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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党与我们黑铁时代 作者:王小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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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洪武年间,北京城里的镖行是奸党,城外白云观里的道士是我们。我们和奸党之间极深的仇恨,来自镖行头子和道长间的纷争。奸党说,我们道士不老实,修炼房中术,行采战之道,干了很多荒唐勾当。这当然是诽谤之词。就是有人干了这样的事,也是为了探讨生命的奥秘,造福人类。于是我们也说,奸党结交官府,欺行霸市,垄断物价。原来白云观的当家道士天钩道长与城里各家镖局的总镖头胡金镖老爷子交情不恶,此时也不能置身事外。所以天钩挺身出来,要向奸党讨一个公道。但是奸党就是奸党,讨不出公道来。就是胡老爷子那样的人,虽然武功人品都不错,毕竟是奸党里的人,不可能为我们说话。不但如此,他还说了很多我们的坏话。所以我们和奸党间的一场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今天看来,天钩与胡金镖的决战,不过是两个人拿了原始的冷兵器或者什么也不拿,举行一场搏斗。或者胡金镖打出天钩的脑浆,或者天钩拧断了胡金镖的脖子,都不要紧。反正他们两个都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的观点不是这样。天钩一定要赢,胡金镖一定要输,不然什么叫真理必胜。更何况天钩元阳未破,练有童子功、先天功、至阳功、太阴功、大雁功、自发功、益智功,站过鹤翔庄、龙虎桩、梅花桩、木头桩,内功修为已至化境。但是奸党也非易欤,胡老头天生身体好,力大如牛,走逾奔马,矫若猿猴,外功了得;加之久练江湖,多会异人,身负各种绝学,会打少林拳、八极拳、南拳、北拳、猴拳、狗拳、兔子拳,练过铁砂掌、铜砂掌、黑砂掌、白砂掌、绿砂掌等等,还会头撞石碑、脚踢木桩、铁布衫、金钟罩,十三太保横练竖斜练之类的硬功。所以真理也未必胜。天钩与胡老头决战前也是这么想,所以他决战之前焚香更衣,参拜三清,求太上老君保佑,让胡老头得场痢疾。胡老头也觉没把握,跑到关帝庙上香,求关圣帝君保佑,让天钩头上长疮。这两位武林异人决战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住在中关村的穷酸,或教书,或做学问,都和道士一党。虽然我们不拜三清,但是谁都知道,近代科学的一切,都和道教有关。谁不知道现代计算机科学,都是从八卦里产生;理论物理离不开阴阳学说;化学的一切,通是师承了烧铅炼汞;而逻辑学的一切,都超不过老子《道德经》。而且我们的道德,也像道士一样的清高。而那些经商赚钱的人,必和镖行一党。古代的镖行与钱庄银楼、酒肆饭庄,以及南北行商都走得很近乎。或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或是他们的落脚之地,总之,彼此狼狈为奸。所以商人古代就是奸党,现在还是奸党,永远是奸党。他们永远是钱串子脑袋。 但是我加入我们,并非成年以后上学的结果,还可上溯到我幼年时。那一天我到操场上去,看见那儿紫气蒸腾,人声鼎沸,无数的人在跑来跑去。原来平坦的地方出现了很多方头方脑的炉灶,高音喇叭吵得人耳膜生疼。很多人运来了砸碎的废铁,要把它们炼成钢。但是什么是铁什么是钢他们和我一样搞不明白。有时人们呐喊道:某某炉出钢了,我和大家一起去看,只见从暗红的炉膛里扒出暗红的牛屎来。如果这就是钢,我看谁都不会相信。如果说这不是钢,那我们在炼什么?但是没人这么想问题(这么想是奸党的特征)。我和大家一样,只觉得心花怒放。 我小的时候看人家大炼钢铁,我看见人家炼出一摊摊牛屎来。后来我爬到牛屎堆上玩,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牛屎在我手上划了一条大口子,有半尺长。原来那些牛屎是锅片子做的,比刀子还快。那些炉子连锅碴子的毛边都熔化不了,可见有多凉。我算了算,那些炉子也就配化焊锡。用化锡的炉子炼铁,那时的人傻得厉害。就是在二十几年前,我们这所大学就已不小,名教授也有一大堆。我就想不出他们为什么不知道什么炉子能炼钢。我对小孙说起这件事,她说:谁傻呀?你傻!连装傻都不会,真正可悲! 我始终没弄懂她的意思。 天钩和胡金镖决战之日,道长叫一个道童给他捧了兵器(一对虎头钩)到比武的地方去。道士们为了争这捧钩的差事,几乎打破了头。因为比武时的随员,除了拿兵器,不负任何责任。就是天钩叫人一刀劈死,他也不用上前拼命。自己不用冒任何的危险,白捞一场热闹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结果道长挑了一个最窝囊、最没用、最不敢争的小道士给他捧钩,这里的道理正如他自己说的:你们想看我死呀!偏不叫你看到。胡金镖那天也没叫徒弟、镖师,只叫个小力巴为他捧兵器,道理也是如此。这两位高人以前也印证过,那时不赢房不赢地,大家只点到为止,赢不是真赢,输不是真输,越赢越不知谁厉害。 天钩与胡金镖决战之时,正是黄昏时节。他老人家飘然而至,见胡金镖已在那里等候。那胡金镖生得豹头环眼,虽不高大却甚宽厚,小力巴捧那口刀长有五尺,寒光照人,天钩见了就觉得不妙。按江湖上的规矩,比武先比拳掌,后比兵刃,天钩就想:最好我在拳上先赢了他。江湖传言,胡老头子的刀大大的厉害。胡金镖却想:这场斗多半要打到白刃相见。江湖上说,拳不打力,力不打功。这牛鼻子办了好几个气功班,空手打不过他,但愿我别在拳脚上吃他大亏。 天钩和胡金镖决战之地,是在荒城里。这儿是金大都的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荒草荆棘。傍晚时分,寒鸦满天,远处狼叫甚是难听。天钩道长忽然心惊肉跳,觉得自己未必能活着走出荒城。万一死了,也不知清风那个小坏蛋还能不能记着给花浇水。别的倒也罢了,那盆牡丹花是武当龙真人送的,乃是名种,死了可惜。出来时本该嘱咐两句,又怕小道士说我怕死。和这胡金镖平时交情还好,和他拼命,真犯不着。到了这里,没有再跑回去的道理。和他交代几句场面上的话吧。于是双手抱拳,开口说道:胡兄,一向少见,近来可好? 胡金镖心里也打鼓,惦记着镖行的生意,恐怕自己死了,儿子还小,不知怎么办。听见天钩说话,忙不迭搭话说:好好,多蒙道长记怀。两个人扯起淡话来,正说得有兴致,他带的小力巴不耐烦,就插话说:总镖头,天快黑了,快动手吧,劈了这道士,咱们早回家。胡金镖说,混账王八蛋!我和道长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道长是何等功夫,一会儿一掌打死我,合了你的心意。天钩的道童就说:胡老头,知道厉害就好,赶快给道爷磕头,饶你不死。天钩说:放屁!总镖头的刀岂是吃素的?动起手来,一刀把我劈成两半,不知你们可有孝心把我缝好再埋。这两位英雄在比武之前,互相敬畏、竞相谦逊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在操场上看人家大炼钢铁,就问道:你们炼钢铁为什么。在场几百人竟无一人能答上来。后来来了一位饱学之士,告诉我说,大炼钢铁是为了一〇七〇。至于什么是一〇七〇,他也说不上。也许是一年一〇七〇,也许一月一〇七〇,也许一天一〇七〇,也许一小时一〇七〇,都有可能。反正一〇七〇是没有错的。我听了这话,禁不住大欢喜。于是我纠集了一帮小孩,拿了家里的火筷子、铁铲子,在沙堆上筑起炉灶。