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比姆正坐在办公室里检查实验室报告，伊丽莎白探进头去，叫他跟她出去。她想给他看点什么。他们走出实验室，进入其他员工聚集的开放办公区域。她一声令下，一名技术人员刺破一位志愿者的手指，然后用一个形似迷你火箭的透明塑料工具收集渗出的血液。这就是希拉洛斯的样本采集设备。它的尖端收集了血液，然后将血液转移到火箭底部的两个小发动机上。这并不是真的发动机：它们是“纳米容器”。为了完成血液的转移，你得把“纳米容器”像活塞一样推入塑料火箭的腹部。这一动作会产生真空，将血液吸入其中。

或者说，至少想法是这样的。但这一次，事情没有按照预想的进行。当技术人员将小小的双管推入设备时，“砰”的一声，血液四溅。其中一个“纳米容器”炸了。

伊丽莎白看起来镇定自若。“好吧，让我们再试一次。”她淡淡地说。

艾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一场景。他在希拉洛斯工作才几个星期，还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他知道“纳米容器”是公司专有的血液检测系统的一部分，但他此前从未见过它投入使用。他希望这只是一个小意外，而不是预示着更大的问题。

这位身材瘦长的病理学家通往硅谷的路颇多周折，起点是南非，他长大的地方。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南非人叫它“威茨”）主修英文，后来搬到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预科班。这一选择是他保守的犹太父母主导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只可以从事几种职业：法律、商业以及医疗。

艾伦曾在纽约上医学院，就读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西奈山医学院，但他很快意识到，医生在某些方面与他的脾性不合。他对医院病房可怕的工作时间以及各种景象和气味感到厌倦，逐渐转向了安静些的实验室科学专业，这使他去了波士顿的布列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从事病毒学的博士后研究并担任临床病理学住院医师。

2012年夏天，艾伦在匹兹堡的一家儿童医院的实验室工作时，注意到领英（LinkedIn）上的一个招聘贴与他刚刚生出的对硅谷的憧憬不谋而合：一家位于帕洛阿尔托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室主管。他刚刚读完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记[Walter Isaacson，Steve Job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11）.]。这本书非常鼓舞人心，令他想搬到旧金山湾区的愿望更加强烈。

他申请了这个职位，随后被要求飞过去参加面试，时间定在一个周五的下午6点。这个时间安排似乎有些奇怪，但他乐意遵从。他先见了桑尼，然后见了伊丽莎白。他发现桑尼身上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但这个印象被伊丽莎白完全抵消了，她表现得极为认真，决心改变医疗健康行业。跟许多第一次见她的人一样，艾伦被她低沉的嗓音吓了一跳。那声音跟他之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

几天之后，艾伦就收到了入职邀请，但他并没有能马上去希拉洛斯工作。首先，他得申请加州的行医执照。这花了8个月的时间，使他到2013年4月才正式入职。那会儿，他的前任阿诺德·盖尔博已经辞职差不多一年了。在此期间，一位半退休状态的实验室主管斯宾塞·平木偶尔会过来看看，检查实验室的报告并在上面签字。对艾伦来说并不存在多大问题，因为希拉洛斯的实验室每周只检测来自西夫韦职工医院的几个样本。

当他接手的时候，实验室的士气似乎是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大家都极为消沉。艾伦上任的第一周，桑尼草率地开除了一名检测人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保安反扣双臂拖了出去。艾伦产生了清晰的念头，这类事情绝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想，难怪人们情绪低落。

艾伦所接手的实验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在办公楼二层，房间里面堆满了商用诊断设备，另一个房间在它下面，作研究之用。楼上的房间是经CLIA认证的实验室，由艾伦负责。桑尼和伊丽莎白将这些常规机器视作恐龙，很快就会被希拉洛斯的革命性技术消灭殆尽，所以他们把这里叫做“侏罗纪公园”。他们称楼下的房间为“诺曼底”，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诺曼底登陆。这个房间中的希拉洛斯专有设备将席卷实验室行业，就像盟军冒着枪林弹雨冲上诺曼底海滩，将欧洲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

