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春义看李麦来了。

李麦正在拆洗梁晴的棉袄，忽然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进屋里来。

“婶子，你来了？”

李麦抬头看时，只见他头发老长，满脸胡子，衣服上全是煤灰油污，李麦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春义脸上堆着笑说：“婶子，我是春义。”

李麦没有想到，七八年没有见面，春义变成这个样子。在老家时，春义在赤杨岗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小伙子：高高的个儿，长胳膊，白皙的脸，眉清目秀。说起话来，温文腼腆，活像一个大姑娘。现在却是满脸皱纹，就像一根放蔫了的黄瓜。

李麦说：“哎呀，是你啊，春义！赶快坐。”她顺手拿过来一个小凳子，春义却倚着门蹲了下来，从腰里掏出一杆小烟袋，先吸起烟来。

李麦说：“听说你也在西安，就是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你来了多久了？”

春义说：“一年多了。先在徐大爷这里混了些日子，后来徐大爷托人，进了北关黄金庙街一家翻砂工厂里作工。”

李麦问：“能顾住嘴不能？”

春义叹了口气说：“有什么顾住顾不住，一人一口，凭卖力气吃饭，比要饭强多了。”

李麦听徐秋斋说过，春义和凤英原来在咸阳开了一座饭铺，因为两个人经常闹气，春义就一个人来了西安。一年多来，他一直没有回咸阳。

春义和凤英结婚时，当时正发大水。他们在沙岗上草草上了头、拜了天地，还是李麦给他们张罗办理的。在李麦的印象中，凤英是个大方、开通的姑娘，说起话来，“豇豆一行，绿豆一行”，有条有理。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竟然闹翻了。李麦关心着这一对青年夫妻。她试探着问：“凤英呢？她还在咸阳？”

“可能吧！”春义露出怅惘的表情说：“一年多了，我也不知道。兴许人家又嫁人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李麦笑着说：“我说你们年轻人哪，心里没有主意。逃荒在外，乡邻朋友还要‘水帮鱼，鱼帮水’的，夫妻更要相依为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你东我西，一年多不见面？”

春义眼圈红了。他又叹了口气说：“可能怨我。可是我真受不了。我知道我这个人脾气太拗，我怎么也看不惯她那……唉！

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我宁愿拄棍要饭，我宁愿饿死在荒郊野外，我也不想去吃她那一碗饭！”春义说着眼泪涟涟滴在衣服上，他又喃喃地说：“我是个男子汉。……我没有本事我自己受，我不会去笑脸求人，我也不想叫自己的妻子凭卖笑赚钱！”

“是不是她又结识什么人了？”

“……”春义摇了摇头。

“是不是你发现她有了外心？”

“……”春义还是摇了摇头。

“那，那你打算咋办？”

春义低着头没有吭声。过了好一阵子，春义忽然口吃起来：“婶子，黄河口子快打住了，……我想着，月亮光再亮，也晒不干谷子，外乡再好，也比不了咱家乡，千行百行，种庄稼才是正行，我是想回乡……”

李麦说：“那凤英怎么办？”

春义叹了口气，“桥归桥，路归路，她走她的桥，我走我的路……”

春义为什么要离开凤英，这中间还有一段复杂的原因呢！

自从他们在咸阳开了饭铺，生意很是不错。几个月的工夫。

他们钱包里的钱就鼓了起来。凤英每天晚上要盘点钱数，春义却觉得这钱太“那个”了。他觉得对不起陈柱子。他不敢去陈柱子的饭铺。

市场是个魔鬼。它可以使一个头脑愚笨的人，一夜之间变得聪明起来。凤英是个农村姑娘，可是她具备着参加市场经济的天然条件。她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未说话前嘴角眉梢总带着三分笑容。她从陈柱子那里学会了说话的本领，那就是“出言要顺人心”。比如陈柱子卖牛肉面时，顾客们问：“牛肉面多少钱一碗？”

“五角。”

“哎哟，五角？这么贵！”