又捡来了破纸杂草,点起熊熊大火。有人来制止,就说我们也是为了一〇七〇。别人听了,无不称赞我们干得对。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然,炼完了钢铁就是挨饿的年头,我可不是说挨饿也幸福。 假如小孙说得对,就是说,大伙在装傻,那就是说,装傻的人里就有我一个。 天钩和胡金镖决战之前,忽然觉得打架不上算。第一,骂道士的不是胡金镖;第二,骂道士也非骂我一个,和他拼命犯不着。但是不打又不行,谁让他是白云观的当家人。所以他觉得胡金镖很可爱:全世界都盼他和胡金镖打架,只有胡金镖不盼。他说:胡兄,真莫如你我联手,把我这些不孝的徒弟、你那些没良心的伙计统统杀光。胡金镖说:道兄快人快语!言毕大笑。吓得小力巴和道童面无人色。但是笑到后来,声音比哭还难听。他说:道兄,说笑归说笑。这场架还得打。要不然全世界都要说我们混账王八蛋。老夫要以性命相搏,道兄小心了。天钩说:如此说来,胡兄请。一请不要紧,胡金镖拉开架子就要打。天钩觉得自己拳脚上优势很大,轻飘飘透着潇洒和他对了一掌,对完感觉很不好。我的妈,这姓胡的好厉害!这不是要打死我吗? 天钩道长后来说,那姓胡的一掌拍过来,就像倒了一面墙,接着十分费力。他和胡金镖又对了一掌,觉得对不过,心里慌得了不得。连忙走九宫八卦往后退,打算混一会儿就说大家平手,和了算啦。可是胡金镖想:原来你就这点成色,合着不是便宜了你?于是一发努力,掌势如疾风暴雨。终于一下打中了天钩的道冠。那玩艺是三合板的,不经打,一下碎成木头丝了。天钩跳出圈子,拿过虎头双钩说:胡老儿,我们钩底再决生死!胡金镖就说:道兄,算了吧,你我体己兄弟,我就是赢了一招半式,也不会和别人说去,什么生呀死呀的,也不怕后辈笑话。如此说风凉话,简直该杀。气得天钩抡钩就打。胡金镖连忙取刀在手,与天钩战了几十招,觉得不好打。虎头钩勾勾叉叉,搅到里面乱七八糟,而天钩祖师却不觉得乱,越战越勇。这会儿他想,早知如此,不如刚才少讲几句风凉话。 我们天钩祖师用双钩战胡金镖,占了不少优势。但是局势不容盲目乐观,那胡老头是京师十几家镖局的总镖头,又是以刀成名,必然有厉害之处。他自己也开一家镖局,叫金秤镖局,走镖时老带着一个大天平。遇上贼人劫镖,一刀把贼劈开,总要称称。要是两边差了一两以上,就说自己荒疏了。所以他一面交战,一面就看天钩的中线,恐怕劈歪了。等一切看好,就使出得意的一招—呼的一声如白虹贯日从中劈下。以往中刀之人就觉得从头顶到尾骨一道凉,然后自己就如出水芙蓉、带雨桃花,缓缓开放。可是天钩非泛泛之辈,早防到这招,双手钩往上一架,只见雄钩上有榫头,雌钩上有榫眼,雄雌合体就是一把老虎钳子,那一刀正砍在钳口里。天钩两手一张,钩头上月牙钳住刀身,又成了一把工兵的破坏剪,眼看要把胡老头的成名兵器剪断,叫他没法做人。谁知胡金镖百战之余,应变神速,见天钩胸前空门大露,立刻放了刀,一掌朝他胸前拍来。那一掌合有朱砂掌、黑砂掌、绿砂掌诸般掌力,打在身上先发红,后发黑,再发绿,五脏破裂,七窍出血而死。那天钩不闪不避,挺胸一迎,只听砰的一声。原来天钩老拿这一手锁人兵刃,胸前老大空门哪能不防?他胸口贴肉带一个生铁盖子,有一寸厚,起卧不解。胡金镖拍在上面,自己的手先发红,后发黑,再发绿,还好没有五脏破裂,只是手像气吹一样肿起来。疼得他爹呀妈呀地叫。天钩道人把脸一板,说道:得罪了。就要把胡金镖的刀铰断,谁知铰之不动。原来胡金镖已知天钩有这一手,所以早请人在刀上加钢加铁,弄得比门板还厚。天钩嘿了一声,早运起各种内功,只听嘣的一声响,钩头上的月牙飞迸而去。不但如此,还把榫头扭变形,钩柄扭弯,请了多少铁匠,都说修不好。那刀分毫无损。我们与奸党的这场决战,奸党伤了一只手,我们损了两只钩,就算打平。 我在操场上见人大炼钢铁,只见人来人往,就如没头苍蝇一样。在一片混乱之中,一股浩然正气,冲天而起。假如小孙说得对,那就是一股傻气冲天而起。我立刻投身其中,成为我们的一员。又过了三十年,我也长大成人。像大炼钢铁那样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所以只好委屈一点,在学校里教教书。学校这种地方只适合我们,奸党绝受不了这样的清苦。所以仁人志士,在所多有,很快结交了一帮人,搞起科研来。弟兄们个个是好样的,其中有学数学的、学材料的、学自动化的、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学畜牧的。我在其中痴长数岁,被尊为大哥,行掌门之权。当然头上还有师长,那就是我的导师。要没有他老人家牵头,我们这个机器动物研究组也搞不起来。 我就出生在我任教的大学里,而且在这里长大。我记得我导师是六六年下半年到校的,在此之前,他是南洋富商之子(是小老婆生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香港教书。据他自己说,他在香港加入了革命组织,受到迫害,所以回国工作。不过后来查明他说的革命组织乃是托派。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他整得好惨,满头打的包又大又圆。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加入了什么,为什么挨打。据我考证这是一条规律:挨打的永远不知为何挨打,打人的永远知道为何打人。要在抡皮带的和挨皮带的之间建立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不能给他说明白。徒不言师之过、不曝师之丑,这是做人的道理。他挨打时的有趣情形,我也不便细讲。我所要讲的是,我导师一回国,就见万头攒动,红旗如云,人人蹿上跳下没一时安分。他就觉得一阵大欢喜,立刻投身其间。 我导师见人人都写大字报,自己也不甘寂寞,根据“文化革命”的宗旨,尽胸中所学,努力写出一张大字报来。无奈他受的是殖民地的洋奴教育,汉字都认不了几个,更何况用毛笔。那篇大字报上墨手印比字还多,还有大量的拼音。至于内容,都是奇谈怪论。什么“革命是个集合”之类,知道的说,他老人家学的科学方法论专业,就会这个;不知道的说他是疯子。按说那年头谁都不信有疯子,疯子就是装疯的反革命;可他的托派嘴脸还没暴露,人家念他远道而来,也不怪他。于是他一篇篇写个没完,说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怎么进行,终于惹出事来。 我导师长一副典型的马来人嘴脸,黑不溜秋,干瘦干瘦,戴一对近视镜片,浑似瓶底。穿一件暗绿的呢子大衣,上面黑得流油,叫人看了就不顺眼。他就这么个样子,夹了一卷大字报去贴。那时北京城里最缺的一不是钱,二不是房子,而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家都要上墙上实现,可是没有那么多墙。所以所有的大字报都注着:保留五天。他又没有眼力价,上去就贴,正好被本主看见(那是一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上去一把揪住。我导师分毫不惧,操起台山话、广州话、潮汕话,偶尔还有普通话,和对方理论。对方只听见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偶尔还有挨刀断气之声,一句也不懂;就取了简捷的办法,飞起一腿,把他裤裆踢中。那结果正如医院诊断书上所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我老师挨了一脚,觉得很疼。上医院看过后,把诊断画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寻求公道,从此名声大噪:人家都叫他龟头血肿。 