急切而兴奋的艾伦最初相信了这种虚张声势。但在那次拙劣的“纳米容器”演示后不久，他和保罗·帕特尔有过一次对话，在他心中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希拉洛斯的技术到底进展到了哪里。帕特尔是生物化学家，领导希拉洛斯的新设备的血液检测开发，这个新设备艾伦只知道其代号——“4S”。帕特尔透露，他的团队仍然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开发检测方法。这令艾伦非常惊讶，他以为这些检测已经集成到4S中了。当他询问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步时，帕特尔回答说，新的希拉洛斯盒子用不起来。

到2013年夏天，当李岱艾公司竭尽全力为希拉洛斯网站的商业发布做准备时，4S，也就是迷你实验室，已经开发了两年半。但这个设备仍然只是一个有待完善的产品。存在的问题可以列出一长串。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它正在发展出来的企业文化功能失调。伊丽莎白和桑尼将任何敢于提出关切或反对意见的人视为愤世嫉俗或唱反调。坚持这样做的员工常常被边缘化或是被炒掉，溜须拍马的则会晋升。桑尼提拔了一群逢迎讨好的印度人担任要职。其中一个是萨玛撒·阿内卡尔，是负责集成迷你实验室各个部件的经理，曾经与伊恩·吉本斯发生过冲突。另一个叫青迈·潘加卡，是位生物工程师，拥有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化学工程博士学位[青迈·潘加卡在领英上的资料。]。还有临床化学家苏拉吉·萨克塞纳，他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取得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博士学位[苏拉吉·萨克塞纳在领英上的资料。]。从书面材料看，上述三人都拥有非常好的文凭，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他们几乎没有行业经验，完成学业后不久就进了这家公司；而且，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伊丽莎白和桑尼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不管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对晋升的渴望，抑或两者都有。

对于希拉洛斯雇用的数十名印度人而言，被炒掉的恐惧不仅仅是害怕失去薪水。大多数人持的是H-1B签证，需要在该公司持续就业才能够留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像桑尼这样专横的老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里，仿佛就是签了一张卖身契。事实上，桑尼有一种老一代印度商人身上常见的主仆心态。员工都是他的奴仆。他希望他们白天、晚上、周末都随时听候使唤。他每天早晨检查安保记录，看他们什么时候打卡进出。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他都会去工程部，确认每个人是否还在工位上工作。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员工越来越不怕他，想出了各种对付他的方法，因为他们渐渐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古怪的成年儿童，其智力有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更有限。阿耐夫·康纳是做迷你实验室的一名年轻的机械工程师，他想出了一个摆脱桑尼的万无一失的办法：用超过500字的篇幅回复他的电子邮件。这通常会让他清静几个星期，因为桑尼根本没耐心去阅读长邮件。另一个策略是召集他的团队每两周开一次会，邀请桑尼参加。一开始的几次他可能会来参加，但他最终会失去兴趣，或者是忘记出席。

伊丽莎白对工程概念领会得很快，但桑尼在工程讨论中经常力不从心。为了掩饰这点，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重复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技术用语。在一次与阿耐夫的团队开会时，他把“末端执行器”（end effector）一词听进了耳里，这个词指的是机械臂末端的爪子。只不过桑尼没听清楚是end effector，而是听成了endofactor。在会议剩下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提及这个虚构的endofactor。两个星期后的会上，阿耐夫的团队带着ppt来了，题为“endofactor的更新”。当阿耐夫用投影仪把文件投在屏幕上时，他团队的5位成员偷偷地互相交换了眼神，担心桑尼可能会忽然变聪明，发现这个恶作剧。但他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会议顺利进行，波澜不惊。他离开会议室后，大伙儿迸出一阵大笑。

