的。每次我上公共厕所，都会有个无聊的小男孩站到我身边，拉开拉锁假装撒尿，其实是想看看我长了一条怎样的货色。我很谦虚地让他先尿，结果他尿不出来。于是，我就抓住他的脖子，把他从厕所里扔出去。我的这个东西很少有人看到，和身坯相比，货色很一般。在成熟甚至是狰狞的外貌之下，我长了一个儿童的身体：很少有体毛，身体的隐秘部位也没有色素沉积，像这样一个身体正逐步地暴露在老师面前，使我羞愧无地—每天早上我上班以后，坐在办公室里写小说，写的就是这些。上大学时我和老师恋爱，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正逐步暴露在读者面前，使我羞愧无地。

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是这样的：热力学课上，老师说，未来世界是银子的。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穿着白色的长袍。在她身后没有黑板，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虽然时间尚早，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干燥的热意。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开始打瞌睡，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但是已经晚了，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在黑色的眼晕下，老师的眼睛睁大了，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她打了个榧子，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如你所知，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他们尽量把我举高，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实际上，我自己缩成了一团，吊在他们的手臂上，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就是这样，脚还是会落在地下。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大郎—这很有几分滑稽。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这些学生像我一样，头顶剃得秃光光，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四肢摊开，绑在四个铁环上。此后我就呈X形站着，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现在有一片阴影遮着我，随着上午的临近，这块阴影会越来越小，直至不存在，滚烫的阳光会照在我身上。沙漠里的风会把沙粒灌进我的口鼻。我的老师会从这里经过，也许她会带来一瓢水给我解渴，但她多半不会这么仁慈。她会带来一罐蜜糖，刷在我身上。此后蚂蚁会从墙缝里爬出来，云集在我身上—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有只骆驼向我走来，把它的嘴伸向我的遮羞布。我想骆驼也缺盐分，它对这条满是汗渍的遮羞布会有兴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只母骆驼……它把遮羞布吃掉了，继续饶有兴致地盯着我，于是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只母骆驼。字典上说，骆驼是论峰的。所以该写“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峰母骆驼”，我压低了嗓子对它说：去，去！找公骆驼玩去……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我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她甚至可以是克利奥佩屈拉本人。每天早上我都要挖空心思，给自己的故事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总是通不过。我的上司会把这个开始毙掉，正如我会毙掉下属作品中的新东西。

最近我回学校去过，老师当年住的宿舍楼还在，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黄土地上。这片地上满是碎砖乱瓦，还有数不尽的碎玻璃片在闪光。原来这里还有好几座筒子楼，现在都拆了—如果不拆，那些楼就会自己倒掉，因为它们已经太老了。那座楼也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立方体：人家把它架在脚手架里，用塑料编织物把它罩住，这样它就变得没门没窗，全无面目，只剩下正面一个小口子，这个口子被木栅栏封住，上面挂了个牌子，上书：电影外景地。人家说里面的一切都保留着原状，连走廊里的破柜子都放在原地。什么时候要拍电影，揭开编织袋就能拍，只是原来住在楼里的耗子和蟑螂都没有了，要用人工饲养的来充数—电影制片厂有个部门，既养耗子又养蟑螂。假如现在到那里去，电工在铺电线，周围的黄土地上停着发电车、吊车；小工正七手八脚地拆卸脚手架—这说明新版本的《师生恋》就要开拍了。这座楼的样子就是这样。我有十几年没见过老师，又没勇气找她。老师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我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对面的墙是一面窗子，这扇窗通向天顶，把对面的高楼装了进来，还装进来蒙蒙的雾气。天光从对面楼顶上透了下来，透过楼中间的狭缝，照在雾气上。有这样的房子：它的房顶分作两半，一半比另一半高，在正中留下了一道天窗。天光从这里透入，照着蒙蒙的雾气—这是一间浴室。老师没把我拴在外面，而是拴在了浴室里光滑的大理石墙上。我叉开双腿站着—这样站着是很累的。站久了大腿又酸又疼。所以，我时常向前倒去，挂在拴住的双臂上，整个身体像鼓足的风帆，肩头像要脱臼一样疼痛。等到疼得受不了，我再站起来。不管怎么说罢，这总是种变化。老师坐在对面墙下的浴池里，坐在变幻不定的光线中。她时常从水里伸出脚来，踢从墙上兽头嘴里注入池中的温水。每当她朝我看来时，我就站直了，把身体紧贴着墙壁。在她看来，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一个符号“X”。如你所知，X是性的符号。但我是个符号而已。

三、银色的混沌

在办公室里，我看完了大半稿子，挨完了大半的踩，该写自己的小说了。但我对这一切烦得要命，所以我宁愿口干舌燥、满嘴沙粒，从石头墙上被放下来，被人扔到木头水槽里。这可不是个好的洗澡盆：在水槽周围，好多骆驼正要喝水。我落到了它们中间，水花四溅，这使它们暂时后退，然后又拥上来，把头从我头侧、胯下伸下去，为了喝点水。那些在四堵方木垒成的墙中间，积满了混浊、发烫的水。但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这种带着羊尿气味的水喝下去—这水池的里侧涂着柏油，这使水的味道更臭。在远处的石阶上，老师扬着脸，雪白的下巴尖削，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她的眼睛是紫色的。她把手从袍袖里伸了出来，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黑奴们又把我拖了出来，带回教室，按在蒲团上，继续那节被瞌睡打断了的热力学课—虽然这样的故事已经被枪毙，但我坚信，克利奥佩屈拉曾给一个东方人讲过热力学，并且一定要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

后来，我就到了这个银子的世界里。晚上，停车场上满是夜雾，伸出手去，好像可以把雾拿到手里—那种黏稠的冷冰冰的雾。这种雾叫人怀念酷热的埃及沙漠……昨天下班以后，我和女同事F2走在停车场上，拣有路灯的地方走着，但还是遇上了一大伙强盗。他们都穿着黑皮衣服，手里拿着锋利的刀子，一下子把我围住。停车场上常有人劫道，但很少见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这种劫道的方式颇有古风，但没有经济效益—劫我们用不着这么多人。我被劫过多少次，这次最热闹，这使我很兴奋，想凑凑热闹。不等他们开口说话，我就把双手高高举了起来，用雷鸣般的低音说道：请不要伤害我，我投降！脱了衣服才能看见，我的胸部像个木桶，里面盛了强有力的肺。那些小个子劫匪都禁不住要捂耳朵；然后就七嘴八舌地说：吵死了—耳朵里嗡嗡的—大叔，你是唱男低音的吧。原来这是一帮女孩，不知为什么不肯学好，学起打劫来了。其中有个用刀尖指住我的小命根，厉声说道：大叔，脱裤子！我们要你的内裤。周围的香水味呛得我连气都透不过来。真新鲜，还有劫这东西的……

我苦笑着环顾四周，说道：小姐们，你们搞错了，我的内裤对你们毫无用处—你们谁也穿不上的。除非两个人穿一条内裤—我看你们也没穷到这个份上。你们应该去劫那位大婶的内裤。结果是刀尖扎了我一下，戳我的女孩说道：少废话，快点脱；迟了让你断子绝孙—好像我很怕断子绝孙似的。别的女孩则七嘴八舌地劝我：我们和别人打了赌，要劫一条男人内裤。劫了小号的裤衩，别人会赖的，你的内裤别人没得说—快脱罢，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这个说法使我很感动：我的内裤别人没得说—我居然还有这种用处。我环顾四周，看到闪亮的皮衣上那些尖尖的小脸，还有细粒的粉刺疙瘩。她们都很激动，我也很激动，马上就要说出：姑娘们，转过身去，我马上就脱给你们……我还想知道她们赌了什么。但就在此时，她们认出了我，说道：你就是写《师生恋》那个家伙—你的故事老是不变，真是臭死了。我用隆隆的声调答道：你们说得对—真是臭死了。但我很是愤怒，脑子里面也有点疼：想想看，连劫裤衩的小丫头也看不起我了……

公司的停车场上，所有的路灯从树叶的后面透射出来，混在浓雾里，夜色温柔。不管是在停车场上，还是在沙漠里，都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在停车场上，我被一群坏女孩围住，在沙漠里，我被绑在十字架上，面对着一小撮飘忽不定的篝火。在半干的畜粪堆上，火焰闪动了一阵就熄灭了，剩下一股白烟，还有闪烁不定的炭火。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沙漠里的风变得凛冽起来。那股烟常常飘到我的脸上来，像一把盐一样，让我直流眼泪。因为没有办法把眼泪擦干，就像是在哭。其实我没有哭。