陈柱子这时就微笑着说：“是贵一点。可是你要去吃炒菜，炒个热菜七八角，再加上一碗汤，就是一元多。我这牛肉面里，有肉又有汤，还有四两面条，一碗面一吃，热热呼呼连菜带汤什么都有了。”

陈柱子总是先顺着顾客们心意说话，因此上门来的买主，十个有八个都得把钱送到他的钱筒里。

凤英是个聪明人。陈柱子这一套，她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觉得这是一种学问，一种经营的本领和人与人交往的愉快。她比陈柱子更会说话。比如顾客走进来问：“饺子多少钱一碗？”

“六角。”她愉快地笑着回答。

“这么贵啊！”

“是贵一点。比起你去吃捞面条要贵两角。可这是吃饺子啊。鲜肉韭菜馅，外加胡椒韭黄酸辣汤。”

“五毛钱一碗行不行？”有些顾客还价。

“哎呀！大哥，你在乎这一毛钱呢！你就只当少抽两根烟，不是图吃个好东西嘛！”

她满面春风笑着说着，再加上声音清脆悦耳，那些赶集的，过路的，驮煤的，卖菜的，愿意多等半个钟头，也要吃她一碗饺子。

初开张，他们一天卖几十碗饺子，和十斤面就够了，后来渐渐地每天要增加到一百多碗，二百多碗。晚上串柜数钱时，有时一天竟然能得一百多块钱。这一百多块钱里最少能赚三十多块钱。凤英小时候在老家农村，连买个发夹子的二分钱都没有。

有时向货郎挑买几个鞋子上的“汽眼儿”，还得拿一个鸡蛋去换。

现在一天能赚三四十块钱，她被自己身上所产生出的本领几乎吓昏了。她第一次发现钱可以赚钱，她的脑子开始考虑经营和计算了。这些神奇的数字，使她的脑子变得聪明起来。同时。也使她的手变得灵巧利索起来。她的手像一架机器，向外飞着像一个个香袋儿似的饺子。这些饺子不大不小一两十个，如果你要拿秤来称，上下差不了半钱。

和几十斤面，再包成饺子，到了夜里，她觉得浑身上下就像散了架。可是到了第二天，鸡子叫头遍，她又起床了。她依旧精神抖擞，满面春风。脸上的粉红颜色，就像朝霞一样新鲜、明朗，惹得街上的行人，都要扭过头来，照一照这面“镜子”。

凤英的笑声越来越响亮了。春义的烦恼却越来越多起来。

他看不惯凤英脸上甜蜜的笑容，他听不惯凤英那银铃似的笑声，他更痛恨有些顾客带着贪馋的眼神。他对凤英的笑容和笑声都是喜爱的。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因为他是丈夫，凤英是妻子。凤英的一切是属于他的。他真想用一块面纱蒙在凤英的脸上。

春义每天也是辛苦的。他除了挑水、和面洗菜以外，煮饺子跑堂都由他来承担。就在这两间小门面房里，他几乎每天要跑一百多里路，可是折磨着春义心灵的并不是干活的辛苦，而是嫉妒的痛苦。他和凤英的表情，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总是哭丧着脸皱着眉头，他从来没有笑过。对于顾客，年纪大的乡下人，他还说两句话；对于那些年轻的后生们，总是拉长了脸，不理睬他们。

凤英看不惯，有一次夜里他们在数钱，凤英劝他说：“你怎么老是那样子？”

“啥样子？”

“你就不会笑一笑。”

“咱是卖饭的，不是卖笑的。”

凤英不敢吭声了。可是她觉得有些委屈，想来想去，又无可奈何，就又笑着挑逗他说：“看你那样儿！好像谁欠你二百钱似的。”她咬着嘴唇，眼角瞟着他说。

没料到春义忽然发火了。他把手里一个碗“哗”地一下摔在地上说：“我样儿不好，你早说话啊！你可以再去找个好的，找个会说会笑的。我宁可黑脸求土，决不笑脸求人！”

凤英哭了。她流着眼泪说，“我怎么你了？我哪句话说坏了？……”

春义的火更大了，他抓一把钞票摔在地上说：“我就是这样子！我不能拿根棍把嘴唇支开。我没有那么贱！”

