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夜里，天气闷热，暑气熏人。徐秋斋刚睡着觉，忽然被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醒了。初开始，他还以为西安市又出了什么兵变，赶快披上小褂，来到院子一看，只见满城里火鞭、小炮、天地两响和大雷子炮，像炒豆子似地响作一团。夜空中，火星迸射，烟花飞溅，整个西安城，隔着古老的青砖城墙看去，活像一个钢水沸腾的大铁炉。

李麦和梁晴这时也被惊醒了。李麦慌忙走到院子里问着：“徐大叔，这是咋啦！又不是大年初一，也不是十五，怎么放这么多鞭炮？”

徐秋斋兴奋地说：“说不定有火大变化了！你们在家等着，我到城里看看。”

徐秋斋刚走进城门，只见城里大街上已经变成一片鞭炮炸响的火河，各个商号把锣鼓抬出来敲打着，人群像潮水一样向街头涌着。

“日本人投降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天下要太平了！”

“该回老家了！”

人们像疯了一样喊着、跳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奔走相告，狂喊拥抱，有的人竟然高兴得在大街上放声大哭。

徐秋斋默默地看着街上狂欢的人群，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没有钱去买一个炮放，也没有钱去打一两酒喝。可是他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那么可亲可爱。他和大家分享着抗战胜利的欢乐。在八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痛苦。黄泛区的难民们，更是在这痛苦深渊的最底层。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了，房舍被冲毁了，他们背井离乡过着讨饭的生活，没有住过一间有墙壁的房子，没有睡过一张真正的床，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根棍子和一只篮子。

如果说“容忍”是“勇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当徐秋斋回到自己的窝棚时候，李麦和梁晴也知道日本鬼子投降这个消息了。梁晴被这个消息激动得哭了。李麦也在一边擦眼泪。

徐秋斋叹息着说：“别哭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胜利了。日本鬼子到底也有这一天！”

李麦说：“我现在都不敢想，这七八年，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也受了，老蒋这个龟孙，他知道不知道？”

徐秋斋说：“他怎么能不知道？算了，现在咱谁都不埋怨了。不管怎么说，这抗日战争总算胜利了，这是咱中国人的大福气。老蒋他要有良心，赶快把咱这些难民送回老家，只要把土地给咱们，什么也不向他要。”

李麦说：“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也不会扒开黄河了。”

徐秋斋说：“咱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要是再不管咱们，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唉，人到这个时候，思家的心更切了。好在路能通了，赶快回老家吧，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

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徐秋斋无心睡觉，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

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这些天来，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专门运送难民回乡。”

还有人说：“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有免票证，什么火车都可以坐。……”

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汽车、大炮、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

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渐渐地变得冰冷了。初开始，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从此要天下太平了。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连夜运到洛阳。紧接着，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华北和江南，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也纷纷迁移回上海、天津等地。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只有黄泛区的难民，每天踯躅在街头，无家可归。

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又是个“恕道”思想很浓的人。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他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已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他常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对人不必求全。”

前一段，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他曾经劝李麦说：“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他们慌了手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等待和观察，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存在的一点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为了排除异己，不顾老百姓死活，又打了内战。当官的抢着“劫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庇汉奸。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不理不问。看到这些情况，徐秋斋心灰意冷了。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一个‘劫收’却把人心‘劫’完了。”徐秋斋变得沉默了，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总要对着城门上挂着的那幅蒋介石的大幅画像，鄙夷地骂一声：“民贼！”

七月问，从家乡又传来了消息：黄河花园口的口子打住了，黄河水又向东顺着故道流向大海。黄泛区的十六个县全没有水了，八十里宽、一千多里长被淹没的土地，现在都可以开荒种庄稼了。紧接着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黄泛区的共产党分区政府出告示了：为了鼓励开荒，重建家园，黄泛区的荒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三年以内不完粮纳税。……对于黄泛区逃荒在外的难民来说，这些消息比之抗日战争胜利，更加使他们激动和兴奋。西安市的东半个城住了几万难民，他们奔走相告着这个消息，变卖家具，收拾行李，都准备着东下还乡。

就在这时候，陈柱子从咸阳来西安打听消息了。

他来到徐秋斋的窝棚院子里，见到了徐秋斋、李麦和梁晴。大家多年不见，互相攀叙着，亲热了一番。徐秋斋问：“你们开的饭铺生意怎么样？”