此时我扭过头去，看着老师—她就站在我身边，是茫茫黑夜里的一个灰色影子。她把手放在我赤裸的腿上，用尖尖的手指掐我的皮肤，说道：你一定要记住，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是沙漠里的事。在停车场上，我大腿里侧刺痛难当，刀尖已经深深扎进了肉里—与此同时，我头里有个地方刺疼了起来。这个拿刀子的小丫头真是坏死了。另有一个小丫头比较好，她拿了一支笔塞到我手里，说：等会儿在裤衩上签个字吧。我常给一些笨蛋签字，但都是签在扉页上，在裤衩上签字还是头一回。我叹了口气说：好吧，这可是你们让我脱的；就把裤子脱了下来。那些女孩低头一看，吓得尖叫一声，掩面返走；原因是我的性器官因为受到惊吓，已经勃起了，样子十分吓人。出了这种事，我禁不住哈哈大笑：在停车场的路灯下，提着裤子，挺着个大鸡巴，四周是正在逃散的小姐们，是有点不像样子。但非我之罪，谁让她们来劫我呢。

小姐们逃散之后，一把塑料壳的壁纸刀落在了地上，刀尖朝下，在地下轻轻地弹跳着。我俯身把它捡了起来，摸它的刀片—这东西快得要死，足以使我断子绝孙。我把它收到口袋里，回头去看F2。这女人站在远处，眯着眼睛朝我这边看着。她像蝙蝠一样瞎，每次下班晚了，都得有人领她走过停车场，否则她就要磕磕碰碰，把脸摔破。上班时别人在她耳畔说笑话，她总是毫无反应。所以她又是个聋子，最起码在办公室里是这样。她大概什么都没看到、没听到。这样最好。我收敛起顽劣的心情，束好裤子，带她走出停车场—一路上什么都没有说。但我注意到，停车场上夜色温柔。

整整一夜，我被吊在十字架上，面对着燃着的骆驼粪。整个沙漠像一个隐藏在黑夜里的独眼鬼怪。老师在我耳畔低语着，说了些什么我却一句也没记住。她把手伸进我胯下的遮羞布里，那只手就如刀锋，带来了残酷的刺激。F2则在我对面站着，眯着眼睛，始终无动于衷。在睡梦中，我终夜兴奋不已，这是很少有的事。今天早上来上班，我觉得老故事很难持续下去了。

四、我的老师

“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想解开她胸前的扣子，但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是我手指太粗，拿不住细小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空气太潮，衣料的摩擦系数因此大增。她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绸衫下面钻了出来，然后把它挂在门背后。门背后有个轻木料做成的架子，是个可以活动的平行四边形，上面有凸起的木钉，她把它作挂衣钩来用，但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绘图的仪器。老师留了个娃娃头，她的身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纤细，而是小巧而又结实……”

这故事我写过二十遍了，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第二十一遍还要这样写，除此之外毫无出路。今天早上一到班上，我就对上司说，要把这个故事彻底翻新，让它变成克利奥佩屈拉和一个东方男人的故事。上司当然会说：不能这样写—读者和观众习惯了老故事。老故事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看起来比较真实。我个人已是成名作家了，再写什么新花样没有必要。这些都是道理，叫人心服口服。我起身回去工作时，笨手笨脚地撞了他的办公桌—那桌子翻倒在他怀里，差点散了架。谈完以后回到办公室，我把别人老套里一切创新的成分通通毙掉，然后他们就来踩我。挨过这几脚后，我继续写道：

“然后她从书架上拿了一盒烟和一个烟灰缸回来。这个烟灰缸上立了一只可以活动的金属仙鹤。等到她取出一支烟时，我就把那只仙鹤扳倒，那下面果然是一只打火机。为老师点烟可以满足我的恋母情结。后来，她把那支烟倒转过来，放到我嘴里。当时我不会吸烟，也吸了起来，很快就把过滤嘴咬了下来，然后那支烟的后半部就在我嘴里解体了，烟丝和烟纸满嘴都是；它的前半截，连同燃烧着的烟头，摊到了我赤裸的胸口上。老师把烟的残骸收拾到烟灰缸里，哈哈地笑起来了，然后她和我并肩躺下。她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大；我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小；这张床大又不大，小又不小，变成了一样古怪的东西。她钻到我的腋下，拍拍我的胸口说：来，抱一抱。我侧过身来抱住老师—这是此生第一次。在此之前，我谁都没抱过。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让我抱。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见我伸出桅杆似的胳臂去抱他，也会受到惊吓，嚎啕痛哭……后来，我问老师，被我抱住时害不害怕。她看看垂在肩上的胳臂—这样东西像大象的鼻子—摇摇头上的短发，说道：不。我不怕你。我怕你干什么？”二十年如一日，总在说着这点事。不用那些坏女孩说，我也觉得自己真是贫死了。

我的同事F2不分季节，总穿棕色的长袖套装。她肤色较深，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长着有雀斑的圆鼻子和一双大眼睛，像一个卡通里的啮齿动物。现在她朝我走来了。一般来说，她长得相当好看，但这不是我注意的事。我总是注意到她长得人高马大，体重比一般人为重，又穿着高跟鞋。所以每次她要踩我时，我总有一种冲动，想把脚藏起来，不让她踩到—但我也知道，作为老大哥，最重要的是公平，这双脚别人可以踩，不让她踩，就不是公平。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把脚放在可以踩到的地方，但心里忐忑不安。假设有一只猪，出于某种古怪的动机蹲在公路边上，把尾巴伸在路面上让过往的汽车去轧，那么听到汽车响时，必然要怀着同样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尾巴。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被她踩了一脚，疼痛直接印到了脑子里，所以，我禁不住哼了一声。因为这声呻吟，F2停了下来，先问踩疼了没有，然后就说：晚上她要和我谈一件事。虽然要到晚上谈，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头疼了。

“后来，老师躺在我怀里，把丝一样的短发对着我。这些头发里带着香波的气味。有一段时间，她一声都不吭，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我探出头去，从背后打量她的身体，从脑后到脚跟一片洁白，腿伸得笔直。她穿着一条浅绿色的棉织内裤。后来，我缩回头来，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又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轻轻地，但用下命令的口吻）：晚上陪我吃饭。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来答应，她就爬起身来，从上到下地端详我，然后抓住我内裤的两边，把它一把扯了下来，暴露出那个家伙。见了它的模样，老师不胜诧异地说道：怎么会是这样！这是我第二次提到此事，我感到羞愧无地，但也满足了我的恋母情结。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老师这个称呼就有这样的魔力。”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也有这样一幕：在沙漠里，老师把我的缠腰布解开，里面包裹的东西挺立起来，就如沙漠里怒放的仙人掌花。呼啸的风搅动沙粒—在锐利的沙粒中间，它显得十分浑圆，带有模糊不清的光泽。老师带着笑意对我说：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低下头去，看到脚下的麻袋片里包裹的东西：一个铜锤和若干扁头钉子。老师拾起一根钉子，拿到我的面前：钉头像屎壳郎一样大，四棱钉体上还带有锻打的痕迹。这就是公元前的工艺水平，比现代的洋钉粗笨，但也有钉得结实的好处。老师就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此之前，她先要亲吻我，左手举着那根钉子，右手把那根直撅撅的东西拨开，踮起脚尖来……我抬起头来，环视四周—灰蒙蒙的沙漠里，立着不少十字架。昨天的同学都被钉在上面。人在十字架上会从白变棕、从棕变黑，最后干缩成一团，变得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一片烧过的纸片—变成一种熔化后又凝固的坚硬胶状物，再然后在风沙中解体。然后我又去看老师，她已经拿起了铜锤，准备把钉子敲进我的掌心。这是变成风干青蛙的必要步骤。老师安慰我说：并不很疼。我很有幽默感地说道：那你怎么不来试试？她大笑了起来，此时我才发现，老师的声音十分浑厚。顺便说一句，我仔细考虑过怎样处死我自己：等到钉穿了双手和双足之后，让老师用一根锋利的木桩洞穿我的心脏。这样她显得比较仁慈—虽然这样的仁慈显得很古怪。最后，她又一次说道：记住，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这个寓意很是恶毒，把它毙掉是对的。

“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抱着她，感到一阵冲动，就把她紧紧地搂住，想要侵犯她的身体；这个身体像一片白色的朦胧，朦胧中生机勃发……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说道：讨厌！你起开！我放开了她，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朝上伸着—一伸就伸到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上。这个暖气片冬天时冷时热，冷的时候温度宜人，热的时候能把馒头烤焦，冬天老师就在上面烤馒头；中午放上，晚上回来时，顶上烤得焦黄，与同合居的烤馒头很相像—同合居是家饭馆，冬天生了一些煤球炉子，上面放着铜制的水壶，还有用筷子穿成串的白面馒头。有一回我的手腕被它烤出了一串大泡，老师给我涂了些绿药膏，还说了我一顿，但这是冬天的事。夏天发生的事是，我这样躺着，沉入了静默，想着自己很讨厌；而老师爬到我身上来，和我做爱。我伸直了身体，把它伸向老师。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点不快—老师说了我。我的记恨心很重。