凤英气得哭着说：“你……你讲理不讲理？……”说着自己跑到里屋，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夜里，春义长吁短叹了一夜，凤英偷偷地哭了一夜。到了鸡子叫时，凤英爬了起来，要开始营业了。她舍不得她的生意，更舍不得源源不断流来的钱。她洗一把脸，又依旧满脸笑容坐在店门前了。她用笑语和顾客们打着招呼，除了眼睛下两条微微的黑影以外，好像昨天夜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春义有点后悔了。他被凤英的辛勤感动了。他也开始打火添锅，默默地干起活来，只是脸上仍然没有一丝笑容，而且又增添了一种执拗的表情。

第二天下午，王蛤蟆来了。他照例是每天下午顾客稀少的时候，走进店来抱住水烟袋吸一通烟，说说街上的新闻，喷一喷闲话。

王蛤蟆这个人说话有个毛病，就是爱带个不大干净的口头语。张口“挨■〈尸求〉的”，闭嘴“尻×的”，在咸阳这一带，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可是春义听起来却特别讨厌刺耳。在河南乡下，对着年轻妇女，男人们是不准说这些脏话的。特别是春义，他从小读过几年私塾，对于别人在他妻子面前，“×长×短”地说活。更是容忍不得。恰巧这天王蛤蟆又讲了一个卖蜂蜜掺假的事情，因为他买蜂蜜上了当，有些气愤，说起话来带的“棒儿”就多了些，他说着卖蜂蜜的怎么把小汤汁子掺到蜂蜜里，他发现后，去找那个卖蜂蜜的，那个卖蜂蜜的又怎么不承认，……总共说了不到二十句话，就带了十几个大不中听的东西。凤英不在乎，还嘻嘻哈哈地和他说着笑着。春义正在抹桌子，他故意把桌子上的剩菜抹在王蛤蟆的身上。

王蛤蟆喊着说：“啊哟！你抹在我的身上了，你把我这件新褂子弄脏了。”

春义冷冷地说：“啊！没有看见。你还知道脏啊！”

王蛤蟆听他话里有话，很不痛快地放下烟袋走了。

第二天下午，王蛤蟆在门外转了个圈又拐进来了。因为他烟瘾发得难受。他进来门就讨好地向春义说着：“春义啊！今天你买那几斤生姜真好！价钱也公道，六毛钱一斤。”说着拿起水烟袋，在灶上点着火香就吸起烟来。当他的手指头掏着烟丝装烟时，指头抠出来的却是一撮锯末。

他看着锯末，又用鼻子闻了闻问：“这是什么烟丝啊？”

凤英说：“兰州青条，你吸吧。”

王蛤蟆轻轻叹了口气，把水烟袋放在桌子上红着脸走了。

凤英觉得有点奇怪，跑了过去看看烟丝，只见里边放的全是锯末。凤英顿时脸红起来。她问春义：“你怎么能这样？”

春义说：“以后叫他少来……”

凤英生气地说：“我们是作生意。你连个烟袋也不支应，这像话吗？王蛤蟆给咱租房子、借家具出过力，你还要个街坊邻居不要了！”

春义大声说：“他嘴不干净！我不想听他说话。”

“你不想听，你把耳朵捂住。我们这是做买卖，不能弄得路断人稀。……”凤英话还没有说完，春义抓住那管白铜水烟袋，“哗”的一下摔在大街上了。……又一次，街上有一个裁缝来吃饭。这人姓梅，叫个梅冠三。

他年纪和春义差不多，人也长得很标致，开了一个小成衣局，专门给咸阳几所中学作童子军军服，有时也做中式送老的估衣。

这人爱说个笑话，他进门笑着说：“女掌柜，下碗饺子吃吧！”

凤英说：“梅掌柜，你请坐。今天正好是茭白馅。”

梅冠三伸着头看了看锅里的水说：“咦，面怎么这样黑？”

凤英笑着说：“可真叫你说着了。这是新麦面。看起来有点黑，其实面并不粗，常言说：吃新麦，活一百。你尝尝，可有筋丝了。”