陈柱子说：“大叔，现在生意没法干了。物价天天飞涨，上午卖几个钱，下午就得赶快去买成粮食，要是当天买不到粮食，过一天，一百块钱就变成八十了。日本鬼子投降时，我那个小饭店还存了八石麦子的本钱，就这一年多，八石麦子全赔进去了。另外苛捐杂税也太厉害，一个月儿十种花样。”

李麦又关心地问：“凤英如今怎么样？她还在咸阳吧？”

陈柱子说：“还在咸阳。自从春义生气走后，她也病了一场，她也没心思开饭铺了，以后就把饭铺出脱给别人了。当时也卖了些钱。她又买了部机器学裁缝，在咸阳十字街东边赁了一间门面，开了个小成衣店。日子也能过得去。风英那人心里有主意。人家都说她手里存有金子。我也说不清。我来的时候，她还托我给春义带了两个金戒指，大约有半两重。据她说这是饭铺出脱时买的。饭铺有春义一份，这半两金子就算分给春义了。”

梁晴抢着问：“她现在又找人了没有？”

陈柱子说：“还没有。街上传说不少，可是我看都不像。大概和春义闹那一场也伤心了，不是真正合适的人，她大约不会结婚。”

徐秋斋说：“柱子，要是给他俩说合说合，还叫他们一块过，你看行不行？”

陈柱子说：“恐怕不行。我那个老婆和她说了多少次了，叫她来西安找春义。可能是春义伤透她的心了，她始终不叫提这件事。我看也困难。她大约不想再回老家种地了。春义呢，也不是在城里做买卖的那种人，你们和春义说说看，或许他能回心转意，也是一件好事。”

夜里，春义从黄金庙街来了。他已经和那家铁工厂算了帐，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老家。

李麦把他叫到一边说：“春义，听陈柱子说，凤英在咸阳还没有另外找家。现在开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意也不怎么样。我想带你去咸阳一趟，给你们说合说合，凤英要是愿意回老家，咱一块回老家，她要不愿意回去，你就和她留在咸阳一块过日子吧！都是一块逃荒出来的患难夫妻，如今弄得你东我西，这不好。”

春义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说：“婶子，你们这一番好意我知道。可是这件事，你们不必再费心了。我如今也想通了。不怨她，怨我！可是我实在管不住自己的性子。凤英肯定不会和我回老家种地，人家也不必跟我回老家耪地锄苗。我呢，咸阳城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再去了。就是每天让我吃八个大菜我也不去。我也不是做生意那个料。婶子，我们两个不是夫妻，是一场黄水把我们冲到一块了。我已经给她写了个手续，从邮局寄去了，任她改嫁别人！”说到这里，春义眼中掉下两滴眼泪。

李麦听他这么说，知道再让他们一块过确有困难，叹了口气说：“常言说，‘捆绑不能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那就算了。回咱老家再说吧……”

春义说：“再说吧，我也不敢说一辈子不找了，可是现在谈这件事太早了。

陈柱子也要回咸阳了，他把两个金戒指交给春义，春义死活不要。他说：“这钱都是她赚的，我当时也不过是个跑堂，我不要她的钱。”

陈柱子说：“店是你们两个开的，二一添作五。当然有你一半，你拿着。”

春义说：“我不要她的钱！”

徐秋斋说：“你不要我要。这又不是偷人的钱，是你们两个赚来的钱，有什么要不得的。”

春义看徐秋斋已经替他收下，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又对陈柱子说：“柱子哥，你替我给凤英捎句话：我谢谢她，我……对不起她，我伤了她的心……”说罢自己到屋子外边去了。

陈柱子去车站看了两天，看到到洛阳的车票，黑市卖到五千元一张，而且车上还不准带家具东西，另外回到家里，自己种地又不真内行，因此就决计留在咸阳。

临行前，陈柱子对李麦说：

“就这样吧，我回咸阳了。也可能我就流落在陕西，永远回不了老家了。将来你们和咱村下辈孩子们说起来时，告诉他们，赤杨岗还有一户人家，他叫陈柱子，他是个好人！”

