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前面的大铁闸外面，砖墙上钉着蓝底白字的铁牌，牌上写着数目字：3 4 5，如果我们的亲戚写信来，在信封上应该这样写：中正西路，三四五弄，二号。

三四五弄没有名字，在街上坐黄包车或者三轮车，我们不能说：中正西路，三四五弄。那么长的一条街，那么多的号码，怎么找呀。我们总是说：大西路，美丽园对面。美丽园就在三四五弄斜对面，那里的房子，也像叔叔住的房子，一层又一层，像外国饼店里的蛋糕。所有那些像叔叔住的那种房子，都有名字，比如美丽园、愚园，什么什么园，但我们家没有名字，大铁门外的铁牌，我起先一直没看见，直到有人站在那里，一面看，一面握着手里的笔在纸上写字。

这些日子，常常有陌生人到三四五弄里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都穿一种蓝色的中国衣服。这种衣服，不是棉袄，不过，却很像棉袄，有很多纽扣，也有很多口袋。陌生人到三四五弄里来，会先看看大铁门外的门牌，然后进来，他们几乎每一家人家都进去看，王家伯伯家啦，曹家伯伯家啦，吴家伯伯家啦，都去了，当然，他们也到我们家来。他们第一次到我们家，敲着大门上的铁环，发出一片哐啷哐啷的声音，那铁环总是又响又吵闹，刚搬来的时候，我觉得铁环真好，那么响，即使跑到后园里埋头埋脑看蚂蚁搬家也可以听见有人敲门。也许是邮差来了，也许是王家伯伯替我们送豆浆来了。可是，住久了，就觉得门环实在太响了，而且，门环响起来，好像又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叫人害怕。

到我们家来的陌生人，怎么会摇篱笆那边的小门铃呢，他们哐啷哐啷地摇铁环，然后走进我们的家。自从穿蓝衣服的陌生人来过一次，他们就常常来了，他们可不是叔母和杏芝叔叔，他们既不坐下来喝茶，也不留着吃晚饭，当然也不会和大家嘻嘻哈哈说笑话，给我讲故事。他们每次来好像都要问一次，你们家里一共有多少人，这个人是家里的什么人，这个人又是这个人的什么人，也问这个人和那个人做的是什么工作。每次都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的记性大概不大好，问过后隔几天就忘记了，然后又来问一次。我那些邻居小朋友的看法也和我一样，因为他们在小朋友的家，也是问那些问题，也是问过再问。

穿蓝衣服的人好像很空闲，什么事情也不用做，总是到这家人家去，又到那家人家去。大家也不知道他们哪一天会来，他们高兴的时候隔天来一次，有时候一星期来一次，总之，整个三四五弄里常常要看见穿蓝衣服的人。一次，吴家伯伯家里正在打牌，刚好穿蓝衣服的人到他们家去了，看见几个人一起打牌。为什么打牌呢，他们问。吴家伯母说：我们见空着，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所以打打牌。穿蓝衣服的人说：没有事情好做吗，你们家里不是有一架缝纫机么，我们拿些军服来，你们替我们缝。这件事情，三四五弄的人不到一个时辰，每一家人家都知道了，王家伯母还特别过来告诉妈妈。她还说：以后，大概没有人敢说“没有事情好做”这样的话了吧。我们家里没有人打牌，不过，穿蓝衣服的人也看见我们家里的缝纫机，因为缝纫机就放在妈妈的房间里。

你们家里有缝纫机呀。

是的，方便缝缝衣服。

你会缝衣服吗？

会一点儿。

我们拿衣服来给你缝好不好？

我只是给小孩子随便缝缝，缝得不好，见不得人的。

可以慢慢缝，慢慢学。

已经没有缝衣服很久了。

很忙吗？

不，我的身体不好，一直病。

妈妈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缝衣服了，妈妈没有病的时候也很少缝衣服，她和我们的衣服，还不都是裁缝做的，那辆缝纫机，妈妈只用来做几个暖水袋的套子，还是因为做衣服剩下来的织锦好看，又刚够做暖水袋的套子。有时候，妈妈只用缝纫机来替我们改改衣衫，从来没有做什么衣服。穿蓝衣服的人没有见妈妈打毛线，如果见过，他们一定要大吃一惊吧，妈妈打毛线打得那么好，各种的花样，各种的款式，真不知道要不要说拿一大批毛线来给妈妈编织哩。

