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文学艺术的好处是重拾那被近世科学和哲学所遗忘了的个体。这个个体在过去时代的洪流里曾受拒弃，甚至引以为耻，仿佛暴雨狂风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曾想过为《候鸟》加上这么一个副题：“一些记忆”。如果这些记忆和过去的时代相涉，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事，我们这一辈，的确从小就身不由己，随着父母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徙，在迁徙里艰苦地、缓慢地长大。稍为安定下来，又发觉身边的许多人，又开始了另外的，也许更为遥远的迁徙。然而，也终究只是一些记忆罢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因果得失、是非成败，并没有一些人写读传记、历史时的愿望：从过去透视未来，从个人或集体的反省里获得智慧。我绝不敢怀疑这种智慧，我只是抱歉自己并没能够把它带给读者。而这，或竟就是小说与个人传记、集体历史的分别吧。

迁徙看来还没有完成，至少心理上还没有，那或者需要许多个世代，于是《候鸟》也没有完成。实情不是这样的。《候鸟》是一九八一年五月间开始在香港《快报》上连载的长篇，因为长，给编者刘以鬯先生惹来了麻烦。起初问题并不大，别人以为我循例写十万、八万字就放手，哪知整整一年过去，仍然没完没了，终于按捺不住，对编辑埋怨：这么长的东西，该转到闷（文）艺刊物上去发表。连累了编辑，我只好决定赶快收场，本来想写六十万字，结果三十万字完工大吉。如今出书，删去些臃肿的段落，得起首四章十八万字，幸好也算颇完整的独立篇章。至于其他十数万字，以及各种可能的发展，容我精神好些，以后再把它改订出来。

把这些事写出来，想到的是写作难，编辑难，出版文艺作品尤难。我在这里不得不感谢洪范。从《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到《候鸟》，是洪范为我出版的第十一本书了；这些日子里，虽然仍在香港的文学刊物、报纸上发表小说、写作专栏，但其间并没有在香港结集出过书，难怪有心人要提名我竞选香港市政局什么的双年奖，发现我不符合资格，按它的规定，要这两年内有书在港出版才行。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香港年鉴》谈及香港的文化艺术有这么一句：“除了台湾的西西外……”令我吃了一惊，还以为是什么地方的道听途说。前此，我在香港好歹也出版过五六本书，还是洪范出的最多，也是比较满意的版本，从这个角度看，说我是台湾作家，倒是美丽的错误。

---一九九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