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沃尔格林和西夫韦成为其零售业合作伙伴，伊丽莎白突然遇到了一个她自己造成的问题：她跟两家公司都说了她的技术可以基于少量血液样本开展数百项检测。事实是，爱迪生系统只能做免疫测定，这是一种用抗体测量血液中物质含量的检测。免疫测定包括某些经常用到的实验室检测，如维生素D的测量、前列腺癌检测等。但其他许多血常规检测，包括从胆固醇到血糖的测定，都需要完全不同的实验室技术。

伊丽莎白需要一个新设备，一种可以开展不止一种检测的设备。2010年11月，她雇用了一个名叫肯特·弗兰克维奇的年轻工程师，让他负责设计这种设备。肯特刚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位于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了两年，在那里帮助建造了火星探测车“好奇号”。肯特随后把他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时认识、后来去为埃隆·马斯克的火箭公司SpaceX（总部在洛杉矶）工作的朋友格雷格·巴尼招了进来。格雷格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60磅，体格像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前锋，但这样的体格之下蕴藏着非凡的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

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肯特和格雷格成了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员工。她参加他们的头脑风暴会议，对他们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机器人系统提出建议。她把公司的信用卡给了他们，让他们购买任何想要的设备和物资。

伊丽莎白给她要他们制造的机器取了个名字，叫做“迷你实验室”（miniLab）。顾名思义，她最最关心的是大小：她仍旧怀有那种愿景，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千家万户，想要它能放在桌上或架子上。这带来了工程学上的挑战，因为，为了运行所有她想要的检测，迷你实验室需要比爱迪生设备多得多的部件。除了爱迪生的光电倍增管外，新设备还需要在狭小的空间中塞下另外三套不同的实验设备：一台分光光度计、一台血细胞计数器以及一台等温放大器。

所有这些都不是新的发明。第一个面市的分光光度计是1941年由美国化学家阿诺德·贝克曼开发的，他是实验设备制造商贝克曼-库尔特（Beckman Coulter）的创始人[Jerry Gallwas，“Arnold Orville Beckman（1900-2004），” Analytical Chemistry，August 1，2004，264A-65A.]。分光光度计的原理是让有色光穿透血液样本，测量样本吸收了多少光线。从光线被吸收的程度，可以推断出某种微粒在血液中的浓度。分光光度计可以用来测量像胆固醇、葡萄糖和血红蛋白这样的物质。血细胞计数器是用来计算血细胞的数量的，发明于19世纪[M.L. Verso，“The Evolution of Blood-Counting Techniques，” Medical History 8，no.2（April 1964）:149-58.]。它被用来诊断贫血症、血癌以及其他疾病。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使用这些设备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希拉洛斯并没有开创任何检测血液的新方法。还不如说，迷你实验室的价值在于现有实验室技术的微缩化。尽管这也许算不上什么突破性的技术，但在伊丽莎白的愿景中它仍然是有意义的：让血液检测走出中央实验室，走进药店、超市，最终进入千家万户。

诚然，市场上已经有了便携式的血液检测设备。其中一款看上去像一台小型的ATM机，名叫Piccolo Xpress，可以进行31项不同的血液检测，仅需12分钟即可得出结果[爱贝斯公司的“Piccolo Xpress化学分析仪”使用手册，可在该公司网站上获取。]。而且，它只需要三四滴血就可以进行6项常规检测。不过，无论是Piccolo还是其他现有的便携式分析仪都没法进行全范围的实验室检测。在伊丽莎白的脑海中，那将是迷你实验室的卖点。

格雷格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检测设备供应商制造的商用设备，将它们反向还原，让它们变得更小。他从一家名叫海洋光学（Ocean Optics）的公司订了一台分光光度计，将它拆开，研究它是如何工作的。这种做法相当有趣，但也使他怀疑自己所采用的方法。

与其从头开始制造新的设备来满足伊丽莎白设想的任意尺寸，格雷格觉得不如将他们正在费力缩小的现成组件组合在一起，以测试整个系统该如何运转。一旦他们有了能工作的原型机，接下来就可以考虑怎么将它缩小。先强调系统的大小、后担心它是否能工作是本末倒置。但伊丽莎白不肯让步。