阿耐夫和他的团队还让桑尼用上了一个晦涩的工程术语“龟裂”（crazing）。它通常指在某种材料表面产生细微裂纹的现象，但阿耐夫和他的团队用得很随意，而且不管上下文，就看他们是否能让桑尼重复使用，他果然上当了。桑尼的化学知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以为钾的化学符号是P（应该是K，P是磷的符号）——这是大多数学过化学的高中生都不会犯的错误。

不过，在迷你实验室的开发过程中，并不是遇到的所有阻碍都要归咎于桑尼。有些是伊丽莎白的无理要求所致。比如，她坚持迷你实验室的检测盒保持在某一尺寸，但又不断想往里面增加更多的检测项目。阿耐夫不明白，为什么盒子不能再长半英寸，因为消费者又不会看到它们。在与大卫·舒梅克中校发生冲突之后，伊丽莎白放弃了将希拉洛斯的设备放在沃尔格林的门店进行远程操作的计划，以避免遇到FDA监管的问题。转而将从病人指尖上刺取的血液送到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实验室，并在那里进行检测。但她仍固执地认为迷你实验室是一种消费型设备，就像iPhone或iPad一样，其组件必须看上去又小又漂亮。她仍然怀着有朝一日将它放进千家万户的雄心，正如她向早期投资者承诺的那样。

另一个困难源自伊丽莎白坚持要求迷你实验室能够进行四大类血液检测：免疫测定、普通化学分析、血液学测定以及基于DNA扩增的检测。已知的唯一一个可以将它们全都整合在一台台式机器中的方法，是使用挥舞移液管的机器人。但这一方法有一个固有缺陷：随着时间推移，移液管的精度会出现漂移。当移液管还是全新的时，吸取5微升的血液可能需要启动移液管泵的小电机以某一速度转动。但三个月后，完全相同的电机转速也许只能吸取4.4微升的血液，这个差异足以使整个检测失败。所有依赖移液管体系的血液分析仪多少都受到移液管漂移的困扰，但在迷你实验室里，这一现象尤其明显。其移液管每隔两三个月就必须重新校准一次，而这个过程会让设备在五天之内无法使用。

凯尔·罗根常常就这一问题与萨姆·阿内卡尔争论，凯尔是一名年轻的化学工程师，在斯坦福获得了以钱宁·罗伯逊的名字命名的学术奖，从斯坦福毕业后他就加入了希拉洛斯公司。他认为公司应该改用不依赖于移液管的更可靠的系统，比如爱贝斯在其Piccolo Xpress分析仪中使用的那种。萨姆回答说Piccolo只能进行一种血液检测，即普通化学分析。（免疫测定是通过使用附着于某种物质上的抗体来测量该物质在血液中的量，与此不同，普通化学分析依靠的是其他化学原理，比如吸光度或电信号变化。）他提醒凯尔，伊丽莎白想要一台更通用的机器。

与大型的商用血液分析仪相比，迷你实验室的另一个明显弱点是一次只能处理一份样本。商用机器的大块头是有原因的：它们被设计成可以同时处理数百份样本。用行业术语来说，这叫“高通量”。如果希拉洛斯的健康中心吸引了大量病人，迷你实验室的低通量就会导致长时间的等待，从而令公司快速得出检测结果的承诺成为笑话。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将六个迷你实验室一个叠一个垒起来，让它们共用一个血细胞计数器，以缩减体积和由此产生的装置的成本。这种科学怪人式的机器被称为“六刃”（six-blade），是从计算机行业借用的一个术语，在计算机行业，把服务器堆叠在一起很常见，为的是节省空间和能源[参见PC Magazine Encyclopedia中关于bladeserver的定义，可在PCMag.com网站获取。]。在这些模块化堆叠的布局中，每个服务器都被称为一个“刀片”。

但没人停下来想一想这种设计对一个关键变量——也就是温度，会产生什么影响。每一个迷你实验室的“刀片”都会产生热量，而且热量会不断上升。当六个刀片同时处理样本时，顶部“刀片”的温度会高到干扰检测的地步。刚从学校出来的22岁的凯尔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基本的问题居然被忽视了。