天钩道人和胡金镖在荒城第一次决战之后,猛然悟到:我何苦和奸党性命相搏?君子用智不用力。所以他发愤研究兵书战策、奇门遁甲,并那西洋机栝之学。第二次荒城决战,虽然约了一对一,他老人家不客气,就带了二十人去。假如胡金镖一人前往,也不和他废话,上去就把他乱刃分尸。对付奸党就该这样。可是奸党也不笨,一来也是二十人。两边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天钩就说,老友,我练了一座剑阵,要请你指教一二。胡金镖说,老友,我猜你就练了阵,所以多带人来看。天钩叫人排开阵来,只见剑气纵横,队伍严整,气概非凡。胡金镖手下的镖师个个久走江湖,对于单打群殴,都有经验,呐喊一声,长兵在先,短兵在后,暗器弹弓火力掩护,猛冲过来。无奈我们阵势严整,冲之不进。正在厮杀,奸党的两个伙计绕到上风头去,手持大板铁锹,拣那墙后树棵下陈年的风吹土,大锹的土扬来,弄得烟尘滚滚,对面不能相见。我们阵势因此大乱。胡金镖乘势杀散小道士,冲到天钩面前,正要把他一刀两段,天钩一按钩上的机钮,喷出一股水来,淋了他一头一脸,吓得他抱头鼠窜。原来那是壁虎尿,谁都知道蝎虎子尿沾上长癞,所以姓胡的长了一辈子桃花癣,到死都不好。我们和奸党第二次决战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的机器动物研究组成立后,策划要做牛羊、做骆驼、做大象(就是不做人,人已经太多了),都没做成,因为没有经费。后来我导师龟头血肿出了个主意:何妨先做一头猪?他有位同学,现任美国短鼻子(又名爱猪者)协会秘书之职,也许能争取到资助。我在研究组的会上提出这建议,全场为之欢呼。有几个兄弟当场学猪叫。只有一人笑得打滚,说:你们都疯了,谁给你们资助,就比你们还疯。我们的会上居然有这样的奸党言论,闻者无不变色。我也觉得面上无光,因为此人是我介绍来的。她是我的邻居,外语教研室的英语讲师小孙。 从集合论的经典理论可以得到,奸党就是非我们,我们就是非奸党。一个人,或则属于我们,或则属于奸党;两者不能都成立,也不能都不成立。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可到了小孙身上就不适用。她丈夫辞了教职到广东经商,这分明是背叛我们投入奸党;她自己又满嘴奸党言论。从任何方面看,她都是个奸党。但是我又觉得,把小孙划入奸党未免便宜了他们。这孩子白皙漂亮,个子高身条好,我觉得奸党不配有这样的人。因此修改定义道:奸党就是奸党除了小孙,我们就是我们加上小孙。这样得到一个悖论:如果小孙不是奸党,那么何来奸党除了小孙?如果小孙是奸党,奸党又是奸党除了小孙。在这个层面上,小孙是什么东西,很不容易搞明白。不过那天会后她找我道了歉,保证再不乱笑,我也原谅了她。在以后的工作中她很努力,负责起草了致美国短鼻子协会的几封信。在信上我们自称中国短鼻之友,要为可爱的猪营造机器丰碑,为此需要美国同志的支援。龟头血肿另有信件给他的同学。如此书信往返,经过一个月,彼岸来鸿,说道OK,造机器猪的钱他们给,而且寄了支票来。这时小孙又做出奸党行径。她捧腹大笑说:疯子到处有,居然有人出钱造机器猪!能吃吗?因为这些言论,大家一致要求我行使掌门之权,把小孙逐出门墙,我不答应。后来大家忙着造猪,她插不上手,也不常来,矛盾也少了。 我和小孙住在一个套间里。这是两间一套的房子,她住一间大的,我住一间小的。单身汉和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住在一起,恐怕有人会说闲话,甚至说我是采花淫贼。所以我想搬出去;但是小孙求我千万别去找房产处,这事的原委是这样:原来她结婚时,学校叫她还有她丈夫,和我合居一单元,作为临时措施。等到新住宅盖起来,就给我一居室的单元,让我搬出去。那时候他们天天催我去找房产处。现在她丈夫去了广东,她自己一个人,住不了两间一套房,也就不盼我搬出去。因为她年轻资历浅,没有资格有自己的房间,应该住单身宿舍。我们住的房子是学校在外买的商品房,连房产处都记不得有此一套房。我要不去求换新房,人家也不会记得这儿还住了个小孙。从房子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她有很大的奸党成分。 我导师被人踢成龟头血肿后,采取的行动是把诊断贴出去,要大家评理,这是个天大的错误。正确的行动是他让你龟头血肿,你也让他龟头血肿。因为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龟头血肿之人与龟头不肿之人。不肿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肿了是多么疼。你要谁明白龟头血肿之危害,就要使他先肿起来。这一点在那年月尤其重要。可我老师不明白这个道理,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结果是人人叫他龟头血肿,包括不懂人事不长龟头的小姑娘。她们以为我老师是日本人,姓龟头,名穴踵。我老师很愤怒:我这么疼,你们还看笑话?于是奋笔疾书,写出了一论龟头血肿、二论龟头血肿、三论四论等千古文章。从文学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的价值不容怀疑(谁也不会怀疑斯坦福的教学水平);只可惜有个前提(或者说,一个公理)是错的。我老师以为,因为我是这样的疼(冷汗直冒、屁滚尿流等等),所以别人一定能明白,我是这样的疼。但是我已经说过,世界上的人分为龟头血肿与龟头不肿两类。肿的人越疼,不肿的越觉得可笑。假如你要在此问题上形成共识,只有让所有的人龟头都肿。我可以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没有龟头可供血肿。我老师不明此理,只好一篇一篇写下去。写到九论之时,忽然不能写了。原来是他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别人把他逮了起来。 到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发生了很多事,叫人眼花缭乱。往事如烟,很多事我们再也记不得。比如我的导师为什么当过托派,他为什么回到大陆来,成了龟头血肿后他有何感受,等等,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我不知道这一切,但是我知道,他是我们的一员。这一点足以解释一切。如果我是他,也会当托派,也会龟头血肿,也会回到大陆来。虽然他比我有才,有路子,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一样。至于路子,他确实厉害。就凭他一封信,就从短鼻子协会搞了一笔钱来。但是我们不争气,又把这财路搞断了。这事经过如下:我们拿了短鼻子协会的钱,大家努力奋战,做出一口机器猪来。它会跑,会叫,会记吃不记打,还会把纸篓里的废纸吃下去,拉出墨水染黑的纸团来。用猪的IQ表一测,智力中等偏上,在任何方面,它和猪都没有区别。只是不能杀了吃肉,因为浑身钢铁,只脑子里有一点线路板,而线路板和肉还有点区别。正好美国短鼻子协会的一位老小姐来华访问,我们把她请了来,向她展示我们的猪。顺便叫世人知道,中国也有高科技。那女人一看,高叫:奈思,亡的夫,爱可杀伦,膘蹄肤!猛扑过去,就行kiss大礼,拉都拉不住。我们的猪鼻子上还带了三百八的交流电呢,一下就把她电出十米开外。中午吃饭时,又叫她看见我们吃猪肉。那女人大哭,说我们是啃你饱(cannibal—食人族)。回去后说了我们不少坏话,从此资助断绝,我们的科研陷于停顿。 天钩道长和胡金镖的二度决战之后,道长又有新的体会。