穿蓝衣服的人并没有拿布来给妈妈做衣服。他们说起话来，虽然和和气气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总不像叔母她们那么亲切，有时候，还好像很可怕。也许，妈妈也是这样想吧，所以，有一次穿蓝衣服的人留下了两张戏票，说是送给我们去看戏，结果我们全家人谁也没有去。我最喜欢看戏了，连我也没有说要去看，两张戏票一直留在桌子上，过了期就给扔掉了。穿蓝衣服的人后来知道我们没有去看戏，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既不说可惜，也不生气，只说：下次有好的戏呀，电影呀，我再送票子来，去看看呀，很好看的。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去。

穿蓝衣服的人到我们家来的时候，爸爸总是不在家，因为爸爸工作去了，只有一次，爸爸在家，那次是晚上。那个晚上，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家里了，因为早一阵已经发出了通告，要调查户口，日期一共是两个晚上，市民都不准出外，要让调查户口的人来调查，而且，每个人都要拍好一张照片。照相馆可忙啦，所有的人都去拍照片了，每个人都准备好照片等调查户口的人来。也是穿蓝衣服的人，两个一起，依然是敲我们家大门的铁环。进了我们的家，站在爸爸妈妈的大房间里，我们家里的人也全站在爸爸妈妈的大房间里。他们在纸上写下我们的姓名，又问爸爸是做什么的，外公外婆和妈妈没有事情做，姨姨和我读书，读什么学校也问了。他们还问陈妈是什么人，她自己的家在哪里。问过了问题，就拿照片来对着看。那一次，爸爸在家里。

穿蓝衣服的人在我们家里只见过爸爸一次，因为后来，爸爸就到南方去了。爸爸是一个人到南方去的，我只听见他说：去看看也好。后来又说了：我一个人先去看看再说。妈妈一定很担心吧，因为她现在不大爱笑了，好像变成我的珍姨了。有时候，我听见妈妈说：到了那边，能够找到工作吗？那边的生活程度高，我们一家又有这么多人。爸爸却说：在这里也没有事情做呀，总得想想办法。不知道，为什么爸爸说没有事情做，他不是在船上检疫，看看有没有老鼠么？大概是因为没有轮船来，所以没有事情做了。

妈妈一连翻了好几天的历本，做了一种很奇怪的计算，我只看见她拿着纸和笔，然后翻开历本，这页翻翻那页找找，找到了一个字写下来，又去找另外一个字。以前，妈妈到了过年的时候，也喜欢把历本拿出来看。每年年底，大家忙着过年，妈妈就会对外公说：有历本卖了吗，买一本回来看看吧，要厚的那种才好，薄的没有什么看的。于是，外公从市场回来，就把历本带回来了。真是一本很厚的书，我把我所有学校里的课本叠起来，也没有那本书厚。那本书很奇怪，有字又有图画，有些字是黑色的，有些字却是红色，连图画也是红色，封面上如果不是画着仙女就是画着财神，或者是福禄寿三个笑嘻嘻的古装老头子。

妈妈看历本的时候，我也会走过去看，她就会指着图画说：素素，你看，这幅是春耕图，明年会有很多雨呀，种田的人不会太辛苦了，不过，雨水却千万不要太多才好。妈妈说的春耕图，图画里有一个牧童，牵着一头牛。图画里还有一个太阳和一株禾，妈妈说，一年里有没有雨水，是不是旱灾，就看太阳和牧童的鞋子。如果牧童穿鞋子，是天旱；如果牧童赤足，是天雨。最好就是牧童一只脚穿鞋子，一只脚赤足。