除了检测盒、移液管和温度问题外，还有其他许多技术问题困扰着迷你实验室，这些可能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它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原型机阶段。还不到三年，这样的时长并不足以设计和完善一台复杂的医疗设备。这些问题，从机器人手臂落在错误的位置导致移液管破裂，到分光光度计严重错位，不一而足。有一次，一台迷你实验室的血液旋转离心机炸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需要时间。公司距离研制出一台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的产品还需要几年时间。

然而，在伊丽莎白看来，她没有几年可等。12个月前，也就是2012年6月5日，她与沃尔格林签了一份新合同，承诺希拉洛斯将在2013年2月1日之前在这家连锁药店企业的部分门店推出血液检测服务，以换取1亿美元的“创新费”，外加4000万美元的贷款。[Amended and restated Theranos Master Services Agreement dated June 5，2012，filed as Exhibit A in Walgreen Co. v. Theranos，Inc.，complaint.]

希拉洛斯错过了那个最后期限——从沃尔格林的角度看是再次延期，已经推迟三年了。随着史蒂夫·伯德的退休，与西夫韦的合作关系已经分崩离析，如果再等一段时间，伊丽莎白也可能会失去沃尔格林。她决心9月前在沃尔格林的门店推出其服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由于迷你实验室还不具备铺开的条件，伊丽莎白和桑尼决定把尘封的爱迪生设备拿出来用，以旧设备推出服务。这随后又引发了另一个致命的决定——弄虚作假。

6月份，聪明的麻省理工博士、希拉洛斯的生物数学团队的领导人丹尼尔·杨带着一个叫龚新伟（音）的下属到“侏罗纪公园”去拜访艾伦·比姆。在加入希拉洛斯后的5年里，丹尼尔一路升迁，成为公司事实上的第三号高管。伊丽莎白和桑尼听得进他的话，他们常常指望他去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

在希拉洛斯的最初几年，丹尼尔似乎完全是个顾家的男人，每天下午6点下班，与妻子、孩子共进晚餐。这个惯例曾经被一些同事在背后取笑。但在被提拔为副总裁之后，丹尼尔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工作时间变长了，在办公室留到很晚。他在公司的聚会上喝得大醉，引发了大家的惊讶，因为他在工作中总是安安静静、不露声色。还有传言说他与一位同事眉来眼去。

丹尼尔告诉艾伦，他和龚（大家叫他山姆）准备修复实验室的ADVIA 1800——一台商用分析仪器。ADVIA是一台重达1320磅的大家伙，有两台大型办公用复印机那么大，由德国大型企业西门子的医疗产品子公司“西门子医疗”制造。[参见“西门子医疗”（Siemens Healthineers）的美国网站上技术支持页面对ADVIA 1800化学系统的介绍。]

在随后的几周里，艾伦看到山姆花了几个小时拆开这台机器，用他的iPhone拍摄其内部。艾伦意识到，他正在破解这台机器，试图让它与指尖针刺取血的小样本兼容。这似乎印证了保罗·帕特尔告诉他的话：4S一定还无法工作，否则为什么要采取如此走投无路的办法？艾伦知道爱迪生只能进行免疫测定，所以丹尼尔和山姆选择ADVIA是有道理的，它是专门从事普通化学分析的。

医生最常要求进行的血液检测板块之一被称为“血常规18项”（chem 18）。其中包括从测量钠、钾和氯等电解质的检测到监测病人的肾功能和肝功能的检测，都是普通化学分析。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推出的血液检测菜单中如果不包括这些，将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在医生要求的检测中占了三分之二。

但AVDIA的设计目的是处理比刺破指尖采血多得多的血液。于是，丹尼尔和山姆想出了一系列步骤调整这台西门子分析仪，以便其适用于量较小的样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一个帝肯[Tecan，瑞士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法医和临床诊断实验室仪器和解决方案供应商。——译者]的大型机器人液体处理器，将“纳米容器”中收集的少量血液样本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另一个步骤，是将稀释后的血液转移到定制的量杯中，尺寸比通常放到AVDIA中的杯子小一半。