他觉得和胡那样的人去争什么胜负,真是划不来。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胡金镖又派人送来战表,说这回一个对一个,谁不来谁是混账王八蛋。要依道长,就是不去。你说我王八我也说你王八。可是观里的道士都说不去不行,因为白云观与镖局的决战世所瞩目,大家都等着看结果呢,不去叫大家失望。道长拗不过众人,只得精研机械学、动力学、决策学,努力备战。到了决战之日,胡金镖雄赳赳气昂昂到达现场,只见道长没精打采,表情呆滞,双目无神,问话爱答不理,倒吃一惊。因为在天钩身上两番吃了大亏,他也不敢大意。两人动起手来,道长双钩全无章法。胡金镖恐怕是计,小心谨慎,走了二十招才把道长砍倒,砍出一肚子弹簧来。这时真道长从土丘背后跳出来,鼓掌大笑道:金镖老友,何必动怒?然后飘然而去。胡金镖气得发昏,也不敢去追,怕这个也是假的。这是胡金镖和天钩的最后一次决战,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我们与奸党的一切战斗中,我们都取得了全胜。 在胜负的问题上,我们与奸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奸党说,第一仗是他们胜,因为是胡打了天钩一掌;第二仗又是他们胜,因为他们破了我们的阵;第三仗又是他们胜,因为胡金镖砍倒了天钩。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是砍倒了。我们认为,胜利的标准应该由我们定。第一仗的标准,应是疼者负,不疼者胜,所以我们赢了;第二仗的标准是痒者负,胡金镖长了桃花癣,他又输了;第三仗是看谁气倒了谁,我们当然完全胜利。总之,胜利的诀窍就在于定出好的胜利标准。 我老师当托派的事是这样传出来的:他老人家在香港要求回来时,有关部门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他和一些人在一起,读了一些书,还有一些言论。这些书中包括马恩列毛,也包括托洛斯基。那些言论在当地就被认为很了不起了,其实差得很远。有关部门也不认为他是托派,不过既然知道了,也不能装不知道,就在他档案里轻描淡写地加了一笔。这一笔本来害他也害不在明处,可惜碰上了“文化革命”这种情况。造反派把他抓到群专队里,美美地收拾了一顿。这件事我是亲眼所见,当时我十四岁,闲得没事满处逛。一听说龟头血肿被抓,急忙奔去看。只可惜跑慢了一点,错过了不少好戏。我没看见龟头血肿怎么被揪出宿舍,拖到了小礼堂;也没看见人家怎么给他剃的光头(不是用剪子,而是用剃刀)。我只看见别人用拳头在他脑袋上举行打大包的比赛。参赛的有四条大汉,赛场是他那颗灿然有光的秃头,看的当然人山人海。优胜的条件是打出的包圆而且亮,并且要一拳一个。前三位一一试过,打得他一头青紫块。有几个包也是奇形怪状,形如阿米巴。第四位握拳如雁翅之形(大小拇指水平张开),中指屈凸如凤眼,往他头上凿来。一下一个,包应手而起,虽不大却极圆极亮,而且坟起极高。在全场人鸦雀无声屏息观看之时,我老师侧过头来(原来是低头认罪的姿势),朗声说道:这个拳厉害! 我们和奸党在荒城三次决战之后,已经势同水火。现在不再约期决战,而是见面就打。结果白云观附近简直成了黎巴嫩。草棵里有我们的白云一号巨弩,可以发射整块城砖;芦苇丛中有我们的白云二号连弩,可以把半头砖像雨点一样打出来。我们的目标是镖行,可是砖头不长眼,不一定打中谁,闹到京西官道上行人断绝。结果是城里的官商人等都说我们是土匪。只要白云观的道士一进城,大家一声喊,围过来就打。男的拿顶门杠、扁担,女的拿锥子、缝被子大针,一齐朝我们身上招呼。打到只剩一丝游气,再往城门外一扔。直打到白云观的道士不敢进城,买一根针都要起绝早骑驴上涿州。天钩道长很痛苦,他倒不是怕了什么,只是觉得大家都恨我们,我们一定有不好的地方。天钩道长的首徒明月作了一篇论文,证明大家打我们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变态的爱。男人用粗长之物,女人用细小之物打我们,这些都是性器的象征。这诸般器具都到我们身上来实现,不说明我们招人恨,只说明我们可人疼。这也不能安慰白云道长。他闷闷不乐了很久,忽然决定到城里去看看。据说他去了几位官绅家,请他们出面说合,以后我们不再袭击镖车,让城里人也别打我们。这些官绅都答应了。于是道长骑驴回观,路上遭到大批暴民的袭扰。要按道长的修为,不难把这些混蛋全杀光;就是不想杀人,也不难突围而出,全身而归。不知他转错了哪根筋,端坐在驴上不动,任凭他们殴打凌辱。回到观里,天钩从驴上栽了下来。平日养的一腔浩然之气从头顶冒出来,就此得了脑溢血,一命呜呼。 对于天钩道长的为人还可以做如下补充:他老人家从来就不想和任何人打架。虽然他的武功计谋举世无匹,但是他说过,我要是一点武艺都不会就好啦。对于这句话,弟子们是这么解释的:他老人家胸怀博爱之心,不愿与人打架。可是他自己说的是:假如我不会武,就不必去和胡金镖比武,搞到打不过还要打的地步,真是头疼。这是他老人家原话,听起来泄气。白云观里的道爷们为尊者讳,就说他没说过这话。 我老师在小礼堂里挨打时,有很多人看。我的一个女同学,外号叫线条的,也站在人群里。当他头上隆起很多疙瘩时,线条忽然觉得芳心一动,不能自已。她很想把龟头血肿抱在怀里,用纤纤玉手抚平那些大包。从此她就如痴似狂地爱上了他。那一年她才十五岁。 线条原来很漂亮,和我也很说得来。自从她爱上了龟头血肿,我只好和她分道扬镳。我们都去插队,她和父母去了干校。后来龟头血肿被发配到河南安阳当了会计,她也想方设法去了安阳。最后她终于和龟头血肿结了婚,这对我很不利。原来她是我的女同学,现在成了我的师娘了。 线条爱上我老师的事叫人很痛心。原来她长着极白极净的一张小脸,头发漆黑漆黑,一对花苞似的乳房在胸前时隐时现。现在很糟糕,生了个女儿也有点像龟头血肿。当然没那么难看,但是很黑。我去找老师汇报科研的情况,老师不在师娘在,就聊起这些事。她老人家还为老师辩护,说她现在满脸褶子、乳房庞大而下垂都不怪龟头血肿。据她说,就是和不血肿的结婚,现在也是这个模样。师妹的黑却非怪老师不可,因为她家祖上八代都是这么白。据她说,龟头师妹刚出世时比现在还黑了十倍。她生下师妹时,曾经惨叫了一声,以为生下了妖怪。用她的原话说,和龟头血肿结婚,生下什么都有可能。 天钩祖师死了之后,明月祖师继位。这位道长才学武功比天钩道长差之远矣,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够领导拥有上千道士的白云观。才不够只能以德继之,他老人家高高举起了为天钩报仇的大旗。虽然胡金镖再三声明,天钩之死与他无关,并且亲自出马缉拿殴打天钩的凶手,明月道长只是不信(换了我也是不信)。他每天领导全观做一次复仇宣誓,并且要每个人都报上指标:准备在自己死前杀几个镖师。他自己的指标是一百个镖师,外加胡金镖本人。但是他老人家是全观的住持,不便太早出击。他派出观里几位武功人望在己之上的师叔师弟去狙杀奸党,开头还有斩获,起码可以全身而退,后来就不大妙,只去不回。渐渐无人可派,就要轮到自己,这下可慌了神。他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杀死奸党并且保存我们的实力,使暗杀任务不会轮到自己。这个题目不容易,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应该派人到奸党那边做奸细。 奸细是这样一种人:对于我们来说,他(她)是我们;对于奸党来说,他(她)是奸党。这是成功的奸细。不成功的奸细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他(她)是奸党;对于奸党来说,他(她)是我们。