“她拍拍我的脸说：怎么，生气了？我慢慢地答道：生气干什么？我是太重了，一百一十五公斤。她说：和你太重没有关系—一会儿和你说。但是一会儿以后，她也没和我说什么。后来发现，不管做不做爱，她都喜欢跨在我身上，还喜欢拿支圆珠笔在我胸口乱写：写的是繁体字，而且是竖着写，经常把我胸前写得像北京公共汽车的站牌。她还说，我的身体是个躺着很舒服的地方，当然，这是指我的肚子。肚子里盛着些柔软的脏器：大肠、小肠，所以就很柔软，而且冬暖夏凉，像个水床。胸部则不同，它有很多坚硬的肋骨，硌人。里面盛着两片很大的肺，一吸一呼发出噪声。我的胸腔里还有颗很大的心，咚咚地跳着，很吵人。这地方爱出汗，也不冬暖夏凉—说实在的，我也不希望老师睡在这个地方。胸口趴上个人，一会儿还不要紧，久了会就透不过气来。如你所知，从小到大，我是公认的天才人物。躺在老师身下时，我觉得自己总能想出办法，让老师不要把我当成一枚鸡蛋来孵着。但我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不但如此，我连动都不能动。只要我稍动一下，她就说：别动……别动。舒服。”我和老师的故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每回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在她的重压之下睡着了。

五、F2

晚上，办公室里一片棕色。F2穿着棕色的套装。头顶米黄色的玻璃灯罩发出暗淡的灯光，溶在潮湿的空气里，周围是黑色的办公家具。墙上是木制的护墙板。我伸手到抽屉里取出一盒烟来—我有很多年不抽烟了，这盒烟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年，所以它就发了霉，抽起来又苦又涩，但这正是我需要的。办公室里灯光昏暗，像一座热带的水塘—水生植物的茎叶在水里腐烂、融化，水也因此变得昏暗—化学上把这种水叫做胶体溶液—我现在正泡在胶体溶液里。F2首先提出要看看我的脚丫子，看看它被踩得怎样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以前他们都是只管踩，不管它怎样的。先是解开重重鞋带，然后这只脚就裸露出来：上面筋络纵横，大脚趾有大号香皂那么大。它穿五十八号鞋，这种鞋必须到鞋厂去定做，每回至少要买两打，否则鞋厂不肯做。总而言之，这只脚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是F2无心细看，也无心听我解说。她哭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要哭？我觉得自己穿上了一件新衬衣，浆硬的领子磨着脖子，又穿上了挤脚的皮鞋。不要觉得我什么谜都猜得出来。有些谜我猜不出来，还有些谜我根本不想猜。

昨天晚上遇劫后，我在家里洗澡时看到腰间那个壁纸刀扎的伤口。它已经结了痂，就像个黑色的线头，对我这样的巨人来说，这样的伤口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还在上面贴了创可贴。但它刺疼不已，好像里面有一根针。我把那把刀找了出来，仔细地看了半天，刀片完好无损，没有理由认为伤口里有什么东西。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好让它疼下去了。也许因为疼痛的刺激，那东西就从头到脚直撅撅的，和在停车场上遇劫时一样。细说起来它还不只是直，从前往后算，大约在三分之一的长度上有点弯曲—往上翘着，像把尼泊尔人用的匕首。用这种刀子捅人，应该往肚子上捅，刀尖自然会往上挑，给人以重伤。总而言之，这种向上弯的样子实在恶毒。假如昨天夜里F2看见了它，我就会有点麻烦。我老师在校园里走夜路，遇上过露阴癖，我准备用她的话来安慰F2：“他直他的，我走我的路。”当然，这话要改成“我直我的，你走你的路”。除此之外，我不是露阴癖。人家用刀子对着我，我才脱裤子的。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也许我该为那三分之一处弯曲向她道歉，但也要说清楚：人家拿刀子对着它，它才往上弯的。谁知F2没有提起此事。她哽咽着说道：老大哥，我要写小说啊，然后就嚎啕大哭起来了。我们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工作，每人每星期要写一篇短篇小说，一个月要写一部中篇小说，一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般的定额，我负责审稿，可以少写一些。每个人都对写小说烦得要命，现在有个人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要写小说，实属古怪，但罪不在我。我试着说：我们不是在写着吗？她哭得更厉害了，说道：不，不写这样的。我要写真正的小说。我耸了一下肩膀，不说话了。

我们的办公室在一楼，有人说，一楼的房子接地气，接地气的意思是说，这间房子格外潮湿，晚上尤甚。潮气渗透了我的衣服，腐蚀着我的筋骨。潮湿的颜色是棕色的。我的老师也是棕色的，她紧挨着我坐着，把棕色的头发盖在我肩上，告诉我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就是说，这世界早晚要沦为一片冷冰冰的、稀薄的银色混沌，你把一片黄铜含在嘴里，或者把一片锡放在嘴里反复咀嚼，会尝到金属辛辣的味道—这就是混沌的味道。这个前景可不美妙。但是老师的声音毫无悲怆之意—她声调温柔，甚至带有诱惑之意。她把一片棕色的温暖揉进了我的怀里。在这个故事里，老师的身体颀长，嘴唇和乳头都呈紫色。在一阵妙不可言的亢进之中，我插入了一片温暖的潮湿。在这个故事里，我和老师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脚下是热带雨林里四通八达的棕色水系。只有潜入水中，才发现这种棕色透明的水是一片朦胧。有些黄里透绿的大青蛙伸直了腿，一动不动地漂在水里。你怎么也分不清它是死了，还是活着的。这就是这种动物的谋生之道……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乐趣，否则就难以生存。但像我们这种人就没有什么乐趣，起码在办公室里时是一点都没有的。我在这间办公室里坐了二十年了，我的生活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我和老师的恋情，这恋情的片段就是短篇小说，它的部分是中篇小说，它的全体则是长篇小说。我被这故事魇住—我的生活整个被它给毁了。F2比我还不如。她是儿童文学作者，她的生活整个就是一只刺猬。刺猬这种东西看上去很善良，所以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主角。有一次，有人提出，刺猬是种果园里的害兽，不宜成为儿童文学的主角，险些把刺猬给枪毙掉。那时候F2刚进公司，听说人家要枪毙她的故事，如丧考妣。要是现在还巴不得哩。当然，经过讨论，刺猬还是留下来了。在我们这里，一个东西要么初次出现就被枪毙，要么就永远不被枪毙，长命百岁。我小时候玩过不少刺猬，这种动物小的时候，身上的刺锋利无比，像钢针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刺也钝下去。老刺猬根本就没刺，只是长了一身坚硬圆疙瘩。刺猬的天敌是黄鼠狼。后者是懂得这些的。见到了老刺猬就想：这家伙皮糙肉厚，肯定不好吃；何况还长了一身老疙瘩—就把它放过去，不吃它了。有一回我对F2说起刺猬，她听得两眼发直。原来她从来就没见过刺猬。至于这世界上还有黄鼠狼，她根本就没听说过。

坐在F2面前，我的心情（假如我有心情的话）很坏，就和这支烟一样。有个小子每礼拜三都要在停车场上劫我。我有责任马上出去被他打劫—他等得不耐烦，会拿垒球棒砸我的吉普车。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着，电话铃响了。不等拿起耳机，我就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场灾祸。我的吉普完蛋了。吉普的零件很难找，因为车子早就停产了。要是去买辆轿车，我又坐不进去。谁让我长这么大个子—我天生是个倒霉蛋……

公司的保安员用内线电话通知我说：该下班了。他是知道有人在等着劫我。所以他是在通知我，赶紧出去给劫匪送钱；不然劫匪会砸我的车了。车在公司的停车场上被砸，他有责任，要扣工资。我不怕劫匪砸我的车，因为保险公司会赔我。但我怕保安被扣工资—他会记恨我，以后给我离楼最远的车位。车场大得很，从最远的地方走到楼门口有五里路。盛夏时节，走完这段路就快要中暑了。这一系列的事告诉我们的是：文明社会一环扣一环和谐地运转着，错一环则动全身。现在有一环出了毛病—出在了F2身上。她告诉我说，她要写真正的小说。

