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罢春以后，徐秋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整整一个冬天，又是发烧，又是气喘，多亏梁晴在打包厂里，隔些天给他买几斤小米，买一篮红薯，慢慢调养着总算拣了一条老命。徐秋斋是个生活能力比较强的人。只要能爬动，他就要找点活干干。

才开始拣点柴禾，拾点煤渣，给粱晴早晚烧两顿饭，使她从工厂回来能吃个热饭。慢慢地精神好起来，他还想到街上去摆卦摊。他把一件旧翠蓝土布破大褂洗了洗，又把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双破袜子让梁晴给他洗了洗补了补，第二天穿上就到大街去了。

徐秋斋到街上转转，主要是想摸摸人情，看看风俗，看自己学的这一套算卦本领，在这陕西地方对路不对路。原来这走江湖算卦占课的，共分四路八经。四路有南路、北路、平路、汉路，八经是：瞎子经、马虎经、拉骆驼经、黑嘴子经、鹌鹑叼卦经、占课经、平经、光经。徐秋斋学的是“马虎经”，全凭一本《万年历》，按十二属相，天干、地支、五行，给农民合个八字，掐个时辰来哄几个钱用。大城市他没有来过，特别是陕西这地方，到底吃哪一路，他还不摸底细．所以他想先来街上看看，按行话说，这叫“入乡间俗。”

他先来在东大街，转了半天，看街两边都是大商店。后来转到开元寺胡同口，见有两扇玻璃门，上边写着：“大悲居士，揣骨相面。”他隔着玻璃门往里看了看。只见里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袍马褂，手里端着个小茶壶在喝茶。

徐秋斋想着：这城市地方干什么都得凭衣裳，走江湖的也得打扮得和袁世凯他老太爷一样，光一顶礼帽得几十块，我也置买不起。

他又转到钟楼前，见钟楼西拐角地方，像是一家算卦的．不过他那个招牌写得奇怪，上边写着：“哲学家关步云，解析疑难、预知祸福。”按他的招牌，徐秋斋知道他也是“马虎经”，可“哲学家”是什么东西，他弄不清。后来他想着既然来了，先进去摸摸行情，就推门进去了。到了里边，却见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穿着西装的胖子坐在桌子旁。他打量了一下徐秋斋问：“你找谁呀，老先生？”徐秋斋说：“我来算算卦。”那个人打了个呵欠说：“你到南院门去算吧，那里有摆地摊的。”

徐秋斋说：“你不是做生意的嘛，我小大也是个顾主啊！”那人说：“老先生，我有事。胡司令的老太太请我去，我现在没功夫。”说着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在门外。

徐秋斋照着门上吐了口唾沫，骂着说：“呸，穿上一身洋人衣服，就狗眼看人！‘画匠不给神磕头’！你那一套也不过是骗人。

要叫你串乡走店，饿死你个杂种。还‘哲学家’哩！”

回到家里，他把情形和梁晴说了说，梁晴说：“大爷，那你就别去算卦了，你不是会看病嘛，你就给人家看个病。他好歹也得管顿饭吃。”徐秋斋说：“傻孩子，这城市地方凭干什么都得有一股虚气。看病当‘坐堂先生’，得靠个中药店，中药铺咱一个也不认识。要是自己挂牌行医，别说赁房子，就是这一套衣服咱也置买不起，谁跑到咱这破窝棚里来看病！唉，这城市地方，一天能卖十担甲（假），十天卖不了一担针（真）。看来都穿得耀眼锃光，其实没有真本事。我能背五百个汤头，可我得要饭！有人就会看个脚气病，牌子挂得像一张床那么大！这城市就是招牌。”

梁晴说：“大爷，我倒给你想了个办法。自由路邮政局门口，我见有给人家代写书信的。你会写字，又能写信，还不如到邮局门口帮人写信，倒也是个营生。”

徐秋斋说：“嗯，这倒是个门路。”他想了想又说：“写信也得有一张桌子啊！不能放在膝盖上写啊！咳，天无绝人之路，我再出去转转，卦摊能摆我还是摆卦摊，东西都现成哩。”