一般的奸细做不到这么极端,总在二者之间,表面上是奸党,实际上是我们;或者反之。除此之外,奸细还要有一些宝贵的品质,包括在我们一方名声不好;不可捉摸,爱好告密;说假话时感觉良好,说实话时脸红等。明月道长考虑派谁做奸细时,想的就是这些。想来想去全观只有一人合适,就是原来天钩道长的贴身侍童清风。 我们的科研因为没了经费,已经搁浅。无论学校、教委、自然科学基金会,都不肯给钱让我们造一只不能吃的猪。而我老师则说,他也找不来资助。如果是去年六月前,他还可以写信给长鼻子协会,让他们出钱资助我们造大象,现在只有在国内找人赞助。想来想去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们需要一个人到奸党方面做奸细,理由如下:我们不会赚钱,而我们又缺钱花。奸党不会把钱善给我们,所以要有人到奸党里骗些钱来。但是派谁做奸细,我可想不出来。这当儿小孙到我房间里借方便面,我问她说:你饿了?她说没有。我说你自己拿吧。过了一会儿我出门,看见她正吃那些面,我才恍然大悟。假如我们中间有人可以做奸细,必然是小孙。 小孙做奸细有很多方便之处:第一,她在各方面都像个奸党,别人装都装不像;第二,如前所述,她不知不觉就要撒谎;第三,她丈夫就是个大奸党,非常有钱,如果能拿一些出来,我们就有办法啦。所以我对她说:能不能叫你爱人给我们一些赞助?她听了哈哈大笑,几乎死掉;然后说:赞助什么?造一只不能吃的猪? 我说当然是不能吃,要是能吃找你干什么。她说no way。我知道这事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地做工作。但是我又不能不急,如果再没钱,大家只好闲下来,学校要加我们的教学工作量。后来她出了个主意,让我们给她丈夫做鞋样,那个奸党(她丈夫)是个鞋商。如果我们肯做,一切包在她身上,不但给钱,还能报上科研—不是校级科研,而是轻工部的科研:男皮鞋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女皮鞋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男童鞋女童鞋男凉女凉男女布以及拖、棉、靴,等等,可以报十几个项目,拿好几十万科研费。为一些小钱,出卖理想和事业,这和奸党何异。可是我们需要钱,所以我不能不答应。 明月祖师要清风去做奸细,还要清风行种种妙计,其中包括把清风的屁股打肿打烂的黄盖苦肉计;把清风胳臂砍下来的要离王佐苦肉计;把清风生殖器割下来的司马迁苦肉计;在清风头上浇上大粪的宋江装疯计;等等。对于这种种妙计,清风只听个大概,就尖叫一声晕死过去。最后他答应在不行这种种妙计的条件下去做奸细。因为不行这种种妙计,事情就简单了。像过去那些执行暗杀任务的道士一样,傍晚时分,清风从后门溜出来。他要经过荒城,到城墙下取事先藏好的俗家衣服。中间经过一片旱芦苇地,芦花像雪一样白。从草棵里跳出四个人,身穿黑色短打,脸上罩黑色面纱,手执黑色杆棒,要把清风的脑子打出来。 天钩祖师死掉,明月道长继位,要清风去做奸细那年,清风二十一岁。他老人家当时长得十分英俊,高高的身材,皮肤洁白如雪。有人说,他老人家是屁精。更确切地说,这些人说,他老人家和已故天钩祖师是同性恋关系。这些鬼话要是从奸党嘴里说出来还好,偏偏是从观里道士的嘴里说出来。当然,这些人受了奸党的腐蚀毒害,所以讲出来的话令亲者痛、仇者快。反正那些手拿杆棒的人就用这话来说清风:白云观的人都死绝了吗?轮到你这小屁精? 清风道长在敌人的污辱面前分毫不惧。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敌人以为他吓傻了,给他兜头一棍,可是他闪了一下,没打着。敌人大怒,又打了他很多下,都没打着。所以敌人说,这小屁精很有门道。但是他们又说,我们四个人围着你,反正你跑不了,不如把脑袋送上来叫我们打一下,砰一声脑子就出来,保证不疼。道长想了想就答应了,把脑袋伸过去—只是比个样子,不等棍子落下来就一头撞过去,撞到对方胸口上,登时撞死了一个人。对方就骂起来:坏蛋,这不是我们胡老爷子撞石碑的武功吗?你凭什么会。清风也不解释,见人就撞。原来这头撞石碑的武功是棍棒之类的克星—连石碑都能撞断,木棍怎能打动?一会儿工夫撞死了三个人,剩下一个拔腿就跑,被清风捉住。那人大骂:混账王八蛋!你是谁?清风说:混账王八蛋!你说我是谁。那人说:放我起来。你老人家疯了,送出这种情报来。原来“混账王八蛋”是奸党的暗号,而清风本是奸党的奸细。 清风道长给奸党做奸细时,送出过很多情报。站在奸党立场上说,这些情报非常好,因为没有一回不准。站在我们立场上说,这些情报非常不好,因为它使我们方面很多执行暗杀任务的道长还没出观门,就被奸党知道,一出观门就被奸党截杀,死于非命。胡金镖对他的情报坚信不疑,所以在接到下列情报时困惑不解:某月某时,将有白云观奸细清风一名,前来镖行执行破坏任务,请予截杀。署名:清风。胡金镖想:清风是我最可信的奸细,谁说他是奸细,自己必不是奸细,情报万不能信。同时清风是我最可信的奸细,他说谁是奸细,谁就是奸细,情报不可不信。他这么想来想去,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成了植物人。现在镖行是胡金镖的公子主事,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杀死清风,免得他再送这些混蛋情报害人。 在荒城里,那个倒霉的杀手告诉清风的话就是这些。他还劝道长赶快逃走,免得死于非命。道长叹了一口气,忽然抱住杀手的脑袋用力一拧,把他脖子拧断了。清风道长俗姓秦,是秦桧的后裔。他家的人祖祖辈辈做奸细,没有人拒绝过奸细的使命,也没有人有辱奸细的使命。不管是胡金镖还是明月,只要人家请他做奸细,他都把这看作对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在白云观里,作为镖行的奸细,他送出了最后的情报,叫人狙杀行将成为白云观奸细的清风;在白云观外,已成为白云观奸细的清风殊死力战,杀死了他自己招来的杀手。清风道长,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间谍,就要到北京城来,完成他的使命。 晚上我回家,一脚踢在一大堆鞋上。过道里是这样的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她又是那样的不自觉,老把鞋放在外面。如果不是为了她,我早搬进了一间一套的住宅。而我现在住在八平米的鸽子窝里,连书都放不下。她那间房是那么大,还不把鞋放到屋里去。我一怒之下,在鞋上又踢了一脚,把一只高跟鞋踢飞了出去。这一脚把她踢了出来,手提铁丝筐,收拾那些鞋,嘴里还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帮她收拾鞋,发现有一只断了后跟。我说明天带到学校去,叫小胡给你粘粘。小胡也是我们组的人,发明了一种粘合剂。可谁都不买他的专利,气得他把实验楼里的鞋全粘在地上,害得大家带两片水泥回家。小孙说,不用不用。我的鞋多得穿不了。你穿多大鞋码?我没告诉她。我岂能穿奸党的鞋? 小孙说,王大哥,我要和你谈谈。这种口气不像奸党,倒像我们说话。所以我到她屋里去,打算做点说服工作。具体地说,我们想白拿奸党的钱,不给他做鞋样,或者多拿钱少做鞋样。不过说话要讲究艺术,因为她毕竟是奸党的老婆。我一定要把那头猪造出来,不是现在这样鼻子上带电、屁股后带电线的猪;而是自己会往煤堆上跑,吃煤块拉煤灰。小孙要说的正是这事:做鞋样的事,你和大家说了没有? 那事我还没有说。首先我要和小孙取得共识,明确这事的意义。