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夫韦的生意惨淡。这家连锁超市刚刚宣布，2011年的最后三个月，公司利润下降了6%，在公司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多年担任CEO的史蒂夫·伯德正在手忙脚乱地向数十位通过电话参加会议的分析师解释原因。[Safeway，“Safeway Inc. Announces Fourth Quarter 2011 Results，” press release，February 23，2012.]

其中一位分析师是来自瑞士信贷银行的埃德·凯利，他正在温和地指责伯德运用股票回购来掩饰糟糕的业绩[西夫韦2011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东部时间2012年2月23日上午11:00举行，Earningscast.com网站上可见。]。即使公司的真实收益下降，通过回购减少所发行的股票数量，可以人为地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这是投资者最关注的指标。这个把戏一点都不新鲜，狡猾的华尔街分析师深谙公司常玩的各种花招，一眼就能看穿。

恼羞成怒的伯德并不认账[西夫韦2011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东部时间2012年2月23日上午11:00举行，Earningscast.com网站上可见。]。他有信心，西夫韦的财务状况将会改善，因而购买自己的股票是一项明智的投资。为了证明他的乐观不无理由，他拿出了公司正致力发展的三项计划。他那位很难被取悦的听众对前两项计划不以为然，都是旧消息罢了，但当他说到第三项的时候，分析师的耳朵竖了起来。

“我们正在考虑一项重大的……啊，我想把它叫做健康游戏。”他故作神秘地说。

这是伯德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他没有详细说明，但分析师得到的信息是，这家97岁高龄、臃肿的连锁百货公司有一项秘密计划，可以让其疲软的生意实现跳跃式发展。在西夫韦内部，这项秘密计划的代号是“霸王龙计划”（Project T-Rex）。它指的不会是其他项目，只可能是与希拉洛斯的伙伴关系，到现在——2012年2月——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

伯德对这项冒险的期望很高。他要求西夫韦的1700家门店中过半数要进行改建，留出空间打造高端诊所：有豪华地毯、定制的实木家具、大理石台面、平板电视。按照希拉洛斯的要求，它们将被称为健康中心，要看上去“比水疗中心好得多”。尽管3.5亿美元的改造成本全部由西夫韦自己承担，但一旦新诊所开始提供那家初创公司的新型血液检测项目，伯德对它的期待可远不止收回这个成本。

财报电话会议结束几个星期后，伯德和他的管理团队领着一群分析师前往西夫韦的一家门店视察，它位于奥克兰东部，离伯德在风景如画的圣拉蒙谷的家只有几英里远。分析师们看到了门店里的新健康中心，但伯德仍对其中将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讳莫如深。甚至连门店经理也蒙在鼓里。希拉洛斯坚持在启动之前要绝对保密。

自从两家公司同意一起开展业务以来，已经耽误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一次，伊丽莎白告诉伯德，2011年3月袭击日本东部的大地震影响到了希拉洛斯生产其设备所需检测盒的能力。西夫韦的一些管理人员觉得这个理由太扯了，但表面看来伯德接受了。他对那位年轻的斯坦福辍学生和她的革命性技术抱有太多幻想，因为这跟他预防性医疗保健的梦想是如此完美契合。

伊丽莎白为伯德设了一条直线电话，只接听他一个人的电话。在普莱森顿的公司总部建了一间作战室，一小群秘密参加“霸王龙计划”的西夫韦管理人员每周在这里开一次例会，讨论项目进展。伯德每次会议都参加了，在的话就亲自出席，如果外出就通过电话参与。当人们提出问题或提到事情，需要反馈给希拉洛斯的时候，他就会说出那句一再重复的话：“我会跟伊丽莎白说说这事。”拉瑞·伦达——1974年时才十几岁的她就在西夫韦做装袋工，后来升到公司管理层，成为伯德的副手之一——和参与该项目的其他高管都很惊讶，伯德居然给了那个年轻女子如此大的自由度。他通常要求副手和公司的生意伙伴恪守最后期限，但他却任由伊丽莎白一次次延期。伯德的一些同事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他们开始怀疑，他是否把伊丽莎白当成了他想有却没有的女儿。不管怎么样，他是落入了她的彀中。

