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料到，次日又有了突然的进展。上午时分，A警员联络我说：“这回没准儿能行。”据警方调查，山口的调任情况属实，有十五天的暂停出勤期，此刻人似乎在日本。因此，警方希望立即以非强制性调查的形式对山口展开讯问，要求我尽快提交报案书。而在此之前，他们明明连立案的意思都没有。

“这么急？”我有些惊讶。但据说第二天便是节日，倘若今天不办理，再推迟一日的话，没有我的报案书，警方将无法展开行动。

然而，我却为昨日A警员的态度，和今天“这回没准儿能行”之间巨大的落差感到困惑。

另外，我想：逮捕和非强制性调查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怎么想也想不通，我便执拗地再三询问。如此一来才搞明白，原来警方内部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我将要提交报案书的同时，A警员提前向检察官汇报了情况，得到了相当否定的答复。

把A警员的话概括一下，就是：

“在刑事案件中，实际把控审理进度的，是检察官。警察将调查的结果呈报给检察员，检察员根据汇报做出证据确凿的指示。假若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警察就把各项文书汇拢之后送交检察厅。这一步骤叫作案卷送检。最终，对是否提起诉讼做出判断的，则是检察官。”

与该检察官商谈时，对方突然发话道：“这个案子提不出证据，无法提起诉讼。被害者愿意提交报案书，那是她的自由，但警方只能以非强制的形式听取被告方的陈词，而后立案送检，就到此结束。”

仔细想来，这番话着实奇怪。难道针对所有的案件，被害者是否提交报案书这种环节，都需要提前去跟检方商量吗？

A警员前去请示意见的那位M检察官，不仅仅是检察员，而是统一管理数名检察员的高级官员。用A警员的口气来说：“在一堆检察员当中，M官居高位，去问他的话，绝不会有错的。”

另外，以前我对A警员的处理方式提出强烈抗议时，他也曾满含苦涩地抱怨：“我也是身在夹板中两面受气啊！”

不管怎样，想到说不定能获得一些线索，为了赌一把可能性，而采取非强制性调查，试试能否行得通——A警员的这份好心值得感谢。不过，就算以非强制性调查的方式对山口进行了讯问，估计他也不会承认强奸的事实。

我决心在提交报案书之前，先给山口打个电话看看情况。无论如何，我都希望针对怀孕的可能性，与山口做个确认。我想，冷不丁把电话打过去，说不定能套出他的实话。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决断。当时的我，光是看到和山口体貌相似的人，都会惊恐发作，一阵阵恶心反胃。自己真的能跟对方展开交谈吗？

不过，此刻无所作为的话，自己一定会悔恨终生。想到这里，我就在友人K的陪伴下，用她家的座机，毅然拨通了山口的手机。

对方没有应答。紧接着我又重打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山口仍旧没有接电话。

不过，邮件倒是立刻就来了。

非常奇怪的反应。打他的手机，立刻邮件就来了，却还说什么“那个手机此刻不在我手边”，到底什么意思？非常明显，自相矛盾。从内容来说，也并未回答我上一封邮件提出的疑问，依旧在谈工作。

此外，这封邮件里还写有一个重大信息，山口说他“从公司离职了”。

下午，我又收到了A警员的联络。

于是，我向A转达了山口离职的消息，谁知反而遭到了A的训斥，说是让我不要直接跟山口有任何交涉。

“你自己擅自行动，会让调查变得难以推进。伊藤小姐目前所做的事情，从刑事案件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些邮件里的措辞用语，并不能构成证据。你若是想跟山口直接交涉，就不要找警察了，请直接去找律师好了。”

他说的可能确实在理。不过，我却并不认为，安心地把一切交给他们就好。凡是自己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就尽量提前搜集起来。

尤其是，我无论如何都想搞清楚，山口说“怀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缺失了那一段记忆。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发生的所有状况，都不折不扣演变成了我身体方面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交报案书了，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从山口嘴里探听到老老实实的真话。

这天，我尝试就录像资料一事联络了喜来登酒店。酒店的监控摄像是一边抹去旧的数据，一边拍下新的影像，所以一段日子过去之后，旧有的数据就会消失。我听说自己的资料马上快过保存期了，心情十分焦虑。

果然，据负责接待的保安说，没有法院的要求，不允许调阅录像。我只好暂且委托酒店方面对资料妥善保管。这份录像作为客观性证据，对案情审理至关重要，我固然希望把它切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此时也只能相信酒店方面“我们会妥善保管”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