这样做不意味着向奸党投降,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我什么也不能说。小孙见我不说话,就说:你不好说让我说好了。这像什么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群众团体吗?我们是名门正派,赫赫有名的造猪门。我是掌门人,祖师爷龟头血肿。本门的守护神是猪八戒。师长不说话你就去说,岂不乱了方寸? 小孙说我们这帮人是四方的俊杰,做起学问来没得说。可惜中间少了一个人物,所以诸事不成。我不明白,为什么说我们一事无成。这是不折不扣的奸党言论。我们的猪不是造出来了吗?虽然它电人,但是我们就是要它电人。小孙说,她说的不是这个。猪电人没什么(她一这么说,我又觉得猪电人是个毛病)。真正的毛病是人过的什么日子。要让大家过人的生活,起码要发三倍于工资的劳务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从科研费里提百分之十做劳务费。你算算要多少钱吧。这些你办得到吗?听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该给大家多发钱。可是我没办法。她说她有办法,这办法就是找个manager,由manager决定做什么。manager当然也要能给大家多发钱。这话我一听就明白,她要做这个manager。她要把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的设备(可不少呢!)都拉到奸党那边去。换言之,她是奸党的奸细。我本该拍案而起,怒斥奸细。但是我又想,何妨将计就计。利用奸党的钱养养我们,然后再分道扬镳。我还可以发挥我男性的魅力,也许可以把小孙从奸党一方分化过来。我答应给小孙做鞋时,想的就是这些。 清风道长到北京城里做奸细,骑着高头大马,披着英雄大氅。这种衣服我没见过,不过我估计它像一件披风。身穿黑缎子的短打,这种衣服我也没见过,不过我估计它是对襟褂子、灯笼裤,腰系一条丝绦大带,在十五世纪这是恶少小开的装束。他就这么来到八大胡同,找到一家最大的妓院。这是一间极大的四合院,门前上马石、拴马桩一应俱全。谁都知道这里是奸党的秘密机关。他老人家下了马,把缰绳扔给了迎出来的小厮,说道:给我牵好了马,混账王八蛋。这时他觉得奸党的暗号好玩极了。那小厮牵好了马,亲昵地说:原来爷是混账王八蛋—请跟我来。他又觉得这暗号不好玩了。他和这人顺着大门边的夹道走到后面马房院里,一进门就被两个人用刀按住了脖子。人家喝问道:说!你是什么人?牵马的小厮也不见了。他只好答道:混账王八蛋。那两人大笑道:混账王八蛋,多有得罪了。 那两个人叫清风道长从一条夹道走过去。他老人家看那条道窄长窄长,不见天日,就想道:这里一定有人在等着对暗号。所以他小心在意地走过去,果然看出在一个月亮门后有人埋伏。他在门外一探头,果然有一把雪亮的大刀切了下来。清风劈手把刀抢过,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把雪亮的刀尖顶在他胸口。那人分毫不惧,说道:你要是混账王八蛋就别杀我。清风怒视他许久,终于把他放开,自己向前走去,走到一座无人的花厅里坐下。坐了一会儿,他听见背后有打帘子的声音,有一阵香风从背后吹来。清风道长飞身跃起,向后出手—没有人能形容这一招的速度!—一把捂住对方的嘴巴,说道:对暗号的事就算了吧。 小孙说,我们应该不做猪做鞋。我同意以后,她又去找老师说。说来你也许不信,她马上就和师母师妹打得火热。因此老师也同意了做鞋。然后她又跑学校科研处,跑轻工部,跑计委,跑科委,拢共两个星期,什么都跑了下来。这些事要让别人干,一年也不定能办成。不但如此,她还给自己跑下一个任命,名正言顺地成了项目总负责人,正科级干部。部里给我们的拨款,全凭她的签字到财务处取钱。然后她就叫大家做鞋。我想看看她有什么办法支动大家。 师母说,老师完全不解风情。谈恋爱时他老人家老是东张西望,口中念念有词,不知在想什么。如果问起来,就说在想集合论。我师娘说得对:想集合论什么时候想不成。非要谈恋爱时想,这不是装孙子吗。我老师这么来解释:他不是装孙子,而是心猿意马,干东想西,干西想东,没有一定的准。他老人家这一点和我有缘,我也有这个毛病。我上研究生时只有龟头血肿的课能得满分,别人的课也就凑合及格。别的同学上龟头血肿的课也就凑合及格,上别的老师的课全是满分。这里的奥妙在于别的老师问你代数,你就一定要答代数,不能答拓扑。而龟头问你代数,你就一定要答拓扑,不能答代数。后来他的课只有我一个人上,我们俩所问非所答,所答非所问,十分相得。 师母还说,那些年老师在安阳附近的小煤窑里当会计,星期天进城来找她。那时节他老人家穿一件蓝色棉猴,上面黑得流油;脸上手上都有没洗掉的煤黑。他就这样来找师母,师母当然不好说是男朋友。她告诉别人说,龟头血肿是她舅舅。她那时在医院里当护士,住在一间大房子里。那房子钢窗木板地,比她现在住的教授楼还高级。只可惜房间里堆了很多箱子柜子,占了很多地方。她告诉我这些事时,已经过了十七八年,但是我还能想象到,那些箱子上捆着草绳子。原来这间房的主人在被撵走之前,以为能把这些箱子都带走,所以都捆上了。但是后来发现带不走,所以又扔下。那时节刮着极大的西北风,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风把地面上的小石头都刮起来,打在窗子上,好像下了冰雹。我老师顶着大风来找师娘,到达时风帽里找出了陈年的冰棍纸。在他没到的时候,师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她把干净床单换下来,又打了两大盆清水。一盆放在床底下,一盆放在盆架上,盆里放上她的擦脚布。她把干净毛巾都藏起来,换上脏的,又在床上铺上特备的床单。那上面龟头血肿历次坐过的痕迹都清晰地保留着,好像齐白石画的一幅幅水墨荷叶。 师母还说,当时她年轻漂亮,全安阳无出其右者。最起码全安阳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处女。那时节她还是无可争辩的处女,当然现在不是了。当她等待龟头血肿时,风越刮越厉害,把地上的黄土都刮上了天,以至天空好像被黄色淹过一样。她住的那座尖顶洋房在风里摇晃,发出很多冷冰冰的声响,那些声音在房间里穿过。那房里没有别人,别人都在班上,而且大概回不来了。这时她忽然想道:我在干什么?等龟头血肿。等龟头血肿干什么?她也不知干什么。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里,就数龟头血肿叫她恶心。 后来龟头血肿来了,比往日更加落魄,而且心不在焉。说不了两句话,两眼就开始发直。忽然他说,我怎么会在这里,你能告诉我吗。我师母线条说,这是他说的最有趣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之好,但是谁也不能回答。 线条告诉我说,天开始黑时,龟头血肿和她接吻。因为屋里很暗,所以看不见他脸上的煤黑。不过她也明白,等他一走,就得马上刷牙洗脸。然后他的手就从衣襟下伸进来。对这一点她也早有防备,所以她没戴乳罩,而且穿了一件黑衬衣。这件衬衣是她拿白衬衣染的,除了这种日子从来不穿。如果平时穿上,别人就会说,大姑娘穿黑衬衣,不是神经病吗。她什么也不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虽然屋里已经很黑,她还是把眼睛闭上了。随着龟头血肿摸摸索索的双手,她发现自己的乳房极圆,腹部平坦,腰很细。等到龟头血肿的手往下伸时,她喝住他。老师连忙把手抽出来,垂手而立。 线条说,老师有这种毛病。有时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你忽然吼他一声,他就发生极大的变化。