陈柱子说罢，又和徐秋斋、梁晴告辞，春义把他送到西关，两个洒泪而别。

第二天夜里，徐秋斋把人家叫到一起说话了。他说：“咱何必一定要等火车。人不是有两条腿吗？两条腿就是走路的。叫我说，咱们起旱路回家，从西安到咱老家也不过是一千多里路，咱们走！”

李麦说：“徐大叔，我们都好说，你年纪大了，天又这么热。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大家凑钱给你买一张票，你坐火车先到洛阳，我们起旱……”

没有等李麦说完，徐秋斋拍着胸膛说：“我不拖累你们。你们一天走一百，我走一百，走八十我走八十。我不含糊，螺子马还知道扑家，何况还是个人？”

春义也早等得不耐烦了。他说：“咱就是一天能走五十里，一个月也到家了。我看这个主意好。”

梁晴急着和天亮会面，巴不得大家立刻动身。她说着：“徐大爷，我把咱的小车推上，路上你走不动，我推上你。”

徐秋斋说：“孩子，你们别操我的心，只要是回老家，你大爷还能给你拉根绳！……”

七月下旬，李麦、徐秋斋、梁晴、春义等人，推着两辆小车，带着锅碗行李，离别西安向东出发了。过了坝桥，上了公路，才发现满路上全是推车挑担的难民，他们也是等不得火车，起旱路回乡的。徐秋斋回头望了望西安城，眼睛有些潮湿了。他想到蓝五，想到雪梅和嫦蛾，还想到很多一同逃难出来的乡亲。有多少家出来时，还是完完整整的一家人，可是如今回去有几家是完全的？有的“沟死沟埋，路死路葬”，有的妻离子散，找不到下落，有的出来时还带点首饰衣物和几件行李，如今回老家时却只剩下两个破筐和几只篮子了。在西安整整住了八年，还是要感谢这里的人民，他们总算在陕西活下来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不可能再来西安了，他频频回头望着这个烟火万家的古老城市，真有些依依惜别之情。坝桥上有几十棵合抱粗的大柳树，他从古书上读过，坝桥的柳枝是作为送别留念的。他折了一枝柳枝插在草帽上，又默默地拱起手向长安告别。……八月中旬，大家来到了洛阳。李麦带着他们来到烧窑沟长松的家里。长松也正准备回老家去。杨杏不在家，她到渑池县和洛宁县看望秀兰和玉兰去了。因为两个闺女都卖在那里，临回老家前，杨杏想和她们打个招呼。

在路上晓行夜宿，马不停蹄地走了二十多天，一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像散了架子。徐秋斋脸消瘦得像刀条一样，眼窝也深凹下去了。大家都想在洛阳休息几天。春义的小车轴一路上也磨坏了，需要找一根枣木心换上。长松也希望和他们搭帮走，就把他们留下，住在窑洞里。

下午，李麦到西关老清婶家去了。爱爱和雁雁都不在家。老清婶正在给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在盆里洗澡。那个小孩胖墩墩的像条芝麻虫一样，在水盆里乱舞乱跳，李麦和老清婶寒暄后，指着小孩问：“这是爱爱那个孩子？”

“咋不是！”老清婶脸上飞过一阵红晕说：“可淘气了，我就收拾不住他。”

李麦拍着小孩的头说：“多灵巧的一个孩子，叫个啥名字？”

没等老清婶回答，那个孩子结巴着嘴说：“我叫牛郎，姥姥说我是天下掉下来的星星。”

两个老太婆都笑了。李麦感动地说：“嘿！看这张小嘴多会说。”老清婶说：“可懂事了！我给他煮了个鸡蛋，他舍不得吃，要给他妈留着。”

到了夜里，爱爱从书场回来了。雁雁也回来了。说到回老家的事，雁雁最积极。她说：“妈，咱赶快回去吧，要不好地都叫人家开完了，将来给咱剩点赖地。你不用担心，我会种庄稼，犁地、耙地、摇耧、撒籽，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我全知道。”

老清婶说：“回去也不是吃白糖果子。连间茅草房都没有。”

“搭呗！”雁雁不在乎地说：“总比住人家这破房子强，山墙都快要倒了，就这一个月还得交几十块房租。”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爱爱歪在床上拍着孩子睡觉，却不吭声。李麦问她：“爱爱，你是怎么打算的？”

