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收到了TBS发来的联络，称山口在四月二十七日已经返美。因为有十五天不必出勤，一直休息到五月十四日，所以自五月十五日起，山口将回到华盛顿分局办理工作交接，预定于六月十六日前往东京的营业部报到。

接下来，山口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无法预测。要么，他会作为一名营业部的成员留在公司；要么，就像他本人说的那样，会从公司离职。

该选在什么时机对山口展开调查取证呢？按照A警员的想法，问讯越早开始越好，继续这样拖下去，又将白白浪费一个半月的时间。

问题是，山口在邮件里也说过：“我从公司离职了，就算你打到公司也找不到我，此刻我没有手机。”所以，我这边没有什么联络他的法子。

正为此焦虑的时候，我得知山口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动态。“此刻我正在伊豆看海”——在一篇日期为五月一日，题目为《构成“我”的要素》的文章中，他如此写道。接下来，在五月三日和四日，他也刊出了附有伊豆照片的文章。

当时正值五月黄金周。我和友人I会面的时候，她帮我浏览了山口的Facebook主页。至于我自己，一旦跟山口有所牵涉即会引发麻烦，因此一直避免自行浏览他的社交平台账号。

我当即联系了A警员，告诉他此时山口或许在日本，拜托他赶快实施问讯。谁知A却答复说，警方不允许通过Facebook联络嫌疑人，发邮件也不行。刑警在社交平台注册个人账号，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是被禁止的。就算打算注册，也必须交由上层部门判断是否有此需要。此时正处在黄金周的连休期间，暂时拿不出结论。

“山口是不是真在日本，没有人知道。请不要再针对不可靠的消息继续讨论了。”A警员道。

然而，上一次，山口即将调任的报道在新闻媒体刊出时，A警员也是同一套说辞。当然，算上人手的问题在内，刑事调查自有它的局限，这一点我十分清楚。但是，在如今这样的网络时代，警察竟然说，电话以外的通信手段一概不允许利用，实在太落伍了吧。此外，据说警署的电脑甚至连浏览Facebook的权限都没有。

不过，A警员说会通过邮寄信函的方式，向电话公司调取山口的电话号码，电话公司再以信函方式把结果告知警方。在连休期间使用这套办法，不知何时才能等到对方的答复。既然逮捕令尚未签发，这样做也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我依然为警方办案手段的极端陈旧感到震惊。对于受害者来说，尽管紧急到分秒必争，警方却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调查，这究竟是哪朝哪代的效率？

我试着征求A警员，为了询问山口的联络方式，是否可以自己直接联系山口。

“从警方的立场来说，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上面会质疑，为什么让受害者本人直接参与交涉，这样也许会对调查产生影响。”

A警员一副左右为难的模样。但这样下去，就算山口之前人在日本，估计也会很快返回美国。

“的确，除此之外，大概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A警员同意了让我直接联系山口，并承诺万一以后出了问题，届时他会出面证明，我是受警方委托才做的。

从A的立场来看，委托受害者去干这种事，或许是很不成体统的做法。不过，刑事调查的每一步都必须交由上级部门决策，在黄金周的休假期间，若想迅速转变行动策略，无论如何都是办不到的。A警员接受了我的提议，告诉我：“试试看吧。”这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