F2对我说，她要写真正的小说，这就是说，没有人要她写，是她自己要写的—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假话有上千种理由，真话则无缘无故—还扯上了亚里士多德，好像我听不懂似的—实际上我也是不懂，但这种说话的方式使我感到不舒服，脑袋里面有点疼，但我没有恼怒。我想要劝她别写，但想不出话来。把烟抽完之后，我就开始撕纸。先把一本公用信纸撕碎，又把一扎活页纸毁掉了：一部分变成了雪花状，另一部分做成了纸飞机，飞得办公室里到处都是。顺便说一句，做纸飞机的诀窍在于掌握重心：重心靠前，飞不了多远就会一头扎下来；重心靠后则会朝上仰头，然后屁股朝下地往下掉—用航模的术语来说，它会失速，然后进入螺旋。最后，我终于叠出了最好的纸飞机，重心既不靠前，也不靠后，不差毫厘地就在中央，掷在空中慢慢地滑翔着，一如悬在天上一样，半个钟头都不落地。看到这种绝技，不容F2不佩服。她擦干了泪水，也要纸来叠飞机。这样我们把办公桌上的全部纸张都变成了这种东西—很不幸的是，这些纸里有一部小说稿子，所以第二天又要满地捡纸飞机，拆开后往一块对，贴贴补补送上去。但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不知不觉地到了午夜，此时我想起了自己是老大哥，站起身来，说道：走吧，我送你回家。这是必需的：F2乘地铁上下班，现在末班车早就开过了。奇怪的是：我的吉普车没被砸坏。门房里的人朝我伸出两个指头，这就是说，他替我垫了二十块钱，送给那个劫道的小玩闹。我朝他点了点头，意思是说，这笔钱我会还他的。保安可不是傻瓜蛋，他不会去逮停车场上的小玩闹—逮倒是能逮到个把，但他们又会抽冷子把车场的车通通砸掉，到那时就不好了。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几十辆车的窗玻璃都被砸掉。这就是因为保安打了一个劫匪，这个保安被炒了鱿鱼。那几辆车的碎玻璃散在地下，叫我想起了小时的事：那时候人们用暖水瓶打开水。暖水瓶胆用镀银的玻璃制成，碎在地下银光闪闪。来往的人怕玻璃扎脚，用鞋底把它们踩碎。结果是更加银光闪闪。最后有人想把碎玻璃扫掉时，已经扫不掉了—银光渗进了地里……在车上F2又一次开始哭哭啼啼，说她还是想写小说。我感到有点烦躁，想要吼她几句。但又想到我是老大哥，要对她负责任。所以，我叹了一口气，尽量温存地说道：如果能不写，还是别写罢。听到我这样说，她收了泪，点点头。这就使我存有一丝侥幸之心：也许，F2不是真想写小说—她只是想要哭一阵，寻求点安慰。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送过了F2我回家。天上下着雨，雨点落在地下，冒着蓝色的火花。有人说，这也是污染所致；上面对此则另有说法。我虽不是化学家，却有鼻子，可以从雨里嗅出一股臭鸡蛋味。但不管怎么说罢，这种雨确实美丽，落在路面上，就如一塘风信子花。我闭灯行驶—开了灯就会糟蹋这种好景致。偶尔有人从我身边超过，就打开车窗探出头来，对我大吼大叫，可想而知，是在问我是不是活腻了，想早点死。天上在打闪，闪电是紫色的，但听不到雷声。也许我该再编一个老师的故事来解闷，但又编不出来：我脑袋里面有个地方一直在隐隐作痛。

六、老大哥

“我在老师的床上醒来时，房间里只剩了窗口还是灰白色。那窗子上挂了一面竹帘子。我身上盖了一条被单，但这块布遮不住我的脚，它伸到床外，在窗口的光线下陈列着。这间房子里满是女性的气味，和夹竹桃的气味相似。老师躺在我身后，用柔软的身体摩挲着我。”—以前这个情景经常在我梦里出现。它使我感到亲切、安静，但感觉不到性。因为我未曾长大成人。我今年四十三岁，刚开始长粉刺疙瘩。最近刚长出了腋毛和阴毛，喉结也刚开始长大。我的声音变得很浑厚。上班时，我喜欢在办公室里卖弄一下，窗玻璃随之嗡嗡地共振。同事们听了就捂耳朵，高叫道：省点气罢，头儿！知道你变嗓子……书上说，这种情况叫青春期。我有点怀疑：四十三岁开始青春期，是不是太晚了？

年复一年，我醒来时的情形总是这样。我渴望有新的醒来的方法，比方说，四肢摊开，醒在一个随波逐流的小小竹排上。不知不觉，它已经漂进了一条伟大的河，极目远望，到处都是棕色的水，只有极远处有渺小的岸，就像两条黑线。这里还属于陆地，是因为水里带着泥土的腥味，天空是灰白色的。等到见到蓝色的天空，驶入蓝色的水域，我们就到了海里。像我这样的陆地生物，到了海里可怎么生活呢？此时老师在我身后说道：能不能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要在汪洋大海里渴死。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很想在极度的孤寂之中，在炎炎的烈日下和老师一起死掉。死掉还要拉老师做伴，这说明我是越来越坏了。

早上，我懒洋洋地起身，出门，又懒洋洋地驶入停车场。公司的停车场是我的伤心之地。起初，这里非常辽阔，上面能停上千辆汽车。走在中央时，感觉天苍苍，野茫茫……盛夏时节，这里是一片黑色的热浪。中午吃完饭回来，在停车场上走上几步，就觉得鞋不跟脚；然后鞋底就被牢牢粘在了地面上，此时你就如粘蝇纸上的苍蝇一样。好在被粘住的人预先有准备，撑起了阳伞，戴上了随身听，虽然脚不能动，但可以随着音乐扭动身体，小姐们还可以拿出粉盒和小镜子化妆—总而言之，被粘在停车场上，这也是种过得去的生活，只是必须有水喝。自己带水是不行的，它会变得温吞吞的让人恶心。身上必须有大哥大，以便叫门卫室的人来送水。要是把大哥大落在了车里，就只好碰运气了—只好等门卫开着车来卖水。有一年八月，全公司五千多人，有四千多被粘在了停车场上，与此同时，开着冷气的办公室里却空空荡荡。这使领导上下了决心，花大价钱改造停车场，移来了很多大树，把这里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林荫道。还把地面用柏树和冬青的矮墙分割开，使它变成一片迷宫。白天还看不出什么特色，天黑以后，它就成了一片劫匪出没之地。众所周知，假如一个地方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它就一定会成为盗匪出没之地。停车场上灯杆林立，但很快就有一半灯不亮了。白天换好灯泡，晚上马上被打碎。白天停车场上保安员很多，但天黑以后一个都看不见。有人说，这些劫匪里有一半是保安公司的保安员，但写作公司禁止自己的职员这样说，因为这是破坏安定团结—从此之后，中午我们再不能借口被沥青粘住不进办公室，但晚上却经常遭遇到劫匪，给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

每天晚上，王二下班走到车位前，小树丛里都会跳出一个蒙面的小个子，穿着一件黑皮夹克，手里拿着一把小手枪，大喝一声：大叔，打劫！给我钱包！有件事不妨事先说到：王二长得像个狗熊，横着裁、竖着裁，都能裁出盗匪两个。相信你已算出，他能切成四个劫匪，因为二二得四。但他乖乖地举起手来说：不要开枪，钱包在上衣口袋里。那个盗匪招招手，示意他把钱包递过来。王二放下右手，到胸口掏出钱包，交给那个强盗。他把钱取走，把钱包递回，王二又用右手接过来，在此期间，王二的左手一直是高高地举着，像一个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把自己的钱包放回口袋以后，他又高高举起了双手，身上穿的夹克衫下襟扬起，露出了半截肚皮。然后，劫匪说道，谢谢了大叔，就消失在小树林里。王二又站了一会儿，才放下手臂，去开自己的车，一路上摇头晃脑地说：小兔崽子，还知道说谢谢—不错。

后来，那个劫匪说话更为简约，变成了：大叔，钱包！连“打劫”二字都省掉了。王二连手都顾不上举，马上把钱包给他。钱包里有证件、信用卡等等，还有钱。劫匪只要钱。把钱拿走后，把钱包扔了回来，王二笨手笨脚地接住：他这个人手脚都笨。那个劫匪说：大叔，你该锻炼一下身体。王二听从了他的建议，每周都去健身房两次，还抽时间去打网球。此后他的身手敏捷了一些，接钱包不再有问题。

再后来劫匪说话更简约：大叔，钱！把个“包”字也省掉了。王二把钱包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他，就像在农贸市场买东西时付钱那样。把钱拿走后，他也顾不上说谢，因为还要赶去劫别人。在停车场上劫人毫无风险，但被劫者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为了弥补单个被劫者的不足，就得多劫一些人。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一切客套话全免。这使王二感到失落，他以为一回生，二回熟，和劫匪熟络了，还能聊聊天；谁知熟络以后劫匪却轻贱起他来，这使他的脑袋里面又麻又痒，服用大量的阿斯匹林也不见好转……

