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舒尔茨站在Facebook过去的办公楼餐厅，在一群新同事中间聆听着伊丽莎白富有激情的演讲。她谈到她的姨父因癌症早逝，谈到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的早期预警将如何预防此类事件。这就是她在过去10年里孜孜不倦工作的目标，她满含热泪地说着，声音动人：在这个世界，没人想过早与亲人天人永隔。泰勒觉得这一讯息非常令人振奋。上一年春天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在夏天环游欧洲，不到一周前才开始在希拉洛斯工作。在这几天里，他有太多东西需要吸收，特别是伊丽莎白这次召开全员大会宣布的消息：公司将在沃尔格林的门店正式推出其技术。

泰勒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是在2011年下半年，当时他顺道去斯坦福校园附近的祖父乔治家。那时他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修机械工程。伊丽莎白基于指尖采血进行即时无痛检测的愿景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那年夏天，他在希拉洛斯实习，随后换了生物学专业，并申请该公司的全职工作。

他上班的第一天充满了戏剧性。一位名叫安加丽的免疫测定团队主管辞职，一群员工聚集在停车场跟她道别。传言安加丽和伊丽莎白大吵了一架。接着，三天之后，泰勒被告知他原本要被分去的蛋白质工程小组即将解散，所有人都被转入人手缺乏的免疫测定团队帮忙。一切都有点混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伊丽莎白激奋人心的演讲打消了他刚刚萌生的担忧。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干劲十足，准备努力投入工作。

入职一个月后，泰勒遇到了一位新员工，名叫艾瑞卡·张。跟泰勒一样，艾瑞卡也是刚刚大学毕业，专业同样是生物学，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无共同之处。泰勒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还有大名鼎鼎的祖父，他出自当权派家庭，而艾瑞卡来自一个混血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从香港移民美国，在UPS公司从包裹搬运工一路做到工程经理。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家自学的。

尽管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但泰勒和艾瑞卡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在免疫测定团队的工作是帮助进行试验，在希拉洛斯公司的爱迪生设备被部署到实验室、用于病人身上之前验证其血液检测的准确性。这一验证过程被称为“检测验证”（assay validation）。用于这些试验的血液样本来自员工，有时来自员工的朋友和家人。为了鼓励员工献血，希拉洛斯每管血液付给他们10美元。这意味着一次最多可以挣50美元。泰勒和艾瑞卡比着看谁能先拿到600美元——超过这个数，公司就得将其作为报酬向美国国税局申报。一个周末，希拉洛斯正在寻找更多的志愿者，于是泰勒推荐他的4名室友跟他一起来献血。那天晚上，他们把拿到的总共250美元的补偿买了啤酒和汉堡，在几个街区外他们租的破房子里开了个派对。

令泰勒在希拉洛斯的工作热情受挫的第一件事，是看到了爱迪生设备的内部构造。上一年夏天的实习期间，他没有被准许靠近这个设备，所以当一位名叫胡冉（音）的华裔科学家去掉一台机器的黑白外壳给他看时，他的期望很高。站在泰勒旁边的是他的上司阿茹娜·阿耶尔。阿茹娜跟他一样好奇：她之前的角色是蛋白质工程小组的负责人，也从未见过爱迪生设备。胡冉迅速地做了演示，泰勒和阿茹娜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看到的东西。这个设备似乎就是在一个机械臂上固定一个移液管，然后机械臂在龙门架上来回移动。两人都期待能看到某种复杂的微流体系统。但这个似乎是中学生在车库里就能造出来的东西。

阿茹娜竭力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问道：“冉，你觉得这个东西酷吗？”

冉回复的语调暗示她并不这样觉得：“我想你还是自己看吧。”

当外壳装回去之后，爱迪生倒是还有一个触摸屏的软件界面可以显摆一下，但即使这个东西也令人失望。你得用力敲击屏幕上的图标才能让它起作用。泰勒和团队的其他一些成员开玩笑说，如果史蒂夫·乔布斯看到其中一台设备，会在坟里气背过去。泰勒感到一阵失望席卷了他，但重又振作起来，告诉自己，传说中正在研发的下一代设备4S可能要复杂得多。