格雷格和他在洛杉矶的恋人正在闹分手，所以他星期六去了公司，想让自己的思绪从中摆脱出来。他看得出伊丽莎白很欣赏这样的做法。她将这看作是忠诚和奉献的表现。她告诉格雷格，她想看到肯特周末也来公司；他的朋友没有来，让她感到不安。于她而言，保持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完全是陌生的概念。她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工作。

跟大多数人一样，格雷格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就被她低沉的嗓音惊到了。他很快就开始怀疑，那是装出来的。加入公司后不久，一天晚上，在她的办公室，他们的一场会议结束后，她的声音忽然变得自然了，更像是个年轻女子。“我真的很开心你来了这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音调比平常高了若干个八度。她在激动之余，似乎暂时忘记了调成男中音。当格雷格仔细思考这事时，觉得她的行为有一定的逻辑：硅谷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风险投资人都是男人，他甚至想不出有哪家著名的初创公司创始人是女性。某种程度上，她一定认为要获得人们的关注、被人当回事，必须有一副低沉的嗓音。

声音的事过去几天后，格雷格发现了希拉洛斯与一般工作场所不同的另一个线索。他与加里·弗伦泽尔成了朋友。尽管加里看上去像一个邋遢汉——体重300磅，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过大的T恤衫和洞洞鞋在公司里走来走去——但格雷格发现他是全公司最聪明的人之一。加里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症，在开会的时候，格雷格不止一次发现他在打盹，但他会突然醒过来，反驳某人提出的蠢主意，并给出一个绝妙的替代方案。

有一天，他们一起下班，加里压低声音，以一种密谋似的语调告诉了格雷格一件令他震惊的事：伊丽莎白和桑尼在谈恋爱。格雷格傻眼了。他觉得一家公司的CEO和公司的二号人物睡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更令他困扰的是，他们在掩盖此事。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他觉得应该让所有新进来的员工知道。对于格雷格而言，这一意外发现令他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希拉洛斯的一切：如果伊丽莎白对这件事都不能坦率，会不会对其他事也说谎了呢？

2011年的春天，希拉洛斯的裙带关系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伊丽莎白把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招进了公司，担任产品管理的助理董事。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从大学毕业两年了，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他有资格在一家血液检测公司工作，但伊丽莎白并不看重这个。她更看重的是，她弟弟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克里斯蒂安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有着跟他姐姐一样的深蓝色眼睛，但那是他俩之间仅有的相似之处。克里斯蒂安完全没有他姐姐的抱负和冲劲；他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喜欢看体育比赛，追女孩子，跟朋友开派对。2009年从杜克大学毕业以后，他在华盛顿的一家公司做分析师，为公司提供最佳操作建议。

刚到公司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没有多少事可干，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阅读体育方面的文章。他从ESPN的网站上剪切和粘贴文章，藏在电子邮件草稿箱里，这样从远处看，他好像是在专心阅读与工作相关的邮件。克里斯蒂安很快招来了他的四个好兄弟，都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杰夫·布利克曼、尼克·孟切尔、丹·埃德林、萨尼·哈德兹亚梅托维奇。稍后又来了一个杜克大学的，叫麦克斯·福斯克。他们一起在帕洛阿尔托乡村俱乐部附近租了一座房子，很快就成了希拉洛斯内部人人皆知的“兄弟帮”。与克里斯蒂安一样，这些杜克大学来的小伙子都没有任何与血液检测或医学设备相关的经验，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他们与伊丽莎白弟弟的交情足以令他们在公司的等级体系中凌驾于绝大多数员工之上。

那个时候，格雷格已经说服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加入希拉洛斯公司。其中有两人是他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念本科时的好友：乔丹·卡尔和泰德·帕斯科。另一个是他在帕萨迪纳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时结识的朋友，名叫特雷·霍华德。巧的是，特雷大学也是在杜克上的，比“兄弟帮”要早几年。

