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的回信，立刻就来了。

四月二十七日，负责此案的A警员发来了信息。看过酒店的监控录像后，稍稍开始积极推进此案的A，这一天，却陡然改变了态度。

“逮捕不了。因为没有证据，这事很棘手。”

他一口断定。

所谓的“没有证据”，莫非指的是DNA？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正打算委托警方对胸罩进行DNA检测。然而一问之下，对方却口气强硬地回道：

“我跟你讲过吧？就算把胸罩提交给警方，也只能证明对方接触过这件东西，并不能证明发生过性行为。要想给一个人定罪，就是这么困难的事，因为法律的原则是疑罪从无。”

“由于是非强制性调查，假如山口不从华盛顿回国，案件就会被搁置，我们又不可能全体跑到华盛顿去。”A警员道。

恰好在此之前，产经新闻社发行的《夕刊富士》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山口即将调任TBS东京总部的营业性职位。我是从朋友口中听说的。不过，山口本人也曾在自己的Facebook上发过一张照片，内容是刊载他文章的《夕刊富士》陈列在报刊亭里的景象。一名记者的人事调动，竟然获得了媒体的报道，也算是少见的个例了。然而，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竟被调任至营业性职位，更是绝无仅有的先例。

“这次调任在什么时候？”A警员问道。我答说不太清楚。对方便干脆地打断了话头：“不确定的事情就别提了。”

“我可能被山口偷拍了视频，凭借这一点，估计也无法执行逮捕吧？”我问A警员。

“仅仅是怀疑的话，没有办法逮捕，要是有证据倒还好说，可你连相关的记忆都没有。”A警员再次口气强硬地说。

我一方面惊讶于他生硬的态度，同时也反驳说：“醒来后的记忆我是非常清楚的。”

“那你能说出自己恢复记忆是在几点几分吗？”A警员问。

我醒来的时刻，从离开酒店的时间倒算，可以确定大约在凌晨五时许。当时我正拼命逃离酒店，没有多余的工夫去确认自己是在几点几分恢复意识的。

如此一来，A警员又语气尖刻地反驳道：“不是记忆模糊，而是只要记忆不达到百分百的精确，就无法支持判决。”说完，他又训斥道：“庭审的时候也一样。之前你明明一直没有记忆，后来忽然就恢复了，这一点会非常可疑。对方律师要是问你，之前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呢？你该怎么证明？”

我很后悔。

为什么会失去记忆呢？为什么又突然恢复了呢？想问这些问题的，恰恰是我自己。而且，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疑问，我才未能立即报案的。

最后，A警员称：“就算是这样，要是你还坚持提出控告的话，那我们也会受理。”为什么就连报案书，警方也不能积极受理呢？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