很快，又有其他事情开始困扰泰勒。他和艾瑞卡受命要在爱迪生设备上反复检测血液样本，以判定结果存在多大差异。所收集的数据用来计算每一台爱迪生设备血液检测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如果其变异系数低于10%，则通常认为检测是准确的。令泰勒沮丧的是，未能达到足够低的变异系数值的那轮数据只是被简单地删掉，试验不断重复，直到达到想要的数量。这就好像你抛硬币，抛的次数够多，总会得到连续10次头像，然后你宣布硬币每次掉下来都是头像朝上[Partner Investments，L.P.，PFM Healthcare Master Fund，L.P.，PFM Healthcare Principals Fund，L.P. v. Theranos，Inc.，Elizabeth Holmes，Ramesh Balwani and Does 1-10，No. 12816-VCL，Delaware Chancery Court，deposition of Tyler Shultz taken on March 6，2017，in San Francisco，California，138.]。即使在达到“良好”的那轮数据中，泰勒和艾瑞卡也注意到某些数值被视为异常并被删除。当艾瑞卡询问团队较资深的科学家如何定义异常值时，没人能直接回答她。艾瑞卡和泰勒也许太年轻，缺乏经验，但他们都知道，像采樱桃[即只选择最优数据。——译者]那样得到数据的绝不会是好的科学。并不是只有他们对这些做法感到担忧。泰勒喜欢和尊敬的阿茹娜也不赞成这么做，生性活泼、跟泰勒关系很好的德国科学家迈克尔·亨伯特亦是如此认为。

泰勒参与了一项涉及检测梅毒的验证实验。有些检测是测某种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比如胆固醇，以判断它是否过高。另外有些检测，比如梅毒检测，是判断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疾病，答案不是“是”就是“否”。这类检测的准确性是通过其灵敏度来衡量的，即多久能正确地将病人标为阳性。在几天的时间里，泰勒和几位同事在爱迪生设备上对247份血液样本进行了检测，其中有66份已知为梅毒阳性。在第一轮测试中，设备只正确地检测出65%的阳性样本。在第二轮中，正确地检测出了80%。然而，在验证报告中，希拉洛斯声称其梅毒检测的灵敏度达到95%。[泰勒·舒尔茨发给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此前讨论的后续进展”，太平洋标准时间2014年4月11日下午3:38。]

艾瑞卡和泰勒觉得，希拉洛斯在爱迪生设备的其他检测的准确性上也存在误导，比如一项测维生素D的检测。当一份血液样本用意大利索灵公司制造的分析仪检测时，它可能显示维生素D浓度为每毫升20纳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被认为是足够的。但当艾瑞卡在爱迪生设备上测试同一样本时，结果是每毫升10或12纳克，这个值意味着维生素D不足。尽管如此，爱迪生设备的维生素D检测还是被批准用于临床实验室的活的患者样本，还有两项甲状腺激素检测和一项测量前列腺癌症标志物PSA的检测也是这样。

2013年11月，艾瑞卡从免疫测定团队被调到临床实验室，并被分到了“诺曼底”，是楼下的一个房间，那里有爱迪生设备。感恩节期间，从沃尔格林在帕洛阿尔托的门店传来一份患者订单，要求做维生素D检测。按照她所接受的训练，艾瑞卡在检测患者的样本之前，先在爱迪生设备上进行了质量控制检查。

质量控制检查是防止结果不准确的基本保障，也是实验室运作方式的核心。它包括对一份预先保存的血浆样本进行检测，其中某项被分析物的浓度已知，然后查看实验室对该物质检测的结果是否与已知值吻合。如果所得的结果比已知值高或低两个标准方差，则通常认为质量控制检查失败。

艾瑞卡做的第一次质量控制检查失败了，于是做了第二次。这一次也失败了。艾瑞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实验室的资深工作人员都在休假，所以她找出了公司设的紧急求助方式，发了电子邮件。萨姆·阿内卡尔、苏拉吉·萨克塞纳和丹尼尔·杨回复了，给出多种建议，但都没有奏效。过了不久，研发部门的一个叫杜余延（音）的员工下来看了看质量控制读数。

按照桑尼和丹尼尔制定的框架标准，希拉洛斯从爱迪生设备获得检测结果的方式至少可以说是非正统的。首先，指尖针刺采血的小样本用帝肯液体处理器稀释，并分成3个部分。随后，3份被稀释的样本在3个不同的爱迪生设备上进行检测。每个设备上都有两个移液管针头，探入被稀释的血液中，产生2个值。因此，这3个设备合在一起产生了6个值。最终的结果是取那6个值的中间值。