爱爱说：“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要是俺爹活着，回老家开几十亩地种种，肯定比这里过得好。如今我爹去世了，就是分点地谁去种？叫我妈和雁雁回去吧，我还带着这个孩子没人照看，依我看，我们就在这里混吧！好歹我还有这个说书的营生，只要没有大的兵荒马乱，我一个人也能养活他们。”接着她又叹口气说，“赤杨岗，我是没有脸再回那个村子了。我宁可把脸丢在洛阳城，也不能把脸丢在乡亲们面前。”

老清婶这时也叹息着说：“她婶子，我也在作这个难哪！农村不比城市，关住门自家过自家。爱爱要是带着她这个冤孽回咱老家，他没爹没姓，还不叫村里人说死？再说，回去开荒种地，也不是像说句话那么容易。我如今老了，还得了腰疼病。到乡下，医院没有医院，大夫没有大夫，要是犯了病我可怎么办？我是不想回去了。在这里好赖我们能吃个机器面条，如今再让我擀面，我也擀不动了。”

李麦听她说的口气，知道她这些年在城市里过惯了，不想再回农村了。从实际考虑，她家没有个男孩子，回到乡下也确有困难！爱爱既然说了多年书，何必再回去学种地？只是想到海老清种了一辈子地，结果全家人流落在城市，替他有点惋惜。李麦是个精明人，她看透老清婶的心事，就安慰她说：“嫂子，我也想到你们的难处，世上百行百业都是人干的。只要能够生活，也不必舍近图远，回老家啃那二亩地。至于爱爱这件事，你们也不必老放在心上。咱们黄泛区的人，如今也开通了。都在外边跑了十几年，遭这么大的灾，谁还笑话谁？俗话说，‘谁家老坟里没有弯腰树’？人能活下来，就算有志气，就算刚强！我们先回去，晚几年村子里安定了，你们也可以回去看看。海老清是咱赤杨岗的一户人家，将来就是分土地，也得给他留块坟地。小牛郎将来想回去，我们也要给他分一份地。他也是咱赤杨岗一口人。”

李麦这一番话把她娘仨感动了。爱爱含着泪说：“大婶，我们太感谢你了。将来我们一定要回赤杨岗看你。”

过了两天，杨杏从渑池县回来了，一进窑洞门，她看到徐秋斋、李麦等人都在自己家里，也顾不得休息，就从屋里找出小半袋白面，忙着给大家烙饼吃。

李麦说：“玉兰她娘，你休息会儿吧，好面留着烙成干粮，将来到路上吃。”

“不碍事，烙干粮的面还有。……她话没有说完，就赶快用擀面枝擀着面团。她似乎在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擀着擀着忽然停住了手，对着墙角发起呆来，有时则背着大家偷偷地抹了抹眼泪。

吃饭时候，杨杏虽然强颜欢笑，热情招待乡亲们，可是眼角上总是挂着泪珠，有时暗暗叹着气。李麦和长松都看出来了。但他们都没有细问。到了夜里，大家都拉条席子去院子里睡觉了。屋子里只剩下李麦、长松和她三个人时，长松才问：“看见秀兰、玉兰没有？”

杨杏的跟泪再也忍不住了，“哗”的一下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小建他爹，你千万可别伤心。咱……玉兰……已经没有她这个人了！……”

长松的脑子里“嗡’’了一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玉兰会永远离开了他们。他狠狠地捶着自己的头，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他的嗓音都变了：“玉兰，爹、爹对不起你……”

杨杏到渑池县先找到秀兰。秀兰是被南阳人贩子卖给百里镇一家姓刘的农民了。这家倒是个正经庄稼人，有五六亩地，两间草房，还喂了头小驴。就是男人岁数大一点。他名叫刘成，已经四十六七岁了，比杨杏还大两岁。人倒是个实诚人。杨杏在她家住了两天，又是杀鸡，又是买甜瓜。一到夜晚，刘成自己睡在驴棚里，把床腾出来让给秀兰她娘儿们，让她们叙话。秀兰生了个闺女已经一岁多了，刘成每天扛在肩上，摘枣钩梨，喜欢得就像掌上明珠。

秀兰听说他们要回老家了，饭也无心吃，活也无心做，每天只是哭。

杨杏劝她说：“闺女，不是做娘的心狠，把你往火坑里推，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要不是你和玉兰……换的那几个钱，你爹能活到现在？你俩兄弟恐怕也保不住他们的命。……以后叫你爹、小建和小强年年来看你。老家离这儿虽然远一点，咱娘儿几个还是能见面的……”

