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记者，起初我当然也考虑过向大众媒体曝光，或是自己把这个问题写成报道。第一次产生这个念头，是在逮捕令未能执行的时候。我担心，假如继续这样沉默下去，调查岂不是会被导向完全错误的轨道吗？同时我也希望，尽量让更多人了解到“准强奸罪”判定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与路透社的上司沟通了这个想法。

对这位上司，我从很早以前就坦白了自己的遭遇。事情刚发生那会儿，我连续请假太多，对此感到奇怪的他，开始过问起原因。我没法一再推说是为了膝盖的治疗，便对替我担心的亲密同事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在谈到不能来公司上班的理由时，我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

当逮捕山口的行动被撤销时，我曾在路透社内提案说，能否把这个事情作为选题进行采访报道，得到了某些同事的热切关注。

可惜在正式的选题会上，分局长却驳回了提案，说：“这个问题没法报道。”理由是，自家员工身为受害人，报道方式无论如何都欠缺充分的客观性。

另外，在主要针对海外媒体输送新闻的路透社里，不太需要国内的此类新闻。当时，就算警方那里存有证据，可我自己手边却并未掌握什么证据和证词，大概确实难办。

既然如此，有没有其他媒体愿意报道呢？

在新闻话题性的考量之上，还需要可以讲述的事实。我一分钟也不愿耽搁，必须尽快以某种方式改变调查的走向。

恰好，时机来了。警视厅终于要将案卷送交检察厅了。千万不可错失这个机会。也是在这时候，我决心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清水洁，向他寻求意见。清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记者，曾采访报道过“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足利事件”等大案，放出过许多推翻警方与检方调查结论的独家特写。

在接到关于逮捕令的联络电话前，我去女友家拜访，临走低头系鞋带的时候，在她家玄关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是清水洁写的《杀人犯就在那里》（新潮社，二〇一六）。

我惊叹：“这啥书啊？标题好惊悚。”

女友说：“啊！正想借给你呢。这本书诗织绝对应该读一读。就在去德国的飞机上读吧。”然后把书递给了我。

能在这种机缘下邂逅清水洁的书，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半径十公里的范围内，连续发生了数起幼女诱拐杀人事件。每起案子的作案手法都极其相似，五名幼女因而丧命。其中，只有一个案子得以告破，被独立命名为“足利事件”。

犯人已经获刑，一直在服刑当中。然而，其他四起案件却始终未能告破。与这些案件具有强关联的一位男性嫌疑人，仍旧未被逮捕，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

倘若这个男人便是罪犯的话，那么，目前服刑中的人物，岂非便是冤罪？

实际上，他也不断上诉，主张自己的无辜。

清水洁以无比强大的调查采访能力，将警察充满欺瞒的办案过程，与为了维护组织利益而隐瞒不报的行为，曝光在公众视野下。以清水洁的报道为契机，作为“足利事件”的犯人而在狱中服刑的菅家利和被批准再审，获得了无罪判决。

当时在我心中留下强烈印象的，是清水洁对司法当局、受害者以及媒体的深刻洞察——只要逮捕了罪犯，下达了判决就万事大吉的司法当局，与迫切渴望了解真相的受害者遗属，以及只想抓住双方的根本分歧和警方编造的“故事”来进行报道的媒体。

被错抓的菅家利和，面对着强迫他招供的警察，虽然放弃了辩解，但内心当中仍存着模糊的信念，期待着哪天出现一位大人物，了解到他是清白的。

书中的这段话，在我心中不断回响：

“追踪谜题。追究事实。奔波于现场。那里有人。竭力聆听人的话语。有时来自受害者。有时来自遗属。他们的灵魂布满伤痕。他们的感觉无比敏锐。因媒体报道而备受困扰和伤害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应当做的是，设法靠近这样的灵魂，聆听他们微弱的声音，转达他们的话语。

“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清水先生绝不会去谴责那些把孩子不慎忘在车内，而导致孩子死亡的父母。不管什么样的事件或事故，他都将之视作“特殊人群的特殊事例”，从不会推拒不理。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了警方与检方系统内部的“组织力学关系”，并且把下面这句话，当成了我身为记者所应遵循的行动指针。

“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应该为了什么而报道什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时刻思考，不断思考。”

清水先生现在任职于日本电视台。以前我也曾在日本电视台的纽约分局做过实习生，从同为媒体人的立场来考虑，他也是个值得信赖的同行。

从熟人那里打听到清水先生的联络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向后，他马上就回应了我的咨询。据他判断，这种情况，联系警视厅新闻口的负责人应该有用，就介绍了日本电视台警视厅记者俱乐部的人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