按照这个框架，艾瑞卡在三个爱迪生设备上检测了两个质量控制样本，每一轮生成6个值，一共获得12个值。杜没有劳神向艾瑞卡解释她的理由，就删除了12个值中的2个，声称它们是异常值。然后，她继续检测病人的样本，并将结果发了出去。

这不是应有的处理质量控制反复失败的方式。通常，连续两次此类失败就会要求设备离线重新校准。而且，杜甚至没有进入临床实验室的许可[Partner Investments，L.P. et al. v. Theranos，Inc. et al.，deposition of Erika Cheung taken on March 7，2017，in Los Angeles，California，45-47.]。与艾瑞卡不同，她没有临床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执照，没有处理患者样本的资格。这一事件令艾瑞卡大为震惊。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艾伦·比姆在楼上的实验室“侏罗纪公园”与加州公共卫生部实验室现场服务处的一位女巡查员紧张地聊起了天。希拉洛斯实验室的CLIA执照已经用了差不多两年，需要续展，这得实验室通过检查才行。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将诸如此类的例行检查外包给了州巡查员。

桑尼已经下令，在检查期间，任何员工不得进出“诺曼底”。通往这间楼下房间的楼梯藏在一扇必须用门禁卡才能打开的门后面。艾伦和实验室的其他人将这视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桑尼不想让巡查员问及这扇门后的情况。巡查员在实验室的楼上部分待了几个小时，找出了几个相对轻微的问题，艾伦保证会尽快纠正[CMS第2567号表格说明，2013年12月3日对希拉洛斯实验室的一次检查发现了相对轻微的缺陷。]。然后她就走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实验室中包括该公司专有设备的部分。艾伦不知道是该如释重负呢，还是该生气。他刚才难道不是在帮忙蒙骗监管机构吗？为什么他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检查过后的几天里，桑尼下令，不只是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的4项检测采用指尖针刺取血的样本，希拉洛斯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提供的数十项血液检测都从常规的静脉抽血改为指尖针刺取血。这意味着丹尼尔·杨和山姆·龚[即前文提到的龚新伟（音）。——译者]用西门子的ADVIA设备临时拼凑出的系统现在将用在普通病人身上。用不了多长时间，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伊丽莎白和桑尼决定将凤凰城作为他们推出检测的主要市场，这是因为亚利桑那州素有支持企业发展的名声，而且该州有大量未投保的患者，他们相信这些人尤其容易接受希拉洛斯提供的低价服务。因此，除了在帕洛阿尔托已开的一家店，公司在凤凰城地区的沃尔格林门店开了两家健康中心，并计划再开几十家。伊丽莎白计划在凤凰城设了第二个实验室，但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的门店中收集的指尖取血样本还需要通过联邦快递（FedExed）送回帕洛阿尔托进行检测。这种安排远不能说理想：“纳米容器”是放在冷却器中运送的，但在机场停机坪暴晒几个小时，冷却器的温度会升高。这会导致小试管中的血液凝结。

跟发布之前检测员工的血液样本时一样，艾伦在钾的检测上也遇到了问题。“纳米容器”中的血液通常呈粉红色，这是溶血的迹象，而稀释后的样本钾含量一直过高。部分情况下高到只有在病人死去的情况下才可能如此。问题实在太严重，以至于艾伦定下一条规则，超过一定值的钾检测结果不得提供给病人。他请求伊丽莎白将钾检测从希拉洛斯的检测清单上删除。而她却派了丹尼尔·杨去尝试修复。

2014年初，泰勒·舒尔茨从免疫测定团队被调到生产团队，该团队在楼下的“诺曼底”工作。这让他离艾瑞卡和临床实验室其他同事很近，他们正在爱迪生设备和经过改装的西门子ADVIA上处理病人的样本。这两个团队之间没有物理隔断，所以泰勒可以听到实验室同事之间的谈话。泰勒从艾瑞卡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爱迪生设备经常在质量控制检查中不合格，桑尼向实验室的人施压，要求他们忽略这些不合格，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些设备上检测患者样本。