再后来劫匪还嫌话多，就只说一个字：钱！同时做个手势。终于使王二勃然大怒，喝道：怎么？连个称呼都没有？劫匪感到内疚，说道：对不起，大叔！掏钱吧。王二把钱掏出来给他—但王二已经狂怒了。大个子的人不容易发火，一旦火了起来则不容易平息，王二气得手指在发抖，但天太黑，劫匪看不见—趁劫匪接钱时不备，一把扭住他脖子，把他放倒在膝盖上，打了他一顿屁股，还教育他说：劫道也要像个样子，不要只认得钱！劫匪哭哭啼啼地说：记住了，大叔。你手真狠（顺便说一句，王二的手肿了半个月，还得了肩周炎、腱鞘炎，还有一种肘部疾病）。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吧？王二说：放心罢，我谁也不告诉。小个子劫匪从地下拾起了手枪，变得胆壮了一些，擦擦眼泪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王二就说：我用人格保证，绝不告诉别人今晚的事。但事实证明，王二的人格一文不值。第二天他就把这件事当笑话讲了出去，搞得人人都知那个小个子劫匪被他打了一顿。今后，这个劫匪不管再劫谁，那个被劫者都会说：我知道你，你被王二打过一顿……认识你很荣幸。大家想方设法要抓住他，打他一顿屁股。搞得他很难堪，只好单劫王二。收入大为减少，所以他总抱怨说王二带的现钱太少了，还要押着他拿信用卡去取钱。这时王二就说：太过分了吧？你的手枪是假的—声音极为难听。说着就把高举的双手放了下来，摆出一个要打人的模样。此后劫匪只好讪讪地说道：谁说是假的？是真的，别逼我开枪打你啊……一步步退到小树丛里去。以后他就从停车场上消失了，估计是到别的地方去打劫了。王二和一个小个子劫匪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但这件事的结局却是他始料不及的。公司有严格的规定，要求见到劫匪要猛扑上去和他们英勇搏斗，搏斗者有奖励，不搏斗者要扣工资—这规定对大家有什么激励作用，谁也不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英勇搏斗之后，人家就不来劫我们了，这样太寂寞。还有，被劫了以后不要去报案，免得被扣工资……现在总算有人和盗匪搏斗过，还把他赶出了停车场。这个人（即王二）当然会受到表彰，还被提升了一级，做了小说室的负责人—也就是俗称老大哥的角色。这个人就是我。我和大家一样，是本分人，从不想惹是生非。只可惜有点脾气，落到了这个地步。我可不想做老大哥。既然已经做了，也就无法可想。我只能以身作则，坐在自己座位上，循规蹈矩地写自己的小说。

七、我自己

“晚上，老师叫我陪她去吃饭，坐在空无一人的餐馆里，我又开始心不在焉。记得有那么一秒钟，我对面前的胡桃木餐桌感兴趣，掂了它一把，发现它太重，是种合成材料，所以不是真胡桃木的。还记得在饭快吃完时，我把服务员叫来，让她到隔壁快餐店去买一打汉堡包，我在五分钟内把它们都吃了下去。这没什么稀罕的，像我这样冥思苦想，需要大量的能量。最后付账时，老师发现没带钱包。我付了账，第二天她把钱还我，我就收下了。当时觉得很自然，现在觉得有些不妥之处。

“我和老师吃完了晚饭，回到学校里去。像往常一样，我跟在她的身后。假如灯光从身后射来，就在地上留下一幅马戏团的剪影：驯兽女郎和她的大狗熊。马路这边的行人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急匆匆地走过；在马路对面却常有人站下来，死盯盯地看着我—在中国，身高两米一十的人不是经常能见到的。路上老师站住了几次，她一站住，我也就站住。后来我猛然领悟到，她希望我过去和她并肩走，我就走了过去—人情世故可不是我的长项。当时已近午夜，我和老师走在校园里。她一把抓住我肋下的肉，使劲捻着。我继续一声不吭地走着—既然老师要掐我，那就让她掐罢。后来她放开我，哈哈地笑起来了。我问她为什么要笑，她说：手抽筋了。我问她要紧不要紧，她笑得更加厉害，弯下腰去……忽然，她直起身来，朝我大喝一声：你搂着我呀！后来，我就抱着她的肩头，让她抱住我的腰际。感觉还算可以—但未必可以叫做我搂她，就这样走到校园深处，坐在一条长椅上。我把她抱了起来，让她搂着我的脖子。常能看到一些男人在长椅上抱起女伴，但抱着的未必都是他的老师。后来，她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放手吧。我早就想这样做，因为我感到两臂酸痛。此后，老师就落在了我的腿上。在此之前，我是把她平端着的。”写完了这一段之后，我把手从键盘上抬了起来，给了自己一个双峰贯耳，险些打聋了—我就这么写着，从来不看过去的旧稿，但新稿和旧稿顶多差个把标点符号。像这么写作真该打两个耳刮子—但我打这一下还不是为了自己因循守旧。我的头疼病犯了，打一下里面疼得轻一点……

“那天晚上，我一直抱着老师，直到天明，嗅着她身上的女性气味—我觉得她是一种成熟的力量。至于我，我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子。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如你所知，现在我刚刚开始青春期，嘴角上正长粉刺疙瘩，当时就是更小的孩子。晚上校园里起了雾，这种白雾带有辛辣的气息。我们这样拥抱着，不知所措……忽然间，老师对我说道：干脆，你娶了我吧。—我听了害起怕来。结婚，这意味着两股成年的力量之间经常举行的交媾，远非我力所能及；但老师让我娶她，我还能不娶吗……但我没法干脆。好在她马上说道：别怕，我吓你呢。既然是吓我，我就不害怕了。

“我对老师百依百顺，因为她总能让我称心如意。当然，有时她也要吓吓我。我在长椅上冥思苦想时，她对我耳朵喊道：会想死的，你！我抬头看看她的脸，小声说道：我不会。她说：为什么你不会？我说：因为你不会让我死。她愣了一下，在我腿上直起身来说：臭小子，你说得对。然后，她把绸衫后的乳房放在我脸上，我用鼻子在上面蹭起来。校园里的水银灯颜色惨白，使路上偶尔走过的人看起来像些孤魂野鬼，但在绸衫后面，老师的乳房异常温柔—你要知道，在学校里我被视作尼斯湖怪兽，非常孤立。假如没有她肯让我亲近，我可真要死掉了。”写完了这一段，我毅然站了起来，到医务室去看病。结果是拿到了阿斯匹林，却没拿到去疼片。大夫说，我看你病得没那么厉害。她还给我做了检查，宣布说，她行医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健康的屁眼。这位笑容可掬的老太太是肛门科大夫，除非得了痔疮，谁也休想从她那里开到病假。医务室是间背阴的房子，窗上贴了蓝色的膜，向着停车场。这里总是静悄悄的。偶尔有个男人感到极端无聊，就到这里来，让老太太看看他的屁股；或者有个女人感到极为无聊，就到这里来坐一下，就毛衣的花样等问题和老太太交换看法。老太太见到的人都极为无聊，她也感到极为无聊，就写几首歪诗，在公司的刊物上发表。

得痔疮的人让人羡慕，这种病是作家的职业病，不但可以歇病假，还可以享受全工资，这是工伤待遇。我觉得自己早该得痔疮。书上说，人在坐着时，肚子里的内脏往下坠，全部重量压在底部；肛门部位的静脉难以承受，就会弯曲、肿胀，人也就得了痔疮。我坐的时间不比别人少，肚子里的内脏又比别人多（起码有普通人的两份），不得痔疮是不公平的。但我从未得过。厕所隔间的板壁上有一则偏方（那地方写满了文字，信息丰富，还不只是有偏方，我们叫它写作公司里的信息高速路），说在适当的部位拔火罐，可以导致痔疮。其机理是：假如来自腹部的正压力不足以使该部位产生痔疮，来自外部的负压总可以帮些忙。这方子有家有口的人用起来比较方便—好歹有人能帮把手，像我这样的光棍汉用起来有相当困难。我试了一次，结果是疼痛难当。不但没有开出病假，还沦为全公司的笑柄：因为造成的病变不是痔疮，而是局部二度烫伤。医务室的老太太说：你倒来解释一下，怎么能烫到那里呢？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烫到了。

从医务室回来以后，我在自己位子上坐下，两眼发直。有个同事问我说：情况怎么样？我该答道：还好。然后他再问：没烫着吗？我就说：没烫着。这样同事们就会交换一下会心的微笑—这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笑。但我无心凑趣，就恶声恶气地答道：你说怎么样呢？同时把拿来的阿斯匹林全部丢到嘴里，吞了下去。其实，我就该这样服药：因为个子大，我的剂量是常人的三倍。问题在于我极少当着外人吃东西。我吃得太多，那样子不雅观。而且我吼声如雷，有一百二十分贝。说话人见我这个模样，耸耸肩膀，把头缩了回去。然后听见他们窃窃私语：“头儿今天怎么了？”平日我对这种议论很在意，但今天我不在意。我还放了个响屁，好像吹小号一样响—要是你不介意，我要说，它延续了整整一分钟，曲调像军队里的熄灯号，屋里的人都禁不住笑。有人大声说道：头儿，我出去一下，你不介意吧？屋里空气不好。我用一百三十分贝的声音答道：我不介意。于是稀里哗啦一阵桌椅响，他们全都跑掉了，估计是上楼顶花园去了，不到下班时绝不会回来。但我真的不介意。我伸长了脖子盯着屏幕，手放在键盘上：这个故事虽是令人厌恶的老调重弹，但也是早完早好。

