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本案向检察厅递交了起诉文书。

我曾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里，偶尔去朋友K家里住几天，有时回父母家待几天，极力避免一个人独处。

另外，早先的时候，我曾跟山口提过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万一被对方知道了具体住址该如何是好？抱着这种忧虑，我甚至搬了次家。从纽约回国后才刚入住的公寓，半年没过就搬走了。不过我对那间公寓并未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搬家的同时，我觉得自己把在那间屋子里感受到的恐惧、不眠之夜的记忆，都一并留在了过去。

之后，我与新接手案件的K检察官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在二〇一五年十月。这一天，我已记不清到底多少回了，关于案发当日的情节，我又接受了一遍问询。

我告诉K，警方终止逮捕行动时，我曾经从德国给M检察官打过电话，被告知“他已调离本案”，所以没能联系上。

闻言，K说：“我是在那之后才负责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当时你从德国打过电话回来。否则的话，我本人一定会亲自出面为你做出解释的。”随后，K又补充道：“当着调查警员的面叫停逮捕行动，这件事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另外，警方和检方若是有过什么让你质疑的行为，我在此向你表示歉意。案件本身已经给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假如又因为我们的工作给你增添额外的压力，那就非常多余了。实际上，警员原本就不该向你透露逮捕的事。”

听他的意思，A警员把逮捕山口的行动被撤销告诉我这个受害人，是一种“非常多余”的行为，是“不该透露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叫停逮捕，这种行为才更有问题。

受害人难道丝毫没有知情的权利吗？

之后，在二〇一六年一月，K检察官针对山口进行了聆讯。

山口在这次由K主持的聆讯过去约四个月后，即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从TBS社离职。一个月后，他为安倍首相撰写的传记《总理》（幻冬舍，二〇一六）付梓出版，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频繁亮相于各种电视节目。这些情况，我都是听朋友说的。

新入住的公寓里，我没摆电视机。极力避免看到他那张脸。

至于他今后会拥有怎样的人生，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期望日本的法律能好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只不过，冷不丁看到他的脸，是引起我恐慌发作的原因，我想尽量避免。

谁知有一次，为了消磨时间，我不经意走进了一间书店。摆在台子上的《总理》一下映入了眼帘。只不过是作者名字的几个笔画闯入了视线，我的身体瞬间便僵住了。

只要看到此人的脸，听到他的声音，已根植于身体记忆的那份恐惧，就会携着几缕逼真的现实感，再度轻易地向我袭来。记忆这东西，实在麻烦。

和负责本案的K检察官第二次见面，是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中旬。从谈话中得知，案子的调查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进展。最后，K这样告诉我：

“这件案子里，我认为山口确实有错。他明明是已婚身份，在一个社会性的大机构里占据要职，却利用职位之便，抓住你的梦想作为可乘之机做出这种事情，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判定你是受害方。在我看来，对此人绝不可姑息。

“你和他之间有一些往来的邮件，已经有律师在对这批邮件展开分析。作为检方，我们也倾向做出有罪判定。但证据方面，老实说支撑判定非常困难。某种意义来讲，此人就是个无耻之徒，早就玩熟了这套伎俩。我估计除这个案子以外，他还欺负过其他的女性。”

接下来，K又针对现行法律的矛盾之处做了一番长长的发言。日本虽设立了“准强奸罪”，但实际上，往往很难对嫌疑人进行制裁。

K从司法系统的问题开始讲起：

“在日本，想确立性犯罪的证据十分困难。日本的刑法有重视犯罪嫌疑人主观动机的倾向。当然，嫌疑人主动承认性侵的例子极其罕有，总会宣称是双方同意之下发生的行为。

“在美国，比起主观动机，更倾向于通过性犯罪的客观事实来提出起诉。而日本，仅凭客观状况，就算有罪的事实非常明确，但只要嫌疑人不认罪，也很难判他有罪。

“审理中要求控方出示极其强有力的证据，例如：记录了犯罪行为的视频或声音文件、第三者的目击证词等。我在美国的司法现场有过工作经验，对此十分了解。”

当时，我对K口中所说的，“假如没有第三者目击案发现场，或记录了犯罪事实的录影带，很难判定准强奸罪名”，只能囫囵吞枣接受了下来。按照K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本身，而日本的“准强奸罪”，形同虚设。

不过，如今细细想来，当初签发逮捕令的理由之一，就是山口在案发当晚极有可能用笔记本电脑偷拍了视频。尽管如此，逮捕令却未加执行，也是警方下的判断。

当案子从高轮警署移交警视厅刑侦一课之际，我听说警方“对住所进行了搜查”。然而，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却是，在实施住所搜查的几天前，警视厅曾给山口的前任职单位，美国的TBS分局去过电话。

况且，实际执行了搜查的只有山口在日本的家，针对他的工作场所却并没有实施。

山口本人在他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曾发布过这样的内容：

“我记得是在六月中旬吧，当时警视厅的人来到我家，我才初次得知被人报了警。来访的两位警员特别温和有礼，告诉我说，希望我配合警方的非强制性调查。”

住所搜查是一项与逮捕同等力度的调查方式，需要事先取得搜查令，以具有强制力的方式执行。而非强制性调查，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可当时刑侦一课的警员却告诉我说：“实施了住所搜查。”

甚至，警视厅极有可能根本就没尝试过对删除的数据进行恢复操作。这项作业必须委托专业人士，恢复数据也需要花费时间。可是，警视厅却从未对我做过这方面的说明，我也没见过相关的记录。

可惜，在与K检察官面谈的当时，我对这些情况尚一无所知。检察官用一种安慰式的口吻对我说：

“这些都是前任检察官当时做出的处理，对身在海外的受害人说要实施逮捕，做好了一切部署，甚至还让你立即回国。可最后又告诉你，不执行逮捕了，你可以不用回来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既然把行动计划告诉了受害人，那就应当执行到底。真是太过分了，绝对不该发生这种事。”

最后，K又补了一句：

“实在太抱歉了。”

七月二十二日，检方判定本案“不起诉”。五天后，通过代理律师，向我告知了这一结果。

虽说早就预见了这种可能，可结果一旦成真，还是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