正当泰勒纠结该如何做的时候，他接到了祖父的电话。乔治说他要为伊丽莎白办一个30岁的生日宴会，想让他的孙子来为她弹奏一曲。泰勒从高中开始弹吉他，喜欢自己写歌。之前夏天旅行期间，他曾在爱尔兰的酒吧里或街角演奏。泰勒想以工作为借口推脱掉：他在生产团队的排班是从下午3点到凌晨1点，与晚会时间冲突。但乔治坚持己见。他已经做好了座位表，让自己的孙子用餐时坐在钱宁·罗伯逊和伊丽莎白之间。而且他很确定，伊丽莎白不会介意泰勒因为替她庆生而误了工作。她想让你参加，他说。

几天后，在乔治家的客厅里，泰勒与其他宾客济济一堂，那是一幢淡蓝色的木顶大房子，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乔治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主持生日宴会。伊丽莎白的父母飞过来参加，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也来了。另外还有钱宁·罗伯逊和希拉洛斯的董事威廉·佩里，佩里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防部长。

在祖父的催促下，泰勒弹奏了他匆匆写就的歌。俗套的歌词借用了希拉洛斯的口号：“小小一滴，改变一切”，泰勒唱的时候尽力不显出难堪的谄媚。令他厌恶的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得重弹一次，因为亨利·基辛格来晚了，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听听。泰勒弹完以后，跟乔治·舒尔茨一样九十出头的亨利·基辛格朗诵了一首他为女寿星写的五行打油诗。这幕场景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所有人坐在舒尔茨家的客厅里，围成一圈，伊丽莎白在当中，沉浸在众人的关注中。仿佛她是个女王，他们都是她的宫廷属臣，要亲吻她的戒指。尽管那晚如此尴尬，但让泰勒觉得他与伊丽莎白关系不错，足以向她坦陈自己的担忧。晚会过后不久，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她，询问是否可以跟她面谈。

伊丽莎白请他去她的办公室。他们的会面很简短，但他还是有时间提出一些困扰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希拉洛斯对其血液检测准确性的公开表述，他告诉她，公司声称其检测的变异系数低于10%，但许多验证报告中的变异系数高出很多。伊丽莎白表现得很惊讶，说她不认为希拉洛斯做出过这样的断言。她建议两人一起去看看公司的网站，并且立即在她巨大的iMac上把网站调了出来。该网站有一个叫“我们的技术”的板块，其中用一个醒目的绿色白色圆形标志清清楚楚地宣传了变异系数低于10%，但伊丽莎白指出，上面有一行小字，声明只包括希拉洛斯的维生素D检测。

泰勒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在心里记下了要去检查维生素D的验证数据。随后他提出，他自己计算的变异系数往往与验证报告中找到的数据不符。按他的统计，报告中的变异系数百分比远低于实际的数据。也就是说，希拉洛斯夸大了其血液检测的准确度。

“这听起来不对劲。”伊丽莎白说。她建议他去和丹尼尔·杨谈谈。丹尼尔可以带他了解希拉洛斯是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帮他打消任何疑虑。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泰勒与丹尼尔·杨碰了两次头。跟丹尼尔谈话会令人感到泄气。他的额头很高，后退的发际线更突出了这一点，表明他有一个很大很强的大脑。但要想知道那个大脑里面在想什么是不可能的。他的眼睛藏在金边眼镜后面，从不泄漏任何情绪。

在他们第一次碰头的时候，丹尼尔平静地解释了为什么泰勒的变异系数计算是错误的：泰勒考虑的是六个值，或者说爱迪生设备的每轮检测中产生的“重复计数”，而不是取那六个值的中位数。希拉洛斯向病人报告的最终结果是中位数，因此只有这个数与变异系数的计算有关，他说。

技术上而言，丹尼尔也许是正确的，但泰勒已经触及了爱迪生型设备的一个核心缺陷：它的移液管尖端非常不精确。每次检测产生六个测量值，然后选择中位数是纠正这种不准确的一种方式。如果针头一开始就是可靠的，就没必要这样折腾。

话题转移到了梅毒检测上，泰勒觉得其灵敏度被夸大了。丹尼尔再一次给出了现成的解释：爱迪生设备的梅毒检测结果有部分掉入了一个模糊区域。该区域的结果不在灵敏度计算范围内。泰勒仍然持怀疑态度。对于这个所谓的模糊区域，似乎没有任何预先界定的标准。它可以随意扩展，直到灵敏度达到公司想要的某个数字[泰勒·舒尔茨2014年4月11日发给伊丽莎白·霍姆斯的邮件。]。在梅毒检测的情况中，这个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被认定在模糊区域内的样本比爱迪生设备正确地发现为阳性的样本还要多。泰勒问丹尼尔，他是否认为希拉洛斯的梅毒检测真的是市场上最准确的，就像公司所宣称的那样。丹尼尔回答，希拉洛斯从未声称拥有最准确的检测。