因为这部小说写了这么多次，这回我想用三言两语说说我和老师的性爱经历。那时候老师趴在床上，仔细端详我的那个东西。颠过来倒过去看够了以后，她说道：年复一年，咱们怎么一点都不长呢。后来，她又在我身上嗅来嗅去，从胯下嗅到腋下，嗅出这样一个结论：咱们还是没有男人味。我一声不吭，但心里恨得要死。看完和嗅完之后，老师跨到我身上来。此时我把头侧过去，看自己的左边的腋窝—这个腋窝大得不得了，到处凹凸不平，而且不长毛，像一个用久了的铝水勺。然后又看右面的腋窝。直到老师来拍我的脸，问我：你怎么了？我才答道：没怎么；然后继续去看腋窝。铝制的东西在水里泡久了，就会变得昏暗，表面还会有些细小的黑斑。我的腋窝也是这样的。躺在这两个腋窝中间，好像太阳穴上扣上了两个铝制水勺—我就这样躺着不动了。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就会看到一张大脸，高鼻梁、高颧骨，眉棱骨也很高，一天到晚没有任何表情—我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子。老师送我到医院去看过病，因为我总是不笑，好像得了面部肌肉麻痹症。经过检查，大夫发现我没有这种毛病，只是说了一句：“这孩子可真够丑的。”这使老师兴高采烈，经常冷不防朝我大喝上一声：真够丑的！做爱时我躺着不动，就像从空中看一条泛滥的河流，到处是河水的白光；她的身体就横跨在这条河上。我的那个东西当时虽小，但足够硬棒，而且是直撅撅的；最后还能像成年人一样射精。到了这种时候，她就舔舔舌头，俯下身来告诉我说：热辣辣的。因为我还能热这一下，所以她还是满意的……

从老师的角度来写我，是个有趣的想法。老师留着乌黑的短发，长着滑腻的身体。我们学校的公共浴池是用校工厂废弃的车间改建的，原来的窗子用砖砌上了半截，挡住了外来的视线，红砖中间的墙缝里结着灰浆的疙瘩。顺着墙根有一溜排水沟，里面满是湿漉漉的头发。墙边还有一排粗壮的水管连接着喷头，但多数喷头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弯曲的水龙头，像旧时铁道上用来给机车上水的水鹤。在没有天花板的屋顶下挂了几个水银灯泡，长明不灭。水管里流着隔壁一家工厂的循环水，也是长流不息。这家浴室无人看守，门前的牌子上写着：周一三五女，二四六男，周日检修。这个规定有个漏洞，就是在夜里零点左右会出现男女混杂的情形。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去洗澡，但我就是个例外。我不喜欢让别人看见我的身体，所以专找没人时去洗澡。有一回我站在粗壮的水柱下时，才发现在角落里有个雪白的身体……这件事发生在我上大一时，老师还没教过我们课—从她的角度看来，我罩在一层透明的水膜里，一动不动，表情呆滞，就如被冻在冰柱里一样。她朝我笑了笑，说道：真讨厌哪，你。然后就离去了。这就是一切故事的起因。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会看到有一根水柱冻结在我头顶上，我的头发像头盔一样扣在脑袋上。一层水壳结在我的身上，在我身体的凸出部位，则有一些水柱分离出来，那是我的耳朵、眉棱骨的外侧、鼻子、下巴。从下巴往下，直到腰际再没有什么凸起的地方了。有一股水柱从小命根上流下来，好像我在尿尿。那东西和一条即将成蛹的蚕有些相似。现在我不怕承认：直到不久之前，王二虽然人高马大、智力超群，却是个小孩子。直到不久之前，我洗澡和游泳都要避人。虽然我现在能把停车场上的小姐吓跑，但不能抹煞以前的事。老师说过我讨厌之后，就扬长而去，穿着一条淡绿色的内裤，趿拉着一双塑料凉鞋。她把绿色绸衫搭在手臂上没穿，大概是觉得在我面前无须遮挡。我站在水柱里，很不开心。小孩子不会愤怒，只会不开心。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因。它是真实的，但没有写出来。所有写出来的都不真实。

我继续写道：“毕业以后，我还常去看老师。开了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天黑以后溜进校园去找她，此时她准在林荫道上游荡，身上穿着我的T 恤衫—衫子的下摆长过了她的膝盖，所以她就不用穿别的东西了。但她不肯马上跟我走，让我陪她在校园里遛遛。遇到了熟人，她简单地介绍道：我的学生来接我了。别人抬头看看我，说道：好大的个子！她拍拍我的肚子说：可不是嘛，个子就是大。有些贫嘴的家伙说：学生搞老师，色胆包天嘛！她也拍拍我的肚子说：可不是嘛，胆子就是大……咱们把他扭送校卫队吧。但这不是事实，我胆小如鼠，她一吓我，我就想尿尿。有时她也说句实话：这孩子不爱说话，却是个天才噢。假如有人觉得她穿的衣服古怪，她就解释说：他的T 恤衫，穿着很凉快，袖子又可以当蒲扇。有人问，天才床上怎么样（实际情况是，着实不怎么样），她就皱起眉头来，喝道：讨厌！不准问这个问题！然后就拖着我走开，说道：咱们不理他们—老师总是在维护我。”我的稿子总是这么写的，其实这事并未发生过。所有我写的事情都未真正发生过。

八、真正的小说

我的小说将近写完了。也许你还记得，二十年前这部小说初版时，被称为“伤风败俗师生恋”，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遭到最猛烈的批判，所以销得不错。现在出到二十一版，总是这老一套，谁都懒得批我，大概也卖不出几本。对此应有种达观的态度：哪能年年都关注我。公司给我开份薪水，我也不能给公司招灾惹祸。我把电脑关上，转向窗子。今天出了太阳，阳光投射到玻璃上，整面窗子变成了棕色。

所有的人都到楼顶上去了，但F2没去。抓住这没人的机会，她正好对我“诉求”一番—我不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这词很逗。她在我面前哀哀地哭着，说道：老大哥，我要写小说啊……大颗大颗的泪珠在她脸上滚着，滚到下巴上，那里就如一棵正在融化的冰柱，不停地往下滴水。我在身上搜索了一阵，找到了一张纸餐巾（也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递给了她。她拿纸在脸上抹着，很快那张纸餐巾就变成了一些碎纸球。穿着长裤在草地上走，裤脚会沾上牛蒡，她的脸就和裤脚相仿。我叹了口气，打开抽屉，取出一条新毛巾来，对她说：不要哭了，就给她擦脸。擦过以后，毛巾上既有眼泪，又有鼻涕，恐怕是不能要了。F2不停地打着咽，满脸通红，额头上满是青筋。我略感不快地想道：以后我抽屉里要常备一条新毛巾，这笔开销又不能报销。—转而想道：我要对别人负责，就不能这么小气。然后，我对F2说：好了，不哭—回去工作吧。她带着哭腔说：老大哥，我做不下去。—再扯下去又要哭起来。我赶紧喝住她：做不下事就歇一会儿。她说坐着心烦。我说，心烦的时候，可以打打毛衣，做做习题。她愣了一会儿说：没有毛衣针。我说：等会儿我给你买。—这又是一笔不能报销的开支。我打开写字台边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本旧习题集，递给她；叫她千万别在书上写字。—这倒不是我小气，这种书现在很难买到了。

过去，我做习题时，总是肃然端坐，把案端的台灯点亮，把习题书放在桌子的左上方，仔细削一打铅笔，把木屑、铅屑都撮在桌子的右上角，再用橡皮膏缠好每一支笔（不管什么牌子的铅笔，对我来说总是太细），发上一会儿呆，就开始解题了。起初，我写出的字有蚊子大小，后来是蚂蚁大小，然后是跳蚤大小，再以后，我自己都看不到了。所有的问题都沉入了微观世界。我把笔放下，用手支住下巴，沉入冥思苦想之中。F2的情况和我不同，她把身体倚在办公桌上，脖子挺得笔直，眼睛朝下愤怒地斜视着习题纸，三面露白，脸色通红，右手用力按着纸张，左手死命地捏着一支铅笔（她是左撇子），在纸上狠命地戳着—从旁看去，这很像个女凶手在杀人—很快，她就粉碎了一些铅笔，划碎了一些纸张，把办公桌面完全写坏。与此同时，她还大声念着演算的过程，什么阿尔法、贝它，声震屋宇。胆小一点的人根本就不敢在屋里待着。不管怎么说吧，我把F2制住了。现在习题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我把这世界所有值得一做的习题都做完了。但我是物理系毕业的，数理底子好。F2则是学文科的—现有的习题够她做一辈子了。