乔丹、特雷和泰德都被分在了产品管理组，与克里斯蒂安及其朋友在一起，但没有跟克里斯蒂安他们一样被授予同等级的敏感信息获取权。伊丽莎白和桑尼召开的许多涉及与沃尔格林和西夫韦的伙伴关系战略的秘密会议，都将他们拒之门外，而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们则应邀参加。

“兄弟帮”长时间加班工作，深得桑尼和伊丽莎白喜爱。桑尼一直质疑员工对公司的奉献，他的终极衡量标准是一个人在办公室的工作时长，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在做有建设性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会坐在玻璃大会议室里，盯着成排的工作隔间，想找出谁在偷懒。

他们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以致没时间锻炼，所以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在白天溜出去健身。为了避开桑尼的监视，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出口低头猫腰溜出去。他们也很小心，从不会同时或者一起回来。泰德·帕斯科是辞掉了华尔街的工作来硅谷碰运气的，但在希拉洛斯的头几个月，他没有任何明确的职责，所以他拿安排出去和回来的时间给自己解闷。

有一天，“兄弟帮”的几人与格雷格以及工程部的两名同事一起在俯瞰停车场的大阳台上吃午餐。关于一些世界顶级足球运动员的低智商的讨论，引发了他们的争论：你是宁愿聪明而贫穷，还是蠢笨而富有？三个工程师都选择聪明而贫穷，“兄弟帮”的成员则一致选了蠢笨而富有。格雷格为这两帮人如此泾渭分明感到震惊。他们全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看重的东西完全不同。

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总是准备着并且心甘情愿去做伊丽莎白和桑尼要求的事。他们热切地想要取悦这二人，这一点在2011年10月5日晚史蒂夫·乔布斯逝世的消息传出时展露无遗。伊丽莎白和桑尼想在山景大道的办公楼前面挂上苹果公司的旗子，以下半旗的方式向乔布斯致哀。第二天早晨，杰夫·布利克曼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是个红头发的高个子，在杜克大学的校队打过棒球。由于找不到地方买合用的苹果公司旗子，于是布利克曼去订制了一面乙烯基做的旗子。其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苹果公司著名的白色logo。他去的那家店要花时间做。那天直到很晚，布利克曼才带着旗子回来。此时，公司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伊丽莎白和桑尼无精打采地在公司里转来转去，沉迷于寻找苹果公司的旗子。

格雷格知道伊丽莎白对乔布斯的着迷。说到他的时候，她称他“史蒂夫”，好像他们是好朋友。有一次，她跟格雷格说，如果“史蒂夫”不相信9·11阴谋论，讲述这个的纪录片就不会出现在播放程序iTunes里面。格雷格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他非常确定乔布斯不会亲自过目iTunes里销售或出租的所有影片。伊丽莎白似乎对他有一种过于夸张的想象，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人。

乔布斯去世后一两个月，格雷格在工程师团队的一些同事发现，伊丽莎白正在借用沃尔特·艾萨克森[乔布斯传记的作者。——译者]为这位苹果公司已故创始人撰写的传记中所描述的行为和管理技巧。他们当时也都在读这本书，能根据她模仿的乔布斯职业生涯的某个时期，准确地指出她在读哪一章。伊丽莎白甚至给迷你实验室取了个乔布斯式的代码名：4S。这显然参考了iPhone 4S，而这款手机恰巧是在乔布斯逝世的前一天发布的。

格雷格与希拉洛斯的蜜月期走到尽头，是在他妹妹应聘这家公司的工作之后。2011年4月她被伊丽莎白和桑尼面试后，次月收到了入职产品管理团队的通知，但她决定婉拒，继续留在当时的东家——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wC）。第二天是个周六，格雷格在办公室干活。伊丽莎白也在公司，但没有过来感谢他加班，这让他觉得奇怪，因为她一般都会这样做，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格雷格不再被邀请参加她和肯特的头脑风暴会议。这让他明白，伊丽莎白对他妹妹的决定耿耿于怀，现在他得为此付出代价。