徐秋斋出去找了两天．倒是找了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南门外慈恩寺的大门口。这慈恩寺本是唐朝建的一个寺院，寺里有个大雁塔，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年，再加上塔里有一座唐朝的大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圣教序”碑，还有很多砖刻浮雕，来看景致的闲人每天不少。另外，慈恩寺香火也很盛，每天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烧香的人都爱算卦，这是徐秋斋的经验，所以他就把他那半截破被单做的招牌，挂在慈恩寺门口的墙上，搬了两块破城墙砖当作凳子，凑凑合合算是把卦摊摆了出来。

卦摊摆出来以后，果然围过来不少人。看热闹的人看着这个老头鹤发长眉，深眼窝高鼻梁，下巴上留个山羊大胡子，鼻梁上架个大白铜苏腿眼镜，虽然穿得破一点，看着却有几分道行，很快地就有两个老婆过来算卦。

这两个老婆是附近长支县边家村的，来慈恩寺烧香，顺便来算算卦。头一个老婆是问病的，初开始徐秋斋不懂陕西话，又是“哦娃”，又是“言传”，把徐秋斋听得满头大汗。徐秋斋心里想：“真是口语不对，少吃四两豆腐！”问了好半天，才弄清楚她是给小孙子问病的。这老婆说了小孙子的时辰八字，徐秋斋就说：“你这小孙子命硬啊！按他的八字是父母双全，聪明伶俐，又会笑又会说。”那老婆高兴地张个大嘴笑着说：“说得对！我娃可聪明咧！”徐秋斋又说：“可就是你这孙孙三到五岁有灾。他这个病走在内的？还是走在外的？”老婆说：“就是肚胀，”徐秋斋说：“是啊，你这个小孙子是：肚子胀，啼哭多，饭少吃来又发热。叫他吃饭他洒坡，每天闹到日头落。”

徐秋斋把这个曲儿一念，老婆拍着腿说：“老先生，你算得太透了！”

后来徐秋斋告诉她，第一要给小孩认个姓王的干大，第二，这小孩要少吃零食．说了一会，把个老婆说得一天云彩都散了。

老婆为了感谢，给了他一毛钱．还给他留了两个熟鸡蛋。

算了这一卦，徐秋斋又向另一个胖老婆说：“老斋公，你也算一卦吧？”胖老婆说：“我不算。我想给我的闺女算一卦，我明天领着她来吧。”徐秋斋说：“也成。明天我还在这个地方。”说罢两个老婆高高兴兴地走了。

到了下午，徐秋斋又算了两卦。头一天摆出摊子，总算没自来，弄了三四毛钱，还有两个鸡蛋。老头到南大街吃了一碗葫芦头泡馍，把鸡蛋给梁晴捎回去了。

第二天，他刚把摊子摆开，却见一个掂着个红包袱的年轻媳妇面带愁容，脸有泪痕，在大路边站了一会儿，就拐到他的卦摊前。她低着头说：“老先生。你是算卦的吧！我想算一卦。”徐秋斋说：“你坐下。”徐秋斋打量了她一下，又看了看她的穿戴，像是农村的，徐秋斋就问：“你是问什么的？是问病，是问事，还是问时运？”

那个年轻媳妇脸一红说：“我想问问俺外头人。他叫赵连生。”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信封上写着“赵连生”字样。

徐秋斋说：“我们这算卦不问姓名，只说说生辰年月就行了。”那个媳妇说：“说他的，说我的？”徐秋斋说：“说谁的都行。”那个媳妇把她丈夫的八字说了以后，徐秋斋念了一阵子丑寅卯，就说：“看他这八字，他有三年灾运。他现在不在家吧？”那个媳妇说：“走了两年了，才出去没有信，后来到耀县才来了封信。”

徐秋斋就进一步说：“你丈夫是当兵的！”那媳妇吃惊地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徐秋斋又说：“是叫抓壮丁抓走的？”那个媳妇眼中含着泪说：“老大爷，你可真是神了，就是叫抓壮丁抓走的。”