我面对着窗子，看到玻璃外面长了几株绿萝。这种植物总是种在花盆里，绕着包棕的柱子生长，我还不知道它可以长在墙角的地下，把藤蔓爬在玻璃上。走近一点看得更清楚：绿萝的蔓条上长有吸盘，就如章鱼的触足一样，这些吸盘吸住玻璃，藤蔓在玻璃上生长，吸盘也像蜗牛一样移动着，留下一道黏液的痕迹，看起来有点恶心。然后它就张开自己的叶子。这些叶子有葵叶大小，又绿又肥，把办公室罩进绿荫里。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有人把蜗牛的基因植到绿萝里，造出这种新品种—这不是我这种坐在办公室里臭编的人所能知道的事。我知道的是，坐在这些绿萝下，就如坐在藤萝架下。这种藤萝架可以蔓延数千里，人也可以终生走不出藤萝架，这样就会一生都住在一道绿色的走廊里，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这不是不能实现的事：只要把人的基因植到蚂蚁里，他（或者她）觉得自己是人，其实只是蚂蚁；此后就可以在一个盆景里得到这种幸福……我回头看F2，她穿着棕色的衣服，在绿荫的遮蔽下，显得更棕了。她吭吭哧哧地和一些三角恒等式纠缠不休。这是初中二年级的功课，她已经有三十五岁了。我不禁哑然失笑：以前我以为自己只有些文学才能，现在才发现，作践起人来，我也是一把好手。

F2说，她要写真正的小说。如果换一个人说这话，我听了心会往下一沉。我也想写真正的小说，而且一直都在想着，但我没有写。听见这话心里不是滋味。她说这话，我心不沉，头里面倒有点疼。如前所述，我头疼是动怒的标志。我总在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说出那四个字来；F2听了这四个字就会扑上来咬我—这四个字是：凭你也配？全公司都知道这位F2是个缺心眼的人，有下列事实为证：本公司有项规定，所有的创作人员每隔两年就要下乡去体验生活—也就是说，在没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电的荒僻地方住上半年。根据某种文艺理论，这会对写作大有好处。公司虽有这项规定，但很少有人真去体验生活—我被轮上了六次，一次也没去：一被轮上我就得病，喘病、糖尿病，最近的一次是皮肤瘙痒症。除我之外，别人也不肯去，并且都能及时地生病。只有F2，一被轮上就去了。去了才两个星期，就丢盔卸甲地跑了回来。她在乡下走夜路，被四条壮汉按住轮奸了两遍。回来以后，先在医院里住了一星期，然后来上班。这个女人一贯是沉默寡言的，有一阵子变得喋喋不休，总在说自己被轮奸时的感受，什么第一遍还好受，第二遍有点难忍了云云。后来有关部门给了她一次警告，叫她不要用自己不幸的狭隘经验给大好形势抹黑，她才恢复了常态—又变得一声不吭。老实了半年，才撒起了癔症，要写什么真正的小说。要写真正的小说也不用这么嚷嚷，自己偷偷去写好了。我看她是不知道自己有多笨，所以出几道题给她做做。像她那么笨的人，做点数学题有好处，也许就此变聪明了也不一定。

九、我的家

天终于晴了。在雾蒙蒙的天气里，我早就忘了晴天是什么样子，现在算是想起来了。晴天就是火辣辣的阳光—现在是下午五点钟，但还像正午一样。我从吉普车里远远地跳出去，小心翼翼地躲开金属车壳，以免被烫着，然后在粘脚的柏油地上走着。

远远地闻见一股酒糟味，哪怕是黑更半夜什么都看不见，闻见这股味儿也知道到家了。

停车场门口支着一顶太阳伞，伞下的躺椅上躺着一个姑娘，戴着墨镜，留着马尾辫，穿着鲜艳的比基尼，把晒黑了的小脚跷在茶几上。我把停车费和无限的羡慕之情递给她，换来了薄薄的一张薄纸片—这是收据，理论上可以到公司去报销。但是报销的手续实在让人厌烦。走过小桥时，下面水面上漂着密密麻麻的薄纸片，我把手上的这一张也扔了下去。这条河里的水是乳白色的，散发着酒糟和淘米水的味道。这股水流经一个造酒厂，或者酱油厂，总之是某个很臭的小工厂；然后穿过黑洞洞的城门洞—我们的宿舍在山上，是座城寨式的仿古院子—门洞里一股刺眼睛的骚味，说明有人在这里尿尿。修这种城门洞就是要让人在里面尿尿。门洞正对着一家韩国烧烤店，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在烧烤店的背后，整个山坡上满是山毛榉、槭树，还有小小的水泥房子。所有的树叶都沾满了黑色的粉末，而且是黏糊糊的—叶子上好像有油。山毛榉就是香山的红叶树，但我从没见它红过。到了秋天，这山上一片茄子的颜色。这地方还经常停电。为了这一切—这种宿舍、工资，每天要长衣长裤地去上班，到底合算不合算，还是个问题。

当然，我现在穿的远不是长衣长裤。刚才在停车场上付费时，我从那姑娘的太阳镜反光里，看清了我自己的模样。我穿着的东西计有：一条一拉得领带，一条小小的针织内裤，从内裤两端还露出了宽阔的腹股沟和黑毵毵的毛—还有一双烤脚的皮鞋，长衣长裤用皮带捆成一捆背在了背上；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冰盒子。那个女人给我收据时，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可见别人下班时不都是这种穿着。她的嘴角松弛，脖子上的皮也松弛了，不很年轻了。但这不妨碍我对她的羡慕之情。看守停车场和我现在做的事相比，自然是优越无比。

我住的房子在院子的最深处，要走过很长的盘山道才能走到。这是幢水泥平房，后院里长满了核桃树，核桃年复一年落在地下，终于把地面染得漆黑。这座院子的后墙镶在山体上，由大块的城砖砌成，这些砖头已经风化了，变成了坚硬的海绵。但若说这堵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又不大像。我的结论是：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假古董—墙上满是黑色的苔藓。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我自己的家。每当我感到烦闷时，想想总算还有自己的家，感觉就会好多了。

大学毕业以后，他们让我到国家专利局工作—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就是在专利局想出了相对论，但我在那儿什么都没想出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国家实验室、各个研究所，最后让我在大学里教书。所有天才物理学家待过的地方我都待过，在哪儿都没想出什么东西来—事实证明，我虽然什么题目都会做，却不是个天才的物理学家；教书我也不行，上了讲台净发愣。最后，他们就不管我了，让我自己去谋生。我干过各种事：在饭店门口拉汽车门，在高级宾馆当侍者—最古怪的工作是在一个叫做丰都城的游乐宫里干的：装成恶鬼去吓唬人。不管干什么，都没有混出自己的房子，要租农民房住，或者住集体宿舍。最后我只好到公司来工作。同事还都很羡慕我，惊叹道：你居然能在外面找到事情做！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明白事理，达练人情—我要真有这些本事就不进公司。这只是因为我个子大罢了。

每回我从停车场里出来，都要经过看车人住的小房子。那房子只有里外两间，合起来也没有我的客厅大，面对着一条小山沟，沟里满是烧过的蜂窝煤。我很喜欢这样的小房子—我需要一间房子放张大床来睡觉，还需要另外一个小房间，供我在其中遐想、写点东西，这么大小的窝正合我意，我现在住的房子实属大而不当。但看停车场的事我也干不来的：人家会在我眼前把车偷走。偷第一辆、第二辆，我都不敢说什么，让保险公司去赔车主车—这太过软弱了。偷到第三辆时我就会暴怒起来，抄起铁棒冲出去，一棒把窃贼打死，这又是反应过度。正常的反应我就是做不出来，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进公司，把《师生恋》写上二十一遍。这是前生注定的事。