泰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谷歌上搜了两篇最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希拉洛斯的文章，把它们通过邮件发给了丹尼尔。其中之一是伊丽莎白在《华尔街日报》的访谈，她声称希拉洛斯的检测“比传统方法更为准确”，并且称那准确性的提高是一项科学进步[Joseph Rago，“Elizabeth Holmes: The Breakthrough of Instant Diagnosis，”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7，2013.]。几天后，当他们再次碰面时，丹尼尔承认《华尔街日报》上的那个说法太过笼统，但又争辩那些是作者说的，不是伊丽莎白自己说的。泰勒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太不过脑了。当然不是那个作者自己凭空编造的，一定是从伊丽莎白那里听来的。一抹淡淡的微笑掠过丹尼尔的嘴唇。

“嗯，伊丽莎白有时候会在采访中夸大其词。”他说。

还有其他事情困扰着泰勒，那是他刚从艾瑞卡那里听到的，他决定也提出来。所有的临床实验室都必须每年接受三次所谓的“能力验证”（proficiency testing），这是用来排查那些检测不准确的实验室的。美国病理学家学会等认证机构会向实验室发送保存的血浆样本，要求它们检测各种分析物。

在运营的头两年，希拉洛斯的实验室一直在商用分析仪上做“能力验证”的样本检测。但既然现在开始使用爱迪生设备进行某些病人检测了，艾伦·比姆和实验室的另一位新主管迫切地想看看这些设备在测验中的表现。比姆和新任主管马克·潘多里要求艾瑞卡与实验室的其他同事将“能力验证”的样本一分为二，一份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另一份在实验室的西门子和索灵分析仪上运行，以便进行比较。爱迪生设备的结果与西门子和索灵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尤其是维生素D的检测。

当桑尼知道了他们的小试验之后，暴跳如雷。他不仅立刻叫停此事，而且要求他们只上报西门子和索灵的结果。实验室的人私下里交头接耳，认为爱迪生设备的结果才是应当上报的。泰勒查阅过CLIA的规定，这些规定似乎支持了员工的说法：“能力验证”的样本必须“以与患者样本相同的方式”“使用实验室的常规方法”进行检测和分析[Title 42 of 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Part 493，Subpart H，Section 801.]。希拉洛斯在爱迪生设备上做维生素D、PSA和两种甲状腺激素的检测，因此提交这四种分析物的“能力验证”结果时应当用爱迪生设备的。

泰勒告诉丹尼尔，他不明白希拉洛斯的做法怎么可能是合法的。丹尼尔的回答仍是拐弯抹角。他说一个实验室的“能力验证”结果是通过将其与同行的结果进行比较来评估的，但对于希拉洛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技术独一无二，没有同行。因此，做同行比较的唯一办法就是像其他实验室那样，使用传统的方法。此外他提出，“能力验证”的规则极其复杂。泰勒尽可放宽心，没有任何违法之处。泰勒却不买账。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上午9点16分，泰勒整个周末都在等待的电子邮件到了他的雅虎邮箱收件箱，或者更确切地说，到了科林·拉姆雷兹的收件箱，这是他为了掩饰而使用的化名。邮件来自斯蒂芬妮·舒尔曼，纽约州卫生部临床实验室评估项目主管。她对泰勒上周五假托某个身份提出的一个问题做出了回应。[斯蒂芬妮·舒尔曼发给科林·拉姆雷兹（即泰勒·舒尔茨）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能力验证问题”，东部时间2014年3月31日中午12:16。]

泰勒联系纽约州卫生部，是因为它管着希拉洛斯参与的一项“能力验证”。他仍然怀疑公司进行“能力验证”的方式不当，希望听取专家意见。在与舒尔曼互通了几封邮件后，泰勒得到了答案。他向舒尔曼描述了希拉洛斯的做法，她回复说这些做法相当于“在能力验证中作弊”，“有违州和联邦政府的要求”[斯蒂芬妮·舒尔曼发给科林·拉姆雷兹（即泰勒·舒尔茨）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能力验证问题”，东部时间2014年4月2日下午4:46。]。舒尔曼给泰勒两个选择：可以告诉她违规的实验室的名称，或者向纽约州实验室调查处（New York State's Laboratory Investigative Unit）匿名投诉。他选择了后者。