没过多久，肯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也冷了下来。从任何方面来看，肯特都是迷你实验室的主设计师。作为一名热爱制造东西、卓具天赋的工程师，他也在业余时间尝试涉足了一个附带项目：一种能够既照亮车轮，也照亮道路的自行车车灯，可以为夜晚骑行者提升能见度和安全性。他把这个主意放到Kickstarter平台上，令他非常惊讶的是，竟然在45天内筹集了21.5万美元，成为这家众筹平台上当年募集资金数额排名第七的项目。原本不过是个爱好，突然间看起来像是可以成为一门养家糊口的生意。

肯特将他在Kickstarter上的成功告诉了伊丽莎白，以为她不会介意。但他的判断完全错了：伊丽莎白和桑尼都暴跳如雷。他们认为这其中存在重大利益冲突，要求他把自行车车灯专利转给希拉洛斯公司。他们声称，肯特加入公司时签署的书面文件让他们有权获得他在受雇期间产生的任何知识产权。肯特不同意。那是他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的小小尝试，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地方做错了。他也不觉得一种新型的自行车车灯会对血液检测设备的制造商构成威胁。但伊丽莎白和桑尼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开了一个又一个的会，逼他交出专利。其中一些会议他们还让希拉洛斯公司新任的高级法律顾问大卫·多伊尔参加了，以此对肯特施压。

格雷格目睹了这一对峙的逐渐发展，他越来越相信，事情跟专利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为了惩罚肯特的所谓不忠。伊丽莎白期望她的员工将一切都奉献给希拉洛斯，尤其是像肯特这样她信任并赋予重任的人。肯特不仅没有献出自己的一切，还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工程项目。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像伊丽莎白期望的那样周末来加班。在她看来，肯特背叛了她。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妥协：肯特将休假一段时间，去尝试一下他的自行车车灯事业。等他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小项目时，他们再讨论是否让他回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回来。

肯特的离开让伊丽莎白心情恶劣。现在她指望着格雷格和其他人来收拾烂摊子。从伊丽莎白和桑尼的行为中，格雷格也感觉到一种不断加剧的紧迫感。他们似乎在压着工程师团队在某个最后期限前完成工作，却没有告诉他们最后期限是什么。他们一定是向什么人承诺了什么，他想。

随着伊丽莎白对迷你实验室的开发进度日益失去耐心，格雷格首当其冲承受了她的沮丧带来的压力。当工程师团队聚在一起开每周的进度会时，她从会议开始就盯着他，一言不发，眼睛一眨不眨，直到他礼貌地打破沉默：“嗨，伊丽莎白，你今天怎么样？”他开始做详细的记录，写下每一次会议上讨论过的和达成一致的内容，他可以在下一个星期作为参考，以免有任何情绪波动。

有好几次，伊丽莎白下楼来到工程师团队的工作间，在格雷格工作时待着不走。他彬彬有礼地跟她打招呼，然后默默地继续工作。那是某种奇怪的施压姿态，他决定不让自己受到干扰。

一天下午，伊丽莎白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她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消极情绪。他沉默良久，内心纠结是否要告诉她：你说得没错。但随后格雷格决定将自己越来越强烈的幻灭感藏起来，他撒了个小谎：他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桑尼否决了几个申请职位的人，而他觉得他们很适合，希望公司会雇用他们。

伊丽莎白一定是相信了，因为她明显放松下来。“你应该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她说。

2011年12月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希拉洛斯包了几辆大巴车，把员工（现在已达到100多人）拉到了伍德赛德的托马斯·福格蒂酒庄。这是伊丽莎白喜欢举办公司活动的地方。酒庄的主体建筑和毗邻的附属活动设施建在山坡上，底下有支柱撑着，从那里可以俯瞰绵延起伏的葡萄园和远处山谷的壮观景色。

这次举办的是公司的年度圣诞晚会。在酒庄主楼内的一个开放式酒吧，员工们喝着饮料，等着晚宴开始，这时伊丽莎白讲话了。

“迷你实验室是人类有史以来制造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谁不相信这一点，你现在就应该离开。”她这么说着，带着极为严肃的神情扫视她的听众，“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为完成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