徐秋斋接着就念起他的“玄官条子”来。他说：“一对鲜花落水中，你的丈夫去当兵，白天想他吃不下饭，夜里想他点不住灯，三更半夜做了个梦，梦到他回来到家中，又是喜，又是惊，全家忙得一阵风，正要洗脸去吃饭，保长又带人来抓逃兵！……”徐秋斋念着，那个妇女两行泪已经流到了嘴边。她说：“老大爷，你可算得真投，我做了好几回这个梦了。”

徐秋斋安慰她说：“你也别太操心了。看他这八字，到三年头上，他兴许能跑回家来，不过跑回家，你们千万别叫他在家里住，或亲戚、或朋友，出来躲一段时间，能在外边找个活干干更好。那些保长和国民党当官的龟孙们，都是凭抓逃兵发财哩！”

那个媳妇听着他的批解，从心眼里佩服。她拿出了五毛钱要叫徐秋斋收下，徐秋斋说：“我只能收你一毛钱，多一分钱也不要，何况你们妇道人家，弄个钱不容易。你要是过意不去，你给我传个名算了。”

那个媳妇说：“大爷，我一定给你传个名，算得真投。”说着千恩万谢地走了。

其实徐秋斋这一套还是瞎胡编的，不过徐秋斋这个人熟悉人情世态，又见多识广。再加上他爱说爱打听，到西安时间不长，却对这里的城乡民俗、生活状况有一个粗略了解。他见到这个妇女时，打量着她像农村一般小户人家的媳妇。再加上他知道这里的农民，很少出外，大多在家种地，凡是外出的年轻男人，大多是被抓壮丁的。他又观察那妇女的表情，听她的口气说是：“才出去没有信，后来到耀县才来了个信。”才走时没有信是刚被抓走。还在司管区受训不能写信；到耀县才带回来信，说明他这职业是到处开拔流动的。耀县又驻了很多国民党的部队，因此他就敢断定她丈夫是抓壮丁被抓走的。

另外，他敢于这样肯定，是那个妇女自己“露了簧”。她拿出信封时，徐秋斋虽然只瞟了一眼．却看到有“耀县三十四师”字样，当然就更敢说肯定话。他抓住了这一点，至于下边做梦，保长抓逃兵，全是按照人情世事编的现成的联儿，对谁都能用。

徐秋斋算了这一卦，把周围几个看的人算是稀罕住了。他们互相说着：“这老头真不简单，真成来人不用问了！”也有人说：“他肯定认识这个媳妇，故意叫人看的，要不他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

就在这一群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国民党王曲军校的学生，他听着徐秋斋在算卦时，又骂保长又骂国民党军官，心里早窝着一肚子火。他本来是军官坯子，想着将来当官军挎上武装带多么荣耀，想不到被这个算卦老头如此小看谩骂。他又听着众人在夸奖徐秋斋，心里更不服气。他拨开众人，扠着腰往卦摊前一站说：“老头，我也算一卦！”

徐秋斋抬头一看，只见他穿着一身灰棉军服，打着绑腿，胸前戴个黄边布徽章，帽子戴的周吴郑王，官不像官，兵不像兵，一脸傲气，两眼凶光。一看便知道是个专门来找事的，心里说：“又碰上个烧不熟、煮不烂、费油盐的家伙！”

要说徐秋斋碰到这种人也多了，可是“物出乡贵，人出乡贱”，逃荒要饭来到这生地方，不敢多惹事，就满脸陪笑说：“老总，我这只能算个巧要饭，你先生要忙就忙去吧！”那个军校学生说：“我不管你要饭不要饭！算对了我出钱，算不对我砸你的摊子！”

徐秋斋又陪情说：“长官，无君子不养艺人。我是逃黄水出来的，今年快七十了，我这算卦事实上是给人解个心焦！”

“别噜嗦，你给我算！”

徐秋斋看着说好的不行，就只得忍着气说：“那你就报八字吧！”那个军校学生报了八字，徐秋斋说：“你问什么哩！”军校学生说：“你先说说我家里都有什么人？”

徐秋斋：“你爹死了！”

“嗯，你往下说吧！”

“按你这八字，你是弟兄三个！”