确信自己对“能力验证”的怀疑是正确的，泰勒便去见了他的祖父。他们一起坐在乔治那幢大房子的餐厅里，泰勒试着向这位前国务卿解释准确性、灵敏度、质量控制以及“能力验证”的意思，并向他说明为什么自己认为希拉洛斯在每一个方面所用的方法都存在缺陷。他还透露，希拉洛斯在其网站上宣称其可以进行的200多种血液检测，其实只有少数几项使用了其专有设备。还有，在用那设备处理那些样本之前，他们得先用一台6英尺长、2.5英尺宽、花数万美元买的第三方机器稀释样本。

乔治疑惑地听着这一切。泰勒看得出他没有明白自己说的东西，但他要让既是祖父又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乔治知道，他不能再参与正在进行的事情了。他说自己计划辞职。乔治叫他先缓一缓，再给伊丽莎白一次机会把一切都说清楚。泰勒同意了，然后试着跟伊丽莎白安排会面，但她日益增加的公共活动让她非常忙。她便叫他把自己的担忧通过邮件发给她。于是他敲了一封长长的信，概述了他与丹尼尔·杨的对话，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丹尼尔的大多数回答不能让人信服。他甚至加入图表和测验数据来说明自己的不同观点。信末他写道：

“如果这封邮件读起来带有任何攻击性，我很抱歉，我无意这么做，我只是觉得有责任将我所看到的告诉你，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找出解决办法。我非常认同本公司的长期愿景，担心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会阻碍我们实现更大的目标。”[泰勒·舒尔茨2014年4月11日发给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电子邮件。]

过了好些天，泰勒都没有收到任何反馈。终于等到姗姗来迟的回复，却发现不是来自伊丽莎白，而是来自桑尼，且咄咄逼人。这封邮件比泰勒的邮件还要长，桑尼在其中从泰勒对统计学的掌握到对实验室科学的了解进行了逐点驳斥。总体而言，就是说泰勒太年轻，太嫩，不懂他自己在谈的东西。桑尼话里话外都透着恶毒，但最尖刻的话留给了泰勒提出的关于“能力验证”的问题：

“这种出于绝对无知对本公司、公司领导层及其核心团队成员的诚信的鲁莽评论和指责，是对我的侮辱，假如是其他人这样做，我们会以最强硬的方式追究其责任。我之所以抽出这么多时间，抛下工作，亲自处理这件事，仅仅是因为你是舒尔茨先生的孙子……

我现在放下极其重要的事务，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调查你的说法——我想从你这里收到的唯一后续邮件是道歉，我将把它转给包括丹尼尔在内的其他人。”[桑尼·巴尔瓦尼发给泰勒·舒尔茨的电子邮件，2014年4月15日。]

泰勒决定，是时候离开了。他回了桑尼一封一句话的邮件，提前两周通知自己要走人，并说如果他想让他早点走也可以。几个小时后，人力资源主管莫娜叫他去办公室，通知他公司已经决定叫他当天就走。她让他签了一些新的保密单，告诉他保安会护送他离开办公楼。但保安部没有人手过来带他，于是泰勒自己走了。

还没到车上，他的手机就响了。是他母亲打来的，听上去她快疯了。

她恳求道：“停下来，不管你要做什么！”

泰勒告诉她太晚了。他已经辞职，并且签了离职文件。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刚跟你爷爷通了电话。他说伊丽莎白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如果你坚持恶意对付她，你会输的。”

泰勒惊得目瞪口呆。伊丽莎白竟通过他的家人来威胁他，利用他的祖父传递这一信息。他感到一阵怒气上涌。在挂掉母亲的电话后，他直奔胡佛研究所。

乔治·舒尔茨的秘书领着他去了他祖父位于赫伯特·胡佛纪念大楼二楼拐角的办公室。书架上摆着他一辈子的藏书。泰勒对伊丽莎白的威胁余怒未消，但他平静地向乔治解释了发生的一切。他给祖父看了自己给伊丽莎白的电子邮件以及桑尼的尖刻回复。乔治叫他的秘书影印了邮件，然后放入了办公室的保险箱。