除了看春耕图，妈妈在每年年底打开历本时，总要给全家每一个人看看运气好不好，也不知道她怎么看，数数指头，翻翻书，就说：大家都不错，平平安安，谢天谢地。有一次，妈妈说给我们称骨头，看看谁的骨头最重。骨头也可以称，我觉得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骨头怎么称呢，骨头不是长在身体里么，人的骨头又不是猪骨头。不过，妈妈翻翻历本，就称出来了。爸爸是五两四，她说，是很重的骨头呢，是自在命。我问妈妈我的骨头有多重，她算了一阵说：是四两，也不错，一生衣食足，那也很好了。妈妈还说：上了六两的，都是做官人，皇帝是七两二，至于二两二，是要做乞丐的。

对着历本，妈妈要讲的故事才多呢，图书里头还有什么春夏秋冬的皇帝，妈妈也会算，把生日呀，时辰呀合在一起，数数手指，又算出来了。生在皇帝头，一世永无忧，妈妈说。生在皇帝肩，一世富万千，妈妈又说。我要妈妈给我算，她算了一阵说：素素，你是生在皇帝足。我想糟了，这么大的一个皇帝，从头上数下来，一直数到脚，脚一定最差了。但是妈妈说：也还好，生在皇帝足，踏破荒山岭，离祖方成福。将来如果能到别的地方去，就也有福气了。离祖方成福？那么，我就像烟囱上的那些鸟，飞到别的地方去吧。

姑姑从南方来的信比以前多了一两封，爸爸看过了，就决定到南方去。爸爸还没有去的时候，妈妈又把历本打开来，数数手指，找找字。我跑过去看看，只见纸上写着一行字：空空空，空里有成功。妈妈对爸爸说：一连找到了四个空字，直吓得我手足都冰冷哩，幸亏还有连着的几个字。那么，你到南方去，我也放心了。因为妈妈放了心，爸爸就到南方去了。穿蓝衣服的人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就问，你们有亲戚在南方吗？是什么亲戚呀，为什么要到南方去呀，住在这里不是很好吗？那些穿蓝衣服的人，总有一大堆永远也问不完的问题。

爸爸平日上班，很多时候不在家里，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但爸爸到南方去了，屋子里好像在白天也寂寞起来了。我们每天盼望收到爸爸的信，而爸爸也写了很多信回来，妈妈看了信，总是说：爸爸住在姑姑家里。爸爸叫素素有空要自己温温功课，习习字，将来还要上学读书，不要把光阴浪费了。我已经有多久没做功课了呢，于是，我把书包重新找来，每天给自己功课做，我觉得好像忽然长大了。

学校没有开课，即使开了课，如今已经是暑假了，今年的暑假真长呀。没有考试，没有暑期作业，没有散学礼，没有毕业班的同学们在操场上拍照，没有人拿着纪念册到处请老师和同学题勉励的话，忽然就放暑假了，连暑期也好像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呢，大街上的法国梧桐大概是真的，每年这个时候，又长满了一树浓密的叶子。树上的蝉大概也是真的，因为蝉仍是叫得那么吵闹，仿佛夏天的骤雨。只有暑假，暑假变了样子。

我到学校去了，我怀念学校，想去看看学校到底怎么样。妈妈说：你想回到学校去看看，那么就去看看好了，学校里大概没有人，早些回来，不要在街上到处逛。我于是双手空空，到学校去，没有背书包，连上学这样的事情也变得不真实了。

大街一点也没有改变，所有的小店铺依然在那里做烧饼，做面条，街上仍是那么多的行人，卖冰水的人还是敲着汽水的瓶子，一面喊：冰呀，冰呀，卖冰呀。马路中心的柏油给太阳晒得软软的，我走在柏油上，鞋子又让柏油吸住了。

