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准强奸罪” 强奸发生率全球第一的国家是瑞典?

黑箱:日本之耻  作者:伊藤诗织

有一本纪实小说,书名叫《米苏拉:一起动摇名牌大学的性侵事件与司法制度》(Missoula:Rape and the Justice System in a College Town),追踪记述了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几位橄榄球明星所犯下的性侵案件。作者是撰写过《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登山者的圣经》(Into Thin Air: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t. Everest Disaster)等著作而广为人知的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uer)。

在《米苏拉》一书中,作者写道:“强暴,是美国被隐瞒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

在日本,可以说同样如此吧。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在二〇一三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各国每十万人口当中强奸案发生的件数为:

第1位 瑞典 58.5件

第3位 英国(英格兰、威尔士) 36.4件

第5位 美国 35.9件

第23位 法国 17.5件

第38位 德国 9.2件

第68位 印度 2.6件

第87位 日本 1.1件

看了这组统计数字,您有什么感想呢?

若问为什么瑞典的强奸发生率远远高出其他各国,原因是,在瑞典发生的每一次强奸都会被计数。比如说,如果一个女性长期遭受亲属或家人的性侵害,那么不是按照“一例案件”来计算,而是依据她总共被性侵了多少次来进行统计。

另外,瑞典也具备让受害者更敢于报警的法律与社会环境。二〇一五年,瑞典警察系统内任职的女性比例为31%。不仅限于现场调查,担任事务性职位的女性,比例同样也达到了三分之一。

与之对比,日本的警察系统内,女性比例只占整体的8.1%。因此从现场调查人员,到对案件做出审理的事务性职位,几乎清一色为男警。受害者女性必须在男警员的围绕下谈论自身的遭遇。我亦同样。

另外,这项统计是基于报警后登记在案的强奸件数做成的,和实际的发生率是两回事。在强奸已成为深刻社会问题的印度,数据显示仅有2.6件,也就是说,并非发生率特别低,而是报警的件数特别少。

在美国,乔恩·克拉考尔写道:“强暴是被隐瞒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虽说如此,也有35.8件报警。

从这项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和印度一样,与G8的其他成员国比起来,强奸的报警件数极其稀少。

二〇一五年,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隶属于日本内阁办公室的一个政府事业机构,成立于二〇〇一年,负责规划和协调日本政策中有关性别平等的内容,将性别调查的结果编制成“白皮书”,即年度报告。](Gender Equality Bureau)实施了一项名为“男女间暴力行为”的调查。据其结果显示,每十五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曾经“被异性强迫发生性交”。

在美国,有数据显示,实际上每五位女性就有一位曾遭受性侵害。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日美两国不仅强奸的发生率不同,对强奸的定义也有很大差别。

日本刑法在修订之前,第一百七十七条曾将性侵定义为“奸淫女性”,而新刑法却把肛交、口交也列入了“强制性交等罪”的范围之中。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个统计数字,就包含了肛交和口交行为。因此在日本,可以预见,将来这个数字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为了详细了解强奸报警数最高的瑞典实际状况究竟如何,我走访了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这里采取“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小时”制度,为性侵的受害者们昼夜不息地提供服务。巨大的综合医院建筑,有两处紧急救助中心的入口;其中一个入口不需要经过等候室,可以不和任何人打照面,直接抵达挂号台;中心的内部,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非常细致地设置了隔断;虽说不提供住院服务,但开辟了供来访者躺卧休息的空间。

另外,在强奸发生后十日之内,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由中心保管六个月。受害者可以首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及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当然,为了获取案件审理所必需的证词,越早做决定越好。不过强奸刚刚发生,受害者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创,会对做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救助制度的庇护下,遭遇强奸的人不必再为没能立即报警而百般自责,或承受来自周遭的质疑,也不会被警方以证据不充分、无法定罪为由,推脱责任不作为。

顺便补充一点:在瑞典,强奸受害者接受紧急救助中心的检查之后,在六个月的结果保管期间内选择报警的人数比例,占整体的半数以上,达到了58%。另外42%,则以“希望尽快忘掉此事”“感到羞耻”“害怕审理过程和加害者”等理由,选择了不报警。

对于自己遭遇的身心伤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消化和应对方式。不管受害者本人之后做出什么决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紧急救助中心,她们才能不被“受害者”的身份拘禁,以一个自然人的立场,首先接受治疗。这套社会体制的建立,十分重要。

另外,二〇一五年,这座综合医院同时也设立了世界首家“男性强奸受害者中心”,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跨性别的受害者,也是该中心的接待对象。

二〇一六年,这家中心的来访者人数,合计约717名(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大多都送到了医院门诊部,因此实际的来访者数字会更多一些)。其中男性为38名,人数仍比较少。不过,“男性强奸受害者中心”开辟了专门针对男性的心理咨询服务,通过设立广告牌,希望今后能接待更多的男性来访者。

日本的现实是,距离建立这样的体制,尚遥遥无期。不过,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类似的机构。关于这一点,我是在对“榆树诊所”的长井千惠子院长进行采访时,方才得知的。本书稍后还会对此展开介绍,在这里暂提几句,长井医生一直在对“约会强奸迷药”进行研究。

长井医生指出,在约会中被人施以迷药而丧失部分记忆的受害者,大抵都会经历思绪的混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把握自身的状况,并且具有自责倾向,质疑自身为什么对发生过的事竟然想不起来。不过,这种陷入混乱的情况丝毫都不奇怪。首先,应该停止自责,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或是前往医疗机构接受血液检查。

我当时犯的错误是,遭遇性侵后,第一时间去了妇科医院。首先,私人执业的妇科医院,是不可能备有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工具的。而若想接受强奸和迷药方面的检查,长井医生告诉我,应当去综合医院看急诊。

当你在暴力逼迫下发生了性行为,要去看综合急诊。要是自己判断不了该怎么处理,这个选择,将会决定你今后命运的走向。对于刚刚经历了性暴力的患者来说,懂得为她们提供特殊照顾的医疗从业者十分必需。希望日本也能像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那样,尽早设立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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