泰勒觉得这次他可能明白了，但并不是很确定。这位老人很难叫人猜透。作为总统内阁的高级成员，他多年来一直面临像冷战最激烈时的苏联那样的威胁，这让他变得像密码一样难解。他吸收信息，但很少主动透露信息。他们说好当晚在祖父的房子里碰面，共进晚餐。离别时，乔治告诉泰勒：“他们想说服我相信你是个笨蛋，但他们没法说服我相信你是个笨蛋。不过，他们能说服我你是错的，在这件事上，我相信你是错的。”

知道泰勒辞职后，艾瑞卡问自己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实验室里的事已经失控。除了爱迪生设备上原有的四项检测，检测验证团队还批准该设备的丙型肝炎检测用于临床。给患者不准确的维生素D检测结果是一回事，但要是检测传染性疾病，风险会高得多。

来了一份患者要求做丙型肝炎检测的单子，艾瑞卡拒绝在爱迪生设备上进行样本检测。马克·潘多里叫她过去说说此事，她在他的办公室里泪流满面。艾瑞卡与马克关系很好，艾瑞卡信任他。从几个月前入职开始，马克就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包括在“能力验证”一事上。

艾瑞卡告诉马克，丙型肝炎检测试剂过期了，爱迪生已经有段时间没有重新校准了，她根本不信任这个设备。于是，他们定了个计划，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肝炎检测套件OraQuick HCV来做患者样本检测。这支撑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实验室中的肝炎检测套件用完了。他们想下单买一批新的，可桑尼大发脾气，威胁要阻止此事。

然后，就在泰勒接到他母亲异常激动的电话的那个下午，几乎是在同时，桑尼把艾瑞卡叫到办公室。他查看了泰勒的电子邮件，发现是艾瑞卡将“能力验证”的结果发给了泰勒。他们的对话开始的时候相当友善，但当她提到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检查失败时，桑尼严厉斥责了她。他最后撂下一句：“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还想在这里工作。”

下班后，艾瑞卡去见了泰勒。泰勒建议她陪他去祖父家里吃晚饭。如果乔治看到他的孙子不是唯一一个对希拉洛斯的运作方式抱有疑虑的员工，他也许会醒悟过来。艾瑞卡觉得值得一试。

然而，当他们到了祖父家以后，泰勒很快就发现，祖父对希拉洛斯的信任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加强了。在舒尔茨家的服务人员等着的时候，泰勒和艾瑞卡讲述了他们所有的担忧，但似乎只有乔治的妻子夏洛特能接受他们的说法。她不断地用震惊的语气要求他们重复他们所讲述的各个部分。

乔治则不为所动。泰勒注意到他是多么宠爱伊丽莎白。祖父跟她的关系似乎比跟他还要亲。泰勒也知道他的祖父对科学抱有多大的热情。他常常跟孙子说，科学进步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会让这个世界免受瘟疫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这种激情似乎让他无法放弃对希拉洛斯的指望。

乔治说，纽约的一位顶级外科医生跟他说过，这家公司将给外科领域带来彻底变革，而他的好朋友亨利·基辛格认为这个医生是目前还在世的最聪明的人。而且按照伊丽莎白的说法，希拉洛斯的设备已经用在了空运伤员的直升机和医院的手术室，所以它们一定管用。

泰勒和艾瑞卡试着劝说他，鉴于这些设备在希拉洛斯内部都很少管用，那些说法不可能是真的。但很显然，他们都白说了。乔治叫他们将公司抛在脑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他跟他们说，他们都会有光明的未来。他们沮丧地吃完饭走了，除了听从他的建议，他们别无选择。

第二天上午，艾瑞卡也辞职了。她写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请马克·潘多里转交伊丽莎白和桑尼。信上说，她不赞成在爱迪生设备上进行患者样本检测，而且认为自己和公司在“病患护理和品质”方面无法达成相同的标准[艾瑞卡·张在2014年4月16日写的辞职信。]。马克看了一眼，把信还给了艾瑞卡，建议她悄悄地离开，不要再起波澜。

艾瑞卡想了想，觉得他可能是对的。她将辞职信折了起来放进背包。但过了一会儿，莫娜在办公室处理艾瑞卡的辞职时，问她有没有从办公室带走什么东西。为表清白，艾瑞卡打开背包给她看。莫娜发现了这封信，将其没收。她让艾瑞卡签了一份新的保密协议，警告其不要在Facebook、领英或其他任何论坛上写任何关于希拉洛斯的东西。

“我们有办法追查，”她说，“不管你在哪里发表了什么，我们都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