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把自己的案子公之于众后，别说在日本的企业里任职了，我甚至做好了放弃在日本这个国家工作的心理准备。最初，我曾被办案的警员提醒，“报案书一提交，今后恐怕就很难在新闻界立足啦”，之后的调查过程中，我又数次听到过这样的劝告。

你既然如此大胆，敢向政治渊源深厚的TBS华盛顿分局长叫板，那么，在男权氛围浓厚的日本的新闻报道现场，哪怕没得罪什么政治人物，又该如何立足呢？

就算我的信念不曾改变，想从事追究真相的新闻工作，但只持有日本国籍的我，又怎样取得许可，在日本社会之外找到工作呢？业内经验近乎零的我，究竟能否拿到海外的就业签证呢？

实在无法想象。

因此，我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就算没法在日本的媒体机构任职，我也可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这两年来，我学习到了一点，就是工作的方式其实很多，形形色色。假如在国内吃了闭门羹，我就去敲海外媒体的大门。起初，我带着路透社仅花三分钟未能讲清楚的关于孤独死的纪录片，以及其他一些选题想法，去了伦敦的BBC总部。

在BBC总部，当我向专门制作国际性纪录片的最高负责人报上姓名时，紧张得要命。可话题一旦打开，紧张却烟消云散，我开始就选题的重要性，竭尽全力去进行表达。

就凭着这股热情，我又一一敲开了其他各媒体的大门。选题获得进展，当BBC即将决定制作我的首部作品时，在新加坡设有总部的CNA（华人新闻通讯社）又向我表示了兴趣，承诺给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进行报道。最终，我没有选择只能给我二十四分钟节目时间的BBC，而是接受了允许我从事长期采访的CNA的工作。

与此同时，单件的采访任务和纪录片制作工作，也开始陆续向我发出邀约。

回首过往，当时我没有听信“无法在新闻界立足，人生也将会泡汤”的警告，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真是太好了。并且，允许花费时间进行深度报道的纪录片，和单件的采访任务之间，可以取得一种良好的平衡，这是普通新闻机构的正式职员所无法兼顾的。

此外，公众把我向司法调查机构抛出质疑的行为，解读成是“沽名钓誉”而加以抨击，听起来或许不堪，但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褒扬之辞。理由是，至少它证明了我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