梅冠三笑嘻嘻地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得吃两碗，我想活两百岁！”

凤英也笑着说：“‘卖酒不怕大肚汉’，你吃三碗也行。”

“我没有钱啊！”梅冠三又笑嘻嘻地说。

凤英说：“没钱我也不怕你，我记上账。将来我去你那里做衣服。”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笑着，春义在一旁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本来他进门时叫凤英“女掌柜”，心中就有几分不快，现在歪脸撇嘴说着笑话，更是怒火中烧。

饺子煮熟后，春义把饺子盛在碗里，往锅台上“通”地一放，喊着说：“哎，该吃了！”

梅冠三不知道春义这个脾性，还当他也在开玩笑，因为卖饭的向来没有不送到桌子上的。他笑嘻嘻地自己去端过来说：“果然是远亲不如近邻啊。我连伙计都当了。”

凤英这时已经发现春义的脸变成青颜色了，她不敢再多说话。梅冠三觉得空气有点沉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吃了一半饺子时，他自己走到锅前说：“添点汤，太干了。”当他拿住勺子时，春义却把勺子一夺说：“你少动手。”

梅冠三这一下才恼了。他把半碗饺子往桌子上一放，瞪着眼指着春义的鼻子说：“好你个河南娃！你想干什么？”

春义也横眉竖眼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我这是卖饭，不是打俏皮。”

梅冠三更恼了。他跳着脚说：“你个土坷垃蛋！你做过生意没有？我打什么俏皮了？谁叫你来做生意的，你怎么不把你老婆锁在箱子里？十三省出你这个大萝卜，真见得稀！……”

春义说不过他，抓一根擀面杖就往他身上抡。凤英急忙跑过去抱住他的胳膊，没有让他打过去。春义吃急不过，一擀面杖砸在一摞碗上，把十几个碗打得粉碎，回头又对着凤英身上踢了一脚！

梅冠三还没有见过像春义这样的“红头牛”。陕西人吵架，你一来我一往，你一句我一句，起码要吵半个钟头方才动手。如果是遇见几个好拉架的，双方基本上不动手。他们互相吵着跳着，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是双方距离越跳越远。他们吵起架来是竞赛声音和口才，不是比赛愤怒和拳头。当春义抡着擀面杖扑过来时，梅冠三确实吓了一跳。他顺手抓起一块木锅盖当作“盾牌”，后来街坊跑进来几个劝架的人，把他拥了出去，这块“盾牌”也没有用上。到了街上，因为距离已经拉开，他又提高嗓门，指着饭铺里骂着说：“你做过生意没有？你没有吃过猪肉，你没有见过猪肘？”

街上人劝着：“算了，算了！少说一句，人家是外乡人。”

梅冠三又跳着说：“你别卖饺子了，你卖醋吧！……”他还没有尽兴，忽然看见春义掂着把切面刀又要扑出来，他赶快转身悄悄溜走了。

对梅裁缝来说，这一架吵得既窝囊又不过瘾。因为从河南逃荒来的这个农民“对手”，吵起架来实在没有个章法。怎么一上来就是“杠子头”！而且比炮捻子还要快，叫人防备不及。

闹了这一场风波以后，凤英确实寒透心了。她跑到里屋伤心地哭着，收拾个小包袱准备出走。这时，陈柱子听说他们闹气，也急忙跑过来了。他先把看热闹的人轰走，又把四扇木板门上好关上，扭回头数落着春义说：“你这脾气怎么这样！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一个男子汉，心窄得放不下颗黍子，你这像话不像话？”

春义这时又红着眼说：“我受不了，我这是开饭铺，不是开窑子！……”

陈柱子把自己两只手拍了一下，厉声说：“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扇你两耳光！”

凤英这时像疯了似地从里屋跑出来说：“海春义！你说，我跟谁了？你拉出来，你不能血口喷人！”