特雷——格雷格在帕萨迪纳结识并且引荐到希拉洛斯的朋友——碰了碰格雷格的脚。他们心领神会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伊丽莎白刚才说的话，验证了他们对自己的老板所做的纸上谈兵精神分析：她将自己视作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人物，当代的居里夫人。

六个星期后，他们又去了托马斯·福格蒂酒庄，这次是为了庆祝与西夫韦公司的结盟。伊丽莎白站在露天活动大厅的平台上，伴着渐渐弥漫开来的雾气，向员工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仿佛巴顿将军在盟军登陆前向他的部队训话。她说，眼前一览无余的景色正逢其时，因为希拉洛斯将成为硅谷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讲到最后，她夸口说：“我什么都不怕”，停顿了片刻之后，她又加了一句，“除了针头”。

到这个时候，格雷格已经不再抱任何幻想，他决定再坚持两个月，直到入职满一年、可以拿到股票期权的时候。他最近参加过在他母校佐治亚理工学院举行的一场招聘会，面对那些在希拉洛斯摊位前逗留的学子，他发现自己无力为公司说好话。他转而集中讲了些在硅谷展开职业生涯的好处。

部分问题在于，伊丽莎白和桑尼似乎不能或者不愿分清原型机和成熟产品之间的区别。格雷格帮助制造的迷你实验室是一个原型机，仅此而已。它需要经过周密的测试和精细的调校，这需要时间，很多很多的时间。绝大多数公司在将产品投放市场之前，需要经历三轮原型机周期。但桑尼已经下令预订可以制造100个迷你实验室的组件，而这个迷你实验室还是第一版未经测试的原型机。这就好像波音公司造了一架飞机，还没有经过一次飞行测试，就对乘客说：“来，登机吧”。

需要通过大量的测试来解决的困难之一是热量问题。当你把这么多的仪器置于一个很小的密闭空间，你就会迎来无法预测的温度变化，可能干扰化学过程，彻底影响整个系统的表现。桑尼似乎觉得只要把所有的部件放在一个盒子里，打开开关，它就会工作。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容易了。

有一次，他把格雷格和另外一名年纪大一些的工程师汤姆·布鲁米特拉到那个玻璃大会议室，对他们的工作热情提出质疑。格雷格一向以自己从不失去冷静而自豪，但这次，他发火了。他整个人凶狠地朝办公桌探去，肌肉结实的庞大身躯高耸在桑尼的上方。

“去他妈的，我们已经在拼命工作了！”他咆哮道。

桑尼让步了，还道了歉。

桑尼是个暴君。他炒人犹如家常便饭，以至于在楼下的库房形成了一套常规动作。这是和蔼可亲的供应链经理约翰·方齐奥工作的地方，员工们已经把这儿当成一个可靠的地方，来这儿发泄情绪或者聊聊八卦。每隔几天，希拉洛斯的安保部门主管埃德加·巴斯就会下来，一脸坏笑，手里藏着一张工号牌。一看到他，约翰和后勤团队就会激动地聚拢过来，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当巴斯走近，他会从挂绳开始缓缓转动工号牌，直到露出那张脸的正面，引发一阵惊叹。那是桑尼马上要发落的人。

约翰已经跟格雷格、乔丹、特雷以及泰德成了好朋友，他们5个人组成了公司里一个还算清醒的小团体。在湾区，约翰可能是唯一在离卸货区冰冷的卷帘门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工作的战略供应链经理，但他喜欢，因为这样可以远离桑尼的监视和对人们工作时长的过度关注。

不幸的是，恰恰是库房的工作最终让约翰被开了。2012年2月的一天早晨，一个跟约翰一起工作的收货员开了一辆崭新锃亮的讴歌（Acura）来上班。他骄傲地跟约翰炫耀车子，约翰也夸了他的车。不过，第二天，这辆车的车身上出现了一个大凹痕。一定是有人在公司的停车场撞了它。约翰检查了停车场的其他所有车子，寻找撞击的痕迹，找到了罪魁祸首。那是桑尼带来帮忙做软件开发的一名印度顾问的车。