在一次次耽搁之后，到2012年初的几个月，合作似乎终于要起步了：两家公司同意，作为正式启动之前的试运行，西夫韦在普莱森顿的公司园区开设一家员工健康诊所，由希拉洛斯承担血液检测工作。该诊所是伯德通过鼓励员工更关心自己的健康来控制这家超市运营商的医保成本的战略之一。它提供免费的检测。检测结果良好的员工可以在医疗保险费上享有折扣。诊所设在西夫韦园区的健身房旁边，很方便，员工包括一名医生和三名执业护士，配备了五间诊室。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前台一个崭新的标牌上写着：“希拉洛斯负责检测。”

员工诊所是伦达的管辖范围。她的职责还包括管理“西夫韦健康”（Safeway Health），伯德创立的这家分支机构是为了将西夫韦在健康福利方面的专业经验推广到其他公司。从伊丽莎白第一次在普莱森顿出现，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伦达的丈夫已经在与肺癌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但她仍然希望希拉洛斯的无痛针刺检测能让其他人免遭她丈夫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被反复扎针的折磨。

伦达刚刚给西夫韦请来了第一位首席医疗官。他名叫肯特·布拉德利，来自美国陆军，他上过西点军校和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军方医学院，随后为美国陆军服务超过17年。布拉德利在军方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管理“军队医疗保健计划”（Tricare）的欧洲部分，该计划为现役和退役的军人提供医疗保险。伦达给这位言语温和的前军医的职责还包括管理公司园区的诊所。

在部队的时候，布拉德利在工作中接触过许多复杂的医疗技术，所以他很好奇，想见识希拉洛斯系统的实际运作。不过，他惊讶地得知，希拉洛斯不打算把它的任何设备放在普莱森顿的诊所里，而是在诊所里安排了两位采血师，抽取血液，然后把收集好的样本通过快递送到旧金山海湾对面的帕洛阿尔托进行检测。他还注意到，采血师从每一位员工身上抽血两次，一次是用针从食指采血，第二次是传统的方式，即以针头在手臂上进行皮下抽血。如果希拉洛斯的指尖针刺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即将面向消费者使用，为什么还需要静脉采血（针头抽血的医学术语）呢？他觉得很奇怪。

当注意到检测结果返回所需的时间时，布拉德利的怀疑更甚。他一直以为这些检测应当差不多是即时的，但西夫韦的一些员工要等两个星期才能拿到结果。而且，并非每一项检测都是希拉洛斯自己做。尽管这家初创公司从未表示过会将部分检测外包，但布拉德利发现，它将部分检测分包给了盐湖城一家名叫ARUP的大型参考实验室（reference laboratory）。

不过，真正在布拉德利心里敲响警钟的，是一些本来健康的员工开始来找他，对异常的检测结果忧心忡忡。为防万一，他让他们去奎斯特或美国实验室集团（LabCorp）的门店重新检测。每个新得到的检测结果都回归正常，说明希拉洛斯的检测是扯淡。然后，有一天，西夫韦的一名高管拿到了他的PSA检测结果。PSA是指“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是前列腺细胞中产生的一种蛋白质。一个人血液中该蛋白质的浓度越高，他得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位西夫韦高管的检测结果显示非常高，说明他差不多肯定得了前列腺癌。但布拉德利有所怀疑。像处理其他员工的问题一样，他让这位焦虑的同事去另一个实验室重新检测，然后，你看，结果也恢复正常了。

布拉德利将所有这些出入汇总到一起，做了详细分析。希拉洛斯的检测值和其他实验室的检测值之间差异大得令人不安。而当希拉洛斯的检测值与其他实验室的检测值相符时，检测大多是由ARUP完成的。