那个军校学生把眼一瞪说：“不对，我弟兄两个！”

徐秋斋说：“你别慌嘛！你是生在辰时，又是个南方丙丁火命，这就注定你妈还要改嫁，到时候还要给你领个小兄弟！”

这个军校学生“通”地一下，照着徐秋斋胸前打了一拳，他骂着说：“他妈的，老家伙！……”

徐秋斋也恼了，他喊着说：“你干吗打人？你是来算卦的不是？”

那个军校学生又把他墙上挂的布招牌一扯，抓住徐秋斋的衣襟说：“跟我走！”

看热闹的几个流亡学生不愿意了。他们走过来说：“你凭什么带人！你是哪一部分的？”

“摆卦摊犯法吗？犯哪一条法律？”

军校学生气吼如牛地说：“他骂保长，骂我们军官！骂军官就是骂蒋委员长！我们军官都是蒋校长培养出来的。”他说到“蒋委员长”和“蒋校长”时，两腿一并，“叭”地立一下正，表示他是军官学校的学生，对蒋介石无限崇拜。

那几个流亡学生中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看着这个王曲军校的学生，是被“领袖至上”这一套法西斯教育浸透了的家伙，就对另几个同学悄悄说：“叫我来治他！”

他对那个军校学牛说：“你是军官，看起来道理比我们懂得多，我问你：蒋委员长怎么训练你哩！就是叫你打难民吗？蒋委员长啥时候不让算卦？蒋委员长命令你来撕人家招牌吗？……”

他故意说一句话带一句“蒋委员长”，那个军校学生就得“叭”地立一下正，他越说越快，那个军校学牛立正就立得越快，最后弄得满头大汗，不得不大喊：“你们这群学生是干什么？”

学生们逗了他一会儿，那个军校学生看着看热闹的人都不向着他，就抽身想走，那个大一点的流亡学生拉住他说；“你把这招牌撕了，你得赔人家！”最后经大家说合，由他赔徐秋斋一块钱，才放他走了。

惹了这场风波以后，徐秋斋不算卦了。

他想着这城市地方，怪不得每个商店里都贴个纸条“莫谈国事”，原来不能随便说话。另外有些规矩他也不懂，说到蒋介石还得站起来立正！自己是个算卦的，整天得说话，不定哪句话说走了嘴，还得挨打吃官司。另外，他也觉得这算卦没有多大意思，自己也不相信．整天磨嘴皮子，也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到邮政局门口代人写信。

他又跑了两天，倒是看见了一张桌子，离邮局不远，有个摆青菜摊子的，他有一张白木单桌。他每天起五更来卖菜，八九点钟就收摊子去郊区推菜。邮局正好是八点钟上班，两下借着用，倒是“弯刀对住瓢切菜”，两不耽误。

徐秋斋和那个卖菜的说了说，卖菜的也是河南逃荒来的，就满口答应了。至此．徐秋斋就在邮局门口代写起书信来。徐秋斋代人写信有个长处，他能问得清楚，写得明白。除了一般款式用文言外，正文大多用白话。比如给人家写家信，他就写上：“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下边就用日常白话。所以写后给人家读一遍，人家就很满意，他规定写一封信五分钱，有时人家还多给他几个。

过端午节那天，徐秋斋用一毛钱买了两个灵宝大枣粽子。

自己吃了一个，一个舍不得吃，给梁晴捎回家来。他想着孩子整年整月在打包厂缝包，见天就是红薯熬稀饭。节不是节，年不是年，吃个粽子也总算知道过五月节了。

回到窝棚里，却见一个人在里边坐着。这人有三十四五岁年纪，白净面皮，留个分发头，穿着银灰色线春夹袄，黑绸面裤子，手上戴着个金戒指。身边放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了几十个粽子，还有炸糖糕、油条一类吃食。

梁晴看见徐秋斋回来，就笑着说：“这就是俺徐大爷！”那个人也忙有礼貌地叫着：“徐大爷。”徐秋斋赶忙把手里提的那只粽子藏在袄袖里，招呼着他坐下问：“是哪里客？”梁晴说：“这是俺厂里的崔会计。现在是崔课长。”那个人说：“我姓崔。”接着他说：“早就说来看看你老人家，没有空。听小晴说你人可好了。”