当年我在丰都城里掌铡刀，别人把来玩的小姐按到铡刀下，我就一刀铡下去—铡刀片子当然是假的—还不只是假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道低能激光。有的小姐就在这时被吓晕过去了，个别的甚至到了需要赶紧更换内裤的程度。另外一些则只是尖叫了一声，爬起来活动一下脖子，伸手到我身上摸一把。我赶紧跳开，说道：别摸—沾一手—全是青灰。不管是被吓晕的还是尖叫的，都很喜欢铡刀这个把戏。到下一个场景，又是我挥舞着钢叉，把她们赶进油锅：那是一锅冒泡的糖浆。看上去吓人，实际只有三十度—泡泡都是空气。这个糖浆浴是很舒服的：我就是这么动员她们往下跳，但没有人听。小姐们此时已经有了经验，不那么害怕，东躲西藏，上蹿下跳，既躲我手上的钢叉，又躲我腰间那根直挺挺的大阴茎。但也有些泼辣的小姐伸手就来拔这个东西，此时我只好跳进油锅去躲避—那是泡沫塑料做的，拔掉了假的，真的就露出来了。既然我跳了油锅，就不再是丰都城里的恶鬼，而是受罪的鬼魂。所以老板要扣我的工资，理由是：我请你，是让你把别人赶下油锅，不是让你下油锅的……作为雇员，我总是尽心尽责，只是时常忘了人家请我来做什么。作为男人，总这样逃避也没什么意思。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妨承认：《师生恋》的故事是我瞎编的。我是有位热力学老师，我和她在教室里说过话。我还和她在浴室里见过一面。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我虚构的。我没和任何人谈过恋爱，更没和女人做过爱。我完全是个童男子。

十、吾爱吾师

我没和老师做过爱，但我很爱她。如果不爱的话，真人假故事连写二十一次，就太过肉麻了。我相信，老师也是爱我的。她的幽灵经常穿过山下那个黑门洞，爬上弯弯曲曲的山道，到这里和我幽会。我把以往的二十稿《师生恋》旧稿全找了出来，把那个破纸箱翻到底，就找到了最初的一稿。打印纸都变成了深黄色，而且是又糟又脆，后来的稿子就不是这样：这说明最早的一稿是木浆纸，后来的则是合成纸。这一稿上还附有鉴定材料：很多专家肯定了它的价值，所以它才能通过。现在一个新故事也得经过这样的手续才能出版、搬上银幕—社会对一个故事就是这么慎重。每页打印纸上都有红墨水批的字：属实。以下是签字和年月日。在稿上签字的是我的老师。为了出版这本书，公司把稿子交她审阅，她都批了属实。其实是不属实。不管属实不属实，这些红色的笔迹就让我亢奋。假设小说的女主人公是克利奥佩屈拉，就没人来签字，小说也就出不来。更不好的是：手稿上没有了这些红色笔迹，就不能使我亢奋。

现在出版的每本小说都得有人来签字，小说有一个人物，就得有一个人的签字，有十个人物就得有十个人的签字。每个人都要在稿件上批上属实，书才能够出版。就连F2写的那本有关刺猬的书，也有动物学家的签字，批的不是属实，而是符合该动物习性。我就不知道刺猬的习性是扶老奶奶过马路（F2尽写这样的故事）：这还不得把老奶奶扎死。要写惩恶扬善的故事，就得有反面人物的签字—公司会派人到监狱找死刑犯做工作：你都要死了，还不想给人民做件好事吗？那些人一想，已有的罪名够枪毙的了，也不怕多点新罪名，就都认下来。正面人物也没人肯认，除非你付人家一笔钱。我这种小说不能惩恶扬善，公司也不肯为我费心。要不是老师自己认下来，我还真不知怎么办。面对着这些红色的字迹，真的很爱她……

现在那个看停车场的姑娘爬进了我的后院—她顺着那堵寨墙爬了进来，那堵墙不直，向后倾斜，城砖凸起像阶梯一样，很好爬—她肯定是来偷我东西的。但我还在房子里，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想离开这座房子，但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倒在沙发上装睡，把西服上装盖在了脸上。我想她进门以前会从窗口往里看看，看到我躺在这里，就会自行离去。但我却听见她在撬我的门—这使我感到难堪。贼和失主见面总是个难堪的场面。

从衣服下面我看到一双染黑了的小脚走进屋里。它一直走到我的面前，站住不动了。我不能不有所表示—撩开衣服坐了起来，把双手举得高高的，大声说道：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与此同时，我那个东西也变得挺然翘然。那姑娘嗤笑了一声说：谁稀罕你的东西！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在每个房间门口都探了一下头，然后走回来，对我说道：你就住在这里吗？我没有回答，因为她是没话找话……后来，她用一根手指点我的额头，我就顺势躺了下去。她把我的内裤一把扯了下来，然后咂着嘴，用讽刺的口吻说：咱们这回可长大了……听了这话，我脸上感到一阵刺痒，就如长了桃花癣—她的脸晒得黝黑，还有不少雀斑，鼻梁上架着的墨镜始终没拿下来—朝我吐吐舌头，就把比基尼脱了下来……与此同时，我的脑袋在疼—怎么？就这么把我一指头点倒就干吗？也不打听一下我是谁？我可是在丰都城里装鬼的……我满腹牢骚，但一句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心里有鬼。这个人很面熟，但我认不出她是谁。

事情做完之后她就离去，没和我说什么。如前所述，老师皮肤白皙，但也可以在停车场上晒黑。老师留着娃娃头，但也可以长成马尾辫。说实在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会是什么样子—我当然不敢问她是谁，问出的结果肯定是：我是你妈！我现在已经几乎肯定遇见的是老师。但是我已错过了认出她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我到停车场去取车，她坐在门前躺椅上，身上裹了一床毛巾被抵挡早上的寒气。她抬头看着我，乌黑的墨镜上全无表情—我迟疑了很久，最后还是走过去了。我驱车前去上班，一路上想着在大二年级的热力学课上，老师说过：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一切和本文开始时一模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头里面很疼。头疼是愤怒的标志。我憎恨自己活得这么窝囊—苍天作证，我的确很爱我的老师。

十一、难解的谜

我在公司里上班，面对着F2。如前所述，她想要写真正的小说……和前面所说的不同之处在于：我见到她不头疼了。我甚至还想和她聊点什么。话题一下就跳到她被人强奸的事上。她说：那件事发生以后，她坐在泥地上，忽然就怕得要命。也不知为什么，她想到这些人可能会杀她灭口……她想得很对，强奸妇女是死罪，那些乡下小伙子肯定不想被她指认出来。让我惊讶的是她还能知道这些：就我所知，别人把她卖了，她还会帮人数钱。虽然当时很黑，但她说，看到了那些人在背后打手势。这是件令人诧异的事：我知道，她像蝙蝠一样的瞎。但我平时像个太监，被刀尖点着的时候，也变得像一门大炮；所以这件事是可信的。有一个家伙问她：你认不出我们吧？她顺嘴答道：认不出来，你们八个我一个都认不出来。那些人听了以后，马上就走，把她放过去了。这个回答很聪明：明明是四个人，她说是八个。换了我，也想不出这么好的脱身之策。但她因此变得神经兮兮的，让我猜猜她为什么会这么怕死。如你所知，我最擅长猜谜，但这个谜我没猜出来。这谜底是：我这么怕死，说明我是活着的。这真是所罗门式的答案！现在恐怕不能再说她是傻瓜了。

早上我去上班之前，要花大量的时间梳妆，把脸刮干净，在脸上敷上冷霜，描眉画目。这是很必要的，我的脸色白里透青，看上去带点鬼气，眉毛又太稀。然后在腋下喷上香水，来掩饰最近才有的体味。我的形体顾问建议我穿带垫子的内衣，因为我肌肉不够发达。他还建议我用带垫子的护身，但现在用不着了，那东西已经长得很大。然后我出门，在上班的路上还要去趟花店，给F2买一束红色的玫瑰花。在花店里，有个穿黑皮短裙的女孩子对我挤眉弄眼，我没理她。后来她又跟我走了一路，一直追到停车场，在我身后说些带挑逗意味的疯话……最后，她终于拦住我的车门，说道：大叔，别假正经了—你到底是不是只鸭？我闷声喝道：滚蛋！把她撵走了。这种女孩子从小就不学好，功课都是零分，中学毕业就开始工作，和我们不是一路人。然后我坐在方向盘后面唉声叹气，想着F2从来就没有注意过我。要是她肯注意我，和我闲聊几句，起码能省下几道数学题。

现在F2每天提前到班上来，坐在办公桌后面，一面打毛衣，一面做习题。她看起来像个狡猾无比的蜘蛛精，一面操作着几十根毛衣针，一面看着习题集—这本习题集拿在一位同事的手里。她嘴里咬着一支牙签，把它咬得粉碎，再吐出来，大喝一声：“翻篇儿！”很快就把一本习题集翻完，她才开始口授答案。可怖的是，没有一道做错的。我把同事都动员起来，有的出去找习题，有的给她翻篇儿。我到班上以后，把这束玫瑰花献给她，她只闻了一下，就丢进了纸篓，然后哇哇地叫了起来：老大哥，这些题没有意思！我要写小说！她一小时能做完一本习题集，但想不出真正的小说怎么写。按理说，我该揍她个嘴巴，但我只叹了一口气，安慰她道：不要急，不要急，我们来想办法，然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了。与此同时，我也常想想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如你所知，我是个天才人物，可以破解一切哑谜。但这个谜我还没有解开。

＊本篇最后一节原稿无标题，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