布拉德利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了伦达和“西夫韦健康”的总裁布拉德·沃尔夫森。伦达的信心已经被过去两年中的屡次拖延所动摇了，她鼓励布拉德利去找伯德谈谈，布拉德利照做了。但伯德礼貌地打发了他，还向这位前军医保证，希拉洛斯的技术已经通过审查，是可靠的。

从普莱森顿的西夫韦员工身上取得的血液样本，被送到了位于帕洛阿尔托东梅多环路的一栋石头外立面的平房。2012年春季，希拉洛斯临时在这里建了一个刚刚起步的实验室，同时将其他正在发展的业务部门从山景大道搬到了附近一座更大的建筑，后者之前是Facebook在用。

几个月前，这个实验室获得证书，证明其符合《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联邦监管临床实验室的法律——的规定，但要获得这样的证书并不难[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第2567号表格显示，2012年1月9日完成了对希拉洛斯位于帕洛阿尔托山景大道3200号的实验室的检查，未发现任何不足之处。]。尽管该修正案最终是由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负责实施，但这家联邦机构将绝大多数常规实验室的审查委托给了州政府[California Bureau of State Audits，“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Field Services' Lack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versight Places the Public at Risk，” September 2008.]。在加州，它们是由州政府卫生部门所辖的实验室服务部（Laboratory Field Services division）负责，而一项审计显示，该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很难履行其监管职责。

如果史蒂夫·伯德获准进入东梅多环路的实验室——位于这座单层建筑中心的一片房子——他就会注意到，里面一台希拉洛斯的专有设备都没有。那是因为迷你实验室仍然处于开发阶段，完全没有准备好做病人测试。实验室真正有的，是一堆市面上可见的血液和体液分析仪器，它们是由像芝加哥的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德国的西门子以及意大利的索灵（Diasorin）这样的企业制造的。该实验室由一名糟糕的病理学家阿诺德·盖尔博管理，人们叫他“阿尼”，他的员工包括一小撮临床实验室科学家（CLS）——拥有州政府执照、可以处理人类样本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尽管在这个阶段，实验室用的只是商用设备，但仍然有很多事可能出错，而且确实出了错。

最主要的问题是实验室缺乏有经验的人。实验室的临床实验室科学家中，有个叫科萨尔·林的小伙子，他太粗心大意，又没怎么受过训练，以至于他的一位同僚戴安娜·杜普伊确信他会危及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杜普伊来自休斯敦，曾受训于这座城市的世界知名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她成为临床实验室科学家7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专门从事临床输血，这让她对CLIA的监管深为了解。她严格按照章程操作，如果发现有违规情况，会毫不犹豫地报告。

在杜普伊看来，林的莽撞是不可原谅的[雅各布·赛德律师代表戴安娜·杜普伊发给伊丽莎白·霍姆斯的信函，日期为2012年6月25日。]。其行为包括：无视制造商关于如何处理试剂的要求；将已过期的试剂和未过期的试剂放在同一个冰箱里；在未经校准的实验室设备上做病人检测；不恰当地在分析仪上做质量控制测试；做他没有专门受过训练的工作；污染了一瓶瑞氏色素（一种用来区分不同血细胞类型的混合染料）。杜普伊脾气急躁，当面跟林对质了好几次，告诉他，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实验室巡查员，要把像他这样糟糕的实验室技术员清除出去。当他的行为达不到她的标准时，她开始记录他的糟糕表现，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给盖尔博和桑尼，还常常附上照片证明她的观点。

杜普伊也对希拉洛斯派驻普莱森顿的两位采血师的表现感到担忧。血液在被检测之前，通常会在离心机里旋转处理，以便将血浆和病人的血细胞分离。对于拿到的离心机，采血师并没有接受过使用训练，也不知道病人的血液要旋转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速度旋转[雅各布·赛德律师代表戴安娜·杜普伊发给伊丽莎白·霍姆斯的信函，日期为2012年6月25日。]。血浆样本到达帕洛阿尔托时，常常已经被颗粒物污染。她还发现，希拉洛斯使用的抽血管许多是过期的，其中的抗凝剂已经失效，破坏了样本的完整性。