他又说：“小晴在我们厂干的可好了，大家都喜欢她，聪明，肯干，也不偷不拿，手脚下净。我和刘经理说了，准备叫她当‘里工’。

能当上‘里工’，就有个可靠饭碗了，一个月至少能开三十多块钱。”

他说着，徐秋斋哼着。梁晴还插嘴说：“老崔说还能在黄金庙街附近给咱找一间房子！”徐秋斋说：“这太叫崔课长费心了。”

他又问：“崔课长你贵府是哪里人？”

姓崔的说：“大爷，你就叫我天成吧。我是南阳人。说起来咱算是老乡呢。”

徐秋斋说：“看你这年纪。你也该是成了家了。跟前有几个孩子了？”崔天成支支吾吾地说：“老家两年都没有信了。日本人占了南阳以后，谁知道家里人死活。”

他们又说了一会话，崔天成把篮子里的粽子往外边拿着说：“过五月节的，别的没什么买，给你们送几个粽子、糖糕吃吃。”徐秋斋上去拦住说：“你千万别放。咱们是初见面，你还是带着。”

崔天成说：“哎呀，老大爷，你怎么这么客气，几个粽子算什么？”

徐秋斋说：“不，我们无功不能受禄！这礼不能收。”崔天成说：“老先生，你看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小晴是我们厂里的工人，我留下给她吃！”

他这么一说，徐秋斋无话可说了，只得让他留下。

崔天成走了以后，徐秋斋问梁晴说：“晴，这个人怎么给你送这么一份重礼？”梁晴说：“他这个人爱花钱，在厂里经常给我们女工买糖吃。他在厂里一个月拿一百多，又没个家，他不花干什么！”

徐秋斋正色说：“不能这么看。俗话说：‘没利不早起。’哪有无缘无故过节跑来送一份重礼的？我再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咱们都是清清白白的庄稼人，虽说出来逃难，这小便宜可千万占不得！你年纪还小……”他说到这里，摇摇头说不下去厂。

梁晴说：“他这个人就是个大摊泥，要不我明天带去还他。”

徐秋斋说：“还他也不必。那反而越描越丑了，也显得咱们不大方。有机会了，咱还他一份礼，由我出面。重要的是咱自己心里要有个数。”

这天夜里，徐秋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到后半夜又咳嗽起来。他想着这活真是不好说出口。梁晴虽然跟着自己，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说轻了恐怕她听不懂意思，说重了又担心她不高兴，自己多管闲事。他凭经验观察，看出来那个姓崔的不地道，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可是梁晴到底怎么想哩？一个孤女，无依无靠，年纪也大了。虽说和天亮有那么点说道，一没有结婚，二没有换契。真有好人家，人家嫁了，谁能管得着？那个人要是把这闺女糟蹋了，又不娶她，可苦了这孩子了！……想到这里，他心里说着：“该说我还得说！就是把她得罪了，我也得说！人老了，不就是多一点经验嘛［连这点经验也不传给后人，不管她嫁给谁，只管跟着喝喜酒，那就不算个人了！”

早上起来，梁晴说：“大爷，昨天夜甲我听着你老咳嗽，是病又犯了？”徐秋斋说：“天阴了，咳嗽两声。天晴就好了。”他说着看了看梁晴，她仍然是高高兴兴的。徐秋斋嘴张了几张，想和她摊开来谈一谈，可是看她那高兴劲儿，暂时不忍心和她谈。早上她又忙着去厂里，也就把想好的那些话，暂时压在心底。

梁晴从小在黄河波浪上长大，每天和朝霞说话，和落日谈心，对于家常理道、人情世事是根本不了解的。她对天亮的爱情，是天真的，纯挚的。到了寻母口后，她开始进入一个男女众多的人群中，但这群人都是纯朴的农民，虽然是在流浪的生活中，大家却严格地遵守着农村固有的伦理道德。比她年纪大的人，都像长辈一样关怀她、喜欢她，比她年纪小的人，都很自然地把她当作一个相姐，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她从小跟着梁老汉长大，梁老汉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这个独生女儿身上。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她非常重感情的性格。但是她又是天真的、纯洁的，她把所有人都当作像赤杨岗那群农民一样好，她不了解那个社会的另一面一一黑暗与罪恶。