叔叔住的房子一点也没有变，到底有什么是变了的？我感到十分模糊，有许多东西好像变了，但又好像都是老样子。我要不要上叔叔家去？妈妈说，不要到处逛，那么，我还是快些到学校去，去了就回家。过了叔叔的家的那段路上，我没有听见钢琴的声音。学校对面的烧水馆没有什么生意，只有一个人拿了热水瓶买热水。如果现在拿一个饭盒子来泡饭，多么悠闲，没有人和自己挤，饭粒也不会匆匆忙忙地打翻在锌铁板上。

学校真静呀，不过，操场上好像也有人，楼上窗子有一些打开了，几个人头在窗前面。我认得自己的课室，到了九月，我仍会回到这间课室来吗？每年我们都要换一间课室，因为升级，课室也换了，可是今年，我升级了没有？所有的同学，都升级了吗？书还没有教完，课本里还有许多字不认识，算术还要深，后面的几课，都不会做，那么，怎样升级呢？到了九月，如果不升级，大家是再读原来的书，还是读新的书？我真是弄不清楚了。我现在大概明白打仗到底是一件怎样麻烦的事了，我们读的书大概也是一座座房子，是这些房子给炸塌了，而这种房子，是看不见的。

我看见我的课室里有几个人，他们都不是我的同学，因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有的在桌子前剪纸条，有的涂糨糊，有的把纸条贴在窗玻璃上。课室的窗子一直又大又好看，冬天的时候，玻璃上结了冰，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但我们可以用手在玻璃上画花朵和有烟囱的小屋子，还可以写字，把许多的玻璃都画得花斑斑，就像我们喜欢涂黑板。老师不许我们涂黑板，说我们浪费粉笔，但老师由得我们画玻璃花，因为画那些画，最多是手指冻得更僵一些，窗上的画一会儿自己都会融化。

把纸条贴在窗玻璃上，叫我眼睛都看花了。我在课室门口站了一会，就回到楼下来。一个人也不认识。我的同学都到哪里去了？要找同学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虽然平日每天见面，一同放学，但很少到同学的家去。偶然有一个同学生日，他的妈妈说：大家来玩玩吧，我们才去一次。平时，大家不过在同学的家门口唤同学的名字，从来不敢进屋子去，屋子好像是大人的地方，小孩子是不属于屋子的。同学中，只有一个人有电话，但是谁敢打电话给同学呀，那电话也不是同学的，是同学的爸爸的，而且，没有人家里有电话，没有电话，怎么打。

操场上有几个人，也都是我不认识的，学校里同学虽然多，我认识的同学除了自己的一班，别班有些人也是认识的，即使不认识，也会见过，但现在回到学校，奇怪的是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们是谁，新同学吗？还是，不是同学，是一些到学校里来做事情的人，那么，老师呢？操场上的人没有穿校服，他们穿的都是普通的衣服，他们原来在跳舞。那是一种很容易跳的舞，我看了一会儿好像自己也会了，不过是退一步，踏一步，向前跨一步，又踏一步，来来去去一个模样，两只手摆摆晃晃。几个人就在那里踏步和摆手。

然后，我看见一个人，腰上挂着一个鼓，鼓上一条长带子，挂在颈上，是斜在身上挂过来的。鼓的形状像一个很大的橄榄，两边平，两头都可以敲打，红色。打鼓的人一面打一面跳，发出咚巴咚巴咚咚巴咚巴的声音。那个人的鼓打得很活泼，有时踢起一条腿，有时弯下身，有时把手绕到背后，敲打鼓的另一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鼓，好像电影里也见过，是一种叫作凤阳花鼓的鼓吧。我以前见过的，都是军队中的鼓，也就是童子军的鼓，是个大圆鼓，只敲正面中心，敲起来可以很清脆的一声声咚咚咚，也可以像下雨那般沙沙响。