就如在小苏打水里投入明矾,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他也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事屡验不爽。假如我对线条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说,她也有一种毛病,就是对屡试不爽的事兴趣太大。上中学时她总是把明矾投入小苏打,或是把小苏打投入明矾,做了一千遍兴趣不减。所以她的化学课得了零减,我敢说这是有学校以来的最低分。她叫老师把手举起来,老师就把手举得好像要跳水。我猜这是因为他挨打挨多了。可是线条说,挨过打的人也不会这样。这是因为老师特别乖。她告诉老师说,用不着这样,他就把手放下来抱住脑袋。于是线条解开他胸前的扣子把手伸进去,她说好像伸进了装破布的集装箱。披一块挂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线条就骂:他妈的,你是木乃伊吗?她分开层层包裹,把手插进去,龟头血肿的胸膛就像放了一星期的桃儿十分干瘪。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有胸毛,疏疏落落好像猪鬃一般。线条就在这胸膛上摩挲起来。我师母和老师调情的事就是这样的。 线条说,她在龟头血肿身上摩挲良久,发现他很瘦。忽然之间,我老师怪叫了一声,声震屋宇,幸亏房里没人。她赶快把手抽出来,厉声喝道:你要作死呀!我老师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晚上我想住在这里。她马上说:不行。而且她还说:你有什么理由住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让你住在这里,等等。龟头血肿什么都没说,屋里又很黑,但是她觉得他很伤心。她又觉得让他很伤心是不对的,所以给他一个热吻。于是他又说,晚上我要住在这里。线条又说,不可以。但是她又忍不住给他一吻作为安慰。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了很多时,我师母觉得心花怒放,快乐非常。 上中学时我和线条一组做化学实验,那时候她是个丫头片子,不停地把明矾放到苏打水里。等到白泡滚滚时,她就像丫头片子一样格格地笑个不停。她讲这件事时,也像丫头片子一样笑个不停。由此得到推论,她一直是个丫头片子。我一直在猜想,假如有一次她把明矾放到苏打水里,不冒泡了,她会怎样。但是明矾进了苏打水,没有不发泡的,所以我也猜不出来。 线条和老师调情,最后因为老师的原因中止了。因为男人不是苏打水,总有没了劲的时候。他说他要去找大车店去住。我师母看不见他(很黑),觉得他很伤心。所以她忍不住安慰他道:你别担心。早晚会把我给了你。这是一项庄严的保证,线条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保证。可是龟头血肿说:你就是现在给我,我也要不了啦。然后他就去找大车店,把线条一个人剩在屋里。她把灯打开,这是一盏高压水银灯,有五百瓦。要是自己掏电费就不会有五百瓦,就是公家掏电费她也嫌太晃眼,照得屋里一片惨白。她把床下的水拿出来,端到盆架上。又把盆架对面的一块布揭开。那底下是一片穿衣镜子。那镜子非常古老,因为很平。她在镜子前把衣服都脱光,虽然屋里很冷。她从盆里舀了一缸子水,准备刷牙用。然后她拿来干净的毛巾,在盆里沾湿,退后一步,在镜子里看自己,发现胸前、腹部还有两肋,都有乌黑的印子。她把这些都擦干净,发现自己非常好看。据线条说,那时候她是两个人,穿上衣服是一个人,不穿衣服又是一个人。当然她现在还是两个人,但是她情愿不穿衣服那个不要出现,穿上衣服好多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出现在镜子里的人任何人都愿意看见,包括她自己。看着看着,她不禁发出感叹:这么好的身体,送给龟头血肿?我是不是有点亏了? 我师娘说,你别看龟头血肿傻乎乎,他一点也不老实。每回他来的时候,都提出做爱的要求。线条说,这非常之逗。其实她对做爱是怎么一回事一点也不懂。她也丝毫不想打听。但是她觉得有人老来要求很有趣。终于有一回她答应了,龟头血肿就忙活了半天。结果只稍微顶了一下就结束了,还弄得很脏。以后线条再见到老师,就禁不住问他:你所谓的做爱,是做成了,还是没有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老师却一声不吭。问急了就穿上大衣离去,搞得线条摸不着头脑。最后龟头血肿终于承认,对于这件事,他也不是很懂。他对别的事也不是很懂。比方说,人家为什么叫他龟头血肿,他又为什么到了小煤窑里当会计,所谓反修防修是怎么一回事,他又为什么是狗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他觉得自己最懂的是集合论。但是集合论里有些地方原本就不明白。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对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做爱是什么他也不打算明白,就凑合着亲亲嘴算了。这和线条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师娘说的她和老师的事就是这样。这里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假如他们是这样地光亲亲嘴,我的龟头师妹是从哪里来的? 线条说,那一冬龟头血肿很不快活。他很快消瘦了,眼睛里老是充满血丝。这都是因为他陷入了不可知论。他怀疑眼前的事不是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小煤窑里当会计,怀疑安阳是不是有这么个小煤窑,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有安阳这么个地方。他记得自己在斯坦福念书时,同屋住了个印度人。那小子阴沉不语,好像有点门道。弄不好是他搞的鬼,使出了巫术、催眠术、特异功能,叫他产生了这么多幻象。假如是这样,他现在还在斯坦福宿舍里打瞌睡。假如是这样,这印度人可真了不起。岂止如此,他简直是天才,还能想出龟头血肿这样的细节来。 龟头血肿记得那个印度人身上有很难闻的气味,不管天气多么热,头上总打个缠头。上课时坐在他身边,老是偷偷地放屁。那气味是无法形容的。闻到这种味道,他无法遏制自己发笑的欲望。也许就因为这个,他把印度人得罪了。一般来说,人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如此记仇。不过印度人很难说,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老师说过,我有这么一个印度师伯,那人现在就在斯坦福当教授,还寄了相片来。从相片上可以看见他已成家立业。我还有个印度小师妹,和龟头师妹一样黑。现在老师不再怀疑师伯给他使坏了。可是当年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到安阳来,硬面锅盔他也吃不惯。所以他就总想给师伯发个信号,告诉他这一切已被识破了,可以把恶作剧收起来。线条当时并不知道他在想这个,只觉得他很不正常。 春天了之后,线条想出去玩。因为龟头血肿正在怀疑我师伯给他使坏,所以他哪儿都不想去。