秀兰却哭着说：“妈，我跟你们回老家看看不行吗？”

杨杏说：“老家如今还是一片荒草湖泊，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地方。你还奶着孩子。等着将来把家安顿好以后，我叫你爹来接你。”

秀兰也知道她妈说的是宽心话，只哭着说：“就我的命苦！……”

临行时，秀兰把她妈送了十来里。路上杨杏又交代说：“秀兰，好日子、歹日子，打起精神往前过。我看刘成这个人不赖。一碗水已经泼到地上了，要好好跟人家过。再说，也要替人家想想，他也是个穷人，听说为成这个家，他花了五六石粮食。这是人家半辈子的积蓄啊！人要什么样子，不能像画上一样，只要心地善良，勤快实诚，岁数大一点，这也不算什么。……”杨杏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她自己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就在这时候，秀兰扑过去，一把抱住她，失声大哭起来。

刘成气喘吁吁从村子里赶来了。他买了二十个水煎包子，用柳条串着送来了。他不好意思地跟杨杏说：“妈！我给你买了二十个包子，你到路上吃。”

这是他第一次向杨杏喊“妈”。杨杏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杨杏心里知道他不是来送包子的，而是害怕秀兰跟自己跑了。杨杏硬着心擦了擦眼泪，对秀兰说：“回去吧，妈以后再来看你！”说罢扭头走了。走了半里地，她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只见刘成在地下蹲着，秀兰还踮着脚，伸着脖子向她翘望着。……过了几天，杨杏来到了洛宁县石涧村。玉兰是在前几年被卖到石涧村，一个姓张的地主家里，给人家作二房。这个地主叫张汉臣，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杨杏打问到他家门口时，从门里先窜出来一条大狼狗，差一点把杨杏扑倒在地上。后来还是走出来个长工把狗捺住，杨杏才进到他家里。

张汉臣的大老婆接待了她。张汉臣的这个大老婆长得有五尺多高，瘦得像一根旗竿，手里端着个水烟袋，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架势，都像个男人。

她打量了杨杏一眼，吹出一袋烟灰说：“啊！你是玉兰她娘啊！”

杨杏谦恭地说着：“是啊，这几年我们说来看看孩子，可是家里还有五六口人，总是出不来门。如今我们要回老家，想来和她见一面。再说，也想来瞧瞧你们，这也算是一门亲戚。”她说着，把刘成给她买的那二十个水煎包子，放在桌子上说：“来了也没什么拿，买了一串包子，请您们尝尝。”

张汉臣老婆的脸色冷冷的，对杨杏送来的包子，一眼都没有看，呼噜噜呼噜噜地继续抽她的水烟。停了一会，才慢条斯理地说：“要说你也是太婆哩。唉，太婆，你来晚了一步。玉兰她今年春天不在了！……”

“什么？”杨杏浑身颤抖起来，“她……她……她怎么死的？”

“害病死的。唉，害的是痨病。害了一冬一春了。光中药吃了几十副，大夫换了五六个，结果也没有救了她的命！”

杨杏流着泪说：“我们玉兰自小身体可好了，她怎么会得这个病？”

“去年秋天小产了一次。身体亏损了，另外，她平常吃饭太挑剔……”

“不！不！……我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她粗茶淡饭什么都能吃，从来不挑食！”

张汉臣老婆把脸沉下来说：“可能是到我们家变了……唉，为了办她这个事，前前后后我们花了三四石粮食。怨我们没有运气，也是她没有福气。……”

正说话间，张汉臣走进来了。他是个矮个子，歪肩膀，圆脑袋，蒜头鼻子，腮帮上还长着一撮“财神胡子”，他结巴嘴问着：“玉兰她……她……她妈来了？”

他老婆用火香一指扬杏说：“这不是！”说着脸阴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张汉臣笨嘴笨舌地打着招呼说：“哈，哈……哈，……玉兰她……她……她就不吃药！’’他话还没说完，他的老婆就吆喝着他说：“你到前边去吧！这儿没有你的事！”