在初开始进厂时．她对崔天成的印象并不好，她几乎每次看到他时，就把嘴噘起来。她觉得一个大男子汉，到人跟前一股雪花膏味，另外眼珠子转得太活了，农民中很少有这样的眼睛。几个月过后，她渐渐地和他熟了，最初的印象却渐渐地淡薄了，模糊了。

人们的最初印象，有时候是荒谬的，但有时候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拿着自己全部生活经历的镜子，映照出初次接触的事物，这就是对事物的新鲜感；新鲜感总是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而习惯熟了却像一把沙土，往往会把一盆清水搅混。

崔天成每次见她总叫她“小晴”，发线的时候，总要给她多发一点，收活的时候，总要给她多算一点。天冷的时候，总要摸摸她手，说：“你应该买一副手套。”天热的时候，他拿着扇子在工棚里转，走到她跟前时，总要往她身上扇几扇子。这些小小的爱抚，使梁晴在几十个女工中，产生一点神秘的感觉和满足的心情。

崔天成爱和女工们打闹，有一次打赌，崔天成输了，大家要他买芝麻糖，崔天成不买，大家就故意逗他，把他的帽子在工棚下来回传着撂。后来崔天成发脾气了，他把门口卖芝麻糖的叫来，叫大家随便拿。后来每个人拿了两根，崔天成面不改色地把钱拿出来了。这件事给梁晴印象很深，虽然她只拿了一根糖，但是对崔天成那股不在乎的派头却暗暗佩服。

生活的书本是很厚很厚的，梁晴却只是翻了它的前几页。

她对崔天成的印象渐渐好起来，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心事，又比较灵活、聪明，就连他那颗令人讨厌的金牙，现在看去，配上两片经常笑着的嘴唇，也不难看。

梁晴开始有个感觉，他觉得崔天成应该有个妻子，把他管住，不让他那么随便乱花钱，而且她觉得崔天成这个人是能管住的，是好管的，但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要管的人是她自己，因为她一直把崔天成当作长辈。在农村，三十多岁的人当然是叔辈，而她自己才十八岁。

这天到了厂里，崔天成去发活时，瞪着眼去看她的脸，好像在她脸上要寻找什么东西。梁晴没有介意，领了活照样有说有笑地干着。到了下午放工时候，梁晴去交活，崔天成小声地对她说：“小晴，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梁晴只当是把她收作“里工”的事有了希望，就说：“我先到门口转一圈，等会儿再回来。”

崔天成点了点头。

女工们都走了以后，梁晴又回到了棚，崔天成也不看她的脸说：“到后边，我的屋里。”说罢从前边走，梁晴跟着去了。

到了崔天成的屋里，崔天成随即把门关上，屋子里这时更暗了。梁晴说：“这屋子多暗，你也不开灯！”崔天成说：“灯泡坏了。”说着自己坐在床上，让梁晴坐在他跟前的凳子上。

崔天成说：“你家那个姓徐的老头看去怪厉害的！”

梁晴说：“他不厉害，人可好了。虽然我们不一姓一家，待我像亲孙女一样。”

崔天成没吭声。接着他又笑着说：“小晴，你今天太漂亮了。

你看咱们工棚几十个女的，跟你一比，全成猪粪了。”梁晴说：“是嘛，我这个破印花布褂子，肩头都破了，我们来西安逃荒路上．扁担磨的。”

崔天成说：“你要是把头发烫烫，穿上旗袍才漂亮呢！”

梁晴说：“我不喜欢烫头发，也没有钱。”

崔天成说：“我给你钱。”他说着抓住了梁晴的手。

梁睛有些胆怯，她想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可是他抓得紧。抽不出来。

崔天成这时又把身子偎到她跟前说：“小晴，我要钱干什么？

我全给你！……”