这两个步骤合在一起解决了一个叫做“死容积”的问题。跟许多商用分析仪一样，AVDIA的特色是有个探针，可以向下探入血液样本抽吸。尽管它会吸走大部分样本，但总会有一些未用过的液体留在底部。缩小样本杯的尺寸使其底部更接近探针的针尖，稀释血液可以产生更多的液体用于检测。

艾伦对稀释这部分持保留意见。西门子分析仪在进行分析时已经对血液样本进行了稀释。丹尼尔和山姆所提出的方案意味着血液将被稀释两次，一次是在进入机器之前，一次是在机器内部。任何称职的实验室主管都知道，对血液样本的干预越多，出错的空间就越大。

而且，这种双重稀释降低了被分析物在血液样本中的浓度，其水平将低于FDA批准的AVDIA的分析测量范围。换言之，这意味着以制造者和监管者都不认可的方式使用这台机器。为了获得最终的病人检测结果，必须将稀释后获得的结果乘上血液被稀释的同一倍数，而且还不知道稀释后的结果是不是可靠。即使如此，丹尼尔和山姆仍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本质上，他们是工程师，照顾病患对他们两人都是抽象的概念。如果他们的修修补补最终产生了不利的后果，也不会由他们来担责。CLIA发的执照上写的是艾伦的名字，不是他们的。

在他们的工作完成后，希拉洛斯的一个叫吉姆·福克斯的律师来到艾伦的办公室，建议由公司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申请专利。在艾伦看来，这简直荒谬。在他看来，摆弄其他制造商的设备并不等于发明了新东西，特别是如果它以后还不好用的话。

西门子的机器被破解的消息传到了泰德·帕斯科那里——此人接替约翰·方齐奥担任采购经理，并在此过程中继承了公司小道消息主要接收者的角色。当伊丽莎白和桑尼命泰德再买6台AVDIA时，他迅速证实了他从谣言工厂听到的消息。他找西门子谈了一个批发价，但这个订单的花费仍然远超10万美元。

随着2013年9月9日——也就是伊丽莎白设定的发布日期的临近，艾伦开始担心希拉洛斯还没有准备好。在被破解的西门子分析仪上进行的两项检测——钠和钾的——尤其给实验室带来了困扰。艾伦怀疑，对钾的检测出现问题是因为一种被称为“溶血”的现象，当红血球破裂并将额外的钾释放进血液样本中时，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溶血是指尖针刺取血的已知副作用[Marlies Oostendorp，Wouter W. van Solinge，and Hans Kemperman，“Potassium but Not Lactate Dehydrogenase Elevation Due to In Vitro Hemolysis Is Higher in Capillary Than in Venous Blood Samples，” Archives of Pathology & Laboratory Medicine 136（October 2012）:1262-65.]。从手指上挤出血液会对红血球施加压力，并可能导致它们破裂。

艾伦注意到伊丽莎白办公室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个数字。那是她在为发布倒计时。看到这个，艾伦就慌了。在发布前几天，他去找她，要求她延期。伊丽莎白不再如往常那般自信。当她试图向他保证一切都会没事时，她的声音颤抖着，人看上去也在发抖。她告诉他，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回归常规的静脉抽血。这让艾伦暂时觉得好些了，但一离开她的办公室，他又重新焦虑起来。

安加丽·拉哈里是一位化学家，曾与伊恩·吉本斯在希拉洛斯以及另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共事了10年，她在印度休了三个星期的假，8月底回到公司时感到沮丧。

安加丽是免疫测定团队的负责人。她的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希拉洛斯的老设备爱迪生上开发血液检测。令她非常失望的是，对于某些检测，这个黑白两色的机器的错误率仍然很高。一年来，伊丽莎白和桑尼一直向她许诺，只要公司推出下一代设备4S，一切都会好起来。只不过那一天似乎从未到来。那也没什么，只要希拉洛斯仍然处于研发阶段，三个星期前安加丽出发去印度时还是这样。但现在，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上线”，她的收件箱里有电子邮件提到了即将到来的商业发布。

