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出“对山口这个人，我既无丝毫愤怒，也不觉得憎恶”时，周围的人都义愤填膺。面向公众做出这样的发言，会被认为“在接下来的审判中缺少和对方抗争到底的意愿”，被视为“事件性不足”，而处于不利地位。

当然，我认为：在日本健全的司法制度下，此人应当接受裁决。

但是，对自己的感情，我却无法撒谎。实际上，我在自己心中，丝毫找不到那种名叫“愤怒”的情绪。

或许，这不过是我保护自己内心的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愤怒，倒不如说是我周围的人所承担的情感。

如前所述，和山口之间互通邮件的时候，我连这种形式的“关联”都难以忍受，曾拜托朋友帮我打好文章的草稿。从她们代拟的邮件里，我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怒气。因此，曾好几次自己重写。幸福的是，在我身边，替我气得要命的人，很多很多。

从事件发生，到判定结果为不起诉，这中间是一年零四个月。然后，为了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办理证据开示手续，收集情报，独自展开调查，制作陈情书等，又花费了十个月。

那时，若是逮捕令获得了执行，恐怕只需几个月案情就会见分晓。若不去高声质疑司法中存在的漏洞，恐怕我们就要一直忍受不公的命运，苟且生存下去。

若始终保持缄默，它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

并且，针对这个问题，终究还需要从个体的层面去思考。

因为，归根结底，无论媒体、企业还是社会，全部都是个体的集合。这两年间，我数度对新闻媒体感到失望，最后只好自己举办了记者见面会，才让这样的控诉之声，得以传递到大众耳中。

见面会结束后，我马上收到了一些邮件，倾诉说：“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遭遇。”

有时邮件里会写，她们身上的不幸，就发生在与我相同的公司、相同的业界。甚至，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第一次向他人坦白这段可怕的经历。把伤痛埋藏在心底，背负着秘密生活下去，该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啊！只是想象一下，我都觉得窒息。

看到邮件里说“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我才确信，举办记者见面会自有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