转过身，她向陈柱子哭诉着说：“柱子哥，这是你亲耳听到的！他就是这样整天找我的事啊。一天到晚，疑神疑鬼，我笑两声，说我笑多了，我穿件衣服，说我爱打扮了！咱干的是这饭店生意，能邋遢得走不到人跟前？一天瞪着周仓眼，好像要把人吃了！

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得不到一口好气，我为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她又指着春义说：“海春义，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到底犯了你什么家规。”

她越说越气，后来竟然伏在桌子上伤心地哭起来。陈柱子扶着她说：“你到里屋休息，你到里屋休息。我来说他。他以后敢再找你闹，我不依他！”

送凤英进屋后，陈柱子又大声地训着春义说：“你刚才说的话算什么！真是自己作践自己，拿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接着他又小声地说：“春义，你怎么这么傻哩！像凤英这样媳妇，你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做生意不比种地，种地是脊梁朝天脸朝土，土里求财不用说话。做生意全凭和人打交道，你没有个和颜悦色，人家买主何必把兜里票子掏给你？你嫂子我就叫她买新鲜衣裳穿，这买衣服和咱买锅碗瓢盆一样，都是应该花的本钱。”他说着又叹口气说：“千行百里，逃难来在外乡，还不是为糊口活命，你不叫她抛头露面，你养活她？”

陈柱子说着，自己鼻子酸了，春义低着头也流出两行热泪。

陈柱子劝罢春义，又去劝凤英。他说：“凤英，我刚才好数落他一顿，他也哭了。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逃荒在外，两好搁一好，说来说去，春义是个老实人。

咱农村的孩子，平常多见石头少见人，就是有点心胸太窄，我从前也和你嫂子生过气，还打过架！谁家锅底没有黑，谁家灶房不冒烟！过两年心开了就好了。再说，他疑神疑鬼，生气找事，心里还是有你。……”

“这个我知道。”凤英擦着泪说。

陈柱子又说：“人各有性。一家人都要互相体谅，要是换另一种人，漂浮浪荡，你辛辛苦苦赚几个钱，他又嫖又赌，你不更生气！”

凤英噘着嘴说：“他就不会。”

陈柱子说：“是啊！‘家丑不可外扬。’这城市地方人杂，这事情到这里算了。明天还照样做生意要紧。人生气不能和钱生气。”

凤英感激地点了点头。……

陈柱子走后，凤英铺了铺床，把里屋门开着，自己先睡了。

等到三更天气，却不见春义进来。她放心不下，又穿上衣服到铺面屋里看了看，只见春义还在案板前，好像睡着了，可是眼里还在流眼泪。

凤英想着：“你踢了我一脚，骂了我一顿，你还委屈，我更委屈！”想着自己赌气地到里屋睡了，睡在床上刚合上眼，却总记挂着他在外边。她又披上衣服来到外边，只见春义已经歪在案板前睡熟了。她张了张嘴，想叫醒他，却又叫不出来。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故意把水瓢碰着缸沿，春义还是没有醒来。她无可奈何地到里屋，拿了条被子盖在春义身上，自己又去屋里睡了。

春义确实睡着了，他在梦里回到了故乡……那时他才六七岁，他和他姐姐在地里点种豇豆。他姐姐有十六七岁，是赤杨岗有名的漂亮姑娘，身材像他们家人一样，修长苗条，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一直耷拉到屁股上。

一群骑自行车的商贩从大路边走过来。他们在春义家的地头柿树下停下，故意大声说笑着，看着地里这个大辫子姑娘。

春义的姐姐也好奇地看着这几个骑自行车的人，这时春义忽然大声对姐姐喊着：“扭过去！”

“什么？”姐姐问。

“你把脸扭过去。不让他们看。”

“你瞎说什么。”姐姐嚷着他。

“扭过去！扭过去！”春义竟然羞得哭了，他用土块打着姐姐，姐姐只得扭过头，把背对着那一群商贩。……春义在本村私塾里读书，他是徐秋斋最喜欢的小学生。《朱子家训》他可以倒背如流，《弟子规》他能过目成诵。海天成是私塾里的大个子学生，他身强力壮，又生性泼皮，专门欺负小学生。