发布？拿什么发布？安加丽很好奇，心中的警惕与日俱增。

她了解到，在她休假的时候，无CLIA实验室人员许可的员工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知道实验室接到指示，当德国制造商西门子的代表上门维修自己的机器时，要向其隐瞒他们所做的一切。

样本在爱迪生上进行处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桑尼下令，在样本被放到该设备处理之前，现在要用一款帝肯液体处理器进行预先稀释。这是为了弥补一个事实——爱迪生在一份指尖取血的样本上最多只能进行三项检测。预先稀释血液会产生更多的剂量来运行更多的检测。但是，如果该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已经有很高的错误率，那么额外的稀释步骤似乎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安加丽对“纳米容器”也有担忧。血液会在小容器中干涸，她和她的同事常常无法从中抽取足够的血液。

她试图通过将爱迪生的数据发到伊丽莎白和丹尼尔·杨的邮箱来劝说他们，数据来自希拉洛斯上一次与新基（Celgene）制药公司一起开展的研究，其时间要追溯到2010年。在那项研究中，希拉洛斯使用爱迪生设备追踪哮喘病人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数据呈现出的错误率高到令人无法接受，以致新基制药公司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安加丽提醒他们，自从那次的研究失败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

伊丽莎白和丹尼尔都告知收到了她的邮件。在公司工作了8年之后，安加丽发现自己身处道德的十字路口。如果你处在研发模式并用员工及其家人自愿提供的血液做测试，仍然要解决产品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回事，但在沃尔格林的门店推出意味着将一个未经批准的大型研究型实验推到普通民众中。这是她无法接受的。她决定辞职。

伊丽莎白听到消息后，把安加丽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她想知道安加丽为什么要离开，以及是否有可能说服她留下。安加丽再次表达了她的担忧：爱迪生的差错率太高，而且“纳米容器”仍然存在问题。为什么不等到4S准备好再说？为什么现在就急着推出？她问。

伊丽莎白回答：“因为一旦我向客户承诺了，我就要做到。”

这个回答对安加丽来说毫无意义。沃尔格林只是一个商业合作伙伴。希拉洛斯的最终客户是那些到沃尔格林的门店要求做血液检测的病人，他们以为可以靠这些检测来做出医疗决定。那些才是伊丽莎白应当操心的客户。等安加丽回到自己座位时，她辞职的消息已经传开，与她共事的人们都来向她道别。她是提前一周给的通知，原本计划工作到通知期结束，但桑尼不喜欢这些公开告别的场景。他派人力资源主管莫娜·拉玛莫西去告诉安加丽，她必须立即走人。

在准备离开时，安加丽将她发给伊丽莎白和丹尼尔的电子邮件打印出来。她有一种感觉，此事不会善终，她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自己，某种可以表明她不同意发布的决定的东西。将邮件转发到她的雅虎个人邮箱也许更容易，但她知道桑尼在监控员工的电子邮件。所以她将打印的东西藏在包里偷偷带了出去。安加丽并不是唯一一个心存疑虑的人。她在免疫测定团队的副手、已在希拉洛斯工作7年多的蒂娜·诺耶斯也辞职了。

她们的辞职激怒了伊丽莎白和桑尼。第二天，他们在召集员工在公司餐厅开了全体员工大会。每张椅子上都放了一本保罗·柯艾略的名作《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部小说写的是安达卢西亚的一个牧羊少年通过前往埃及之旅找到了自己的命运。明显仍处于愤怒之中的伊丽莎白告诉聚集在一起的员工，她正在建立一种宗教。如果他们当中有人不信，就应该离开。桑尼说得更加露骨：任何不准备对公司全心全意奉献和绝对忠诚的人，都应该“滚他妈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