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强奸迷药”的话题，到此暂且告一段落。

在日本，针对“准强奸”犯罪进行思考时，我很好奇，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从法律上打破“自愿的高墙”呢？我调查了一些在审判中被裁定有罪的案例。

某著名柔道家，强暴了自己的徒弟——一位大学一年级女生，以“准强奸”罪名被起诉，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宣判有罪。这起事件发生在大学柔道部外出集训期间，有不少目击者。

被告和教练、柔道部成员等总共七人去烤肉馆用餐，被告设了个规矩，要求大家只要端起酒杯，就必须一饮而尽，借此把受害的女生灌醉。饭后，一行人又去了KTV，被告把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女生背回了酒店，来到女生房间，对在床上昏睡过去的女生实施了性侵。

等女生意识清醒时，发觉自己正遭受侵犯，想要反抗，却使不出足够的力气推开施暴者。

在这个案例中，被告之所以被判有罪，最大的关键点在于，他的供词中存在谎言。被告称，受害人女生在KTV时曾一再主动诱惑他。但该女生已醉到神志不清、无法动弹的事实，在场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晚，被告正实施性侵时，一位柔道部队员到女生的房间来找作为指导员的被告，在被告的逼迫下，女生开门应答，告诉队友：“他不在这儿。”被告方指出这一点，据此辩称“不符合准强奸罪的条件”。但审判中，法庭认定：

“平日里非常尊敬的指导员，突然对自己做出性侵犯，在狼狈与混乱当中，受害人一时难以判断该如何应对，只能暂且听从被告的指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另外，司法解释还认为：受害人与被告十分熟悉，这和遭到陌生人袭击不同，面对上门来找被告的队友，受害人因羞耻心而放弃求助，也并不奇怪。

我认为这样判定当然合情合理。但是，为何发生在高尔夫球师徒间的那起强奸案，法庭却对受害方的精神状态不予考虑？简直不可理喻。

高强度的暴力“致使反抗显著困难”，过程伴有威逼和胁迫，这样的犯罪行为，被认定为“强奸罪”。换句话说，必须证明被告的暴行和胁迫，让受害者抵抗起来十分困难。否则，被告通常不会被判定有罪。因为当事者双方具有体育运动方面的师徒关系，因此很多案例都不承认其中存在心理性的胁迫。

证明“暴行与胁迫”的必要性，在本次的刑法修订中，再次作为一项关键性要点得到了重申。当然，也涌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假如受害者看起来反抗得不是那么激烈呢，在案件审理中会得到体谅吗？千万可别忘了，有调查结果显示：70％的性暴力经历者，都在受害过程中出现过身体无法动弹的假死症状。

旧刑法中该项条款的制定，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完全是个父权制的时代。女性的个人意志等，都无法获得法律的承认。就连男性，也不是人人都有选举权。以那个年代的精神水平制定出来的法律，拿来套用到如今的案例进行审判，必定相当勉强。

然而，遗憾的是，在二〇一七年的刑法修订中，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改正。假如父母对未满十八岁的子女做出了强奸或猥亵行为，这样的案例，开始以“监护者性交等罪”“监护者猥亵罪”被治罪。可惜，监护者的定义中，却不包含体育运动中的监督指导者。

在今后可能发生的强奸罪判定中，假如受害者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也必须证明过程中存在“暴行与胁迫”。而在这一点难以获得证明的“准强奸”案中，峙立着更加难以逾越的“自愿的高墙”，与过去没有任何改变。

今次的刑法修订中，尚存在一个可行的办法，即以施行三年为节点，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对策研讨。有必要借此机会，放松对“暴行”“胁迫”的证明。正如那件高尔夫球师徒的案子，尽管未发生可见的暴行与胁迫，却存在强行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

整个社会，也必须纠正“没有say no（说不）就等于同意”的旧观念，教育大家认识到，“没有say yes（说好），就等于不同意”。

今次的刑法修订，取消了“受害者亲告”的规定，也就是说，哪怕受害者本人不提起控告，也可以立案。不过，假如不改善调查取证和法庭审理过程中，令受害者极其痛苦的“二次强奸”问题，也便没什么意义。

目前的状况是，更多受害者很可能宁愿警方不提起诉讼。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将这套司法体系修整得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