回到家里，妈妈问我，学校怎样了。我说，我看见有人在课室里糊纸条，还看见操场上有几个人跳舞，又有一人打凤阳花鼓。妈妈说：既然不用上课，到了九月再到学校去看看吧。于是，我自己又在家里做功课，仍是习习字，读读课文，做几条已经做过无数次的算术。如今家里比以前静多了，我思想了好半天，才想起静的主要原因，原来妈妈不再听无线电了。家里的无线电一直放在妈妈的房间里，就放在壁炉前的五斗橱上，那是一个矮矮的长方形的木盒子，深咖啡色，一边有几个转的钮，一边是一个圆洞，但圆洞的前面有纱布罩着，声音就从圆洞里跑出来。空闲的时候，妈妈喜欢听无线电，里面常常要唱许多歌，唱什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呀，唱什么“春天到来百花香”呀，无线电响起来，妈妈的房间里就都是声音了，连桌子上的花朵也好像好看起来了。除了歌，妈妈喜欢听唱戏，就是我跟妈妈和叔母她们常常去看的那种都是女人演的戏。有时候，无线电会转播戏院里全套戏，妈妈就更加喜欢听，拿着一本印着曲词的说明书一面听无线电，一面看着书哼哼唱唱，真是热闹。听戏听多了，连我也会唱起来。但是现在，那些歌不唱了，那些戏也不唱了，所以妈妈也不听无线电了。没有了无线电的声音，屋子里才特别静。有时候真的希望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比如叔母，或者杏芝叔叔带着他的兔子笼，但是他们都不来。大门口的铁环一直不响，篱笆后边的铃也没有声音，我们只能盼望唯一的一个人时常来，那个人是邮差，只有他，会带给我们爸爸的消息。

邮差真的来了，不不，不是邮差，因为他不是送信的人，是邮电局的人，送电报来。大家的脸色都变了，电报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邮电局的人在前面敲铁环，仿佛前面的大门外有一个手榴弹似的。妈妈开了门，在收件的纸条上签字，电报的话很短，字很少，不过是这么的几个字：兄病，速来。那是姑姑发的电报，她说的兄，当然是爸爸了。爸爸病了要妈妈快些到南方去。妈妈的脸变得多么白呀，我以为她会晕跌在沙发上，就像我看见的电影里那些吃惊的女人，不过妈妈却没有晕，倒了一杯滚烫的热茶，握在手里，一面看摊在桌子上的电报，一面和外公外婆商量。

怎么办呢？

申请到南方去吧。

不知道病得怎样了。

你们怎样呢？

不要担心我们，快去吧。

去办手续吧。

先到公安局去申请。

去打防疫针，种牛痘。

我帮你收拾行李。

我去买火车票。

一个人要去这样远的地方。

一个人也要去的。

他们会在那边接吧。

打一个电报去通知他们。

身边要带多一点钱防身。

但愿一切平安就好了。

妈妈忙了几天，外公外婆也忙了几天，大家出去了又回来，回来了又出去，一会儿说拿到批准的证件了，一会儿说拿到防疫证了，然后火车票什么的也齐了，于是妈妈提着她的旅行袋，由外公送她上火车站去。妈妈说：素素，妈妈去去就回，你可要在家里乖乖的，自己每天做功课。我不停地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的话柔柔的，听在耳朵里，心也酸了，眼睛也红了。于是妈妈就走了。

大门关起来，妈妈房间的门也关起来。妈妈也到南方去了，一切都变得更静了。屋子的前半间，只剩下我一个人，除了做功课，长长的一天，怎么过呢？我也不想画洋娃娃的衣服，也不想看故事书，坐在屋子里，连到外面去买一碗阳春面吃的念头也没有了。妈妈房间的窗子仍是打开了，让空气可以对流。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写字，看见一只小鸟，从靠街这边的窗子飞进屋子来，在房间里转了一个圈，又从靠篱笆那边的窗子飞了出去，我不知道那是一头什么鸟，也不知道是不是燕子，因为没有看清楚鸟的尾巴，但那是一头活泼的小鸟。从南方来的鸟还是从北方来的鸟？大概是路过的鸟吧，因为我家屋顶的烟囱上，离去了的鸟一直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