车主跟几个朋友到外面抽烟的时候，约翰找到了他，跟他对质。约翰用卷尺比对了讴歌车上的凹痕和他车上擦痕的大小，这一招是从警匪片里学来的，即使如此，车主依然矢口否认。约翰建议他的库房同事将撞车的事报警，给警察看证据。事态由此升级。这位印度软件顾问上楼向桑尼抱怨此事，桑尼怒不可遏地冲下楼，两手明显气得发抖。

“噢，是真的吗，你想做警察？”桑尼朝约翰吼道，声音里透着嘲讽，“去做你的警察吧！”

然后他转向一名站在旁边的保安，指着约翰说：“带他出去！”在看过了埃德加·巴斯恶作剧般地公布桑尼去年一整年解雇的几十名员工的身份之后，轮到约翰自己被炒鱿鱼了。

朋友被解雇的事令格雷格如坐针毡，也坚定了他离开公司的决心。一个月后，一位与他一起工作的年轻工程师一时疏忽，烧坏了迷你实验室的部分电路板。桑尼将格雷格和汤姆·布鲁米特召到办公室，生气地叫他们供出谁该为此负责。他们不肯说，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给他名字，桑尼一定会开除那个年轻人。

这事发生时，格雷格刚刚拿到了股票期权。那天晚些时候，他再度来到桑尼的办公室，把辞职信交给他。桑尼平静地接受了，但格雷格一离开，他就把特雷、乔丹和泰德挨个叫到办公室，估量他们的打算。三个人都向他保证，格雷格的决定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仍会长期待在希拉洛斯工作。他们知道这就是桑尼想听的。

在离职通知期内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格雷格去公司上班。桑尼表示了感谢，并且邀请他参加伊丽莎白在下个周一举行的一次会议，地点在旧金山湾那边、正对着帕洛阿尔托的一个小城纽瓦克。希拉洛斯刚刚在那里租下了一大片厂房，批量生产迷你实验室。伊丽莎白在员工面前为这个洞穴一般空荡荡的地方揭幕。讲话的时候，她在观众中发现了格雷格，目光死死盯着他。

“如果这儿有人不相信你是在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制造的最好的东西工作，或者你太消极悲观，那么你该走了。”她老调重弹，念叨了上次圣诞演讲时说过的话。然后，她继续直直地盯着格雷格，特别点名表扬了特雷、乔丹和泰德。与会的大约有150名员工，她可以叫出其中任何人的名字，但她选择夸奖了三个她明知道是他朋友的人。这是最后的公开报复。

在格雷格离开后的几个月里，希拉洛斯的旋转门继续以疯狂的节奏转动着。更离奇的事层出不穷，其中一件与身材魁梧的软件工程师戴尔·巴恩维尔有关，大家叫他大戴尔，他以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行员。桑尼认为他的工作时长不够，竟然去查阅保安的记录，跟踪大戴尔的进出时间，并且在大戴尔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声称记录表明他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看我怎么收拾你。”桑尼对大戴尔说，好像他是个损坏的玩具一样。

但大戴尔不想被收拾。这次会面过后没多久，他就给伊丽莎白的助理发了一封辞职邮件。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在最后两个星期的通知期内，他尽职尽责地工作。然后，在星期五下午4点，大戴尔收拾好他的东西径直向办公楼的出口走去。此时，桑尼和伊丽莎白突然跑下楼梯去追他。他们说，他不签保密协议就不能走。

大戴尔拒绝了。在入职的时候他已经签过了保密协议，而且除此以外，他们本来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安排跟他进行离职面谈。现在他是自由的，想走就走，而且他非常想走。当他开着自己的黄色丰田陆地巡洋舰从停车位倒出来的时候，桑尼派了一名警卫上去阻止他。大戴尔无视警卫，开车扬长而去。

桑尼报了警。20分钟后，一辆警察的巡逻车缓缓在办公楼前停下，熄了车灯。暴怒的桑尼告诉警官，一名员工辞职，带着公司的财产跑了。当警官询问他带走了什么时，桑尼以其带有口音的英语脱口而出：“他偷的公司财产在他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