“是！……是！……是！……你们说话。”他说着像个陀螺似地转着身退了出去。

看到眼前这个丑陋的男人，杨杏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对于玉兰这几年的处境，她完全清楚了。她心疼女儿，她痛恨自己。早知道玉兰是跳进这样一个火坑里，还不如她娘儿俩抱住一齐跳在黄河里。

张汉臣的老婆要留她吃饭，她拒绝了。在这个冷得像冰窖的地方，她一分钟也不想呆下去。她问：“我们玉兰的坟埋在哪儿？”

“你还要去看她的坟啊！哎哟，可远了，在后岭上乱葬坟里。你还是别去了，得翻两条沟。……”

杨杏说：“不，我要去看看。闺女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做娘的来到这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坟，这不是做母亲的道理。”

“那好吧！”张汉臣老婆说着向院子里喊着：“李家，李家，你把这个媳妇领到玉兰坟上去！竹玉兰的坟埋在山坡的乱石岭上。一个矮矮的小坟堆上边，稀稀疏疏地长了几棵狗尾草。坟向是坐北朝南侧挖在山坡上，好像这个可怜的姑娘并没有安眠。她睁着两只眼睛，在痴痴地遥望着自己的故乡。

长工送杨杏到坟前就自己回去了。杨杏看着这一挤红土，忽然在坟前跪下了。她嘴里说着：“玉兰，我的好乖乖，我的好闺女，妈来看你了。……是妈把你推到火坑里了，……六十斤高粱送了你一条命。玉兰，你走了这几年，咱娘俩没有见过一回面，没有说过一次话，你到底是咋死的？你对妈说说，你给我托个梦也行。你在梦里对妈说说。……”杨杏憋了一天的难受心情，在玉兰的坟前全部倾泻了出来。她的哭声好像使鸟雀停止了叫声，让树垂低了枝条。

“大婶，你是玉兰她妈吧？”

杨杏正在坟前放声痛苦，忽然听到一个年轻妇女的喊声。

她急忙拭了拭眼泪，抬起头来，见面前站着两个妇女：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两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里放着小铲和野菜。杨杏说：“我是她妈……”

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一屁股蹲在杨杏跟前说：“大婶，我们是玉兰家的邻居。玉兰死得苦啊，她楞是叫‘老妖婆’折磨死了！……”

“就是张汉臣他老婆!”那个中年妇女帮着解释说着，也蹲在地上。

年轻妇女接着说：“他们家可狠毒了，整天让玉兰吃剩饭。蒸点白馒头，老妖婆收拾起来，炒点菜他们两口子吃，让玉兰整天喝红芋叶糊糊。就这样，老妖婆还整天骂玉兰吃得多。玉兰今年春天怀孕以后，每天还得照样给他家磨二斗粮食，下着大雪还要去地里给他家背花柴！”

杨杏说：“不是说得了痨病吗?’’“哎呀，大婶！”那个年轻妇女急切地说着：“先小产，后吐血。那天他家翻晒麦子仓库，玉兰从早到黑折腾了一天，黄昏就小产了。那天我去他家借水桶，玉兰和我偷偷说的。”

“害了三个月病，没有抓过一副药，老妖婆光让喝澄清米汤，有一天还是我给玉兰送了两个熟鸡蛋吃，惹得老妖婆拍着屁股骂了三天。”那个中年妇女说着掉了眼泪。

两个媳妇向杨杏说了玉兰在害病的情形，杨杏嘴唇都气成青颜色了。她不住地擦着眼泪说着：“我的可怜闺女啊，我的可怜闺女啊!……”

“大婶，你去告他！”那个年轻妇女气愤地说：“我们早说了，玉兰娘家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了？应该给玉兰出出气。俺这一条街都为玉兰抱不平!”

杨杏没有主意了，她想了半天才说：“她嫂子，你们这一番好意，我是领情了。可是玉兰死时，我活没有见人，死没有见尸，我怎么去告?再说我们是异乡人，整天靠要饭过日子，我们哪有钱去打官司?算了，怨我们玉兰命苦……"她说着又气愤地哭着说：“我要告谁?应该被我告的人多了!哪里是我们申冤说理的地方？”

……

窑洞里变得死寂了。长松、杨杏、李麦、小建、小强和小响好像都睡了。其实他们谁都没有睡。在黑沉沉的夜里，他们有的在暗暗抽噎，有的在默默地擦眼泪，有的把拳头紧紧握着，砸着床边的木头。