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警员劲头十足地推进着调查。

就在那段日子，我听说A搞到了当晚我和山口离开就餐的寿司店以后，载我俩去酒店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确切来说，是五月十三日。

那时候，我所了解到的证词是，我曾一遍遍对司机说：“请在附近的车站放我下车。”在车里，起先我还和山口有过一些工作方面的对话，从半路起，我就不吭声了，等到该下车时，我已变成了没法自己下车的状态。等我俩下了车再一看，车里留下了一团呕吐物，应该是我吐的。

记忆短路的时间段里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桩桩从别人嘴里讲出来，听得我实在心情沉重。当我得知自己曾一再要求“请在车站放我下车”时，松了口气。果然，一直到最后，自己都是坚持要回家的。

从酒店保洁员的清扫记录来看，喜来登酒店的客房内并没有发现我的呕吐物。山口在邮件里曾道，我在客房的两个地方以及洗手间内，分别各“吐了一摊”。然而，保洁员的工作日志里，却没有针对这种状况进行特殊清理的记录。

此外，我也听说，负责该楼层的保洁员证明：“两张床里，只有一张被使用过，且上面沾有血迹。”而这些内容，当时却并没有录入到口供书里。

为什么不载入口供书呢？

据我了解的情况是：该保洁员是一位外国人，无法流利地运用日语，由酒店负责人在中间担任传译，一边问话，一边转述。而保洁员的措辞，转译后显得不够十分肯定，比如说“我觉得是这个房间”之类。虽说从工作记录可以断定，该房间不曾进行过呕吐物清理、除臭之类的特殊作业，但保洁员的证词，却因较为含糊而未能采纳。

直到最近，为了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诉，我才请求喜来登酒店，希望能和酒店的几名员工谈一谈，把采集到的证词写入陈情书。然而，酒店方面却未答允我的请求。究竟由哪位保洁员负责那间涉案客房的清扫工作，没有酒店方面的协助，我是无法确定的，也很难与其进行对话。

在前面的章节我也写过，当初，据说山口住宿的酒店二楼走廊里未安装监控摄像。作为一家外资的大型连锁酒店，走廊里不设置安全监控，到底算怎么回事？那么，二楼的电梯是不是同样也没装摄像头呢？

再者，假如有无法依靠自力行走、显然并非酒店住客的人，从大堂横穿而过，也希望服务生能上前问一声：

“您没事吧？”

仅凭这一句话，就有可能避免当晚的这类事件。

正如A警员指出的那样，“有行人回头注目”，当时我看上去浑身瘫软，样子十分反常。我和友人K在看过监控录像后，都感到阵阵反胃。出租车司机后来也证明说：“酒店的门童担心地望着你。”

假如像山口所说，我严重呕吐、神志不清，那么他应该送我去医院，或是叫救护车才对。

这些反应无论是药物造成的，还是酒精造成的，人在意识昏迷的时候，被呕吐物堵塞喉管窒息死亡的例子特别多。实际上，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