有一天放学路上，海天成捉了个蛐子，他拿到春义脸前说：“春义，要蛐子不要？”

“要！要！”春义高兴地说。

“叫一声‘姐夫’！”

春义一下子脸红到耳朵梢上，他气恼极了。他跳着，一头撞在海天成的肚子上，接着像一头小狮子一样，又哭又咬，竟然把海天成的手咬流血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有骂人最狠的词汇。他们把人骂作猪，骂作狗，唯独中国的骂人词汇是另一种含义。这种骂人的词汇，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一直到今天，它仍然和中国的家庭、封建习俗同时存在着，每时每刻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观念。

多么可怕的习俗啊！

第二天，小饭铺的四扇木板门照旧打开了。

凤英强打着精神，强颜作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她用铁勺子敲着铁锅沿大声喊着：“饺子！饺子！三鲜馅的饺子！”

春义看着她的样子，从心眼里佩服她，谅解她。他自己突然感到一种极其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喘不过气，抬不起头。

街上的人从他们门前过时，总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着他。

有的人还专门到门口看他一眼又走了。他好像听到街上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着：“杠子头！这家伙是杠子头？”

“就是他昨天打老婆！醋罐子！”

这些眼神像一支支利箭射在他身上，他感到万箭穿身，无地自容。

他希望太阳赶快落山，他希望夜幕赶快降临，他希望看不见任何一个人。他在这儿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他心乱如麻，如坐针毡……就在这天夜里，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凤英，他决定去西安找徐秋斋，他要在西安走他自己的路。他走出了东关，沿着沣河公路急速地走着。这是他第三次走这条公路：第一次是他和凤英从西安过来的，第二次是和梁晴、柱子一块来看蓝五和雪梅的，这一次呢，他是孤身独条子一个人……沣河水静悄悄地流着。月亮像一条小船，在天空的云海里浮游着。好多天春义都没有看过月亮了，他一直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生活。月光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安谧。月光也最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一阵清香的庄稼味，随着夜风暗暗浮动过来，香味里夹杂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

春义闻着这些庄稼香味，他哭了。……第二天早晨，鸡子刚叫过头遍，凤英醒来了。她刚披上衣服，忽然发现春义不见了。她急忙下床寻找，只见店门虚掩着，春义冬天穿的一件棉袄也不见了。就在这时候，她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我走了。我到西安去。你不用找我。这几天的事情，我全想过了。怨我，不怨你！”

两滴泪水落在这张纸条上，凤英的眼前一阵阵地发黑，她倒了下来……

李麦是个生活能力极强的人。在西安住了不到一个月，左邻右舍，老乡朋友认识了一大堆。用她的话说就是：“在家靠爹娘，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甜水井街有一家河南人开的帽店，字号叫“老连升”。这家帽店专门作当时流行的黑缎子帽衬，这种帽衬像半个西瓜皮，有缎子面子，皂布面子和平绒面子三种，顶上都缀一个丝绉挽的疙瘩。“老连升”是老字号，店里有十几部缝纫机，缝帽里子和帽面子全部用机器，就是结丝绉疙瘩，非用手工不可。李麦通过一个老乡认识了这家帽店一个伙计，听说他们入冬以来要赶春节的一批活，就是结丝绉疙瘩人手不够。李麦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她看那帽衬上的丝绉疙瘩，和平常作衣服结的布扣子差不多，就把徐秋斋戴的旧帽衬疙瘩拆下来，和梁晴试着结两次就学会了。

她到街上买了两架丝线，先结了两个样品，送到“老连升”店里，“老连升”的董掌柜是个明眼人，一看李麦结的这疙瘩，端正瓷实，有角有楞，眼下又正缺人手，就一口答应让她加工五千个。

揽下这批活以后，梁晴不到车站去上袜底了，连徐秋斋也忙着给她们领料送活，不再去摆他的‘代书’摊子。

婆媳俩整整干了一冬，单点灯的煤油就熬了十几斤。梁晴的十指尖上全都磨出了茧子。到了腊月结账，领了几百块钱，徐秋斋高兴了，走起路来呼呼响，好像年轻了十几岁。他感叹地对梁晴说：“晴，真是‘事在人为’。咱们来到西安七八年了，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你妈这个人哪，真可惜生成了个女人了，要是个男人啊，她能发明飞机大炮！”