梁晴说：“不！不！……你有家，你应该寄给家里。”崔天成上前一把将她抱住说：“小晴，我没有家！我就要你！你嫁给我吧！我叫你当太太，给你赁一所房子！……”他说着眼中露出野兽般的凶光。

就在这一刹那间，梁晴突然神志清醒了，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对这几个月来的事情完全明白了！理智产生了勇敢。勇敢又产生了力量。她使劲把崔天成推开，嘴里喊着：“你干什么！”

崔天成又拉住她的胳膊说：“咱们再谈谈，咱们再谈谈，我在厂里有股份，我有钱，你现在太可怜了！”

梁晴把胳膊一甩，把崔天成推倒在床上说：“我不叫你可怜我！我不稀罕你的臭钱！”她说着把门一开，飞也似地跑出了工厂大门。

她一口气跑到了家门口，屋子里还点着一盏小煤油灯，徐秋斋在看着一张旧报纸还没有睡。她推开板门，跑过去跪在徐秋斋面前，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徐秋斋当然估计到了事情的发展，他后悔自己早上没有把话和她讲出来，他咬着牙用颤抖的手拍着自己的头，真想用手在自己老脸上打两掌！

徐秋斋把她扶起来坐在地上，含着汨问：“他……有人欺侮你吗？……”

梁晴哭得更伤心了。徐秋斋说：“你说！你对爷爷说！我没有刀我有笔！我写状子到法院告他。告不上我也要给你出气，他也是一条命！”

梁晴却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来。

哭到半夜，梁晴不哭了。徐秋斋问她说：“晴，是谁欺侮你了？是那个姓崔的不是？我是你爷爷，不要怕丑，他糟蹋你了没有？”

梁晴擦着眼泪说：“没有，我把他推开了。大爷，我不想去打包厂上班了，就是要饭，我也不去那个地方了。”说着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

徐秋斋忍不住说了一声：“好孩子！我有脸见你妈和天亮了。”

梁睛说：“大爷，你放心，我不会变心！姓崔的就是用钱把我埋起来，我也不会嫁给他。我等天亮，一年等不来等两年，两年等不来等十年！”

徐秋斋说：“天亮是个好孩子，是可靠的。你们也会团圆的，将来咱们攒几个盘缠钱，我去找他。就是跑一万里，我也要把他给你找回来。晴，人过一辈子，就要这样！我们人穷情义不穷。

人不同于畜生，就在这一点。什么叫夫妻情？用这报纸上的新名词来说，夫妻情就是互相牺牲！你放上一块瓦，我放上一块砖，你放上一根檩，我放上一根梁！你放上一腔血，我放上一个头！有情有义的房子，就是这样盖起来的。……”

梁晴瞪着大黑眼睛听着这个老人讲的话，老人兴奋得眼中闪山锐利的光芒。他又苦笑了笑说：“我四十三岁那午，你奶奶就离开我死了。怎么死了，民国九年大荒年，饿死了。当时我不在家，回来时候她已经不会说话，只剩下一口气了。她给我指指炕底下就断气了。……”徐秋斋擦了擦鼻子上的泪水继续说：“后来我把炕扒开了，炕下边瓦罐里埋着一斗麦！原来是她怕我回来饿死，把一斗麦给我留着，她自己倒饿死了！这一斗麦，……”徐秋斋说着痛苦地摇着头，说不下去了。

“过罢年景，”徐秋斋又接着说：“多少人跟我说，徐先生，续个弦吧，你还年轻着哩！我说我的弦就没有断。快三十年了，我没有再娶。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够了。我这颗心已经放到一个地方了。唉！可惜那时候咱乡下没有照相，一张相片也没有留。

不过我心里有一张像，不是照相馆照的，是我自己在心上刻的。

……”接着他又说：“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一个人的德行，一个人的胆气，一个人的脖筋和脊梁骨，人有良心就活得仗义，活得痛快，什么都不怕，他没有亏心！……”

徐秋斋大声地说着，就在这个破茅屋里，他把中国人民的道德火把，交到一个十八岁女孩子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