某次发出投诉信后不久，杜普伊被派到了特拉华州去接受培训，学习如何使用希拉洛斯购买的一台西门子新型分析仪。一个星期后，她出差归来，发现实验室无可挑剔。似乎一直在等她的桑尼，把她叫到一个会议室。桑尼以一种带有恐吓的语气通知她，她不在的这段时间，他已经在实验室转了一圈，没发现她投诉的任何一项是确有其事。然后，他提起了一件事，说在她飞去特拉华州的那天，她让男朋友进公司来帮她拿行李。他说，这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安全规定，他已决定因此事解雇她。让她消化了片刻之后，他打电话叫盖尔博进来，问其是否认为杜普伊是实验室的重要人员，想让她继续留用。盖尔博说他想，而桑尼似乎不情愿地收回了成命。杜普伊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带着震惊的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脸茫然。接下来，她记得一位IT部的员工拍了拍她的肩膀，要她跟他到走廊上去。他正在为她的公司手机重新创建连接，需要她提供一些信息。因为桑尼在改变主意留下她之前，已经下令把她的公司邮箱以及与公司网络的连接全都断开了。

像杜普伊这样心直口快的人，注定在希拉洛斯待不长。三个星期后，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桑尼回到东梅多环路的这座房子，再次解雇了她，这次是无可挽回的。她当即被赶了出去，甚至没有机会收拾她的个人物品。解雇她的原因在于，她让人们注意到一件事，由于账单未付，实验室的一家主要供货商暂停按其订单发货。

对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的杜普伊在那个周末给桑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坚决要求拿回她的个人物品，除了实验室的书籍之外，那里还有一个装着她的眼镜和加州临床实验室科学家执照的化妆包。这封电子邮件她抄送了伊丽莎白，其中强烈控诉了桑尼的管理方式和实验室的状况：

不止5个人提醒过我，你是一门失控的大炮。到底[杜普伊的原始邮件中此处多了一个how，作者标了“原文如此”。——译者]什么会让你开炮，完全看你的心情。还有人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跟你打交道，那人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

……

有科萨尔在做事，归CLIA管的实验室就会有麻烦，而且没人盯着他或是阿尼。你有个平庸的实验室主管，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袒护着一个不合格的临床实验室技术人员。我可以保证，将来有一天，科萨尔肯定会在实验室犯下大错，会严重影响病人的检测结果。事实上我想他已经犯过几次这样的错了，但他都怪在试剂头上。正如你所说，他碰什么都会坏事！

我只是希望多少能让你明白，你创造了一个人们出于恐惧而向你隐瞒实情的工作环境。你不能通过畏惧和恐吓来管理一家公司……一段时间能行，但终将土崩瓦解。[戴安娜·杜普伊发给桑尼·巴尔瓦尼并抄送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电子邮件，题为“事件”，太平洋标准时间2012年5月27日上午11:13。]

桑尼同意派人在东梅多环路建筑的门前跟她碰面，归还她的东西，但是警告她公司的律师会联系她[桑尼·巴尔瓦尼发给戴安娜·杜普伊并抄送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观察”，太平洋标准时间2012年5月27日下午2:16。]。随后几天，杜普伊收到了由希拉洛斯的高级法律顾问大卫·多伊尔发来的多封措辞严厉的电子邮件，要求她签署一份声明，保证将受雇期间获得的所有材料归还希拉洛斯公司或是“永久销毁”，以遵守她的保密义务。[大卫·多伊尔在2012年5月29日、30日及6月1日发给戴安娜·杜普伊的多封电子邮件，题为“来自希拉洛斯的重要通知”“回复：来自希拉洛斯的重要通知”。]

杜普伊一开始拒绝了，她雇了一位奥克兰的律师，威胁要起诉公司非法解雇，但当希拉洛斯从威尔逊·桑西尼律师事务所请了一位更有名的律师过来后，她的律师建议她让步，签掉文件[赛德2012年6月25日发给霍姆斯的信函。]。他告诉她，跟硅谷最厉害的律师事务所斗必定失败。她不情愿地听从了他的劝告。