李麦笑着说：“女的也一样啊，人家新四军里边就有女干部，可惜我就是不识字。”

徐秋斋说：“不管怎么说，今年咱们过年时候，可得买个大猪头！我想吃猪头糕，想了五六年了。”老头说着，嘴里涎水都流出来了。李麦知道他这个毛病，又痛快地说：“大叔，再给你买一瓶酒！”

过“春节”时，徐秋斋终于吃上了猪头糕。李麦还给他打了一斤“西凤酒”。酒买回来后，徐秋斋舍不得喝。他去杂货店买了半张梅红纸，一裁两开，写了两张祖宗牌位，一张上写着：“供奉颍州徐氏三代宗亲之神位”，另一张写着：“供奉陈州海氏三代宗亲之神位”。写好后，一个屋子里贴了一张，把烧好的猪头一分两半，摆在两个牌位前，又倒了三杯酒，上了一炷香，然后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叩了四个头，嘴里还说着：“老爷、老奶奶，多年没有敬你们了，委屈点吧！虽然是半个猪头，还怪肥哩！……”

徐秋斋在嘟嘟哝哝地说着，把梁晴笑得捂住嘴跑到门外边，她不看他那样子。李麦也故意说：“徐大叔，咱出来逃难，咱的老祖宗也没有买火车票，他们怎么也来了？”

徐秋斋解嘲地说：“这祭祀祖宗，就是个心意。俗话说：‘敬神如神在，不敬不妨碍！’水有源，树有根，人不能忘本。”说着他又让李麦和梁晴到海氏牌位前，也叩了几个头，上了一炷香。

过罢新年，李麦带了点钱，到宝鸡找嫦娥去了。到宝鸡火车站下了车，又听到一片河南口音。卖汤元的，卖芝麻糖的，连卖琉璃喇叭的，也都是黄泛区逃出来的难民。

李麦买了四个元宵，啃了一个窝窝头，就向卖元宵的打问“工业合作社”的地址。卖元宵的说：“是外国人办的织袜子、织手巾的工厂吧？不在宝鸡，在双石铺山里边。离这儿还有一百多里。”

李麦又问：“这些工厂里有没有女孩子？”卖元宵的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大部分都是咱们那一带的孤儿，有些小闺女都学会手艺了。”

李麦想着，既然到了宝鸡，钱也花了，还能空着回去？一百多里路也不过两天路程。当晚她在宝鸡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鸡子刚叫过头遍，她就掂着一根棍子，趁着寒冷的月光，朝西南方向上路了。

头一天走了八十里，住在草凉驿。第二天中午赶到了双石铺。到了双石铺北关，遇到一个河南做白铁活的匠人。李麦向他打问“工业合作社”的地址，那人看了看她问：“你是才从河南来吧？”

李麦说：“是的，我有个闺女在里边做工。来五六年了。”

那人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小声说：“大嫂，你来晚了。‘工业合作社’的三个工厂连学校，去年全被赶跑了。宝鸡宪兵队下的命令……”

李麦听到这个消息，像冷水浇头一般：“为啥把他们赶走？”

白铁匠又神秘地说：“说他们通这一家。……”他说着，用手指比了个“八”字。

“里边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哪里都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搬到了甘肃山丹县。”

“山丹县离这儿有多远？”

“山丹县远着哩！少说也有一千多里。在兰州西边，快到口外了。”

“谢谢您，大叔！我总算问到个真信儿了。你那小凳子让我坐一会儿。”

李麦忽然觉得全身的劲儿全散了。她无法再挪动自己的脚步。

第二天，李麦还是找到了“工业合作社”的旧址，只见一片残破泥屋，墙倒屋塌，枯草荒棘，渺没人迹。李麦默默地看着这一片断墙残壁，想起自己的女儿嫦娥，就是在这里吃钣长大的，由不得洒下几滴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