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玩具,所以脾气非常之坏。所以线条一个人去了。老师坐在屋里想他自己的事,忽然看见一只老鼠从床下跑出来,这使他非常纳闷。如果是师伯使一只老鼠跑出来,这事不可理喻。他为什么要让一只老鼠跑出来?这欺骗不了谁。那么世界上真有一只老鼠,它自己要跑出来。中国也真有一个安阳,他就待在这里。这真的不能想象—你去看看,厕所有多脏。简直超过了噩梦。除了那位放屁很臭的印度人,谁也想不出这样的东西来。至于他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梦境,就很容易明白:这都是出于仇恨。 我老师怀疑眼前的事不真,并非到了安阳才开始。这可以上溯到没有下干校、没有到安阳的时期,甚至回溯到还在北京群专队的时候。那时他和四个人住在学生宿舍楼一间小房子里。那房子紧挨着楼梯,又紧挨着厕所,气味非常之坏,墙上还长出白霜来。那些霜摸在手里凉飕飕的,从理论上说,很容易想到这是硝酸盐。那种东西溶解热极大,所以凉飕飕的。但是人住的房子里出这种东西,就叫人没法理解。这儿又不是化肥厂。他们的门上写着:群专对象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龟头血肿。这也不成道理,他的名字并不叫龟头血肿,龟头血肿充其量也就是诨名,没有把诨名写在门上的道理。每天有人押着他们去劳动,把碎砖从操场东头抬到西头,又抬回来。这件事也很不对头。总之,在那里遇见的事都是活见鬼。 我老师疑东疑西,就是不疑线条。照我看这事才叫可疑。漂漂亮亮的大姑娘,跟谁不成,非要跟你?这也有原因:原来老师到香港之前,还在斯坦福干了一段时间助理教授。有一些长得漂亮又没脑子念书的姑娘老想用某种办法在他这儿混好分。但是他还是坚持了原则,没有被拖下水。原因是那些姑娘乳房太大,屁股太宽,声音太洪亮,叫他看了深恐自己不够伟岸。他根本就没想到勾引他和上他的课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有个错误的看法,觉得自己很性感。其实他长了个爬行动物的脸,演E. T.都不用化装,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性感。 那些美国姑娘得不了好分,就上校长办公室告我老师,说他英语讲得不好,听不懂。其实老师的英语讲得极好,就算有些口音,起码比他的汉语好懂。照我看那些美国师姐简直是混蛋。但是学校方面不这么想,他们以此为口实,不给老师提副教授,还让他去上英语班矫正语音。我老师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说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嫌我有口音,我去不嫌我的去处。于是去了香港,当上了教授,可工资还没有在美国一半多。 我老师后来告诉我,在斯坦福他开始向往革命。那时候他知道的革命,不过是切·格瓦拉,“我怎能在人们的苦难面前转过身去”;罗沙·卢森堡,“人活在世上,要像两头燃烧的蜡烛”;还有托洛斯基。你看他知道那些人,可知他知道的革命,乃是左道旁门,不是革命的正宗,回来要倒霉。但是他缺少这样的自知之明,在群专队里劳动时,老在想革命和龟头血肿有什么关系,当然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于是他就疑到自己的存在有些古怪。正在冥思苦想,忽然房间里又多了一个人。原来就是那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就是此人曾经使他龟头血肿,还在他头上打出了不少大包。现在他不能让我老师再血肿了,而且自己的脑袋上正在血肿。如果是我,就会问:老兄,你怎么也龟头血肿了?保证叫他哭笑不得(不但嘲弄他血肿,还说他的头是龟头,真真妙不可言也!)。可我老师没有这种脑子。他一本正经地问了那人半天,然后很为他抱不平。 “文革”后期,我们学校分两大派。两大派又分四小派,这是因为有教师学生之分。学生在校园里以命相搏,每天都要打死几个人。住在宿舍区的教工拉家带口,学不来这一套。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捉奸战。任凭你三代红、立体红,只要叫人捉了奸,马上完蛋。这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姓凤)就叫人家捉住了,登时成了大流氓。其实他那个地方,不可谓不隐秘(在食堂的煤堆后面);他的时间,不可谓不谨慎(半夜两点半);方法不可谓不简捷(衣服都没脱)。可还是叫人逮住了。我老师在这方面死脑筋,有点想不开。照他的说法,搞破鞋不好,应该制止,叫大家不搞。万一有人不搞受不了,也得叫人有办法搞。半夜两点半,在煤堆后面不脱衣服,还叫人逮住了,这叫人怎么办?挖地道吗?所以他越发觉得存在不真。 我老师过去在很多地方十分古怪,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比如在美国人家叫他上补习班,他就想得太重,以为是压迫了他。有的事他又想得太轻。比如革命,那本是无比沉重的事,在这方面不容你犯任何错误,他又想得太轻。在安阳时他终于明白了真正存在于世间的分量,觉得不堪重负,就把它归咎于师伯。但是还有些死结解不开。比方说,那位小凤(叫他龟头血肿的人)进了群专队,罪名不单是搞破鞋,还有在部队当上士时贪污了猪油。我那位师伯是锡克人,是一位穆斯林,什么pig、pork,一听就急,他怎会想出贪污猪油的事来。诸如此类的细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我老师毕竟是博士,终于被他想出个道道来,从此之后再不为这些事伤脑筋。他说,哲学上有二律背反,集合论里有悖论,光学上有波粒二相性,所以我眼前这个世界,焉能没有二相性。有些事真,有些事假,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我的印度师伯害他,当然会从真实中引用一些篇章来,叫他无法识破。这他丝毫也不怕。他老人家上学时,门门得A,师伯还有几个B+,怕他干啥。我老师觉得豁然开朗,恢复了男人的自信心。 清风道长在妓院里,恐怕人家问口令,一把捂住了一个人的嘴。后来他发现捂了个小姑娘,赶紧放开。那孩子也就十六岁光景,非常漂亮而且贫嘴。清风说,姑娘,素不相识,多有得罪。那女孩说,谁不认识你?你是清风,天钩的侍童,有人说你是屁精。清风说,您放屁,谁说我是屁精。忽然他想道:不得了,我的身份暴露了。于是他从靴管里拔出一把雪亮雪亮的小刀,一把扭住了那姑娘的胳臂,拿刀按在她脖子上,就把那孩子擒为人质。那女孩说,这是干吗。清风说,闭嘴。敢高声宰了你。她就说,爷,我不敢。饶了我罢。说完面如土色,浑身筛糠。于是清风令她引路,从花厅里逃走,走过无数过道、门厅,没见到一个人。终于走到一间卧室里,那女孩说:一两银子。清风说,什么一两银子?女孩说,价钱是一两银子。清风说,什么价钱?那女孩说,和我睡觉的价钱。清风说,好哇。于是俩人脱衣解带干了起来。干了很长时间,方才算完。清风那杆枪非常之大,后劲又是非常的长。后来那女孩说,好了,拿钱来罢。清风说,什么钱。女孩说,一两银子。清风说,好。拿来罢。女孩说,还该有一点小费。清风说,对。女孩说,那就快拿来。清风说,谁给谁?原来说岔了。女孩想管清风要夜度资,清风想管女孩要服务费。 (未完) *原稿无标题,标题系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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