西夫韦当然对所有这些都一无所知。整个2012年到2013年，它继续让希拉洛斯处理普莱森顿的诊所的血液检测。它也在加州北部的数十家门店设置了健康中心，雇了采血师在那里工作。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希拉洛斯仍不断推迟启动的日期。

2012年4月底，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伯德被问及西夫韦神秘的“健康游戏”的现状[西夫韦2012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东部时间2012年4月26日上午11:00举行，Earningscast.com网站上可见。]。他回答说，它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黄金时间的到来”，但到真正启动的时候，它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随后在7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他主动提供信息，说它“非常有可能在第四季度”完成[西夫韦2012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东部时间2012年7月19日上午11:00举行，Earningscast.com网站上可见。]。然而，到了第四季度，还是没有启动。

到这个时候，西夫韦的一些管理人员怒了。他们拿不到他们的奖金，因为公司未能完成财务目标，而这些目标中包括从希拉洛斯的伙伴关系中预计可以获得的额外收入和盈利。马特·奥雷尔是西夫韦的财务部管理人员，他负责测算健康中心带来的预计收入。按照极为乐观的假设，即每个健康中心每天迎来50名病人，他预测每年会带来2.5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现在不仅是这笔收入没有实现，单单是为了建设这些中心，西夫韦就已经花了1亿多美元。

健康中心尽管无事可做，却占据了门店内宝贵的不动产空间——它们本可作其他可产生利润的用途。伦达和布拉德利厌倦了等待，一起就如何利用这些空间出了许多主意。其中之一是给健康中心配备营养学家，为人们提供饮食建议。另一个主意是将它们变成完全合格的医疗诊所，由执业护士来运作。还有一个主意是提供远程医疗服务。他们游说伯德让他们实施这些计划，但是伯德与伊丽莎白讨论之后否决了他们的提议。他说，她不愿意放弃这些空间。

在幕后，西夫韦的董事会正逐渐失去耐心。伯德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待了20年，华尔街显然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他担任CEO的头一个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西夫韦的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但近些年来，他对医疗和健康的热情使他忽略了依旧是公司核心的一样东西：那单调乏味的杂货生意。在健康中心上的巨大投资和毫无结果的无尽拖延，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2013年1月2日，股市收盘后不久，西夫韦公司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伯德将在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后退休[Safeway，“Safeway Announces Retirement of Chairman and CEO Steve Burd，” press release，January 2，2013.]。公告显示，这是伯德主动提出的，但伦达和其他管理层怀疑是董事会要求他下台。甚至到了出局的时候，伯德还是对仍然保密的与希拉洛斯的伙伴关系的前景抱有乐观态度。公告列出他担任CEO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一项引用他本人的话称西夫韦很快将“推出一项健康行动计划，力争实现公司转型”。[Safeway，“Safeway Announces Retirement of Chairman and CEO Steve Burd，” press release，January 2，2013.]

伯德离开后，与伊丽莎白的联系渠道没了。西夫韦的任何人想与希拉洛斯对话都必须通过桑尼或是“兄弟帮”。无论西夫韦的管理层什么时候要求了解最新情况，桑尼都是拖延，似乎他的时间太过宝贵，不能浪费，而他们不了解制造一种这个量级的创新产品到底需要多久。他的傲慢令人愤怒。然而，西夫韦仍在犹豫要不要解除伙伴关系抽身走人。如果事实证明希拉洛斯的技术真的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会怎么样呢？那它可能接下来的十年都会活在悔恨之中。错失机会的恐惧仍有巨大的威慑力。

至于伯德，很显然他还没准备退休。离开这家连锁超市企业三个月后，他创建了一家咨询公司，向企业提供减少医保成本方面的建议[“Letter from Steve Burd，Founder and CEO” at Burdhealth.com.]。他将公司命名为“伯德健康”（Burd Health）。他试图以健康初创公司联合创始人的身份重新联系伊丽莎白，但她再也不接他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